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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信人: xueshao (xueshao), 信區: civic_life
標 題: 朱健國：讀餘秋雨“文革力作”兩篇
發信站: 一塌糊塗流浪者樂園 (Thu Sep 23 09:24:58 2004)
朱健國：讀餘秋雨“文革力作”兩篇
——關于《走出“彼得堡”》和《讀一篇新發現的魯迅佚文》的評點
朱健國
1 、
一位留心餘秋雨的讀者問我，餘秋雨在《借我一生》一書中對包括袁庚在內的許多
改革先鋒都進行了“北風刺骨”地攻擊影射，為何獨獨對文革“三種人”胡錫濤、朱
永嘉、王知常等人多次給予“春天般地溫暖”？——稱贊胡錫濤“人品上卻是一個仗
義君子”、“善良的君子”——“其實，胡錫濤先生當時在文化思想上雖然挺左，在
人品上卻是一個仗義君子。”《借我一生》168 頁）“此後，這位‘左傾’的學人，
善良的君子，常常出現在我的腦際，讓我想起中國一代文人的人格悲劇。”（同上169
頁）說朱永嘉、王知常是“本質上未必壞的歷史學家”——“像朱永嘉、王知常這樣
原先在本質上未必壞的歷史學家，由于搭乘了一兩個極端主義政治冒險家的風火戰車，
真是把自己的人生道路走窄了。”（同上254 頁）
我想，餘秋雨如此“厚此薄彼”，原因可能有三種：一是要“亡羊補牢”建立“統
一戰線”
，餘秋雨現在開始意識到要緊密團結當年的造反戰友（“三種人”），避免他們像
孫光萱、徐緝熙等人那樣無情無義地站起來揭其老底；二是胡錫濤、朱永嘉、王知常
這些文革老友今天又幫了餘秋雨不少忙，餘秋雨明白，由于歷史不可改變，他們永遠
是“一根藤上的瓜”，在文革問題上永遠是“一損俱損”，“唇齒相依”，必須互相
“抬舉”，相得益彰；三是他們確是餘秋雨的老恩人，餘秋雨得“滴水之恩當涌泉相
報”——胡錫濤不僅是在1968年“批判斯坦尼，發現餘秋雨”的“啟蒙恩師”，而且
讓餘秋雨由“寫作組”外圍“石一歌”進入核心“任犢”；而朱永嘉不僅僅“從善如
流”接受了胡錫濤的推薦，對餘秋雨有“知遇之恩”，而且還在1975年春天把餘秋雨
引薦給張春橋、姚文元，受到終生難忘的“親切接見，巨大鼓舞”，成為“第一號種
子選手”。正是在如此“深受青睞”的激動之下，餘秋雨接連寫下了一時“洛陽紙貴”
的“戰鬥檄文”《走出“彼得堡”》和《讀一篇新發現的魯迅佚文》——餘秋雨的
“文化大散文”風格正是在他勇于走出“彼得堡”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
鬥洗禮”中萌芽的。改革時代的“文化大散文大師”餘秋雨，乃文革時代上海“寫作
組”的“第一號種子選手”“任犢”“變臉”，就像江青的樣板戲在改革年代又紅火
大江南北一樣，是一個極其耐人尋味的事件。
不能學某些人“空口說白話”。這當然要舉證。
胡錫濤因是“三種人”，粉碎“四人幫”後即被審查關押多年，一直不能也不敢寫
關于文革的文章。但2000年第6 期的《今日名流》雜誌，卻忽然發表了他的一篇為餘
秋雨說好話的長文——《餘秋雨要不要懺悔？——“文革”中餘秋雨及上海寫作組真
相揭秘》，稱贊餘秋雨“確確實實避開了‘批鄧’，沒有寫過一篇‘批鄧’文章。”
1976年10月後，“他（餘秋雨）順著大好形勢，立即與‘四人幫’及朱永嘉等人劃清
了界限。”不過，胡錫濤卻在文章中證實了一個餘秋雨至今不敢承認的事實——1975
年轟動全中國的“大批判”經典文章《走出“彼得堡”》，雖然署“寫作組”集體筆
名“任犢”，其實卻為餘秋雨一人所寫。餘秋雨是“寫作組”“第一號種子選手”—
—胡錫濤令人信服地回憶了他探明“任犢”
就是“餘秋雨”的經過——
“餘秋雨怎麼會從外圍被選入內圍？就在于他才華出眾，文筆漂亮，寫了一係列頗
有影響的文章而深得頭頭兒們的欣賞。其中，有兩篇文章尤為重要，一篇是用筆名‘
任犢’寫的《走出‘彼得堡’》，在上海《朝霞》發表（後由《人民日報》轉載）。
另一篇是《讀一篇新發現的魯迅佚文》，由上海王知常寄給北京《紅旗》采用。
“當時，我已在《紅旗》當編輯，主管文藝稿件，也兼管上海寄來的稿件。我接到
這篇文章，從筆名‘任犢’無法判斷執筆人是誰。瀏覽一遍，感覺良好。然而，轉送
給姚文元之後，沒有采用。王知常打電話來催問：”那篇談魯迅佚文的文章，妳那裏
用不用，我們在《學習與批判》第8 期發表。‘我說：“報上去了，可惜不用。妳們
自己發表算了。任犢是誰？’王說：”是餘秋雨。‘我問：“他現在好嗎？’王說：”
小餘現在是這裏的第一號種子選手。‘“
幾年後，餘秋雨曾這樣評價胡錫濤為他說話的文章：“胡錫濤先生的這些回憶發表
時我在國外，隔了很久才看到。與許多老人的回憶一樣，其中真正有價值的是親身經
歷的部分，”（《借我一生》170 頁）而關于“《走出‘彼得堡’》的”任犢“就是
餘秋雨”的史料，正是胡錫濤“親身經歷的部分”，可見即使以餘秋雨的邏輯而論，
《走出“彼得堡”》是餘秋雨所寫也是毫無疑義的。
2 、
現在我們再看看，餘秋雨所寫的《走出“彼得堡”》當年為何那樣轟動一時。
《走出“彼得堡”》原載《朝霞》一九七五年第三期（三月號），轉載于一九七五
年四月六日《人民日報》。
《朝霞》是文革時代上海“寫作組”唯一的一份重要文藝月刊，每月上旬出版。《
走出“彼得堡”》能在《朝霞》作為重頭文章發表，已經了不得了；《人民日報》又
在二十天內迅速轉載，更是非同尋常，該文到底妙在何處呢？
時隔近30年，胡錫濤依然這樣評價它——“《走出‘彼得堡’》寫得很俏皮”——
如何“俏皮”呢？
胡錫濤說：“此文強調文化人走出文化小圈子，到工農群眾中去，與工農相結合，
這是與‘文革’的極左路線相符合的。餘秋雨這篇文章，是遵命而寫還是自願而寫，
我不知道；但它的客觀效果，肯定不好，完全和廣大文化工作者的心願相反。‘文革
’時期文化人都被趕到鄉下或五七幹校參加勞動，已經活得夠累、夠痛苦了，都想回
到原來的崗位上重操舊業。
1973年，有的人剛剛回到城裏恢復工作，有的人則還在鄉下做‘回城’夢，正在這
做夢、圓夢的時刻，餘秋雨發表此文，給了當時文化界人士當頭一棒，使他們非常惱
火：妳餘秋雨高高在上，寫文章唱高調，還要叫我們‘走出彼得堡’，永遠在下面吃
苦頭，豈不可恨？這種心態上的不平衡、不服氣，應該說，是正常現象。人們至今回
憶當時這篇文章，仍然耿耿于懷，怒氣未消，也屬情有可原。餘秋雨應該在反思‘文
革’的同時反思自己，反思當年為什麼寫《走出‘彼得堡’》。“
胡錫濤這樣評價《走出‘彼得堡’》大體是實在的。《走出‘彼得堡’》的“俏皮”
從開頭就顯出了——“最近，讀到一個工人出身的作者同誌給《朝霞》編輯部的一封
信，其中談到：他重新學習了列寧在一九一九年要高爾基走出彼得堡的教導，很有感
受。一個在黨的培養下成長起來，爾後又走過一段彎路的工人作者，回過頭來對革命
導師的教導產生了切身體會，那麼對于文化大革命以來涌現的工農兵作者來說，記取
他們的教訓，時時用革命導師的教導來鞭策自己，自然有著不言而喻的重要意義了。”
——編造“一個工人出身的作者同誌給《朝霞》編輯部的一封信”來引出題旨，不能
說不“俏皮”。
接下來將“列寧在一九一九年要高爾基走出彼得堡的教導”與文革相聯係，就更是
“俏皮”
之中的“俏皮”——“列寧為什麼在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要高爾基走出彼得堡？這
是他在分析了當時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階級鬥爭以及這場鬥爭在高爾基身上的反映後得
出的必然結論。很奇怪，廣大工人農民正在為保衛新生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浴血奮戰，
而當年曾熱情歡呼過革命暴風雨的高爾基卻在抱怨鎮壓反革命太‘殘酷’，卻在呼吁
資產階級的‘博愛、平等’，甚至還發牢騷說自己和共產主義的‘分歧在加深’。列
寧發覺身為工人作家的高爾基脫離了自己的階級，脫離了工農群眾，把自己困于彼得
堡內，‘受到那些滿懷怨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包圍’。因此，列寧在極其繁忙的
工作中抽時間寫了一封長信，告誡他‘要徹底改換環境。無論是接觸的人或居住的地
方，或工作都得改換一下’，走出彼得堡，‘到農村或外地的工廠（或前線），去觀
察人們怎樣以新的方式建設生活。在那裏，單靠普通的觀察就很容易分辨出舊事物的
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很顯然，列寧所說的‘彼得堡’，我們不能僅僅作為一個城
市的名稱來讀。走出‘彼得堡’，就是衝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包圍圈。這個問題提
出于革命勝利後的一九一九年，因此又包含著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的一條規
律。”
“在十月革命後的蘇聯是如此，在解放後的我國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前被修正主
義文藝黑線控制的許多文藝團體，特別是那些名目繁多的‘協會’，也就是這樣的‘
彼得堡’。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曾尖銳指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
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
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
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
樂部那樣的團體。‘列寧要高爾基走出彼得堡和毛主席對六十年代中國的’彼得堡‘
的批判，時隔近半個世紀，漫長的歲月，類似的情景，反映了這場在無產階級專政條
件下所展開的鬥爭的長期性和曲折性。“
餘秋雨在如此“起承轉”之後，最後又再一次高屋建瓴地“合”道——“回顧從一
九一九年到今天這場延續了數十年之久的進、出‘彼得堡’的鬥爭，具有很大的現實
意義。文化大革命以來，黨又滿腔熱情地培育了一大批工農兵作者。他們從不會寫作
到學會寫作，現在正認真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並以此指導自己的創作，積極地以筆為
武器，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戰鬥。新的革命鬥爭使他們在政治水平和藝術水平上都
有不少超過以前的工農兵作者的地方，證明著無產階級文藝隊伍也象其他領域一樣，
是‘長江後浪推前浪，革命人一代勝一代’的。但歷史的經驗又告訴我們，在我們的
社會裏，學會寫作並不太難，在抱怨鎮壓反革命太‘殘酷’，卻在呼吁資產階級的‘
博愛、平等’，甚至還發牢騷說自己和共產主義的‘分歧在加深’。列寧發覺身為工
人作家的高爾基脫離了自己的階級，脫離了工農群眾，把自己困于彼得堡內，‘受到
那些滿懷怨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包圍’。因此，列寧在極其繁忙的工作中抽時間
寫了一封長信，告誡他‘要徹底改換環境。無論是接觸的人或居住的地方，或工作都
得改換一下’，走出彼得堡，‘到農村或外地的工廠（或前線），去觀察人們怎樣以
新的方式建設生活。在那裏，單靠普通的觀察就很容易分辨出舊事物的腐朽和新事物
的萌芽’。很顯然，列寧所說的‘彼得堡’，我們不能僅僅作為一個城市的名稱來讀。
走出‘彼得堡’，就是衝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包圍圈。這個問題提出于革命勝利後
的一九一九年，因此又包含著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的一條規律。”
“在十月革命後的蘇聯是如此，在解放後的我國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前被修正主
