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話：比較起來說，王怡是我比較傾心的人物□□
王怡：知而不言是一種罪
《南方人物周刊》
他是第一個從互聯網走進公共領域的知識分子。
在中國互聯網的短暫履歷上，有兩個人最受年輕人追捧，一個是英年猝死的
精英王小波，憑著他留下的不多的遺著，據說至今門下聚集“走狗三千”。而王怡則
是一個處于現在時的，在網絡
上與網友們互動的31歲的青年。
王怡的出現意味著七十年代出生的知識分子獲得表達。
本刊記者 何三畏 發自成都
@ 在虛擬的公共廣場和自家客廳裡開放
王怡是一個“新人”。
大約在2000年的時候，成都市大慈寺旁邊有一條古舊小街，街面一家小酒館
，酒館裡除了左近一些力夫常客晚上在那裡喝點冷酒，就只有冉雲飛，老威，汪建輝
和馬小兵等人偶爾去一去。茀酒館讓人懷舊。它的每一張舊木桌下邊，放著一口大肚
酒缸，據說裡面裝的純正高粱白酒來自王怡的家鄉四川三台。
這裡差不多就代表著當時成都跟王怡的成色最相近的某種文化生態了。
但那時，不僅王怡沒有去過，甚至上面這一些人也沒有提起過他。
兩年後，人們才知道，這個1973年出生的後生那時還在成都的某個出租屋裡
寒江獨釣。他比上述幾位成都“自由寫作者”晚了整整一個年代，後者已經多少得到
世俗的承認，雖然他們有時不自在，有時寂寞，但也有自娛自樂的熱鬧時分。
這個早熟而酪執的年輕人，除了做過一段時間見習律師，跟外界幾乎沒有什
麼關系。他苦于沒有表達，但他不向傳統媒體投稿。他不喜歡現行的學術體制，不願
意在學院的階梯上拾級而上。他孤獨地讀著書，不為發表而寫作。他沒有想成為詩人
，但卻不斷地寫詩，“為自己的世俗生活命名”。
27歲以前，王怡就這樣在獨自歷練。
直到2000年的某一天，他看到《天涯》雜志上關于網絡論壇“天涯縱橫”的
介紹。就是這一眼，使他發現了一個更適合他生長的空間。後來，他把這個空間比喻
成一個虛擬的公共廣場。有時，他也把它比作“自家客廳”，因為他覺得網絡論壇同
時具有廣場的自由和客廳的親切。
在最新一本法學隨筆集的後記中，王怡寫道，“網絡幾乎帶給了我除肉身和
愛情之外的一切……最重要的價值還是一種醫治，醫治思想深處的缺氧和呼吸困難…
…有一部國產電影叫《開往春天的地鐵》，當賑聯網握在公民手中、而不是握在中國
電信手中時，我想網絡大概就是這樣一道地鐵。”
王怡一腳踏進互聯網，就立刻引起了“圍觀”。這個生于七十年代的年輕人
的尖銳而沉穩的思想，堅定而機智的表達，令人們眼前一亮。人們不知道這個每有驚
人之論的人是從哪檜突然冒出來的，但有一點比較有共識，即那種詭異文風應該出自
一個“至少有四十歲”的人之手。
王怡獲得了表達的利器。他既關注學術，也關注個案，既闡述憲政學理，也
批評時事政治。他先後主持過多個著名的網絡論壇，辦過學術網站“憲政論衡”，編
過“關曶網刊”。他沿著他認定的方向開掘，再也沒有西出陽關的感覺。
他的名聲迅速溢出網外，溢出年輕人的群體，受到思想界的器重。2001年，
他開始為《21世紀經濟報道》撰寫社評，而今在多個媒體上開設評論專欄。他在網絡
上的文章很快被出版社看中，加以刪削整理ｘ目前已有三部文集出版。最近的一部正
在上海三聯書店的編輯手上。
于是，王怡從一個“在線思想工作者”進發到傳統媒體，成為一個網絡與傳
統媒體兩棲的公共知識分子。有人稱為 “一個互聯網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神話”。
王怡承認互聯網造就了他，甚至放大了他。他說：“沒有互聯網，像我這樣的寫作者
和公共領域的職業批評者，是絕不可能出現的。”
在中國互聯網的短暫履歷上，有兩個人最受年輕人追捧。一個是英年猝死的
精英王小波，憑著他留下的不多的遺著，據說至今門下聚集“走狗三千”。而王怡則
是一個處于現在時的，隨時在網絡上與網友們互動的31歲的青年。一些支持他的網友
稱他是“網絡意見領袖”。
