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aaronliu0719 (hmm....)》之銘言：
: ※ 引述《happygi (快樂雞)》之銘言：
: 個人覺得明中葉以後的戰爭，都不能只用純戰場的觀點來看，
: 政爭和派閥之間的關連，在明朝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應該會直接
: 影響前線戰局才是。
: 例如袁崇煥的死就不是因為戰場造成的，前線打得火熱的時候，
: 後方的政爭也是打的亂七八糟，士大夫間的權力鬥爭以及閹宦的
: 權力鬥爭，再加上外戚的介入，使得官場上的鬥爭在明朝徹底影
: 響了戰爭的勝敗。
: 所以要討論這場戰爭，應該要討論到中國內部的政治才對，
: 神宗朝先有張居正專權在先，之後又出了官僚作風的申時行，
: 再加上神宗本人雖然愛好鴉片，不熱中政事，甚至不朝多年，
: 但以權力鬥爭來說，能夠趕跑張居正也不能說他一點權力頭腦
: 都沒有～因此這場對外戰爭，到底是由哪一派當權下的產物呢？
: 所以對於朝鮮的用兵，到底是由哪一派主張打，哪一派主張和呢？
: 而這場戰爭的發生是在張居正時代還是申時行時代呢？後方操縱戰爭
: 的是哪一黨？
: 以上是小弟思考的方向和問題，請各位大大解答....
關於這個問題我轉一篇文章過來
萬曆援朝之戰與明後期政治態勢
萬明 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中國史研究》，2001/02，119～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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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萬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的日本侵略朝鮮、明朝援朝之戰，是
日本第一次侵朝戰爭，也是中朝第一次聯合反侵略戰爭。這
場戰爭不僅是世界變化背景下中、日、朝關係，即東亞國際
關係發生重要變化的標幟，而且也是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大轉
折。本文從戰爭的視角，對明朝的政治實態進行考察，剖析
諸多政治問題，並以此為樞紐，透視明朝後期政治走向衰敗
的態勢。
萬曆援朝禦倭之戰，朝鮮稱為壬辰、丁酉之戰，日本稱
為文祿、慶長之役，是一場關係中、朝、日三國，規模空前
的國際戰爭；是16世紀西方東來後，東亞國際關係史上的一
件大事；也是明後期對外關係的重大政治事件。
一般說來，明亡於萬曆，亡於黨爭，大抵已成一種定論
，但論明朝黨爭，歷來主要集中於國本、三案等內部事務，
往往忽略從當時重大對外事務反映出的明朝政治實態進行考
察。實際上，外交是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將內政與外
交結合起來考察，才能對萬曆朝政治有一個較為完整的認識
。援朝之戰，在萬曆朝是作為軍事三大功績之一而載入史冊
的，迄今為止，關於這場戰爭，中國、日本、韓國學者已有
大量研究成果，然而，主要聚焦於戰爭過程及其性質意義的
考察，不同程度上忽視了與戰爭密切相關的明朝政治因素，
沒有將這一重大事件與明後期政治態勢結合分析，對這場戰
爭作為明後期政治的一個轉折關鍵，鮮有揭示，也影響了深
入剖析這場戰爭。本文的目的，是著意於黨爭以外的一個特
定視角，從戰爭發展過程考察明朝政治實態，剖析其中透視
出的明朝政治的諸多問題和明後期的政治態勢，進而探討這
場對外戰爭在明朝政治以至社會所具有的特殊意蘊。
一、援朝之戰與朝廷爭議
援朝禦倭之戰，是以中國和朝鮮為一方，日本為另一方
的一場侵略和反侵略戰爭，戰爭的意義，是應當完全肯定的
。從國際背景來說，16世紀初，葡萄牙人擴張東來，佔據了
印度果阿，又強佔了馬來半島的滿剌加（馬六甲），打破了
亞洲原有的格局，對明朝建立的朝貢體系形成了衝擊。16世
紀中葉以後，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宿務登陸，不久佔據了馬尼
拉，成為西方海外擴張對東方楔入的又一個釘子。此時東亞
內部的關係結構也在醞釀發生變化。萬曆十三年（公元1585
年）日本平秀吉成為關白，次年，拜為太政大臣，賜姓豐臣
。豐臣秀吉的上臺，意味著東亞呈現更加複雜的局面，對明
朝在亞洲的朝貢體系構成新的威脅。豐臣秀吉進行了一系列
戰爭，在基本統一了日本全國後，野心不斷膨脹，於萬曆二
十年（公元1592年），出兵近16萬，悍然發動了蓄謀已久的
侵朝戰爭。諸多文獻充分表明，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是欲侵
明，而他的最終目的是建立日本在亞洲的霸權，或者說是以
日本為中心的亞洲新的朝貢體系。（注：豐臣秀吉的侵華野
心早就有所顯露，並在戰爭發生前後多次表述。可參見〔日
〕參謀本部《日本戰史‧朝鮮役》，村田書店1927年版，第
10─11頁；《續本朝通鑒》卷二○六，見〔日〕池內宏《文
祿慶長?役》正編第一，吉川弘文館1987年版，第29頁；《
朝鮮征伐記》，見〔日〕池內宏《文祿慶長?役》正編第一
，第79頁；豐臣秀吉於天正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寫給葡萄牙
印度總督的信，見〔日〕池內宏《文祿慶長?役》正編第一
，第130頁；Blair，E‧H‧and Robertson，J‧A‧eds‧：
Philippine lsland 1493─1898，Cleveland，Ohio，1903─1909，
Vol‧IX，p‧43；〔日〕中村榮孝附圖，有精堂1974年版，
第278頁；吳?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二
五，《宣祖昭敬大王實錄》一，中華書局1980年版。）於是
，一場關係中、日、朝三國，以朝鮮為戰場，歷時七年的國
際戰爭由此爆發。
為了探討從戰爭折射出的明朝政治實態，有必要簡單回
溯一下戰前明朝政治情況。
萬曆初年，張居正改革，重整朝政，取得了相當成效，
給王朝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張死後，改革終止，萬曆帝也
在聲色私欲方面，越走越遠；張居正改革時所傾心任用的有
所作為的官員，大都遭到貶斥，此後的政局中，從君到臣，
自君臣之間至同僚之間，不諧和成為常態，嚴重侵蝕了朝廷
政治。
萬曆十九年（公元1591年）七月，戰爭尚未正式開始，
明朝剛剛得到日本即將進犯的報告，大學士許國等人即上本