義文藝黑線控制的許多文藝團體，特別是那些名目繁多的‘協會’，也就是這樣的‘
彼得堡’。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曾尖銳指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
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
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
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
樂部那樣的團體。‘列寧要高爾基走出彼得堡和毛主席對六十年代中國的’彼得堡‘
的批判，時隔近半個世紀，漫長的歲月，類似的情景，反映了這場在無產階級專政條
件下所展開的鬥爭的長期性和曲折性。“
餘秋雨在如此“起承轉”之後，最後又再一次高屋建瓴地“合”道——“回顧從一
九一九年到今天這場延續了數十年之久的進、出‘彼得堡’的鬥爭，具有很大的現實
意義。文化大革命以來，黨又滿腔熱情地培育了一大批工農兵作者。他們從不會寫作
到學會寫作，現在正認真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並以此指導自己的創作，積極地以筆為
武器，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戰鬥。新的革命鬥爭使他們在政治水平和藝術水平上都
有不少超過以前的工農兵作者的地方，證明著無產階級文藝隊伍也象其他領域一樣，
是‘長江後浪推前浪，革命人一代勝一代’的。但歷史的經驗又告訴我們，在我們的
社會裏，學會寫作並不太難，要永遠不背離自己的階級，自覺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
論作為行動的指南，永遠以筆來宣傳和捍衛黨的基本路線，卻是非常不容易的。作家
協會作為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產物已被廣大革命人民唾棄了，但‘舊的一代被清除了，
而在這塊土壤上還會不斷產生新的一代，因為這塊土壤過去產生過、現在還在產生許
許多多資產者’。正由于如此，社會上各種資產階級的包圍圈還會不斷出現，大大小
小不叫作家協會的‘彼得堡’還會產生。而它們的主要手法之一仍然如列寧所說，‘
有意要分化工人’，使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這就很值得廣大工農兵新作者警惕。永遠不要脫離三大革命運動的實踐，永遠不要放
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永遠不要放鬆自身思想改造，永遠不要迷戀于在文
藝領域裏曾猖獗一時的資產階級法權，永遠不要把文學事業看成個人的事業，永遠不
要讓資產階級把我們從自己的階級隊伍中分化出去！讓列寧關于走出‘彼得堡’的教
導永遠響徹在我們耳邊！”（《走出“彼得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7 月第一
版，P9）
雖然胡錫濤說“餘秋雨這篇文章，是遵命而寫還是自願而寫，我不知道”，但從該
文寫于餘秋雨受到張春橋、姚文元的“親切接見，巨大鼓舞”之後，我們可推測兩點：
即便文章不是張春橋、姚文元直接授意，是餘秋雨主動地、創造性地發揮，也絕不能
排除“親切接見，巨大鼓舞”之後的精神激勵作用，說《走出“彼得堡”》是餘秋雨
對張春橋、姚文元“親切接見”之後的“奮發革命”，大約在情理之內。也許正是因
此隱諱，餘秋雨才死活不肯承認《走出“彼得堡”》是自己所寫，哪怕鐵案如山。
其實，縱然《走出“彼得堡”》當年極大地傷害了許多正直的文藝工作者，衹要餘
秋雨接受胡錫濤勸告，“餘秋雨應該在反思‘文革’的同時反思自己，反思當年為什
麼寫《走出‘彼得堡’》”，稍作懺悔，沒有誰不會原諒他的“創造性地發揮”。一
個才子一時對權貴的“知遇”感激涕零有所卑躬屈滕，“士為知己者而死”，可以理
解，可以體諒，但前提是絕不能患“惡行失憶癥”，死不認賬，絕不允許做了奴才還
充英雄，說自己一直“十年拒絕造反”，將抵賴美譽為“對于歷史事實我從不謙遜”。
3 、
如果說《走出“彼得堡”》是一篇一望而知的“幫派體係”極濃的“大批判”文章，
那麼《讀一篇新發現的魯迅佚文》，則是一篇打著“魯迅研究”外衣的欺騙性更大的
“大批判”——它讓人以為魯迅先生也是贊同文革的，要用魯迅先生的“痛打落水狗”
的“永遠進擊”精神“反擊右傾翻案風”，反擊鄧小平的“整頓”。
《讀一篇新發現的魯迅佚文》原載《學習與批判》一九七五年第八期（後收入《走
出“彼得堡”》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7 月第一版）。《學習與批判》是文革
時期上海“寫作組”唯一的一份重要文藝理論月刊，每月中旬出版，與《朝霞》一樣，
在全國發行量極大，影響極大。
1975年8 月，正是四人幫大搞“評水滸，反投降”，通過矛頭直指鄧小平的後臺周
恩來，打擊對文革的倒行逆施進行大張旗鼓地整頓的鄧小平。因為鄧小平自1973年3
月復出後，不僅對國民經濟秩序進行了全面整頓，而且在1975年對文藝戰線也開始了
大刀闊斧地整頓，特別是1975年6 月借毛澤東對電影《創業》的批示使江青、王洪文
等人受挫後，四人幫更是深感“晁蓋被宋江架空”，研究“如何保持革命精神”極為
迫切。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餘秋雨及時寫出《讀一篇新發現的魯迅佚文》，這實在是一篇
“文章合為時而著”的“及時雨”——將鄧小平自1973年3 月復出以來深得全黨、全
國人民支持的“整頓”，特別是1975年開展的直攻江青大本營的“文藝調整”，餘秋
雨卻稱之為“勝利果實得而復失”，“反動勢力猛撲過來”，提醒當時深感壓抑的主
子四人幫在文革倒行逆施受到全面清算之時，不要灰心，不要掉以輕心，要像魯迅寫
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所說，“永遠進擊”——永遠堅持
文革的“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等倒行逆施。餘秋雨借《讀一篇新發現的魯迅佚
文》，暗示對文革的文藝政策進行大張旗鼓地“調整”的鄧小平就像1927年的蔣介石
在反革命政變，“蔣介石就向革命人民舉起屠刀，中國革命就要進入緊急關頭。”
“革命，正處于勝利的高潮、失敗的前夕。”餘秋雨由此一再對主子獻計獻策：“在
革命勝利時期必須加強革命專政”，“衹有永遠進擊，才能使敵人難于鑽營，衹有永
遠進擊，才能使革命隊伍在艱苦的鍛煉中保持和發揚革命精神，衹有永遠進擊，才能
‘鞏固自己的勝利’，使革命的車輪不息地前進。魯迅在這篇短文中一連用了三個‘
進擊’！進擊！進擊！永遠進擊！——這是一個富有鬥爭經驗的老戰士在反動勢力猛
撲過來的前一刻所發出的多麼急迫的呼聲！這是一個不止一次目睹了勝利果實得而復
失的革命者對下一代留下的多麼熱切的囑咐！”
餘秋雨最後又創造性地發揮他的進諫，借魯迅之口來反對“大度和寬容”（這與他
後來自詡“一向寬容”，“從未傷害人”真是貨不對板）——“到現在為止，凡有大
度，寬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實並用者失敗，衹用其名者成功的。”
（魯迅語）“這真是一段革命專政必要性的極好論述。對于專政這個概唸的反面——”
大度，寬容，慈悲，仁厚“雲雲，”名實並用“，就是放棄專政，在這裏，魯迅已不
無悲痛地預感到當時眼前的革命有可能因躬行”寬容“、”慈悲“而失敗。他不幸而
言中，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不就是認敵為友、為虎作倀，
已把轟轟烈烈的革命引到最危險的境地了嗎？魯迅的可貴，在于他並非在勝利業經失
去，而恰恰在勝利達到高潮的時候說這些話的。這無異是給了當時頭腦熱烘烘的人們
一帖清涼劑。
“最後的勝利，不在高興的人們的多少，而在永遠進擊的人們的多少。”
我們現在無法確知四人幫是否具體采納了餘秋雨“永遠進擊”的進諫，但是，就在
《讀一篇新發現的魯迅佚文》在《學習與批判》一九七五年第八期（1975年8 月中旬）
發表後，四人幫馬上發動了一係列反擊——1975年9 月開始“評水滸，反投降”，10
月升級為“反擊右傾翻案風”，全面反擊鄧小平的“整頓”，1976年4 月對“天安門
四五運動”進行殘酷鎮壓、撤消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據此，可以說，在不要對反
文革者寬容，要永遠對思想者進擊——壓制、專制這一點上，餘秋雨的幾篇文革力作
至少可稱為與四人幫不謀而合，“英雄所見略同”，甚至是“先知先覺”。
1973年3 月至1975年12月，是鄧小平復出主持“全面整頓”的960 天。但就是在這
鄧小平與四人幫激烈“全面整頓”的960 天裏，餘秋雨先後代表四人幫利益向鄧小平
的“全面整頓”射出了一係列毒箭，其“代表作”有：《尊孔與賣國之間——從魯迅
對胡適的一場鬥爭談起》（1973年11月第三期《學習與批判》，署名秋雨）；《胡適
傳（五四前後）》（1974年1 月第一期《學習與批判》，署名餘秋雨）；《讀朝霞一
年》（1975年1 月第一期《學習與批判》，署名任犢）《走出‘彼得堡’》（1975年
3 月第三期《朝霞》發表，1975年4 月6 日《人民日報》轉載，署名任犢）《讀一篇
新發現的魯迅佚文》（1975年8 月第八期《學習與批判》，署名餘秋雨）；《評胡適
的〈水滸〉考證》（1975年10月第十期《學習與批判》，署名餘秋雨）。
4 、
餘秋雨曾在許多文章中反復強調，他從沒有“批鄧”，“十年拒絕造反”，證據是
他在1975年12月因病住院，餘秋雨造反戰友胡錫濤也說餘秋雨“確確實實避開了‘批
鄧’，沒有寫過一篇‘批鄧’文章。”
餘秋雨、胡錫濤這樣說的邏輯依據有兩點：一，餘秋雨從未在文革“大批判”文章
中公開點鄧小平的名；二，1975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在十月以後才正式拉
開，而這以後，餘秋雨就沒寫過一篇文章。
對于這種邏輯的第一點，“未在文章中公開點鄧小平名”的“大批判”文章，就不
算“批鄧”，不值一駁。而“1975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在十月以後才正式拉開”，
則是在混淆一個大是非——“上海”寫作組“1975年以前寫的”大批判“文章，皆對
鄧小平的復出整頓不產生傷害？實際上，從鄧小平1973年3 月復出開始，四人幫就開
始緊緊地咬住鄧小平不放，這期間所有的”大批判“文章，都是對著鄧小平而來的，
其區別不過是，有的”大批判“
文章是“去皮見骨”，通過批“周公”（周恩來）而削鄧；有的“大批判”是直指
鄧小平。
為了證明餘秋雨在1973年至1975年8 月所發表的“大批判”文章就是在跟隨四人幫
造反，對鄧小平進行“大批判”，這裏的有必要讓不知文革或遺忘了文革的人，重溫
一下鄧小平文革復出整頓大事記（1973-1975 年）——
據《鄧小平在1975年》（程中原、夏杏珍著，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8 月第一版）
紀事，鄧小平是這樣開始復出和整頓的——鄧小平，這位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即
被當作“黨內第二號走資派”打倒、1973年又重新出山的偉大人物，在毛澤東、周恩
來的支持下，大刀闊斧地在全國各方面進行整頓，同占據要津的“四人幫”展開了特
殊的鬥爭，力圖撥亂反正，使歷經八年“文化大革命”動亂的中國，恢復正常的生產
秩序和社會秩序，實現安定團結的局面。同時，他又推行改革、開放，力圖盡快把國
民經濟搞上去。後來，鄧小平曾幾次回顧1975年整頓這一段難忘的歷史。他說：“其
實，撥亂反正在1975年就開始了。那時我主持中央黨政工作，提出了一係列整頓措施，
