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k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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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三段一起回答吧，因為都是探討甲信商業的。另外在討論前，我想先談一下16
世紀前的日本的商業構成要素為何，這樣才可以確認甲信是否具有商業優勢。
日本的商業最早可以追溯至奈良時代，當時已有的商業行為存在於畿內的幾個「市」
之中，如平城京的東、西市，大和國的輕市、三輪市，河內國的餌香市等等，這些市
集算是日本最早的商業地區。從這些市多集中於畿內等人口眾多的地方來看，當時商業
最重要的要素是「人口」。
到了平安時代，除了上述市集外，在交通要衝之地開始出現貨棧，如越前的敦賀、尾張
的清州、駿河的駿府、信濃的諏訪(注意一下，此時諏訪已經出現)、越後的直江津都是
這時候出現了諸如「津屋」或「問」等名的貨棧，這些貨棧的貨物由「市人」、「販夫」
等獨立商人所提供，所以為不定期銷貨的模式。從這些貨棧多分佈於交通要衝來看，
這時商業的最重要要素是「地點」，也就是「交通」。
從鐮倉時代開始，「市」的分佈從畿內開始向外擴張，大多數已有貨棧的地方開始升級
為「市」，成為定時市集之地，大抵上是每月會開三次市集，而其他尚無貨棧的地方，
則於此時開始出現貨棧，如遠江的濱、上野的廄橋都是此時出現的。到了鐮倉時代末期
，這些貨棧也通通升級為市，迄此日本的各國幾乎都有自己的市了，其中有些市甚至因
為貨流繁密，商人遂與手工業者形成聯合陣線，而有了「座」的出現。從貨棧的升級為
市、貨棧的分佈點等來看，可以看出這時商業的最重要要素仍是「地點」。
從室町時代開始，座開始大量分佈於日本，其地點跟鐮倉時代的市之所在地是相吻合的。
隨著商業的進步，就像歐洲一樣，大量的商業集中地成了新市鎮的指標，於是當時的日
本不再只有京都、鐮倉、奈良這三個城鎮(日本到鐮倉末年都還只有這三個城鎮)，而是
小城鎮滿佈各地，有的城鎮夠大了，還擁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與政治獨立，例如組成公會
處理市鎮事務、擁有一點維持市鎮秩序的部隊等等(不過日本自治都市跟歐洲自治都市的
相似度也僅止於此了，畢竟當時的日本仍屬封建專制體系，日本的商人必須依附於幕府
、貴族或寺廟之下，並沒有獨立治理權的)，這時的日本商業稱的上是相當蓬勃的，而此
時的諏訪、駿河、直江津由於是東方三個最大的商鎮，更有「三阜」的美名。
從上數的商業發展紀錄來看，一個小的貨棧要變成巨大商業的座，最重要的因素在於
「地點」，也就是必須處在交通要衝之地。而諏訪一地便是處於中山道與甲信官道的匯
聚地才興起的，這跟karater兄所提的山西商人(也就是俗稱的晉商)之奮起亦有雷同之處。
其實山西商人的興起有其歷史與地理的要素。山西商人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的時
候，史書稱「日中為市,P天下之民，贊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表示當時已
有相當程度的商業活動了，而且在晉文公稱霸的時候，榆次、安邑就已變成晉國的商業
重鎮了；到了秦、漢時代，太原、平陸、平遙、汾陽等地都成為北方的重要商品集散市
場；隋唐五代之時，山西一帶再出現了漳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興的商業城鎮，與
舊有的形成一氣。雖然此時的山西仍未成為中國的商業中心點之一，不過已奠定了相當
好的基礎。
真正讓山西成為中國商業中心點之一是在宋代。北宋時，山西居於趙宋王朝的北東邊防
要地，由於中國內地不產馬，所以趙宋王朝所需的戰馬只好向北方的遼採買，而此時的
遼亦需趙宋進步的手工業製品，於是宋太宗至道二年，在山西開始試辦「置榷場，與藩
人互市」的動作；到了宋仁宗慶曆年間，不過區區五十年時間，透過山西榷場跟遼買馬
並輸出絹的一年交易量已達絹三萬兩千匹以上，此上尚不包括其他商品的交易(史書稱「
非官市者聽其與民交易」)來看，此時山西的商業行為是相當繁密的。
山西迄此成了中國的一個商業大點。元朝時，透過蒙古完善的驛站制度，使山西的商業
影響力擴大，最明顯的例證就是，【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述「從太原到平陽這一帶的商