曰：
昨得浙江、福建撫臣共報日本倭奴招誘琉球入犯。蓋緣
頃年達虜猖獗於北，番戎蠢動於西，緬夷侵擾於南，未經大
創，以致島夷生心，乘間竊發中外。小臣爭務攻擊始焉，以
卑凌尊繼焉。以外制內，大臣紛紛求去，誰敢為國家任事者
，伏乞大奮乾剛，申諭諸臣各修職業，勿恣胸臆。（注：《
明神宗實錄》卷二三八，萬曆十九年七月癸未，臺北中研院
史語所校勘，1962年影印本。）
本中所述，正是援朝之戰前夕，明朝所面臨的國內環境
：北部自俺答封貢，保持和平幾二十年，但俺答死後，萬曆
十五年（公元1587年）扯力克襲順義王封號，萬曆十八年（
公元1590年）夏，發生扯力克、火落赤等攻掠甘青地區的事
件，被明朝革除了市賞；此後不久，爆發了寧夏哱拜叛亂和
播州楊應龍反叛；更在此前，南部自萬曆十一年（公元1583
年）就有緬甸入犯雲南。周邊地區的動盪，給本不平靜的朝
廷掀起波瀾，在對火落赤事件的處置上，輔臣間出現分歧，
申時行主“款貢”，許國主“大創之”，於是均為對方門生
所攻。（注：《明史》卷二一九《許國傳》，中華書局標點
本。）因此，大學士許國等疏中出現“大臣紛紛求去”，“
誰敢為國家任事者”的憂憤之言。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拉開了明朝援朝禦倭戰爭的序幕
。這場長達七年的戰爭，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初戰
階段，二是和談階段，三是再戰階段。每一階段都伴隨有激
烈爭議。無休止的紛爭，構成了當時政局的鮮明特色。現擇
其要點敘述如下。
（一）議出援
得知日本侵朝後，援與不援首先成為明廷爭論的中心。
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四月，日本侵朝戰爭爆發。
朝鮮“浹旬之間，三都失守，八方瓦解”（注：〔朝〕柳成
龍：《懲毖錄‧序》，《壬辰之役史料匯輯》本，全國圖書
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影印出版。）。朝鮮國王不斷派
遣使臣到明廷求救。初得報告，兵部即上本報告，言日本侵
朝“情形已真”，認為聲東擊西是“倭奴故態”，提醒“分
道入犯，難免必無”，沿海一帶必須加強防範。（注：宋應
昌：《經略復國要編》卷首《部垣臺諫條議疏略》，臺北學
生書局據萬曆間原刊本1986年影印本。）此後，面對戰爭，
在朝廷大臣中引起了兩種比較對立的反映，一是許多人清醒
地看到了日本的野心所在，積極出謀劃策。山西道御史彭好
古認為：日本“以勁悍之賊，起傾國之兵，度其意料必置朝
鮮于度外，而實欲坐收中國以自封也，然不遽寇中國而先寇
朝鮮者，懼躡其後也”，提出“今日禦倭之計，迎敵於外，
毋使入境，此為上策；拒之於沿海，毋使深入，是為中策；
及至天津、淮陽之間，而後禦之，是無策矣”（注：《經略
復國要編》卷首《部垣臺諫條議疏略》。）。兵科給事中劉
道隆奏稱：“宜急從臺臣之請，召募勇敢之士萬人以分佈沿
海要害之地……”（注：《經略復國要編》卷首《部垣臺諫
條議疏略》。）二是對出兵援朝提出異議，主要有兵科給事
中許弘綱的上奏：“夫邊鄙中國門庭也，四夷則蘺輔耳。聞
守在四夷，不聞為四夷守。朝鮮雖忠順，然被兵則慰諭，請
兵則赴援，獻俘則頒賞，盡所以待屬國矣。望風逃竄，棄國
授人，渠自土崩，我欲一葦障乎……即欲立功異域，又臣等
所大惑矣。”（注：《明神宗實錄》卷二五○，萬曆二十年
七月庚申。）
呂坤在《憂危疏》中，曾對局勢進行了分析，全面論述
了出援的合理性：
倘倭奴取而有之，藉朝鮮之眾為兵，就朝鮮之地為食，
生聚訓練，窺伺天朝，進則斷漕運，據通倉，而絕我餉道；
退則營全慶，守平壤，而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師坐困，
此國家之大憂也。夫我合朝鮮，是為兩我，兩我尚懷勝負之
憂；倭取朝鮮，是為兩倭，兩倭益費支持之力。臣以為朝鮮
一失，其勢必爭。與其爭於既亡之後，孰若救於未破之前；
與其以單力而敵兩倭，孰若並兩力而敵一倭乎？乃朝鮮請兵
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或言為屬國遠戍，或言兵餉
難圖，諺曰：“小費偏惜；大費無益”。今朝鮮危在旦夕矣
，而我計必須歲月。願陛下早決大計，並力東征。（注：呂
坤：《呂新吾先生文集》卷一，《明經世文編》卷四一五，
中華書局1962年影印本。）
對於明朝內部的爭論，朝鮮文獻中也有記錄。朝鮮陳奏
使鄭昆龍自北京回朝報告：
臣行到帝京，則朝廷論議尚不定，或以為當御於境上，
或以為兩夷之鬥不必救。當初許弘剛上本力陳不可救之意，
今則石尚書銳意征勦矣。（注：《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
料》上編卷二六，《宣祖昭敬大王實錄》二。）
在爭議中，明朝最終決定出援。表面上看，朝鮮是與明
朝關係最為密切的藩屬國，因此“廷議以朝鮮屬國，為我藩
蘺，必爭之地”（注：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倭上》，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事實上，正如大學士
王錫爵所言：“倭奴本情實欲佔朝鮮以窺中國，中國兵之救
朝鮮，實所以自救，非得已也。”（注：王錫爵：《王文肅
公文集》卷二，《明經世文編》卷三九四。）明朝出兵，是
清楚地了解日本意圖“謀犯中國”的結果。由於朝鮮通中國
的道路，陸上只有遼東一路，而海上則有七路可達天津、山
東等處，日軍“可以旦夕渡鴨綠，內窺畿輔，外扞山東，皆
舉手之易”（注：茅元儀：《武備志》卷二三九《佔度載‧
度‧四夷十七》，《中國兵書集成》據天啟本影印。）。所
以明朝出兵的直接目的，是“務以一倭不入為功”（注：《
經略復國要編》卷首《萬曆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敕》。）。
也就是說，不僅具有道義上援助的意義，而且是為了本身安
全勢在必行。進一步考察，明朝對傳統關係的質疑，實際構
成了爭議的關節點，援與不援，包含有維護還是放棄朝貢體
制的問題，即直接關係到明朝外交體系的存亡，也正因為如
此，明朝出援成為必然的選擇。
（二）議封貢
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初，明軍平壤大捷繼之小
挫後，即在朝鮮息戰，當時朝廷內部對“講和”未取得一致
意見，疑慮重重，爭議紛紜，爭議中心是封與貢的問題。
接替經略宋應昌之職的顧養謙上疏，請封貢並許，即允
許日本冊封和通貢。他談到兵部尚書石星派遣沈惟敬初入朝
鮮和談，就已經應許日方封貢，並提出：“貢道宜在寧波，