每整頓一項就立即見效，非常見效。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觸
怒了‘四人幫’。他們又一次把我轟下臺。”又說：“說到改革，其實在1974年到1975
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
先是恢復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1976年‘四五運動’，人民懷唸周
總理，支持我的也不少。這證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
的願望。”
鄧小平在這裏明確說，他的“整頓”並不衹限于1975年，而是從他復出之日就開始
了，因而四人幫的“反整頓”也不可能像餘秋雨所說的，衹是在“1975年的批鄧反擊
右傾翻案風是在十月以後才正式拉開”。
事實上，“四人幫”是隨著江青一伙的政治地位上升，在中共十大（1973年8 月24
日到28日）
以後形成的，形成之後便開始了“批鄧”。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
政治局內結成了一個小集團——“四人幫”。他們利用毛澤東的錯誤判斷，興風作浪，
制造新的動亂。1974年初，他們搞起了一個“批林批孔‘’運動。他們聲稱”批林批
孔“運動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制造”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輿論，把矛頭指向
周恩來以及鄧小平、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一時間，動亂再起。在“四人幫”的煽動指揮下，1974年春夏，到處批“復辟派”，
揪老幹部，政治空氣十分緊張；在“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等口號下，不少工礦企業
停工停產；社會上又出現聯絡站、上訪團、匯報團以及民兵指揮部一類組織，派性重
新膨脹，山頭重新樹立，有些地方又出現了嚴重武鬥事件。總之，”批林批孔“運動
引起再度動亂，使得剛剛趨向安定的政治局勢、社會生活和有所發展的國民經濟重新
遭到嚴重破壞。
這時，歷經波折、年老體衰的毛澤東已經不想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樣放手發動
群眾搞政治運動了。他對江青一伙的做法不滿，多次給予嚴肅批評。周恩來、葉劍英、
鄧小平等想方設法對“批林批孔‘’運動的規模、範圍、力度有所約束，有所限制，
即便如此，也終難遏制”批林批孔‘’運動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巨大破壞。面對
社會動亂不止和國民經濟下降的局面，毛澤東決心結束“文化大革命”。他先後做出
了“要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關于理論問題的指示。與此同時，對四
屆全國人大的人事安排，也及時做出了決策。他看透了江青的野心，不許她插手“組
閣”，並指出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依靠周恩來主持人事安排，要鄧小平擔任
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黨政
軍重要職務。讓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執掌黨、國家、軍
隊的最高權力。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以後，鄧小平接替病重的
周恩來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他不負黨和人民的重托，立即在實現“兩步設想”、
建設“四個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目標指引下，以“三項指示為綱”，大刀闊
斧地領導了1975年的整頓。四屆全國人大一開過，鄧小平立即對軍隊整頓作了部署，
同時開始重點抓鐵路整頓，很快就取得突破性進展。隨即在工交戰線各行各業推廣鐵
路整頓的經驗，並乘勝轉入鋼鐵工業和國防科技的重點整頓。短短三四個月，鐵路運
輸面貌改觀，煤炭工業恢復發展，鋼鐵扭轉欠產局面，整頓收到了令人驚嘆的實效。
整個工交戰線出現安定團結和把生產搞上去的好勢頭。
文化大革命“，制造”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輿論，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以及鄧小平、
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一時間，動亂再起。
在“四人幫”的煽動指揮下，1974年春夏，到處批“復辟派”，揪老幹部，政治空氣
十分緊張；在“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等口號下，不少工礦企業停工停產；社會上又
出現聯絡站、上訪團、匯報團以及民兵指揮部一類組織，派性重新膨脹，山頭重新樹
立，有些地方又出現了嚴重武鬥事件。總之，”批林批孔“運動引起再度動亂，使得
剛剛趨向安定的政治局勢、社會生活和有所發展的國民經濟重新遭到嚴重破壞。
這時，歷經波折、年老體衰的毛澤東已經不想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樣放手發動
群眾搞政治運動了。他對江青一伙的做法不滿，多次給予嚴肅批評。周恩來、葉劍英、
鄧小平等想方設法對“批林批孔‘’運動的規模、範圍、力度有所約束，有所限制，
即便如此，也終難遏制”批林批孔‘’運動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巨大破壞。面對
社會動亂不止和國民經濟下降的局面，毛澤東決心結束“文化大革命”。他先後做出
了“要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關于理論問題的指示。與此同時，對四
屆全國人大的人事安排，也及時做出了決策。他看透了江青的野心，不許她插手“組
閣”，並指出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依靠周恩來主持人事安排，要鄧小平擔任
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黨政
軍重要職務。讓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執掌黨、國家、軍
隊的最高權力。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以後，鄧小平接替病重的
周恩來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他不負黨和人民的重托，立即在實現“兩步設想”、
建設“四個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目標指引下，以“三項指示為綱”，大刀闊
斧地領導了1975年的整頓。四屆全國人大一開過，鄧小平立即對軍隊整頓作了部署，
同時開始重點抓鐵路整頓，很快就取得突破性進展。隨即在工交戰線各行各業推廣鐵
路整頓的經驗，並乘勝轉入鋼鐵工業和國防科技的重點整頓。短短三四個月，鐵路運
輸面貌改觀，煤炭工業恢復發展，鋼鐵扭轉欠產局面，整頓收到了令人驚嘆的實效。
整個工交戰線出現安定團結和把生產搞上去的好勢頭。
在此期間，圍繞“四人幫”提出的“反經驗主義”，展開了一場嚴重的鬥爭。毛澤
東尖銳地批評了“四人幫”，有力地支持了鄧小平。江青被迫寫了檢查，王洪文被派
往外地。從1975年7 月2 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工作由鄧小平主持。這時，毛澤
東主動提出要調整黨的文藝政策，逐步活躍文藝。他接連對“周揚一案”和電影《創
業》做出批示。鄧小平抓住有利時機，及時地把整頓向面上鋪開並引向深入。毛澤東
和黨中央批準了鄧小平的提議，國務院設立了政治研究室，成為協助他領導整頓的參
謀班子和寫作班子。7 月起，軍隊的整頓，文藝的調整，科技的整頓，地方的整頓，
先後展開。鄧小平決心乘勝前進。他賦予整頓雙重任務：首先是撥亂反正，進而要改
革發展。在他看來，“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不僅要恢復生產秩序，完成1975年的年
度計畫和“四五”計畫，而且要設計出實現“兩步設想”、建設“四個現代化社會主
義強國”的藍圖。鄧小平認為，當時在發展國民經濟方面有兩項工作最為急迫：一是
對發展國民經濟從指導思想到具體要求要確定共同遵循的“章程”；一是要對實現兩
步設想具有關鍵作用的今後十年做出長遠規劃。為此，鄧小平著重抓了三件事：計畫
工作務虛會和《工業二十條》，關于科學工作的《匯報提綱》，十年長遠規劃。鄧小
平提出整頓的核心是“黨的整頓”，部署在1975年冬至1976年春進一步開展“全面整
頓”。全面整頓包括軍隊整頓、地方整頓、工業整頓、農業整頓、商業整頓、文化教
育整頓、科技整頓、文藝整頓和黨的整頓等九個方面。為“全面整頓”做準備，鄧小
平指導起草了工業和科技兩個條例，以“三項指示為綱”指導“全面整頓”的社論也
已由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起草。
就在“全面整頓”準備進行而尚未展開之際，“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
“全面整頓”夭折。
若知詳情，請看筆者整理的“鄧小平與四人幫鬥爭大事紀”——
1 、 1972 年1 月10日，陳毅追悼大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毛澤
東親臨追悼大會，在同陳毅親屬的談話中，毛澤東也提到鄧小平，並且是把鄧和時任
第九屆中央政治局盡管政治局裏充滿了鬥爭，然而，最終的結果是，1973年3 月10日，
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于恢復鄧小平同誌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的決定》。
6 、 1973 年4 月12日，周恩來、鄧小平兩人同時出現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之後，
鄧小平開始參加國務院業務會議，行使國務院副總理之職。
7 、 1973 年5 月下旬，鄧小平出席由周恩來主持的為籌備黨的十大而召開的中央
工作會議。
會議期間，周恩來向與會者強調：黨中央關于恢復鄧小平同誌職務的文件，是一個
有代表性的文件。
8 、 1973 年年8 月，鄧小平作為主席團成員，出席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並
當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黨的十大後，毛澤東同意葉劍英的提議，表示可
以“考慮”鄧小平在軍內兼職，並參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這是鄧小平“復出”後，
毛澤東第一次考慮由鄧小平同時集中央黨、政、軍三要職于一身的問題。
9 、 1973 年12月中旬，毛澤東終于下了決心，拍板定案：由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
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當著全體政治