王怡的出現意味著七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獲得表達。
而他對自己所歸屬的這一代知識分子很有信心。他認為，七十年代人是1949
年以來最有希望的一代。在他們中間，將產生一個更成熟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整個
七十年代人在未來的社會轉型中，勢必成為漸進和保守的中堅力量。
自負、內疚與憤怒或一個自由主義者的飲食習慣
王怡的文章充滿了各種各樣的隱喻，他用優美的筆調，借文學、藝術、音樂
的意象，有時也信手拈來棋牌術語和俚俗語言來表達他的思想。把沉重化作妙趣，王
怡不時可以令人會心一笑。
冉雲飛說王怡 “三句話不離本行，扔給他任何事情，電影、歷史、武俠、
飲食，他都能扯到憲政上去”。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飲食習慣》O王怡28歲時坐在父母的屋子裡敲出來的。
轉述王怡的思想是一件頗為傷神的事情，但他的 “飲食習慣”令人愉快。在王怡“
習慣”的“飲食場景”裡，飲食只是一個虛擬的道具，就像網絡上的圖文只是平面的
一樣，這裡的飲食也不是用來果腹的──
有一種自由主義者最反感的形式，就是自助餐……所有食客在繳納了相同的
費用之後，進入一個模擬的共產主義公社大食堂……你變得不再重要，在飲食的流水
線上你有一種被喂養的家禽感……自助餐不是以人為本、而是以食為本的。它背叛了
類似于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聲稱的一個起點：每一個個人吃得高興，是一切人
吃得高興的前提。
自由主義者不喜歡吃席菜……席菜的搭配是強加的，沒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權
……搭配的背後是屬于大眾與時尚的潮流。飲食的潮流浩浩盪盪，順之者昌，逆之者
亡，對個人偏好充滿了藐視和否定……食欲橫流，方顯英雄本色，真正的自由主義者
經得起誘惑。
席菜最與自由主義精神相悖的，是它的等級制。每一種席菜，幾冷盤，幾熱
菜，幾甜點，這些都是外圍賽。精彩的在後面的寡頭體制，眾星捧月地端出一道稱王
稱霸的鮑魚。菜品之間等級森嚴，長幼有序。這是餐桌之上對于人間秩序的模仿秀，
和餐桌上食客們的位置遙相呼應。如果你是坐在最下首邊緣的那位，你基本上可以推
測你就相當于邊角上那小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五香花生米。
隨配合菜自然也有價格與偏好的差序，自由主義者不反對自發演進的差序格
局，僅僅是反對差序格局的凝固和與公共權力相結合之後的科層化。在自由主義者的
餐桌上，絕對沒有哪一道菜是終身制的、領袖群倫的核心。
但是，在比網絡更放鬆的私人空間裡，王怡也樂于表達他最明確的思想。
成都錦江邊的一個船形茶舖。雖然安放在岸上的船只是一個象征而不能遠行
，但是，王怡的神思卻沒有疆界。他坐在我面前，手裡撫著一把大大的紙扇，扇面上
是成都名宿流沙河老先生題寫的先哲名言：“不自由勿寧死”。
你為什麼要堅持這樣的立場，為什麼能堅持這樣的立場，你是怎樣成為這樣
一個知識分子的……這是我的問題。
有一部我激賞的許鞍華電影《千言萬語》，裡面一個社區領袖叫邱明寬，他
說，“無知是一種罪，知道了不說出來是罪加一等”。我特別喜歡這句話，因為“知
識”構成了知識分子的一種原罪。知識分子的本質就是“懷璧其罪”。我認為自己是
一個知識分子，意味著我要活在自由的言說中，在言說中呼吸，在言說中為個人自由
作無罪的辯護。
一個知識分子的誕生大致需要兩種情結，一是自負，一是內疚。我總是認為
我在一些領域和事件上比一般人知道和了解得更多，才能感到公共言說的沖動。這就
是一種自負或者說智識上的精英意識──盡管“精英”在今天幾乎是一個政治不正確
的貶義詞。但一個人沒有這種自負就不會寫文章。一個人沒有人群中的精英自詡，他