關白宜封為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為使，以惟敬從，諭行長
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注：《萬曆三大征考‧倭
上》。）。
事實是，自沈惟敬從日營回來，就有“和親之說”，而
儀制郎中何喬遠等“忿請罷封”；給事中林材上本參“督臣
朋欺”；御史唐一鵬劾李如松“開封?”；遼鎮都御史韓取
善疏言“倭情無定，請封貢並絕”。兵部尚書石星態度“亦
張皇，恐關白不能就羈縻”（注：《萬曆三大征考‧倭
上》。）。顧養謙以寧波為貢道之議，遭到大學士沈一貫從
鄉土觀念出發的堅決反對：“貢市一成，臣恐數十年後無寧
波矣。”（注：沈一貫：《沈蛟門文集》卷一《論倭貢市事
不可許疏》，《明經世文編》卷四三五。）爭議持續，直至
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四月仍無結果，其間論爭激烈
。石星上疏辯，萬曆帝逮參劾者諸龍光下鎮撫司獄，顧兼謙
以封貢議請罷免，帝以孫?代之，並下旨：“這封貢都著罷
了”（注：《萬曆邸鈔》，萬曆二十二年四月，江蘇廣陵古
籍刻印社影印本。）。五月，帝命九卿、科道會議，在一片
紛爭中，也僅決定“以罷款議守為主，不得已而與款，猶當
遵明旨，守部議”（注：《明神宗實錄》卷二七三，萬曆二
十二年五月戊寅。）。
事情並沒有得到解決，究竟是封貢並許，還是只許封不
許貢，這是關係到外交和平解決的關鍵性問題。日本侵略朝
鮮，除了領土野心以外，達到通貢，即貿易，也是其重要的
目的。朝鮮史籍記載日本人曾言：“中國久絕日本，不通朝
貢，平秀吉以此心懷憤恥，欲起兵端。”（注：〔朝〕柳成
龍：《懲毖錄》卷一。）針對許不許通貢，明朝有人指出：
“倭之求封者，因何豈圖空名哉，終而為求貢也；其求貢者
，因何豈真犯中國哉，不過利中國之貨物而有無相易也，此
其情也。”（注：張位：《張洪陽文集》，卷一《論東倭事
情揭貼》，《明經世文編》卷四○八。）也有人進一步主張
開貢市，請求委官到對馬島接受貢物，“許閩、浙、遼東大
賈通市舶矣”。但是，多數大臣對嘉靖年間倭寇在東南沿海
地區的惡行記憶深刻，因此，“在廷諸臣無慮數十人，皆力
言其不可”（注：王德完：《王都諫奏疏》卷一《目擊東倭
?隙專備禦疏》，《明經世文編》卷四四四。），就這樣，
拒絕許貢的意見佔了上風。但當時就有人指出，沈惟敬和談
之初已答允日本人封與貢，因此不是一封就可以了事，於是
提出加強備戰（注：《王都諫奏疏》卷一《目擊東倭?隙專
備御疏》，《明經世文編》卷四四四。），應該說這是一種
清醒的認識。
七月，在總督顧養謙的要求下，朝鮮國王也疏請許貢保
國。此後，情形急轉直下，萬曆帝下旨切責阻撓封貢的諸臣
，將先前得罪的御史郭實等削職為民，詔日使小西飛入朝。
明朝向小西飛提出三點：一是勒令日軍全部返國；二是只給
冊封，不許通貢；三是要日本發誓不再侵犯朝鮮（注：《萬
曆三大征考‧倭上》。）。至這一年年底，通貢被否決，封
議也才得到了確定。
（三）再議出援與撤兵
萬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二月，冊封失敗，豐臣秀
吉派兵大舉侵朝，明朝不得已再議東征。然而，援與不援再
度成為爭議中心，而戰爭受挫時，又出現了撤兵之議。
當時，明朝不僅“連歲用兵，國計頻絀”，而且“奈何
封事一起，已將東征士馬盡撤回籍”，當初南兵撤離時，還
因沒有給賞，發生了士兵鼓噪被殺1300人的事件，所以此時
“人心迄憤惋，故召募鮮有應者”（注：諸葛元聲：《兩朝
平攘錄‧日本上》，《壬辰之役史料匯輯》本。）。朝中厭
戰情緒強烈。侍郎周思敬上疏，提出朝鮮之役“勞敝中國”
，倡不救朝鮮之說。針對此說，御史周孔教提出“蓋朝鮮與
遼東接壤，乃我臥榻之側也”，“若關係國之存亡安危，不
得言費”（注：周孔教：《周中丞奏疏》卷一《邪謀誤國乞
賜昭察以保長治疏》，《明經世文編》卷四五一。），又一
次為明朝必戰爭辯。當時朝廷任命兵部尚書邢玠為經略，發
兵出援。到萬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十一月十一日，明
軍中路敗報傳來，朝中大臣又開始了新一輪爭論：有的以師
久無功，提出撤兵；有的堅決主張進勦，奪取戰爭勝利。“
其議撤兵者，抱虛內事外之憂，欲息肩而省耗費；其不欲撤
兵者，執攘外安內之議，期滅賊以圖全勝。”正值此時，福
建巡撫金學曾奏報豐臣秀吉已死，日本國內將發生內亂，建
議乘機征討（注：《明神宗實錄》卷三二八，萬曆二十六年
十一月癸巳。）。兵部上奏說，往年碧蹄館之敗是一次失誤
，“止兵之令一下，遂致不可收拾，而封議起”，比時“自
失轉敗為勝之機”，而此時雖有敗報，但“天下事尚可為”
（注：《明神宗實錄》卷三二八，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己
酉。）。於是，明廷總結了初戰階段教訓，決議乘勢再戰。
（四）議功罪
戰爭帷幕落下時有一段插曲，爭議重心是功罪的判定，
而實際上成為官員互相攻擊的口實，而且爭議愈演愈烈，達
到了白熱化的程度。萬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正月，兵
部贊畫主事丁應泰論總督經略邢玠等“賂倭賣國”、尚書蕭
大亨與科道張輔之、姚文蔚等“朋謀欺罔”（注：《明神宗
實錄》卷三三○，萬曆二十七年正月丙午。）。邢玠上《奏
辯東征始末疏》，對丁應泰與左給事中徐觀瀾說他賄賂“倭
酋”以講和的詆毀做了辯解，並詳述東征將士在戰爭最後階
段的功績。疏中說明，直至戰爭最後一刻，朝中以首輔趙志
皋為首，仍有講和的想法；並揭露丁應泰“當臨敵之時，一
時欲斥總督斥巡撫斥監軍斥總兵斥偏將，夫臨敵易將且不可
，泰乃舉朝廷東征救屬保邦之臣一網打盡”（注：邢玠：《
經略禦倭奏議》卷六《奏辯東征始末疏》，明刻本。）。而
因丁疏中有“朝鮮陰結日本”之語，連朝鮮國王也上疏辯。
此後，吏科給事中陳維春疏論丁應泰“黨倭誤國”，《明神
宗實錄》記：“乃應泰既以賂倭詆諸將，維春又以黨倭詆應
泰，嘻亦甚矣！”（注：《明神宗實錄》卷三三一，萬曆二
十七年二月己巳。）對這種達到極端的互相攻擊大不以為然
。
研究政治的變化，不能不考慮在戰爭過程中的各種爭議
，聚訟難解之處，恰恰蘊涵了深刻的政治原因。自戰事起，
明朝議出援──議封貢──議再援──議撤兵──議功罪，
大臣章疏數十百上，“聚訟無已時”構成了當時政治的鮮明
特色。根據戰事的演進，在戰爭不同發展階段中，明朝先後
爭論的焦點不一，然而戰與和始終是其核心，初戰階段表面
看是以戰為主，實際上和戰並行；和談階段和議佔上風，輕
易撤軍，放棄戰備；再戰階段雖以戰為主，進入相持後撤兵
之議又起，直至出現偶然因素，促成了戰爭向有利明朝和朝
鮮的方向發展。由於戰爭的複雜性，朝廷中有不同意見是正
常的，但“將士以力擊賊於外，議論者以舌擊任事之臣於內