局委員的面，高聲說道：“小平同誌是中央政治局請回來的，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
小平同誌進政治局，是給政治局添了一位‘秘書長’。”毛澤東還當場送給鄧小平八
個字：“柔中有剛，綿裏藏針”。
10、 1973 年12月22日，病勢沉重而心情輕鬆的周恩來，用他那不很靈活的右手，
逐字逐句地寫下了中共中央關于鄧小平任職的通知的全文：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各大軍區、省軍區、各野戰軍黨委，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中央、國家機關
各部、委領導小組或黨的核心小組：遵照毛主席的提議，中央決定：鄧小平同誌為中
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開會時請予追認；鄧小平同誌為
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
11、 1973 年12月底，由周恩來親筆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鄧小平擔任黨中央和中央
軍委領導工作的通知，迅速發至全黨、全軍、全國。這時的鄧小平，已是集黨政軍三
要職于一身，開始全面參與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幾乎就在中央文件下達的同時，四
人幫的反撲開始了——1974年元旦，《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聯
合發表的社論中指出：“要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個
組成部分”。由此發出了“批林”
也要聯係“批孔”的信號。
12、 1974 年1 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澤東，建議轉發“北京大學、清華大
學大批判組”編輯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稱這份材料“對當前繼續深
入批林、批孔會有很大幫助”。18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轉發了《林彪與孔孟
之道》（材料之一），繼而在全國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影射周恩來、鄧小平的“批
林批孔”運動。
13、 1974 年1 月25日，在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江青
等人儼然以黨中央領導“批林批孔”運動的主要負責人自居，頤指氣使，動輒訓人，
無限上綱，置到會的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于被領導、被指責的地位。就在“一。二五”
大會前後，江青等人還制造了一係列的“政治事件”，他們以個人名義向軍隊係統大
量寫信、送“材料”，還勒令《解放軍報》停刊數月，在軍內大搞“放火燒荒”；他
們圍剿《三上桃峰》等劇目，批所謂“黑畫”，批紀錄片《中國》，以“回擊文藝黑
線復辟”；他們一手制造了“馬振撫公社中學逼死女生”、“黃帥駁‘王亞卓’”、
“北京永樂中學學生被逼跳樓”事件，以“證實”
“教育黑線回潮”；他們無中生有地編造出所謂“蝸牛事件”，以“證明”國務院
領導人批準引進外國先進技術是“崇洋媚外”，等等。所有這些，都成了江青一伙提
出“批林批孔”
所要聯係的“實際”。
14、這時的周恩來，正值癌癥發展、病情日趨加重之際。從1974年1 月下旬起，他
連日便血，不得不施行癌細胞的控制治療，尚需配合以恢復、休息。但在“四人幫”
一次次進攻面前，周恩來既不可能安心地放下工作去休息，也不會不聞不問地表示沉
默。他此時的一樁心事是：在自己病倒之前，必須有一個人能夠取代他現在的地位，
以便在今後的鬥爭中同“四人幫”一伙繼續周旋、抗衡。周恩來思慮已久的這個能夠
接替他的人，便是鄧小平。
15、 1974 年1 月18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提議成立由葉劍英牽頭，有
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陳錫聯等參加的中央軍委五人小組，全權處理軍委日常事
務及緊急作戰事項。鄧小平由此進入軍隊領導核心。之後，政治局會議又正式向毛澤
東提出這一建議，得到毛的贊同。這樣，便走出了鄧小平接替周恩來格局的第一步。
16、對江青等人在“一。二五”大會前後搞的“三箭齊發”（既“批林批孔”又批
“走後門”）的陰謀，周恩來早就深諳其意。1974年2 月初，他親筆致信毛澤東，闡
述自己對此問題的看法，不久，毛澤東痛斥江青等人搞“三箭齊發”的作法是“形而
上學猖獗，片面性”。同時，毛還制止下發“四人幫”一伙在“一。二五”大會上的
發言稿，阻止了他們慾將矛頭對準一大批老幹部的陰謀。
17、 1974 年3 月，“四人幫”第一次直接向復職後的鄧小平發難——江青等人在
頭一回合的較量中失利後，仍不甘罷休。1974年3 月，在討論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
特別會議人選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又公開把目標指向鄧小平，以種種理由不同
意外交部提出的（實為毛澤東、周恩來的意見）由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會議，並代表
中國政府作大會發言的建議。這是自鄧小平復職後，“四人幫”第一次直接向鄧小平
發難。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討論出席聯大會議人選時，由于周恩來事前努力，政治局
成員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為此，江青歇斯底裏，大
鬧政治局。會後，毛澤東得知江青表現，甚為不滿。他寫信告誡江青：“鄧小平同誌
出國是我的意見，妳不要反對為好。”迫使江青收斂氣焰。這樣，周恩來、鄧小平又
贏得同“四人幫”較量的第二個回合的勝利。
18、 4月10日，鄧小平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上代表中國政府發言，全面闡述毛澤
東關于“三個世界”的理論及中國政府對外政策，引起世界輿論的普遍關注。一些有
識之士認為，鄧不僅代表著新中國的形象，且無疑也是周恩來總理的一位“最好的代
理人”。
19、 1974 年6 月1 日，周恩來終于不勝其勞，心力交瘁，住進離中南海不遠的中
國人民解放軍305 醫院接受治療。這時，江青一伙以為時機又到，不遺餘力地重又煽
起批“宰相”、批“周公”、批“黨內大儒”的一股股惡浪，極其露骨地影射、攻擊
周恩來。
20、 1974 年7 月17日，因患老年性白內障眼病準備赴外地休養的毛澤東，召集在
京中央政治局成員開會。在醫院的周恩來也抱病出席了會議。會上，毛澤東當頭棒喝
江青一伙：“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
大帽子。”並指著江青說道：“她算上海幫呢！妳們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
他還嚴厲批評江青：“妳也是難改呢。”毛澤東當著全體到會的政治局委員鄭重宣布：
“她（指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已”，“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這是
毛澤東第一次在黨內最高層指出“四人幫”的問題，並實際上已點明，這個幫派的頭
目即江青。
21、 1974 年9 月29日，經周恩來提議、毛澤東批準，黨中央發出《關于為賀龍同
誌恢復名譽的通知》。這個在當時條件下的有限的平反文件，仍是“四人幫”一伙極
不情願看到的。因為這又意味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一批老幹部要被平反，
被“解放”。
22、 1974 年10月4 日，正在武漢的毛澤東向中央提出建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
第一副總理。毛澤東同時還提出了關于召開四屆人大的意見。毛澤東經過反復考慮作
出的這個重要決定，成為鄧小平即將全面接替病重的周恩來總理的最具體、最有效的
步聚。
23、 1974 年10月6 日晚上，已得知毛澤東人事安排意見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趕到醫
院，向剛接待完外賓尚未恢復疲勞的周恩來一連串地提出她對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及軍
隊總參謀長人選的“意見”，實際上是想在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全面開始之前，搞“先
入為主”和“先發制人”。病中周恩來這時雖然身體虛弱，卻頭腦清楚。他以極大的
克制和耐心與江青周旋了整整兩個鐘頭，對所有實質性問題未作一字表態，實際上是
不贊成江青的“意見”。江青一無所獲，敗興而歸。她一回住所便向王洪文嚷道：
“我保留我提名的權利！”借以發泄對周恩來的不滿。
24、 1974 年10月13日，正到處尋機發難的江青從《國內動態清樣》上看到有關
“風慶”輪事件的報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所謂“洋奴
哲學”的內容，江青如獲至寶，揮筆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
又稱：“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人表態”，“而且應該采取必要的措施”。江青批
示後，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也緊隨其後，異口同聲地提出這件事是“路線問題”，
要求國務院、交通部抓住此事進行所謂“路線教育”。
25、鄧小平復出以來第一次公開“頂撞”“文化大革命的旗手”——1974年10月17
日晚，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早有預謀的江青等人聯合向鄧小平發起突然襲擊。他們
把所謂“風慶輪事件”定性為“崇洋媚外”、“洋奴哲學”的一個典型，把攻擊的矛
頭直指周恩來、鄧小平領導下的國務院。會上，江青首先站起來質問鄧小平：“對這
件事，妳是支持，還是反對？或者想站在中間立場上？妳要表明態度。”對江青一伙
的這種慣用伎倆，鄧小平過去已碰見多次，但他一般都以沉默來表示“態度”，而這
一次，江青那種驕橫無理、唯我獨尊的腔調和做派，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
鄧小平逼視對手，嚴詞回擊：“對這件事我還要調查，不能搞強加于人，一定要贊成
妳們的意見！”這是鄧小平自1973年復出以來，第一次公開“頂撞”這位“文化大革
命的旗手”。對此，江青頗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會兒，才突然明白過來。在一陣陣
撒潑之後，又用潑婦式的語言攻擊、謾罵鄧小平。鄧小平忍無可忍，憤然起身，退出
會場。這時，在一旁靜觀事態的張春橋望著鄧小平的背影，恨恨地說道：“早知道妳
要跳出來，今天果然跳出來了！”
26、 1974 年10月18日，“四人幫”派王洪文去長沙，向正在那裏養病的毛澤東告