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鉅額利潤」來看，山西商人已經相當出名了。
到了明清的時候，由於西北的諸多資產如甘草、毛皮等，都是透過山西進入中國的，按
【清史】的紀錄，光是甘草自西北輸入的量高達一年八百萬斤，幾乎全由山西商人包辦
，而西北所需的茶葉、布匹也是由山西商人自國中輾轉流出去的。透過這樣的方式，山
西商人才開始稱雄中國達五世紀之久。
從山西商人的成功過程，可以歸結出兩個重要的因素，一個是商業化的時間極早(最早可
追溯至先秦)，一個是地理位置優越(地處塞邊，位扼通衢)，這兩個因素構成了晉商的商
業版圖。相同的，諏訪的商業化時間亦極早(最早可追溯至平安時代)，地理位置亦極優
越(地處關東、東北貨物通往京都的要道上，又有中山道與甲州官道的匯通)，我想這兩
點也正是諏訪商業的優越之處。
而後來諏訪漸漸沒落，駿河跟直江津卻漸趨發達，板上諸君(如karater兄跟以前的
roger214兄)都認為跟海運的興起、商業行為開始由內陸轉向海外，以及諏訪深居山中有
關，個人覺得這個想法中頗不具歷史淵源。不可諱言的，商業由內陸轉向海運是一個趨勢
，而海運的興起更確實會對港埠型的市鎮形成正面的助益，不過此一影響的程度有多深重
，以及是否切合當時環境才是最重要的。
如前所言，從室町時代開始，「座」開始大量充斥於日本各地，隨之而起的是交通線的發
達。當時的主要交通線有幾條：中國、四國地方渡瀨戶內海進入攝津的兵庫，再溯澱川通
往京都、奈良的道路；東北、北陸方面經越後的直江津、越前的敦賀，橫穿琵琶湖直往大
津、京都；東北、關東、甲信、東海等地沿東海道、甲州官道、中山道，穿越美濃，透過
近江通到京都，其中東海還有一部份貨物會從伊勢的桑名通往京都。從這些路線來看，可
以看出當時的日本國內在京都以西多以「海運」為主，而京都以東的地方則是以「陸運」
為主，海運所佔的比例相當低。這個情形再拉到日本跟中國的貿易上會更明顯。從足利
義滿跟明成祖在明永樂二年(日本應永11年)所簽定的【永樂勘合貿易條約】的後續發展來
看，整個透過海運跟中國的貿易全都包辦在西國，如足利幕府在兵庫、細川氏在?、大內
氏在博多，整個京都以東是沾不上邊的。
所以從當時的環境來看，海運跟商業的由內陸轉向海外此一趨勢只能適用於日本京都以西
的諸國，至於京都以東則不在此趨勢所涵蓋，就算有影響，比例也是相當的低，不至於產
生根本性的變動，因此諏訪的沒落跟此一趨勢是搭不太上邊的。
最後再舉一個信玄不重視商業只重視金山的例證。信玄在永祿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攻下
駿府，當時駿府歷經今川氏四代的經營(氏親、氏輝、義元、氏真)，已成東海道上首屈
一指的大市鎮，例如弘治三年經過駿府的「市人(獨立商販)」跟「馬界(運輸工人)」就
高達四萬人次(語出【言繼卿記】)，例如駿府曾發生大火，一口氣就燒掉了2000餘間的房
子(語出【實隆公記】)，由上述二例可知駿府的繁榮。可是信玄攻下駿府後的處置動作呢
？下令把黃金、財寶搬出後就一把火燒了(一說是馬場信房下令)，猶言「有安倍金山足以
」，就這樣，東海道的商業重心就這樣付之一炬，駿河一國的貿易整個大幅度退步。而且
因為駿府的遭焚毀，所以武田氏在駿河的行政中心只好遷移到江尻(今靜岡清水市)一帶。
至於駿府的復興則要到天正十三年，家康統治駿河後才開始了。
氏康在領內所推行的「段錢(十中佔六)、懸錢(十中佔四)」稅制，目的是把相模、伊豆繁
瑣的稅制予以統一成相同的方式進行徵收，避免地仕、地主再從中剝削一次，這點信玄也
做到了。在減輕地仕、地主的剝削農民後，信玄還頒布了兩種新的稅制，叫做「同心眾」
跟「軍役眾」(這個人以前就已經說明過了，玆不再述)。這兩種稅制基本上是讓武田氏的
家臣對農民進行「合理」的課徵。簡單地說，信玄一方面禁止了既有的地仕、地主剝削農
民(只允許自己剝削？)，一方面又開立了新的剝削法源來讓既有家臣可以剝削農民，此法
讓許多地仕,地主e的獨立自主變成臣屬於武田氏而得以再次剝削農民。這讓個人想到梁啟
超在【王安石評傳】一文中所提到的「若國家?唯一之兼併者而莫之抗焉，則民之憔悴，
更安得蘇也」可謂相當貼切，也難怪甲信的逃民日多，信玄不得不多頒布「人返令」跟
「逃人」禁制來加強控制。而這些新的稅則，氏康在統一領內的稅制後，並沒有再增新稅
制，這點兩個人是差許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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