”（注：王錫爵：《王文肅公文集》卷二《與宋桐岡論撤
兵》，《明經世文編》卷三九五。）的情況卻是不正常的。
這種政治紛爭失去了是非的判斷，使朝廷決策受到阻礙，政
局混亂，更直接影響了對外戰爭的戰局發展。
二、從戰爭過程看明朝政治的諸多問題
以這場戰爭為線索，考察萬曆中葉以後的政治實態，可
以看到，明朝在戰爭中暴露出了政治的諸多問題。
（一）對外政策的游移性
在重大對外戰爭中，政策的確定，對戰爭勝敗有著關鍵
作用。如上所述，明朝出兵不僅具有道義上援助的意義，而
且是為了本身安全，勢在必行，更有維護朝貢體系的意義，
那麼戰爭理應進行得很堅決，但是，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
自戰爭一開始，雖然明朝決策出兵援朝，和談卻在政治秤盤
上始終佔有極為重要的分量。朝中主戰派與主和派相持，朝
鮮戰場和談若明若暗，戰和躑躅，充分表現出政策的游移性
。
明朝兵部尚書石星，戰初似乎也曾同意出兵，但其實一
直對和談心存幻想，是朝中力主和平談判解決的主和派代表
。他首先派遣市井遊客沈惟敬，到朝鮮“宣諭倭營”，尋機
進行和談（注：《兩朝平攘錄‧日本上》。）。《朝鮮李朝
實錄》中記：
（六月）丁巳，時賊勢日熾，天朝深憂之。兵部尚書石
星密遣沈惟敬假稱京營添住遊擊，托以探賊，實欲挺入賊營
，與賊相見，啖賊講和。惟敬簡其騶從，疾馳渡江，言語張
皇，是日館於義州。（注：《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
上編卷二六，《宣祖昭敬大王實錄》二。）
由此可知，明朝大兵未到，和談之使先行。確切地說，
宋應昌受命為經略在萬曆二十年九月，而沈惟敬“始封議入
倭”在二十年七月（注：黃汝亨：《寓林集》卷一七《經略
朝鮮薊遼保定山東等處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宋公行
狀》，《經略復國要編》附。），當沈惟敬在朝鮮進行和談
活動時，宋應昌正在遼東集結兵力。當時，沈惟敬與日方商
定六十日內，不攻朝鮮（注：《經略復國要編》卷一○《講
明封貢疏》。）。經略宋應昌堅決主戰，反對和談，對沈惟
敬說：“我奉命討賊，知有血戰耳，汝毋以身試法”，將沈
繫於軍中，不許他再入倭營，同時加緊進行戰爭準備（注：
焦竑：《獻徵錄》卷五七，王錫爵《經略朝鮮薊遼保定山東
等處軍務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岡宋公應昌神道碑
銘》，上海書店1987年影印本。）。此後，雖然宋應昌與曾
利用沈氏和議煙幕，爭取時間調兵殲敵，但事實說明，明朝
雖然決策出兵，內部主和派卻實際干預了戰爭具體運作，使
戰與和在初戰階段成為並行的兩條線索，而這兩條線索決非
是完全和諧的。
政策游移，後果十分惡劣，不僅造成朝鮮戰場上和戰並
行，號令不一；更影響到明軍遇有小挫即議撤兵，不能激勵
將士英勇作戰，反而助長了畏敵情緒；而輕易撤兵，遺患無
窮。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正月，自寧夏平定哱拜回
師奔赴朝鮮的提督李如松告捷於平壤，但不久，以輕敵敗於
碧蹄館。碧蹄館之敗是戰爭的一個轉折點，其後明朝官軍中
士氣低落，以李如松為首的主戰派，也發生了變化。有學者
指出，碧蹄館之敗從損失來說，並不算是大敗。然而從當時
人的記載來看，實際影響確實很大。據朝鮮大臣柳成龍報告
：“自碧蹄不利之後，天將之意，一向退縮，每委以天晴路
乾則當進，而猶疑京賊之多”（注：《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
國史料》上編卷二七，《宣祖昭敬大王實錄》三。）。更據
明朝大臣王德完上疏“無奈碧蹄大敗，魄散膽破，乃悚心堅
意，惟封貢是圖，不復言戰鬥事矣”（注：《王都諫奏疏》
卷一《目擊東倭?隙專備御疏》，《明經世文編》卷四四
四。）。戰和並行，一旦戰事遇有挫折，主和派勢力就完全
佔據了上風，息兵和談成為明朝統治層的決策。在李如松四
月自平壤還兵開城前，沈惟敬已“再入京城，誘敵退兵”
（注：〔朝〕柳成龍：《懲毖錄》卷三。）。當時朝中大學
士王錫爵等認為：“抑恐遠追窮寇，全勝難期”（注：《明
神宗實錄》卷二六○，萬曆二十一年五月丙子。），提議撤
兵（注：《獻徵錄》卷五七，王錫爵在為宋應昌所作墓志銘
中，曾為其辯冤，明確說請封與撤兵都與宋應昌無涉，是作
為大學士的自己“議撤還”。）；兵科右給事中侯慶遠的疏
中表述更為明確：“我與倭何仇，為屬國勤數道之師，力爭
平壤，以權收王京，挈兩都授之，存亡興滅，義聲赫海外矣
。全師而歸，所獲實多”（注：《萬曆三大征考‧倭
上》。），都是認為戰爭應到此為止的論調。萬曆帝也錯誤
地認為已到撤兵和談的時機，並基本否決了宋應昌派兵留守
的建議（注：《經略復國要編》卷一三《慎留撤酌經權疏》
：“以封以貢以羈縻之，有何不可？但留守，經也；封貢，
權也；守經方可行權，無經則無權矣”，說明了留守對於封
貢，也即對和談的重要作用。但後來留守不成，不僅在明廷
，也有其他原因，如在朝鮮保留軍隊的條件等方面原因。）
，下令讓朝鮮國王還都王京，整兵自守，明軍“以次撤歸”
。就這樣，明朝不但沒有抓住戰機，反而“一意主款”，撤
兵回國，給了日本人以喘息機會，遂使戰爭無限延長。至萬
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日軍再次大舉在朝鮮登陸，明
朝以兵部尚書兼薊遼總督邢玠為經略，出兵朝鮮，遇到的是
“兵已盡撤，募者不至”，在三月，遼東總督孫?“所征南
北官兵止一萬九千餘名”（注：《明神宗實錄》卷三○八，
萬曆二十五年三月己未。），這個數字只及先前宋應昌集結
兵馬的1/3。初戰階段輕易撤兵的惡果完全顯示了出來。而值
得注意的是，即使如此，再戰階段的明朝政策也仍具有游移
不定的特徵，稍有敗報，就出現新的搖擺（注：這從兵科給
事中姚文蔚言“東事結局無期，和議潛行未息”，以及蔚山
之戰後，日軍氣焰囂張，朝中撤兵減餉議論又起，適可得到
證明。更好的證明，是邢玠《奏辯東征始末疏》中揭露直至
戰爭最後一刻，首輔“志附圖以密勿大臣，不為請兵請餉，
亦附合抗章欲減兵退守”。）。
政策的游移，深刻影響了戰局發展，貽誤了戰機，造成
戰與和都不能成功的嚴重後果，更拖長了戰爭過程，加大了
戰爭耗費。由此反映出明朝從皇帝到中樞決策大臣，都始終
對外交和平解決寄托希望，隨時準備妥協，說明了此時明王
朝對外關係的被動保守狀態，已經完全喪失了明初外交上的
恢宏氣魄，只是勉強維護朝貢體制而已。
（二）和談中不辨真相
在這場戰爭中，和談時期遠過於戰爭狀態是一大特點。
主和派以石星為首、以沈惟敬為中心的和談活動，實際貫穿
了援朝之戰的前兩個階段，即初戰與和談階段。碧蹄館之役
以後，和議形成主流，此後，明朝在和談中不辨真相，不能
知己知彼，決策失當在所難免，根本達不到和平的目的。