鄧小平及周恩來的“狀”。王洪文即背著中央政治局多數成員，擅自飛往長沙。下午，
剛抵長沙的王洪文便按照他們幾個人事先商量好的口徑，匆匆向毛澤東作“匯報”。
他說，昨天，在政治局會議上，為了“風慶”輪這件事，江青與鄧小平發生爭吵，吵
得很厲害。看來鄧還是在搞過去“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鄧那樣大
的情緒，可能和最近醞釀總參謀長人選事有關。聽了王洪文的“匯報”後，毛澤東當
即對王進行嚴厲批評，指出：有意見當面談，這麼搞不好！要跟小平同誌搞好團結。
又說：妳回去後，要多找總理和劍英同誌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妳要注意她。王
洪文碰了一鼻子灰，衹得悻悻而回。
27、 1974 年10月20日，王海容、唐聞生二人隨鄧小平陪外賓到長沙。在毛澤東會
見外賓之後，王、唐向毛匯報了江青等人的不正常活動，同時，轉述了周恩來對這些
問題的看法。毛澤東聽罷十分惱火。他把這件事同兩天前王洪文“告狀”的舉動聯係
在一起，愈感江青的所作所為非同一般。他告訴王、唐二人：“‘風慶’輪的問題本
來是件小事，且先唸同誌已在解決，可江青還這麼鬧，這麼搞很不對頭嘛！”他要王、
唐回京後向周恩來、王洪文轉達他的意見：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
事安排由周總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辦理；開人大的時間除了看準備情況外，
還要視總理病情而定。他還要求告訴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後
面批東西。最後，毛澤東鄭重提出建議：鄧小平任黨中央副主席、第一副總理、中央
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王洪文自長沙回北京後，在一周內便數次同周恩來談話，其
間自然不敢違背毛澤東的指示，對參與“四人幫”宗派活動作些“檢討”。
28、 1974 年11月12日，鄧小平陪同外賓再赴長沙，會見毛澤東。當天下午，毛澤
東向鄧提及10月17日政治局會議上的“風波”，對鄧小平公開抵制江青一事十分贊賞，
高聲說道：“妳開了一個‘鋼鐵公司’，好，我贊成妳！”又說：“她（指江青）強
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興的！”鄧答道：“我實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主要是
感覺政治局生活不正常。後來我到她（指江青）那裏去了一下，‘鋼鐵公司’對‘鋼
鐵公司’。”毛澤東興奮地點頭：“這個好！”最後，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主持起
草周恩來總理在四屆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的草稿。考慮到周恩來身體的承受能力，
他要求報告稿不便太長，衹三、五千字即可。
鄧小平當即應諾下毛澤東的重托。同日，對江青已極度不滿的毛澤東，提筆在江青
寫來的一封繼續要求“組閣”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妳組
閣（當後臺老板）。妳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
29、在短短一個月內，毛澤東已數次對“四人幫”進行批評，發出警告，但這些都
未能改變江青一伙的本性。在接到毛澤東的批評信後，江青又于1974年11月19日復信
毛澤東，名為“檢討”，實為伸手要官。她寫道：“我愧對主席的期望，因為我缺乏
自知之明，自我欣賞，頭腦昏昏，對客觀現實不能唯物地正確對待，對自己也就不能
恰當地一分為二地分析。”
接下來，她揭去偽裝，露出“崢嶸”：“自九大以後，我基本上是閑人，沒有分配
我什麼工澤東聽罷十分惱火。他把這件事同兩天前王洪文”告狀“的舉動聯係在一起，
愈感江青的所作所為非同一般。他告訴王、唐二人：”‘風慶’輪的問題本來是件小
事，且先唸同誌已在解決，可江青還這麼鬧，這麼搞很不對頭嘛！“他要王、唐回京
後向周恩來、王洪文轉達他的意見：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
由周總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辦理；開人大的時間除了看準備情況外，還要
視總理病情而定。他還要求告訴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後面批
東西。最後，毛澤東鄭重提出建議：鄧小平任黨中央副主席、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
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王洪文自長沙回北京後，在一周內便數次同周恩來談話，其間自
然不敢違背毛澤東的指示，對參與”四人幫“宗派活動作些”檢討“。
28、 1974 年11月12日，鄧小平陪同外賓再赴長沙，會見毛澤東。當天下午，毛澤
東向鄧提及10月17日政治局會議上的“風波”，對鄧小平公開抵制江青一事十分贊賞，
高聲說道：“妳開了一個‘鋼鐵公司’，好，我贊成妳！”又說：“她（指江青）強
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興的！”鄧答道：“我實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主要是
感覺政治局生活不正常。後來我到她（指江青）那裏去了一下，‘鋼鐵公司’對‘鋼
鐵公司’。”毛澤東興奮地點頭：“這個好！”最後，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主持起
草周恩來總理在四屆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的草稿。考慮到周恩來身體的承受能力，
他要求報告稿不便太長，衹三、五千字即可。
鄧小平當即應諾下毛澤東的重托。同日，對江青已極度不滿的毛澤東，提筆在江青
寫來的一封繼續要求“組閣”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妳組
閣（當後臺老板）。妳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
29、在短短一個月內，毛澤東已數次對“四人幫”進行批評，發出警告，但這些都
未能改變江青一伙的本性。在接到毛澤東的批評信後，江青又于1974年11月19日復信
毛澤東，名為“檢討”，實為伸手要官。她寫道：“我愧對主席的期望，因為我缺乏
自知之明，自我欣賞，頭腦昏昏，對客觀現實不能唯物地正確對待，對自己也就不能
恰當地一分為二地分析。”
接下來，她揭去偽裝，露出“崢嶸”：“自九大以後，我基本上是閑人，沒有分配
我什麼工作，目前更甚。”對此，毛澤東毫不讓步，他一針見血地批道：“妳的職務
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妳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
此囑。”不久，毛澤東又針對江青提出的“由王洪文任副委員長，排在朱（德）、董
（必武）之後的”組閣“意見給予痛斥：”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員長，
她自己做黨的主席。“
30、 1974 年12月23日中午，周恩來飛往長沙向毛澤東當面匯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
當天，周恩來和同往的王洪文飛抵長沙。在湖南省委九所賓館6 號樓會議室內，周恩
來、王洪文與毛澤東會面。一見面，毛澤東便請周恩來坐到自己身邊，關切地詢問他
的病情。周恩來一一作了回答。從23日至27日，毛澤東同周恩來，王洪文連續進行了
四次談話，鑒于江青一伙在籌備四屆人大期間一次次的幫派活動，毛澤東再次嚴厲批
評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
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使用”四人幫“這個提法。
毛澤東還說：”江青有野心。妳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他告誡王洪文：”我幾次
勸妳，不要幾個人搞在一起，妳總是聽不進去！這一次，妳既然來了，就多住幾天，
好好想一想，寫個書面檢查。“在嚴詞批評”四人幫“的同時，毛澤東高度評價了鄧
小平。他說：”他（指鄧）政治思想強。“毛澤東邊說邊用手指指腦袋，”Politics
（英語‘政治’）比他強。“毛澤東的手又指向王洪文：”他（指王）沒有鄧小平強。
“為強調言中之意，毛澤東抓起一支鉛筆，在紙上寫下一個很大的”強“字。周恩來
見狀，十分贊同地重重地點頭。在場的王洪文此時不僅尷尬，且十分緊張。他呆在一
旁不知所措。談話中，當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根據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鄧小平任國務
院第一副總理兼軍委總參謀長時，毛澤東再次明確表示：”就這樣。讓小平同誌做軍
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說著，他又在紙上寫下”人才難“三個字。並
關照周恩來：”妳身體不好，四屆人大會後，妳安心養病吧！國務院的工作可以讓小
平同誌來頂。“周恩來再次鄭重地點頭。
31、 1975 年1 月5 日，中共中央發出第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
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此前，鄧小平已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恢復國務
院副總理職務。
32、 1975 年1 月10日晚，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閉幕會在
北京京西賓作，目前更甚。“對此，毛澤東毫不讓步，他一針見血地批道：”妳的職
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妳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
此囑。“不久，毛澤東又針對江青提出的”由王洪文任副委員長，排在朱（德）、董
（必武）之後的“組閣”意見給予痛斥：“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員長，
她自己做黨的主席。”
30、 1974 年12月23日中午，周恩來飛往長沙向毛澤東當面匯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
當天，周恩來和同往的王洪文飛抵長沙。在湖南省委九所賓館6 號樓會議室內，周恩
來、王洪文與毛澤東會面。一見面，毛澤東便請周恩來坐到自己身邊，關切地詢問他
的病情。周恩來一一作了回答。從23日至27日，毛澤東同周恩來，王洪文連續進行了
四次談話，鑒于江青一伙在籌備四屆人大期間一次次的幫派活動，毛澤東再次嚴厲批
評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
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使用”四人幫“這個提法。