寫了文章也不好意思拿稿費，更不好意思跑去參選市長或者申請參加政黨。否則就比
自負還糟糕，叫自私和不負責任。
健康的自負產生原罪感。從學者到公共知識分子，是一個從內疚到憤怒的過
程。我定義的憤怒是知識分子的一種高貴品質。不必劍拔弩張，也不必心跳加速。但
公共知識分子正是憤怒與理性的一種結合。
言說是如何掙紮的，憤怒就是怎樣煉成的。靜坐書齋，但內揣憤怒，這是我
能想見的一個知識分子的風骨。對一個知識分子而言，不說出來的思考就是放棄思考
，不說出來的同情就是不同情，不說出來的批評就是順從。在這個大時代，該憤怒的
人如果不憤怒，不該憤怒的人就搶著憤怒。該自負的人不自負，不該自負的人就走在
隊伍的最前面。能言說的人老是不動口，不能言說的人就會動手。
我的道路，証實了一種獨立的思想可以棄學府、舍官場，求諸野。我也許比
很多人樂觀，因為我對中國的未來抱有“切合實際的幻想”。
……這是王怡的回答。
在他組裝的思想嘉年華裡，他玩得很快樂。
搖晃的大地和青春的精神事件
在這個喧囂的世界，王怡過著最純粹的知識分子生活。他是一個保守主義者
，他隨時笑眯眯的，他的平和發自內心。他為理想而痛苦，但是他反對危機中的變革
，希望平衡的進步。他尊重人，無論他的朋友或不同意見者，更不會以輕慢的語調談
論女性。他並非不善交際，但是至今不認識他工作了6年的學校的校長……這就是王
怡。
冉雲飛說王怡把自由主義精神融入了個人生活，包括他的飲食觀丁克觀，以
及一切生活觀。
王怡對父母和妻子充滿愛和感激。可是A他卻是一個丁克主義者，他有一篇
“雄文”《丁克家庭、創世紀和憲政民主》辯護他的丁克觀。當然，這仍然如他的“
飲食觀”，是按王怡的方式延伸了的自由主義邏輯。但我們還是具體地討論到生育孩
子的事情。
我說有孩子至少有一個好處，可以跟孩子一起“第詖次成長”──看迪斯尼
。
王怡說“我不需要補這一課，我看過了”。
我知道他看過很多碟。除了書以外，看電影和收集碟子是他的另一大愛好，
他收集了三千多張碟。現在才知道他也看迪斯尼。他寫過一本“電影隨筆”《載滿鵝
的火車》。雖然同捀的，在這本書裡，電影只是“體”，譬喻才是“用”，但令人佩
服的是，首先得看大量的電影。
王怡的妻子是他的中學同學，當年一邊準備高考一邊戀愛，走到今天。妻子
大學畢業來到成都，在一個死氣沉沉的學校工作了兩年，感到失落，冒出辭職的念頭
，王怡大墩鼓勵，就辭職了。現在，差不多是兩個自由職業者生活在一起。這兩個人
最大限度地簡化生活，丁克著，還基本不升火，叫外賣。
畢業6年，這一對年輕人在這個城市輾轉了6個住處。王怡多次提到，每搬一
次家，都是他對世俗生活的一次痛苦體驗。現在，他們在省公針廳的地盤按揭了一套
50來平方的房子（朋友們笑他老謀深算，會找安全地段），他們的圖書和影碟可以不
再流浪。隨著產權的過渡，現在這個住處，應該是王怡人生的重要一站。
王怡兩歲記事，望著牆壁上的毛澤東畫像大叫婆婆。三歲時受到第一次驚駭
，即1976年絢四川鬆潘大地震，人們晚上驚惶地躺在憤怒的大地上等待天意的處決。
以後，敏感內向的王怡看似成長順利，但整個精神世界一直像三歲時的大地，搖搖晃
晃，一直搖到80年代末“那個不能再糟糕了的青年期”。
這個在搖晃的大地上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卻有著堅定不瓴的意志，“像一個
厚臉皮的推銷員，熱衷于把他的思想不斷地鍥入中國的現實。”■
王怡，1973年生于四川三台。青年憲政學者，自由作家。1996年畢業于四川
大學法學院，到成都大學任教。現為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員，獨立中文作家筆會
會埮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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