首先，明朝對敵情不明。如前所述，經過激烈的爭議，
明朝決定冊封豐臣秀吉。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二月
，萬曆帝以“臨淮侯勛衛署都督僉事”李宗城、“五軍營右
副將署都督僉事”楊方亨為正副使，前往日本，對豐臣秀吉
“封以日本國王，賜以冠服、金印、誥命”（注：《國榷》
卷七七，萬曆二十三年二月辛亥，中華書局1958年版。）。
然而，確切地說，此時豐臣秀吉意欲建立起以日本為中心的
新的朝貢體系，明朝朝貢體系已被破壞殆盡，明朝仍然運用
傳統的冊封方式，甚至不許通貢而試圖羈縻日本，當然不能
滿足豐臣秀吉野心，因此不能解決問題。但兵部尚書石星一
味聽信沈惟敬，天真地以為只要冊封成功，就可得到和平。
直至此時，明朝不清楚沈惟敬早已答應日本的不僅是冊封一
樁，對日本方面在和談期間提出的七個條件也懵然無知，處
於被動的地位（注：參見鄭樑生《明代中日關係研究》，臺
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第621─623頁。）。使團出使後
滯留朝鮮，一直拖延不能渡海去日本，日本在朝鮮的軍隊也
遲遲不撤，明朝不知所以，朝堂之上空發議論。於慎行曾評
論當時統治層對日外交無知的狀況：
關白封貢之議，一時臺諫部司上疏力諫，月無虛牘。爭
之誠是也，然皆揣摩情形，消化泛論事理，至於日本沿革，
絕不考究。有謂祖訓絕其朝貢，二百年來不與相通者，覽之
為失笑……四夷封略，在禮部驗封司，大司馬石公徒欲取效
目前，不暇深考，竟不知日本為何國，關白為若何人。盈庭
之言，皆如啽囈。（注：《國榷》卷七七，萬曆二十四年五
月丙子。）
明朝冊封之事歸禮部掌管，不歸兵部，石星不了解日本
與中國的既往關係，甚至對日本是什麼國家，關白是什麼人
都弄不清，就獨攬封事；而朝中大臣只憑揣摩，不知底里，
就事論事，大談封貢，這種對外交事務的無知，直接影響到
戰爭過程的決策，難怪於慎行發出“以此御難，何以為國”
的慨嘆。
就這樣，和談使團一去無音訊，明朝在空洞理論的氛圍
中，一直對傳來的消息將信將疑。直到正使逃去，明朝改由
楊方亨為正使，沈惟敬為副使，使團才終於在萬曆二十四年
（公元1596年）六月渡海進入日本，此時距首次任命派遣使
團已有一年多了。九月，使團在日本完成了對豐臣秀吉的冊
封。當狂妄的豐臣秀吉得知明朝僅封他為日本國王時大怒，
直云：“明主冊封不滿我意，然姑忍之，朝鮮和講，我決不
許。冊使亦不可留，明日速發遣。再起大兵，以滅朝鮮。”
（注：〔日〕《秀吉譜》，見〔日〕川口長孺《征韓偉略》
卷四，《壬辰之役史料匯輯》本。）日本不能達到目的，自
然不肯罷休，和談破裂不可避免，戰爭再起成為必然，豐臣
秀吉迅速策劃新一輪戰事。而明朝使節楊方亨回國後，只言
冊封成功，明廷直至戰報到來，方知和談失敗。
其次，明朝對己情也不明。在重大外交活動中，不僅任
人不當，而且偏聽偏信，以致誤國。“國家托付非人”（注
：《萬曆邸鈔》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卷。），明朝先後派出的
使節沈惟敬、李宗城，就是兩個典型。
在與日本的和談中，明朝重用的沈惟敬來歷不明（注：
一說沈是浙江平湖人，本名家支屬，少年曾從軍，後入京師
，喜好煉丹，與方士和無賴交遊，由於石星妾父也好煉丹，
故相識荐於石星；一說出身浙江嘉興或平湖，客遊北京，與
妓吳澹如相通，澹如僕鄭四曾去日本，了解日本情況，石星
妾父袁茂到澹如家玩時，聽沈惟敬談論時事，就如去過日本
一樣，於是推薦給石星。前說見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
七《沈惟敬》，中華書局1959年版；後說見《兩朝平攘錄‧
日本上》。），他至多只是聽到過一些有關日本的傳聞，卻
得到兵部尚書石星的完全信任，委以使節重任，且言聽計從
。明朝時人云：“司馬既以封貢事委之，言無不合。言路交
攻，不為動”（注：《萬曆野獲編》卷一七《沈惟敬》。）
。就連朝鮮大臣都知道，石星一向偏聽沈惟敬，“雖朝議多
異，而星奮然以身當之”（注：〔朝〕柳成龍：《懲毖錄》
卷三。）。明朝大軍未行，石星先遣他入朝，借機和談，而
他一到朝鮮，就給了朝鮮大臣吳億齡“其人貌寢而口如懸河
，蓋辯士也。且言與平義智、平秀吉相知云矣”的印象（注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二六《宣祖昭敬
大王實錄》二。）。他對日本人誇下“不云和親，輒曰乞降
”之海口不能兌現，於是一直“時露時藏”，不斷蒙騙朝廷
，隱瞞日方意圖，使明朝相信可以和平解決戰爭，從朝鮮戰
場撤兵，並派出冊封使團。使團出使後，沈惟敬因未被任為
冊使，大失所望，而冊封使李宗城不把他放在眼裏，更使他
心生怨恨。使團被拖延渡海去日本，“不曰風潮不順，則曰
宮殿未成；不曰禮節未備，則曰不可不加慎重”（注：《兩
朝平攘錄‧日本上》。）。在此期間，沈惟敬在內倚仗石星
，在外密令人揚言封事失敗，促使李宗城畏懼逃跑，使自己
得以被任為使團副使，並先行渡海赴日。他教楊方亨謹記“
支吾中國，奉承日本而已”之語（注：《兩朝平攘錄‧日本
上》。），充分暴露了賣國的醜惡面目。冊封失敗後，沈惟
敬妄圖再次欺瞞朝廷，“乃私市珍異為秀吉物以詭報”，打
算像以往那樣私購物品假作國禮，但日軍已開始陸續渡海，
他繼續蒙騙不成，又欲投降日軍，最終伏法。總之，沈惟敬
根本不熟悉外交事務，只知爾虞我詐的伎倆，明朝卻讓他擔
負外交重任，並對他偏聽偏信，以致以私害公，兩邊欺瞞，
誤國不淺。
李宗城是臨淮侯長子，係朱元璋外甥曹國公李文忠的後
裔（注：《明史》卷一○五《功臣世表》一：“李宗城以使
朝鮮逃歸，論死，不得襲。”）。他以祖上功勛署五軍都督
府都督僉事。五軍都督府官員的貴族化和素質的低下，在明
中葉以後已引起朝廷正直官員的注意，這批人平時無事，恬
不知兵，遇有戰事，束手無策。李宗城正是這樣一個紈?子
弟。他以石星推薦，出任冊封使。出使後，他本性難移，昏
昏終日，溺於酒色，以致陷入日本人圈套。日軍遲遲不撤兵
，“遂羈二使於倭營一載，度其窘，以危言惕之”（注：《
武備志》卷二三九《佔度載‧度‧四夷十七》。），而李宗
城竟“日夜涕泣思歸”，後聽沈惟敬營千總謝隆傳言，日本
20萬大兵將至，信以為真，夜棄印信詔敕，變服逃跑（注：
《國榷》卷七七，萬曆二十四年四月乙卯；《萬曆邸鈔》萬
曆二十五年丁酉卷，楊方亨疏曰：“正使李宗城又被謝隆之
惑，驀然潛出”；而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卷記：“封日本冊使
李宗城自倭營逃。山東巡按李思孝報沈惟敬被關白縛綁，李
宗城聞知，夜即棄印逃出。”說明李宗城聽到的傳聞還有沈
惟敬先行渡海被縛的內容。）。消息傳至京師，御史周孔教
言：“奈何當時兒戲視之，而以一豎子辱命，取輕外國，如