毛澤東還說：”江青有野心。妳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他告誡王洪文：”我幾次
勸妳，不要幾個人搞在一起，妳總是聽不進去！這一次，妳既然來了，就多住幾天，
好好想一想，寫個書面檢查。“在嚴詞批評”四人幫“的同時，毛澤東高度評價了鄧
小平。他說：”他（指鄧）政治思想強。“毛澤東邊說邊用手指指腦袋，”Politics
（英語‘政治’）比他強。“毛澤東的手又指向王洪文：”他（指王）沒有鄧小平強。
“為強調言中之意，毛澤東抓起一支鉛筆，在紙上寫下一個很大的”強“字。周恩來
見狀，十分贊同地重重地點頭。在場的王洪文此時不僅尷尬，且十分緊張。他呆在一
旁不知所措。談話中，當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根據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鄧小平任國務
院第一副總理兼軍委總參謀長時，毛澤東再次明確表示：”就這樣。讓小平同誌做軍
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說著，他又在紙上寫下”人才難“三個字。並
關照周恩來：”妳身體不好，四屆人大會後，妳安心養病吧！國務院的工作可以讓小
平同誌來頂。“周恩來再次鄭重地點頭。
31、 1975 年1 月5 日，中共中央發出第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
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此前，鄧小平已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恢復國務
院副總理職務。
32、 1975 年1 月10日晚，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閉幕會在
北京京西賓軍隊的紀律很差“。”現在是問題成堆“。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軍隊要
整頓，要安定團結，要落實政策“。鄧小平這篇氣勢不凡、風格凌厲的講話，成為這
一年他領導的各項工作的起點，是打響全面整頓的”第一炮“。
37、就在鄧小平發出全面整頓信號不久，全國上下卻掀起了一場與整頓不相協調的
“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在“四人幫”把持的各種輿論工具的宣傳中，
“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反修防修”、“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等口號比
比皆是，不絕于耳。一時間，學習“理論”似乎成了壓倒一切的“大事”、決定一切
的“中心”。
38、 1975 年2 月初，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取消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立由葉
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常委會，其成員還包括：鄧小平、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等。
鄧小平和葉劍英等幾位老帥軍權在握，這正是“四人幫”擔心之所在。
39、 1975 年3 月5 日，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提出：現在有一個大局，全黨要多講，
這就是周總理在三屆人大和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兩步
設想，即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
“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鬥”，“這就是大局”。這是鄧小平在中央
召開的解決鐵路問題的全國工業書記會議上講話裏的幾段“開場白”，其中心就是一
句話：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根據鄧小平的講話精神，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加強鐵路工
作的決定》（即中央九號文件）。會後，鐵道部部長萬裏率工作組奔赴各地，對問題
嚴重的路局進行重點整頓，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僅用一個多月時間，就使鐵路運
輸這個“文革”以來的“老大難”問題迅速解決。
40、 1975 年3 月1 日，身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一職的張春橋，在
向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講述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時宣稱：全國解放以
後，“對經驗主義沒有注意批過”，因此，“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恐怕還是要警惕”。
講話中，張春橋還露骨地指責1972年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鬥爭所取得的成果，
是“跟著劉少奇那條路線走”
；並以“個人意見”表示，四屆人大提出的那個“很宏偉的目標”，“無非就是搞
幾千億斤糧食、幾千萬噸鋼”，但如果“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搞不清楚”，仍然會
導致“衛星上天軍隊的紀律很差”。“現在是問題成堆”。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軍
隊要整頓，要安定團結，要落實政策”。鄧小平這篇氣勢不凡、風格凌厲的講話，成
為這一年他領導的各項工作的起點，是打響全面整頓的“第一炮”。
37、就在鄧小平發出全面整頓信號不久，全國上下卻掀起了一場與整頓不相協調的
“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在“四人幫”把持的各種輿論工具的宣傳中，
“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反修防修”、“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等口號比
比皆是，不絕于耳。一時間，學習“理論”似乎成了壓倒一切的“大事”、決定一切
的“中心”。
38、 1975 年2 月初，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取消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立由葉
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常委會，其成員還包括：鄧小平、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等。
鄧小平和葉劍英等幾位老帥軍權在握，這正是“四人幫”擔心之所在。
39、 1975 年3 月5 日，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提出：現在有一個大局，全黨要多講，
這就是周總理在三屆人大和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兩步
設想，即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
“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鬥”，“這就是大局”。這是鄧小平在中央
召開的解決鐵路問題的全國工業書記會議上講話裏的幾段“開場白”，其中心就是一
句話：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根據鄧小平的講話精神，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加強鐵路工
作的決定》（即中央九號文件）。會後，鐵道部部長萬裏率工作組奔赴各地，對問題
嚴重的路局進行重點整頓，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僅用一個多月時間，就使鐵路運
輸這個“文革”以來的“老大難”問題迅速解決。
40、 1975 年3 月1 日，身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一職的張春橋，在
向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講述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時宣稱：全國解放以
後，“對經驗主義沒有注意批過”，因此，“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恐怕還是要警惕”。
講話中，張春橋還露骨地指責1972年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鬥爭所取得的成果，
是“跟著劉少奇那條路線走”
；並以“個人意見”表示，四屆人大提出的那個“很宏偉的目標”，“無非就是搞
幾千億斤糧食、幾千萬噸鋼”，但如果“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搞不清楚”，仍然會
導致“衛星上天持。此時，毛澤東雙眼所患老年性白內障尚未治愈，看景物仍感模糊，
但他思維依然敏銳，他在講話中一開始便承認自己”犯了錯誤“，對批”經驗主義
“的文章（即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放過了“，並就此嚴厲批
評”四人幫“：”妳們衹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在談到黨的歷史經驗時，毛
澤東再次提及1931年在中央蘇區發生的”鄧、毛、謝、古事件“，並對鄧小平說：”
（當時）我衹見過妳一面，妳就是毛派的代表。“
隨即，毛澤東加重語氣，打著手勢講道：“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
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妳們不要搞了，
為什麼照樣搞呀？”這是毛澤東繼1974年多次批評江青一伙以後，又一次指出“四人
幫”及其宗派活動問題。
44、 1975 年5 月4 日，周恩來在醫院同正式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商議，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需在政治局內進一步批評“四人幫”。隨即，他伏案寫下書面意
見，表示“同意小平意見”，支持由鄧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
45、 1975 年5 月27日和6 月3 日，在鄧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討論
