其實我的知識遠不如C老師，看他的M文一大堆就知道了，而且我的脾氣不好恐怕已經
是公認的事實，在辜狗上都可以找到我跟人家爭直的證據。我承認我EQ不好。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我到底是在跟C老師爭執什麼？很多是研究法的問題、以及推衍假設
的問題。我並不是質疑對岸學生的學歷，都可以到一流大學做交換學生了怎麼質疑？
但是踩到地雷就是中國近代史，這我看吵了十幾年都還吵不完。
有人懂質性研究的群體中心-自傳俗民誌，這很好，我是採用資料中心的扎根理論，
也就是深度訪談後進行資料比對，會用這種方法其實是樣本嚴重流失的狀況下、不適合
使用量化研究的情形。C老師提出的量化研究固然很好，但是在樣本嚴重流失以及不
堪回憶(也就是已經出現精神紊亂甚至無法自理的老榮民)，就不能用量化研究。為什
麼呢？因為量化最主要是要建立常模、並且標準化以及要經過假設考驗方能成為可公
信的資料。當然量化還會涉及信度和效度。
質性研究也是近十幾年來才引進台灣，而且比量化更難做，因為你要長期去觀察一個
個案、去做深度訪談，然後做三角檢核以確定信校度，還要保持環境的和諧，這是一件
很累人的工作，所以我才說我一個人是不可能做出這麼偉大的東西。比如大甲伯伯被我
問到煩了他不想說了，我就只好就此打住，畢竟要一個高齡老人家接受長期訪談人家體力
還不足夠呢！
當然質性研究最好樣本要多以確定描述效度是足夠的，但假設現在所有當時做戰的人全
死光了剩下大甲伯伯一個人(就像中國最後一位太監)，我就只好採用扎根理論，深度訪
談完之後跟胡璉的當時談話做比較，首先符不符合一致姓？當時胡璉參加古寧頭戰役並
且壓解共軍戰俘到桃園觀音山(並且虐囚)，這是符合的；那麼胡璉之前有整編擴編軍團
，而老伯伯自稱擅自後撤那一團後來併入其它團，而後打輸了、再退到古寧頭來，這看
起來應屬可信；胡璉稱有看到人肉盾牌、而老伯伯也稱有，故我也認為可信，但是在哪
裡打？老伯伯說併入軍團後在長江以南打，胡璉並沒有參加渡江之役，故這裡就有問題
。但整體上來說大致上符合，這是我訪談後比對資料的方法。
但是詳細細節、內容推衍，就要看老伯伯回憶出多少，你可以提出一大堆假設、採用
建構取向，研究者要透過老伯伯的感官去重構現場。這時候研究者就要嘗試陪同老伯伯
以想像方式回到當時的場景(1946-1949)，並且檢視解釋效度。
: 事情的真假暫且不論，難道沒人覺得原PO的兩位證人的證言，在邏輯上有些詭異么？
: 第一個場景，老人和小孩為啥要扔手榴彈？未經訓練的老幼婦孺，能扔多遠？
: 如果已經能扔到陣地上，雙方距離是多少？在這個距離上，
: 裏面混著帶有自動武器的共軍，後面跟著督戰隊，這時候還有時間討論打不打？
像這種問題我會假設如下︰
在這種情況下，不是所有的人肉盾牌都會攜帶手榴彈，有很多人甚至手無寸鐵就
慢慢壓過來，而且是非常密集地集合在一起。手榴彈其實不一定要擲出去，只要
造成國軍開槍消耗子彈就好(但老伯伯說有扔)。
另外，等到死了第一批人後督戰隊再一擁而上，死了就是死了；因為是一大群人被
擠在一個小空間，故督戰隊的人不需要多，只要確保這群人以極小空間繼續往前進
達到消耗國軍子彈的效果就夠了。第一批人跟督戰隊死了再進行第二批、第三批直到
子彈消耗殆盡，後面正規軍才出現。像這樣依此類推。
但老實說這樣的推測毫無意義。
: 另外，我很好奇的是，老幼婦孺被押上戰場，在後方當人質的是什麼人呢？
: 青壯小伙子？正常不是應該反過來嗎？
不一定是青壯小夥子，可能是老伴、或是兄弟姊妹等。而且青壯小夥子也可以混入
老弱婦孺裡面。
但是這樣的推理其實也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 第二個場景，按原PO所述，發生的地點是山東農村，不是濟南，也不是上海。
: 對象是基本上大字不識，在兵荒馬亂年代，溫飽都不能保證的村民，不是留洋的學生。
: 跟他們談民主，不是對牛彈琴嗎？莫非當時中國的民主教育，已經如此深入人心了？
: 難道就沒有人問一句：長官，民主是啥，能吃嗎？
第二個對象是抗戰時期邊逃邊念書的人，因而抗戰完後也在重慶念完高中了，而隨國府
遷台後國府幫他安排到國防醫學大學就讀醫學系，這跟民不民主無關，而是他看到
共軍綁架村民的過程決定逃難。
總歸還是一句，樣本要多、樣本要夠精準，但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要做真的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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