是尚為中國有人乎？”（注：周孔教：《周中丞奏疏》卷一
《東封誤國亟賜議處疏》，《明經世文編》卷四五一。）一
語點破了明朝外交用人之不明。
（三）出援大臣的掣肘狀態
戰爭初起，明朝先期入援的3000騎兵兵敗平壤，幾乎全
軍覆沒。消息傳來，舉朝震動，京師戒嚴。明朝決定以宋應
昌為兵部右侍郎，經略薊、遼、山東、保定等處防海禦倭軍
務，出師征討。據稱：當時“中外洶洶，計劃無所出，朝廷
懸賞格，有能復朝鮮者，賞銀萬兩，封伯爵世襲。朝臣舉股
戰舌虩虩無應者，乃稽首推公往”（注：黃汝亨：《經略朝
鮮薊遼保定山東等處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宋公行
狀》。）。宋應昌受命於危難之際，然而，正當他躊躇滿志
，計劃出戰時，已有御史郭實上疏，“慮遠道顛危，劾司馬
嘗試國事，指陳切直”（注：宋懋澄：《九龠集‧別集》卷
四《東師野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宋應
昌不得已，上《辭經略疏》。
出援後，宋應昌受到多方面的牽制，束縛住了手腳，曾
嘆：“夫國家亦時常用兵矣，曳襟掣肘未有若今日。”（注
：《經略復國要編》卷一二《直陳東征艱苦並請罷官疏》。
）事實上，明朝內部爭議紛紜，延伸於外，在外主戰派與主
和派各行其是，文臣與武將、南兵與北兵的矛盾尖銳，嚴重
削弱了明朝軍力，也暴露了明朝軍事上存在的問題。初戰階
段，不僅有沈惟敬直接受命於中樞、與日軍的單獨媾和活動
，而且李如松以總兵提督軍務，也“與經略宋應昌不相下”
。史載他謁見宋應昌時不按規矩禮節，“以監司謁督撫儀，
素服側坐而已”（注：《明史》卷二三八《李如松傳》。）
。這說明了戰爭中文臣與武將關係的緊張狀態。明朝歷來是
以文臣出掌軍務，武將地位在文臣之下，李如松是鎮守遼東
多年的李成梁之子，手握重兵，驕橫抗禮，根本不把宋應昌
放在眼裏。王錫爵曾述經略宋應昌的難處有六，其中有“邊
臣伸縮自由，而經略則空名客寄，俯仰隨人”，“李氏盛滿
，人心不附，而又立萬金之賞，懸封拜之格，忌寧遠者並以
忌公”等等（注：《獻征錄》卷五七，王錫爵：《經略朝鮮
薊遼保定山東等處軍務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岡宋公
應昌神道碑銘》。）。此外，據朝鮮史籍記載，由於李如松
是北將，在首戰平壤這樣關鍵的戰役中，曾“痛抑南軍，恐
其成功”；當碧蹄之敗，李如松輕敵冒進，“所領皆北騎，
無火器，只持短劍鈍劣”（注：〔朝〕柳成龍：《懲毖錄》
卷三。）。後來顧養謙疏中談到宋李二人之功，言問題出在
“南北將領分為二心，彼此媒孽”（注：《明神宗實錄》卷
二七一，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壬辰。）。不和諧的將帥、將領
關係自然會影響到戰爭中的配合，並直接影響到戰事成敗。
最重要的牽制，是來自中樞。息戰以後，不少朝中大臣
指責援軍統帥宋應昌和李如松。兵科給事中吳文梓攻李如松
等“不能相機決策，以彰天威”，反而紛然講和無已，畏縮
退怯，並攻宋應昌“款貢未奉明旨”（注：《明神宗實錄》
卷二六六，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己巳。）。實際上，宋應昌
自有難言之隱。鮮為人知的是，在息戰撤兵問題上，作為主
和派首腦的兵部尚書石星曾利用手中權力，對朝鮮戰場兵力
調動作了釜底抽薪，他“密令惟敬議款，忌公轉戰，所調兵
悉令支解”。於是，中樞的掣肘，使在外統帥實際不可能再
戰，“一意主戰守之事，封貢一著，置之不論”（注：《經
略復國要編》卷一四《奏繳敕諭符驗疏》。）的宋應昌，不
得不慨嘆：“令我以疲卒當銳師，抑徒手殺賊耶？！”（注
：黃汝亨：《經略朝鮮薊遼保定山東等處兵部左侍郎都察院
右都御史宋公行狀》。）當時他這個經略的所能，只有上疏
力圖留兵戍守，以保已有戰爭勝利果實了。萬曆二十一年（
公元1593年）年底，朝廷下令宋應昌、李如松回國。宋應昌
在四次上疏乞歸後，於次年回故里，從此“絕口不譚東事”
（注：黃汝亨：《寓林集》卷一五《明兵部左侍郎經略桐岡
宋公配顧淑人墓志銘》。）。這不僅是宋應昌個人的悲劇，
也是明朝政治的悲劇。
初戰的經略如此，再戰的經略邢玠又如何呢？邢玠的首
次大規模軍事進擊以失敗報聞，受到攻擊，諸葛元聲評論說
：“邢公之計慮是矣，其調度則未也。”（注：《兩朝平攘
錄‧日本下》。）認為邢玠不等水兵來到，進行水陸夾攻，
輕易出戰是完全錯誤的。然邢玠自有難處，他曾上疏自辯道
：
堂堂天朝於島夷何有，但倭之人情一，我之人情二。一
則始終不撓，可以持久；二則自相攻擊，能不搖撼？恐久不
得戰，哄然群議，不曰師老則曰財匱，不曰進遲則曰退速，
或忌妒之口又從而飛語流謗，其間人情憂譏，畏罪之不暇，
又何鎮靜觀成之可望，此我所以持久不如倭也。（注：邢玠
：《經略禦倭奏議》卷二《申明進止機宜疏》。）
直接道出了朝中官員互相攻扞，紛亂異常，不僅使決策
受到障礙，更形成對具體運作的動輒掣肘狀態，出援大臣顧
慮重重，不能進退自如，甚至無所措手足。
軍事上戰場瞬息萬變，在外統帥最忌多方干預。在這種
情況下，大臣即使有抱負，也不可能得到施展。當時人馮琦
曰：“嗟嗟世議何極之有，功之未成，則曰是固不可成也；
既成，即曰是不難，非但不難，且亡功，非但亡功，且有罪
。倭不退，且以不退罪之；倭退，且以退罪之。”（注：馮
琦：《馮北海文集》卷三《贈大司馬邢昆田平倭奏凱序》，
《明經世文編》卷四四二。）這道出了任事者的艱難處境。
整個戰爭過程裏，戰爭指揮層發生多次重大人事調整，造成
“七易歲，再易本兵，四易制府，三易大將，若攻之，若封
之，皆罔功”的局面（注：《馮北海文集》卷三《贈大司馬
邢昆田平倭奏凱序》，《明經世文編》卷四四二。），出現
既無良臣、又無良將的惡性循環。數度更換大臣，影響戰局
發展，更是明朝政策過程不能順暢的表現。
（四）朝廷中樞的改組
作為決策群體，難解難分的內部衝突，深刻影響了皇帝
與大臣的關係逐漸向不可逆轉的惡化方向發展，在戰爭進程
中，明朝政治上層的重組也在進行中，戰爭實際體現了明朝
政治深層結構的問題。
在戰爭期間，萬曆帝明顯厭倦了政治，對內閣和言官失
去信任，章奏留中不報。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首
輔趙志皋等上疏說：“邇年以來，章奏有留中不下者，而近
日為甚”（注：《明神宗實錄》卷二九○，萬曆二十三年十
月丙午。）。當時十多個本章，推補二十餘員大臣，皆留中
不報。此後趙志皋多次奏請，都如泥牛入海。這是皇帝與內
閣及群臣矛盾加深，上下日益隔閡的結果。不僅如此，萬曆
帝更轉而信任宦官，將興趣移到了搜刮財寶上面。一年以後
，左副都御史張養蒙上疏，指出部院科道之職漸輕的趨勢，
具體而言，部院缺位不補，且“爭正事則十疏而九不行，遇
正推則十人而九不點”；科道情況也大體相同：“五科都給