毛澤東5 月3 日講話，對“四人幫”進行嚴厲批評。會上，鄧小平、葉劍英再作長篇
發言，對江青、張春橋等人多次攻擊、詆毀周恩來的作法逐一揭露，連發質問。鄧小
平以堅決的口吻說道：對這些問題，應當講清楚，“不講明白，沒有好處”。迫于形
勢，王洪文不得已作了一些“檢查”。而江青等則拒絕檢討，甚至還試圖否認“四人
幫”存在的事實。事後，當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政治局會議情況時，毛澤東稱贊道：
“我看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他們幾個人（指”四人幫“）現在不行了，反總
理、反妳（指鄧）、反葉帥……。現在政治局的‘風向’快要轉了。”最後，毛澤東
滿懷期望地對鄧小平提出：“妳要把工作幹起來！”鄧小平堅定地表示：“在這方面，
我有決心就是了。”自中央政治局會後，受到批評的江青一伙垂頭喪氣，一蹶不振。
人們注意到，“文革”中一向不放掉拋頭露面機會的江青，在一連幾個月裏，幾乎再
沒有公開露過面。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也變得不那麼盛氣凌人、神氣活現了。
一時間，“江青挨中央批評”的消息不脛而走，廣為流傳。
藝工作，毛澤東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批評“百花齊放都沒有了”。他說：“樣板戲
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
“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
50、 1975 年6 月17日，周揚一案中的重要人物、原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從江西
豐城寫信給毛主席，熱切地希望“留在黨內”，表示：“決心好好學習馬列和毛主席
著作，虛心當群眾的小學生，把自己的一切獻給黨和人民的事業，直到最後一息。”
這時毛澤東雙目幾近失明。7 月2 日，他聽機要秘書讀罷此信，默然良久，拿起鉛筆，
親筆給黨中央寫了以下一段話：“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起
來並治病。久關不是辦法。請討論酌處。”毛澤東7 月初的一次談話和一件批語，包
含了調整文藝政策的兩個互相關聯的重要內容：其一，批評“百花齊放都沒有了”，
重申文藝工作要貫徹“百花齊放”的方針。這主要是從創作方面說的。其二，對“周
揚一案”要從寬處理，批評“久關不是辦法”。這是從隊伍、幹部方面來說的。毛澤
東對林默涵來信的批示，完全改變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對周揚和“周揚一案”的看
法，明確提出應該“從寬處理”，並對處理辦法作了十分具體的指示。第一，釋放周
揚。“久關不是辦法”這句話，顯然是對繼續關押的周揚、夏衍、陽翰笙說的。因為
4 月發出《關于專案審查對象處理意見》的文件後，“周揚一案”和文藝界受審查的
大多數人在5 、6 月份都已獲得釋放或解除監護，恢復了自由。據訪問查詢，其中有
肖望東、徐平羽、林默涵、石西民、錢俊瑞、張致祥、于伶、金山、鬱風、穆欣、黃
稻、謝和賡、沙汀、張庚、呂驥、趙尋、華君武、張光年、周巍峙、馬彥祥、任桂林、
石羽、唐瑜、吳祖光、新鳳霞、鳳子、蘇靈揚、戴愛蓮、丁玲、艾青、金紫光、司徒
慧敏、周而復、葉淺予、程季華、周立波、阿英、陳白塵、孟超、黃苗子、袁文殊、
舒強、阿甲、陳企霞、徐懋庸、葛琴等人。第二，分配工作。這是對林默涵信的答復，
適用于“周揚一案”中的大部分人。可見，毛澤東要使用這一批文藝界的老同誌，來
改。變“百花齊放都沒有了”的狀況。第三，有病的養起來並治病。體現了毛澤東對
文藝界老同誌的關心、愛護。
51、十多天後，1975年7 月14日傍晚，毛澤東又同江青談文藝調整問題。這次談話
的主題是藝工作，毛澤東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批評“百花齊放都沒有了”。他說：
“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
好。”“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
50、 1975 年6 月17日，周揚一案中的重要人物、原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從江西
豐城寫信給毛主席，熱切地希望“留在黨內”，表示：“決心好好學習馬列和毛主席
著作，虛心當群眾的小學生，把自己的一切獻給黨和人民的事業，直到最後一息。”
這時毛澤東雙目幾近失明。7 月2 日，他聽機要秘書讀罷此信，默然良久，拿起鉛筆，
親筆給黨中央寫了以下一段話：“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起
來並治病。久關不是辦法。請討論酌處。”毛澤東7 月初的一次談話和一件批語，包
含了調整文藝政策的兩個互相關聯的重要內容：其一，批評“百花齊放都沒有了”，
重申文藝工作要貫徹“百花齊放”的方針。這主要是從創作方面說的。其二，對“周
揚一案”要從寬處理，批評“久關不是辦法”。這是從隊伍、幹部方面來說的。毛澤
東對林默涵來信的批示，完全改變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對周揚和“周揚一案”的看
法，明確提出應該“從寬處理”，並對處理辦法作了十分具體的指示。第一，釋放周
揚。“久關不是辦法”這句話，顯然是對繼續關押的周揚、夏衍、陽翰笙說的。因為
4 月發出《關于專案審查對象處理意見》的文件後，“周揚一案”和文藝界受審查的
大多數人在5 、6 月份都已獲得釋放或解除監護，恢復了自由。據訪問查詢，其中有
肖望東、徐平羽、林默涵、石西民、錢俊瑞、張致祥、于伶、金山、鬱風、穆欣、黃
稻、謝和賡、沙汀、張庚、呂驥、趙尋、華君武、張光年、周巍峙、馬彥祥、任桂林、
石羽、唐瑜、吳祖光、新鳳霞、鳳子、蘇靈揚、戴愛蓮、丁玲、艾青、金紫光、司徒
慧敏、周而復、葉淺予、程季華、周立波、阿英、陳白塵、孟超、黃苗子、袁文殊、
舒強、阿甲、陳企霞、徐懋庸、葛琴等人。第二，分配工作。這是對林默涵信的答復，
適用于“周揚一案”中的大部分人。可見，毛澤東要使用這一批文藝界的老同誌，來
改。變“百花齊放都沒有了”的狀況。第三，有病的養起來並治病。體現了毛澤東對
文藝界老同誌的關心、愛護。
51、十多天後，1975年7 月14日傍晚，毛澤東又同江青談文藝調整問題。這次談話
的主題是7 月初談話和批語的繼續。但更為廣泛、深入、具體。“文化大革命”以來
江青一直以革命的“旗手”自居，文藝工作仿佛成了江青的“專利”。毛澤東深知江
青脾性，一定會對文藝調整設置障礙，抵制破壞。所以，他在同鄧小平談話、對林默
涵信批示之後，又親自同江青面談，批評教育，明確指示。這次談話有一個多小時。
談話要點江青作了記錄並進行了整理。秘書張玉鳳也作了記錄。當年11月15日，毛澤
東對記錄稿作了四五處改動，並寫了批語。
這篇談話因而又被稱為“書面談話”。
52、 1998 年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根據毛澤東11月15日的
修改件，刊印了這篇談話和當天所作的批語。談話全文如下：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
一下，一年、兩年、三年，逐步逐步擴大文藝節目。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
缺少文藝評論。
對于作家，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嚴重反革命行為的反革命分
子，就要幫助。魯迅那時被攻擊，有胡適、創造社、太陽社、新月社、國民黨。魯迅
在的話，不會贊成把周揚這些人長期關起來。脫離了群眾。已經有了《紅樓夢》、《
水滸》，發行了。
不能急，一兩年之內逐步活躍起來，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我們怕什麼？一九
五七年右派猖狂進攻，我們把他們罵我們的話登在報上，最後還是被我們打退了。以
前的《萬水千山》沒有二、四方面軍，這不好。現在聽說改好了。文藝問題是思想問
題，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無法評論。反杜林論》，柏林大學撤了杜林的
職，恩格斯不高興，爭論是爭論嘛，為什麼撤職？杜林這個人活了八十多歲，名譽不
好。處分人要注意，動不動就要撤職，動不動就要關起來，表現是神經衰弱癥。林彪
不跑，我們也不會殺他，批是要批的。蔣介石的時候，報紙、廣播、學校、電影都是
他們的，他們蒙蔽人民。我們都是從那兒來的。
我學孔夫子、資本家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馬列，十月革命後才學馬列，過去不知道。
反動派沒有多少威力，靠剝削過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壯丁，所以我們不怕他們。怕
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錦州，他不打，最後兩天他去了，俘虜十萬人。又消滅了廖耀湘。
長春沈陽解放。解放俘虜放得好，國民黨怕得很。毛澤東改完這篇談話之後，又寫了
以下批語：印發政治局各同誌。請討論一次。我講的不完全，至少應該提到魯迅提倡
削爛蘋果一篇，請文元同誌找出7 月初談話和批語的繼續。但更為廣泛、深入、具體。
“文化大革命”以來江青一直以革命的“旗手”自居，文藝工作仿佛成了江青的“專
利”。毛澤東深知江青脾性，一定會對文藝調整設置障礙，抵制破壞。所以，他在同
鄧小平談話、對林默涵信批示之後，又親自同江青面談，批評教育，明確指示。這次
談話有一個多小時。談話要點江青作了記錄並進行了整理。秘書張玉鳳也作了記錄。
當年11月15日，毛澤東對記錄稿作了四五處改動，並寫了批語。
這篇談話因而又被稱為“書面談話”。
52、 1998 年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根據毛澤東11月15日的
修改件，刊印了這篇談話和當天所作的批語。談話全文如下：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
一下，一年、兩年、三年，逐步逐步擴大文藝節目。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
缺少文藝評論。
對于作家，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嚴重反革命行為的反革命分
子，就要幫助。魯迅那時被攻擊，有胡適、創造社、太陽社、新月社、國民黨。魯迅
在的話，不會贊成把周揚這些人長期關起來。脫離了群眾。已經有了《紅樓夢》、《
水滸》，發行了。
不能急，一兩年之內逐步活躍起來，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我們怕什麼？一九
五七年右派猖狂進攻，我們把他們罵我們的話登在報上，最後還是被我們打退了。以
前的《萬水千山》沒有二、四方面軍，這不好。現在聽說改好了。文藝問題是思想問
題，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無法評論。反杜林論》，柏林大學撤了杜林的
職，恩格斯不高興，爭論是爭論嘛，為什麼撤職？杜林這個人活了八十多歲，名譽不
好。處分人要注意，動不動就要撤職，動不動就要關起來，表現是神經衰弱癥。林彪
不跑，我們也不會殺他，批是要批的。蔣介石的時候，報紙、廣播、學校、電影都是
他們的，他們蒙蔽人民。我們都是從那兒來的。
我學孔夫子、資本家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馬列，十月革命後才學馬列，過去不知道。