事中久虛不補”，“西臺東省列署半空”；而為了開礦之事
，撫按上奏被阻隔，千戶、中官反參奏撫按，綱紀為之倒置
（注：《明神宗實錄》卷三○三，萬曆二十四年十月戊
寅。）。萬曆帝怠政，造成了君臣相猜，上下不交，政事荒
廢的局面，出現近乎癱瘓的政治狀況。
皇帝怠政，中樞又如何呢？自冊封使出，遲遲不見動靜
，力主冊封的兵部尚書石星，理所當然成為群臣指責的對象
，而一直依違於主戰派與主和派之間，實際是主和派支持者
的內閣，也一並受到攻擊。李植上疏直指冊封決策失誤，指
出“遣勘使，罷中樞”，指責輔臣趙志皋、樞臣石星“百計
阻言戰守”，一誤再誤，建議立即選官會同督撫、巡按“前
往探勘”，並請皇上令趙志皋、石星致仕，回籍聽勘（注：
李植：《李中丞奏疏》卷一《東封失策選樞臣以圖戰守事》
，《明經世文編》卷四二五。）。御史周孔教也論石星誤國
，言詞激烈，矛頭直指內閣。他認為石星罪不容赦，“而罪
之首者”是輔臣趙志皋，指責趙志皋“曲昵私交，引用同鄉
宋應昌”；因“語侵志皋”，貶逐郭實；縱容石星，許封日
本。提出“勒令二臣致仕”（注：周孔教：《周中丞奏疏》
卷一《東封誤國亟賜議處疏》，《明經世文編》卷四五
一。）。冊封失敗後，朝中更是“議者蜂起”，“劾星者必
及志皋”（注：《明史》卷二一九《趙志皋傳》。）。戰事
再起，大小九卿科道官會議的結論是“欲救朝鮮，須亟更樞
管，石星前事多誤，方寸已灰，軍國機宜，豈堪再誤”（注
：《明神宗實錄》卷三○七，萬曆二十五年二月丙子。）。
於是石星下獄，而彈劾趙志皋者不斷。
戰爭進入再戰的膠著狀態，直接導致了明朝政治最高層
的人事變動。
萬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日兵二十餘萬分五路入
朝，七月，閒山要害失守，直接威脅到中國沿海，戰爭形勢
嚴峻。十一月，經略邢玠調集明軍分為三協，在朝鮮軍配合
下，向日軍發動攻擊。這場戰役“謀之經年，傾海內全力，
合朝鮮通國之眾”，結果卻“委棄於一旦，舉朝嗟恨”（注
：《明史》卷二五九《楊鎬傳》。）。究其緣由，戰爭由勝
轉敗，首先是經理楊鎬“震懼”逃跑，隨後“士皆奔竄”，
造成明軍損失過半（注：《武備志》卷二三九《佔度載‧度
‧四夷十七》。）。戰後，楊鎬隱瞞傷亡實情不報，“詭以
捷聞”，於是贊畫主事丁應泰疏劾楊鎬“喪師黨欺”，述及
“當罪者二十八事，可羞者十事”（注：《明神宗實錄》卷
三二三，萬曆二十六年六月丁巳。）。所謂“黨欺”，直指
內閣大學士張位。他指責張位招權納賄，接受楊鎬賄賂，力
荐楊鎬經理朝鮮軍務，奪情視事，並與楊鎬密書來往（注：
《明史》卷二一九《張位傳》。）；與此同時，還揭發大學
士沈一貫也私下致書楊鎬，甚至將御史汪先岸論楊鎬的“擬
票留中之旨”，也祕密給楊鎬看，因此並劾張位與沈一貫“
扶同作奸”（注：《明史》卷二五九《楊鎬傳》。）。此疏
道出了明朝吏治腐敗，以及內閣貪污受賄的狀況。萬曆帝得
報大怒，罷免楊鎬，令大學士張位免職閒住，沈一貫引咎得
免。戰爭至此，導致了明朝政治最高層的人事變動。
戰爭進行七年中，統治上層政治分化重組也加速進行，
明朝內閣組成主要是趙志皋、張位、沈一貫。其間王錫爵、
陳於陛有短暫的在閣時間。趙與張於萬曆十九年（公元1591
年）入閣，陳與沈於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入閣。值得注
意的是，趙與張都是由申時行“密荐”入閣的，吏部尚書陸
光祖曾為此上言，認為閣臣例由廷推，而二人由密荐而入，
“恐開徇私植黨之門”（注：《國榷》卷七五，萬曆十九年
九月壬午。）。二十二年，由吏部會推閣臣，推舉了王家屏
、孫丕揚等七人，當時在閣的王錫爵與趙志皋、張位，不願
孫丕揚等正直大臣入閣，以違制將這次會推作廢，主持此事
的文選郎中顧憲成由此削籍，而入閣的是陳於陛和沈一貫，
陳入閣不久即去世。趙志皋為首輔的內閣，實際是主和派的
支持者，因此，內閣因援朝之戰成為論爭對象，自二十六年
（公元1598年）起，趙養病，張削職閒住，沈告罪後為萬曆
所挽留，自從張居正死後，至此，可以說內閣衰微到了極點
。
以上事實說明，在戰爭過程中暴露出明朝政治的諸多問
題：皇帝怠政，內閣衰微，大僚空署，上下乖離；士大夫喪
失倫理道德，受賄謀私，朝廷之上，各不相謀，爭端迭起，
務實乏人；面對燃眉的軍政大事，中樞運轉失常，影響決策
過程以及具體政策運行，致使對外戰爭戰和不力，數年無功
；凡此種種，無一不表明明朝統治集團的腐敗和無能，折射
出的是明朝政治的一種自在的衰落過程和政治危機。
三、戰爭與明後期的政治態勢
明朝出兵援救朝鮮，中朝聯合打敗了入侵朝鮮的日本侵
略軍，取得了戰爭的勝利，維護了朝鮮主權和領土完整，這
應當充分肯定。
當時人馮琦曾從對外政治意義的角度，評論這場戰爭：
古人通西域以制虜，今日救屬國以制倭。倭自南，虜自
北，即使偶發而畸至，彼謀不合，我力不分，於中國自疥癬
耳……載籍以來，亦有出師大海外救人者否？主上之於朝鮮
，起死而肉白骨也，存一亡國，摧一強國，以風示四夷之君
長，莫不稽首內向，罔敢越志。天子恭已受重譯之朝，國勢
強，國體尊。（注：馮琦：《馮北海文集》卷三《贈大司馬
邢昆田平倭奏凱序》，《明經世文編》卷四四二。）
戰爭勝利者是中國與朝鮮，但勝利又給了萬曆朝什麼呢
？顯然是明朝威信的提高，重要的還有在明朝朝貢體系中，
始終被認為是異己的日本終於被戰敗，從而使困擾明朝自開
國以來200多年的倭寇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
然而，如果我們觀察歷史表層下深藏的事實，就會發現
諸多問題，這些問題清楚地反映出了明後期的政治態勢。明
朝為了打贏這場戰爭，可以說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但戰爭勝
利後遠不是昇平有望，事實上，這場戰爭成為明朝衰落的標
幟。作為明後期政治的一個關鍵轉折，體現在內外兩方面。
（一）在外交上，援朝之戰是明朝與日、朝關係，也即
東亞國際關係的轉折，標幟著明朝朝貢體系的破壞殆盡。
明初建立的朝貢體系在歷史上規模空前，而明朝遭遇的
外擾也是史無前例的。對朝貢體制下明朝與屬國的關係，明
太祖在祖訓中曾有明確的不征規定，而萬曆時面臨戰禍，明
朝不得已加入了戰爭。明朝大臣於慎行在一篇賀功敘中說：
“聖上為華夷共主，寵綏四方……故知今日出師之名義而後
上之威德益弘明。”（注：於慎行：《於文定公文集》卷一
《賀中丞丘澤萬公征倭功成敘》，《明經世文編》卷四三
九。）援朝之戰是維護明朝朝貢體系之戰，也即具有維護明
朝君主在東亞的“華夷共主”形象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
這一在外國土地上作戰的事例，體現了明朝對外政策與以往
王朝政策的歷史繼承性。在唐朝時期，唐與朝鮮的關係中，
出兵是為了自衛，“守在四夷”，同時也是為了“興亡繼
絕”，負有道義的使命；到了明朝，仍然是這兩方面的原因
促使出兵援朝。戰後，明朝遵循對朝鮮無寸土要求，就這一
意義上說，萬曆朝繼承了歷史上傳統對外政策，也遵循了明
太祖的祖訓。
根據文獻記載分析，領土擴張是豐臣秀吉發動戰爭的主
要動機，吞併朝鮮，滅亡明朝，將中、朝領土納入日本版圖
，在亞洲內陸建立日本帝國，這一野心前所未有，是日本侵
華的嚆矢，並在以後日本的侵華戰爭中得到進一步的實施。
進一步分析，作為國際關係的一個轉折點，其背後顯示出的
是國際貿易關係發生的重要變化。日本豐臣秀吉的興起，與
西方東來引起亞洲內部格局變化有著密切聯繫。如果說明初
已受到日本倭寇的騷擾，那只是非國家組織的小規模侵擾，
那麼這一次戰爭是西方東來後日本的國家行為；日本活躍的
國際貿易活動的背後，是經濟需求的巨大驅動，而日本發動
戰爭，豐臣秀吉的侵華野心，可以視為世界性的連鎖運動。
西方東來，亞洲舊有的國際關係體系被破壞殆盡，新的國際
關係體系尚未建立，日本乘機逸出朝貢體系，成為東亞侵略
擴張的因素，向明朝挑戰。可以說，16世紀的明朝不僅面臨
西方東來的挑戰，而且同時遭遇到東亞的挑戰，換言之，明
朝遭遇的是東西侵略擴張的風暴。不僅朝貢體系受到致命衝
擊，而且本身安全也受到威脅，就這一意義而言，援朝禦倭
之戰，不僅是維護明朝朝貢體系之戰，也是國際關係風雲變
幻形勢下的國土保衛戰。
總之，這是一場全新意義的戰爭，既是對以中國為中心
的朝貢體系的挑戰，又是西方東來以後東西方貿易大熾，經
濟需求增長的反映。經歷東西兩面夾擊的外在挑戰，明朝建
立的朝貢體系已被破壞殆盡。
（二）在內政上，援朝之戰多方面顯示了明朝政治弱點
，昭示了王朝走向衰亡的必然趨勢，更是明後期由治及亂政
治態勢的一個關鍵轉折，成為明亡的重要契機。
政治衰退是一種長期的過程，而內外矛盾的互動，全面
醞釀了明朝的統治危機。戰後，明朝國力大減，危機日重，
迅速走向滅亡。
1‧
這場戰爭，將整個中國都不同程度的捲入了其中，戰爭的曠
日持久，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國力。所謂萬曆三大征（注：即
寧夏之役、朝鮮之役、播州之役。實際上三者性質、規模並
不相同，寧夏、播州均是平叛戰爭，涉及範圍、進行時間相
對狹少。），惟有援朝之戰是出援外國，參與國際戰爭，耗
費也最大。據時人估計：“朝鮮要兵，首尾七年，約費餉銀
五百八十二萬二千餘兩，又地畝米豆援兵等餉，約費銀二百
餘萬兩”（注：王德完：《王都諫奏疏》卷一《稽財用匱竭
之源酌營造緩急之務以光聖德以濟時艱疏》，《明經世文編
》卷四四四。）。另據記載，僅再戰階段邢玠出任經略的四
年間，就“用餉銀八百餘萬兩，軍資不與焉”（注：《武備
志》卷二三九《佔度載‧度‧四夷十七》。）。正如退居山
林的大學士王家屏所揭露的：“遠邇繹騷，公私靡敝如是，
曾未聞其出一奇，當一隊，收一戰之功，而山人遊客盡拜官
矣；廝養隸卒盡富貴矣。車騎戈甲，連數鎮之師，半委山谷
矣；金錢芻粟，傾數百萬之積，盡填溝壑矣；兵老財殫，智
窮計絀，乃始聽用狎邪無賴之輩，往來倭營，哀求和好，今
日議貢，明日議封，外墜狡夷之牢籠，而內坐守寸步難移之
困局……今時勢與資力並當困絀之際，國威與士氣並當挫刃
之餘”（注：王家屏：《王文端公文集》卷一《答顧沖庵論
東事》，《明經世文編》卷三九三。）。又如談遷所云：“
越國救鄰，自昔所難，況海外乎？東征之役，蒼皇七載，民
力殫竭。”（注：《國榷》卷七八，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己
巳。）明朝為了這場戰爭轉餉半天下，其間國家財政日絀，
為此除加重賦稅以外，令官吏捐俸，大臣出錢助工以救緩急
。萬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吏部以東事告急，鬻爵開
事例（注：《國榷》卷七七，萬曆二十四年五月辛巳。）。
同年，萬曆帝派遣中官開礦於畿內，榷稅於通州，從此礦監
稅使四出，多方搜刮，民窮財盡，激化了社會矛盾，在全國
範圍內造成了混亂狀態。援朝之戰結束不到半年，就出現了
民變，導致了王朝的統治危機。
2‧
“征師索餉，遠邇震動，夷狄盜賊，莫不生心”（注：《明
神宗實錄》卷三三三，萬曆二十七年四月辛未。），是戰爭
的直接後果。從此時起，明朝來自遼東的威脅日甚一日。
在援朝之戰中，明朝將遼東兵力大都抽調到朝鮮，投入
援朝之戰，建州女真努爾哈赤乘機發展，於萬曆二十一年（
公元1593年）打敗葉赫九部，攻下了訥顏部。二十三年（公
元1595年）他被晉封為龍虎將軍。援朝之戰後，為戰爭勝利
沖昏頭腦的明朝統治者認為遼東已安，因此更放鬆了警惕。
明朝君臣深深陷入內部糾紛，對努爾哈赤的蠶食坐大毫不注
意，看不到努爾哈赤的日益強大將成為與明朝抗衡的力量。
正是在這種疏於防範的情況下，努爾哈赤逐漸控制了東北的
大部分地區，勢力發展迅速，以致尾大不掉，無法控制，最
終在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建立了後金政權，成為明
朝統治的重要威脅。
綜上所述，萬曆初年，張居正的改革卓有成效；中葉以
後，朝政日益腐敗，內憂外患，統治階級上層的紛爭，既是
政治分裂的表現，又是政治腐敗的結果。而改革後明朝走向
衰亡的明顯標幟正是此戰。
四、結束語
這場戰爭是日本的第一次對外侵略戰爭，中朝聯合反侵
略取得勝利。時至今日，中朝兩國人民的友誼長存，侵略者
多行不義必自斃的歷史規律長存，援朝之戰體現出的歷史價
值，正在於此；然而，這場戰爭表明的明朝政治實態，透視
出明後期的政治態勢，反映出明朝內外關係的變化，其重要
意義還在於對晚明政治以及社會變遷的影響和作用。因此，
如果說黨爭亡國，還不如說以這場戰爭為分水嶺，標幟著明
朝政治、軍事、財政等全面危機，揭開了明朝走向滅亡的帷
幕更為確切。
以對外重大政治事件為透視點，沿著不同以往的黨爭與
內部事務的路徑展開，考察明後期的政治實態，從中可得出
重要啟示：明亡於萬曆，萬曆朝是重要轉折時期。但是，明
亡於黨爭這一司空見慣的定論，卻不足以說明問題。在援朝
之戰如此重大的對外事務的處理上，明朝政治機制的低能和
政治的腐敗暴露無遺，說明在世界發展變化的背景下，即使
在東林與齊、楚、浙黨沒有完全形成之前，明朝政治已顯示
出衰敗的態勢。一言以概之，明朝以制度化存在的政治機制
問題已凸顯了出來。進一步探析，明後期無論是國內事務，
還是國際事務，都會引起無休止的紛爭，這完全是因為政治
機制本身的失衡，而黨爭只是一個表現形式，是政治分化改
組進一步加劇的結果，而並非是原因。自張居正改革後，至
援朝之戰，明朝政治的保守與腐敗已掩蓋了活力，政治的一
種自在的衰亡過程清晰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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