反動派沒有多少威力，靠剝削過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壯丁，所以我們不怕他們。怕
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錦州，他不打，最後兩天他去了，俘虜十萬人。又消滅了廖耀湘。
長春沈陽解放。解放俘虜放得好，國民黨怕得很。毛澤東改完這篇談話之後，又寫了
以下批語：印發政治局各同誌。請討論一次。我講的不完全，至少應該提到魯迅提倡
削爛蘋果一篇，請文元同誌找出論述，摘抄整理一個材料。
56、就在翻閱報刊整理這份材料的同時，王子野、鄭惠有了意外的發現。當時報刊
上引用毛澤東的話都用黑體字排印，十分醒目。他們一天一天、一張一張地翻閱過去，
翻著翻著，突然，他們發覺，報刊上許多引用毛澤東文藝方針的話，不見了“百花齊
放”四個字。前前後後細細查看，篇篇如此，無一例外。眾所周知，“百花齊放，推
陳出新”，是1951年春毛澤東為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所作的親筆題詞。誰都不會想到，
“四人幫”竟敢從指導方針上把“百花齊放”砍掉。毛澤東7 月初說“百花齊放都沒
有了”，指的是文藝創作。而這些文章說明，江青一伙在指導方針上也把“百花齊放”
砍掉了。這就正好從指導方針和理論批評方面同毛澤東批評創作上“百花齊放都沒有
了”相印證，說明“四人幫”是怎樣膽大妄為，有意閹割毛澤東的文藝方針。王子野
他們抓住了江青一伙的重要罪證。指斥別人篡改、閹割毛澤東指示，是“四人幫”在
“文化大革命”中整人的殺手﹛。現在，他們肆無忌憚地砍掉毛澤東規定的文藝方針
的事實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在當時同“四人幫”的鬥爭中，這無疑是向他們開火的
一發重型炮彈。怎樣簡潔明快地將這一條罪證揭露出來呢？王子野他們下了功夫。考
慮到材料如果過于龐雜，不利于擊中要害。決定把例證集中在以“四人幫”控制的寫
作班子“初瀾”和樣板戲演出單位名義發表的文章上。時間跨度從1969年11月到1975
年6 月，綿延六年，可以看出錯誤嚴重而並非偶然。衹花了一個多星期，《關于報刊
中宣傳“雙百”方針情況的材料》和《關于報刊上宣傳“三突出”創作原則情況的材
料》就整理完畢，交到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的手裏。完成了這個任務，王子野鬆
了一口氣，要鄭惠、蘇沛、滕文生立即趕到石家莊，把他們的行李、書籍取回來，正
式回北京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
57、胡喬木、鄧力群看了王子野、鄭惠等整理的兩份材料，感到很重要、很有力。
胡喬木決定，立即把這兩份材料送給鄧小平。為引起注意，他特地寫了一封信，著重
講“四人幫”
砍掉“百花齊放”這份材料，說整理出這個材料很費了工夫，統計數字表明這幾年
對“雙百”方針的宣傳的確比較少，特別是毛主席說的關于文藝工作方針“古為今用，
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方針的完整提法。“為什麼”百花齊放“的口
號”六九年以來“必須一刀砍掉，而”目前情況“下又應加上？”四人幫“無法自圓
其說，當然也不敢把不能不供認他們罪證的這個”方案“公諸于世。
60、 1975 年2 月春節，長春電影制片廠拍攝的反映大慶油田艱苦創業的故事片《
創業》公開放映，受到廣大群眾熱烈歡迎，可是衹放了一兩天，就被禁止了。江青和
她控制的文化部百般挑剔，羅列了十條罪名。毛澤東做出調整文藝政策的指示，鄧小
平布置了調研任務以後，胡喬木首先想到的是，關于《創業》受壓制的情況應該向上
反映。他想到了詩人李季。胡喬木就請熊復、王子野去聯係，希望李季給毛主席寫信
反映此事。不想李季患病住院，即由王子野根據李季口述整理。胡喬木看了不滿意，
衹得作罷（此事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時被說成是秘密串聯，捉刀代筆）。就在胡喬
木最初的計畫眼看要落空的時候，他意外地收到一份揭露江青一伙扼殺電影《創業》
的材料。送材料的是賀龍元帥的女兒賀捷生。賀捷生是胡喬木家的常客，她的獨生女
兒有時還寄居胡家。賀捷生對“四人幫”早就恨之入骨，聽說毛主席7 月初同鄧小平
同誌談話，批評“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又得知小平同誌等正要了解情況，很願意為
此出力。胡喬木即委托她收集材料。賀捷生遂約了當時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工作的
畫家範曾，正在八一電影制片廠修改劇本的武漢部隊作家白樺，正在北京電影制片廠
修改劇本的安徽省蚌埠市文化局的作家張鍥和外文局《中國》雜誌社的記者、詩人韓
瀚等一起商量，怎樣向上級反映文藝界的情況。他們先寫了近三萬字的全面揭發材料，
通篇直呼江青其名，尖銳、辛辣地揭批了江青。胡喬木看後指出，要抓住《創業》和
（海霞）兩個問題集中寫，並轉告中央領導同誌的批示，“要站在全黨的角度，檢查
一下我們的文藝工作”，“文藝要百花齊放，不要一花獨放”，“材料要注意寫事實，
為了鬥爭的需要，現在不要急著點那個人的名。那個人的情況，政治局的同誌都知道”。
後來便由張鍥寫了（（創業）問題的前前後後）等專項材料（另外還有三個材料：關
于（海霞）、關于“陶鈍事件”、關于“黑畫展”，由別人執筆）。胡喬木讀後，認
為賀捷生送的材料反映的情況很充分，很有代表性，能夠成為揭露“四人幫”文化專
制主義的突破口，但從效果出發，不適于拿它送給毛澤東。胡‘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方針的完整提法。“為什麼”百花齊放“的口號”六九年以來“必須一刀砍掉，而”
目前情況“下又應加上？”四人幫“無法自圓其說，當然也不敢把不能不供認他們罪
證的這個”方案“公諸于世。
60、 1975 年2 月春節，長春電影制片廠拍攝的反映大慶油田艱苦創業的故事片《
創業》公開放映，受到廣大群眾熱烈歡迎，可是衹放了一兩天，就被禁止了。江青和
她控制的文化部百般挑剔，羅列了十條罪名。毛澤東做出調整文藝政策的指示，鄧小
平布置了調研任務以後，胡喬木首先想到的是，關于《創業》受壓制的情況應該向上
反映。他想到了詩人李季。胡喬木就請熊復、王子野去聯係，希望李季給毛主席寫信
反映此事。不想李季患病住院，即由王子野根據李季口述整理。胡喬木看了不滿意，
衹得作罷（此事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時被說成是秘密串聯，捉刀代筆）。就在胡喬
木最初的計畫眼看要落空的時候，他意外地收到一份揭露江青一伙扼殺電影《創業》
的材料。送材料的是賀龍元帥的女兒賀捷生。賀捷生是胡喬木家的常客，她的獨生女
兒有時還寄居胡家。賀捷生對“四人幫”早就恨之入骨，聽說毛主席7 月初同鄧小平
同誌談話，批評“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又得知小平同誌等正要了解情況，很願意為
此出力。胡喬木即委托她收集材料。賀捷生遂約了當時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工作的
畫家範曾，正在八一電影制片廠修改劇本的武漢部隊作家白樺，正在北京電影制片廠
修改劇本的安徽省蚌埠市文化局的作家張鍥和外文局《中國》雜誌社的記者、詩人韓
瀚等一起商量，怎樣向上級反映文藝界的情況。他們先寫了近三萬字的全面揭發材料，
通篇直呼江青其名，尖銳、辛辣地揭批了江青。胡喬木看後指出，要抓住《創業》和
（海霞）兩個問題集中寫，並轉告中央領導同誌的批示，“要站在全黨的角度，檢查
一下我們的文藝工作”，“文藝要百花齊放，不要一花獨放”，“材料要注意寫事實，
為了鬥爭的需要，現在不要急著點那個人的名。那個人的情況，政治局的同誌都知道”。
後來便由張鍥寫了（（創業）問題的前前後後）等專項材料（另外還有三個材料：關
于（海霞）、關于“陶鈍事件”、關于“黑畫展”，由別人執筆）。胡喬木讀後，認
為賀捷生送的材料反映的情況很充分，很有代表性，能夠成為揭露“四人幫”文化專
制主義的突破口，但從效果出發，不適于拿它送給毛澤東。胡喬木對賀捷生說，最好
由劇本執筆者張天民自己向中央上書。他希望賀捷生同張天民聯係。
說來正巧，這時正好張天民從東北來京。胡喬木在委托賀捷生同張天民聯係的同時，
向鄧小平匯報了關于電影（創業）受壓制的情況和人們的議論，認為文化部對這部影
片的處理很不對，管得過嚴過死，所以新片子少。這樣領導文藝，很難達到繁榮創作、
“百花齊放”的目的。鄧小平認為胡喬木講得很有道理。賀捷生不便直接去找張天民，
便托白樺同張天民聯係，請張天民到她母親蹇先任家裏一起商量。張天民的信稿寫出
以後，賀捷生請胡喬木過目，並立即向張天民轉達了修改意見。大致是：信的筆調不
要太冷，一點就透的地方不宜說得過滿；要冷靜，客觀，字字有據，不讓人感到偏激，
才能立于不敗之地；一定要建議讓影片重新公演。為了增加送信的成功率，賀捷生還
建議可寫兩封信，一封給毛主席，另一封給鄧副總理。
61、 1975 年7 月18日，張天民對信稿又作了一番修改，用普通稿紙抄清，裝進帶
紅框的兩個牛皮紙大信封裏，分別送呈毛主席和鄧副總理。信封上衹寫上收信人的稱
謂，沒有落款。第二天，按照預先的約定，由他的妻子趙亮到天安門廣場革命博物館
門口，送給了賀捷生。張天民的信一開頭就把故事影片《創業》的問題尖銳地擺了出
來：62、毛澤東讀到張天民這封信的時候，左眼剛剛動過手術。 7月25日，張天民的
信到達毛澤東案前，正是他老人家眼睛復明、心情愉快的時候。送到毛澤東那裏的，
是寫給鄧小平的那一封。毛澤東靜靜地聽身邊工作人員讀了張天民的信和所附江青等
人的十條批評意見，即親筆寫下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
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
63、毛澤東做出對電影《創業》批示的第二天，7 月26日，批示就送到了鄧小平的
手裏。其時，鄧小平正在三座門軍委同國務院政研室的七位負責同誌開會。他看過以
後，當場就宣讀了一遍。鄧小平說，文化部處理問題太粗暴，連《創業》這樣好的影
片也不許放映，還有什麼百花齊放？會上，胡喬木向大家講了《創業》作者寫這封信
的情況。鄧力群介紹了有關電影《海霞》的爭論。毛澤東的這個批示，支持了《創業
》的作者，批評了江青及其控制的文的權力，通過“圍剿”，把《海霞》打人冷宮，
入庫報廢。
67、 1975 年5 月初，謝鐵驪連氣帶急，青光眼疾發作，住進北京同仁醫院。謝鐵
驪、錢江聽說了審查結果，實在忍無可忍。謝鐵驪氣憤地說：“耗子給踩了還吱啦一
聲，我不能眼看著《海霞》就這樣讓他們給扼殺了不說話！”他決定給江青寫信申訴。
68、 7月25日晚上，謝鐵驪、惠宏安、王好為、李晨聲四人再次到位于朝陽門內一
條小胡同深處的鄧力群家，這次同去的還有錢江（他是烈士錢壯飛的兒子）。他們把
寫好的信交給鄧力群。信沒有封口。按照中國傳統習慣，托人帶信是不應封口的，何
況轉送如此重要的給毛主席的信件。鄧力群接過信，也沒有再看。第二天早上上班，
正好鄧小平召集政研室胡喬木、鄧力群等七位負責人開會。會議中途送來了毛主席對
電影《創業》的批示，小平同誌即向大家宣讀一遍。與會者都很振奮。關于《海霞》
的情況，胡喬木已聽鄧力群和賀捷生談過，傳達毛主席對《創業》的批示，為解決《
海霞》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胡喬木即要力群當場向小平同誌匯報。力群向
小平扼要地介紹了有關影片《海霞》受到圍攻、創作人員受到壓制打擊的情況，並認
為現在有了主席對《創業》的批示，關于《海霞》的爭論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實際當
然並不那麼簡單。談後胡喬木、鄧力群還是把謝鐵驪、錢江的信交給了鄧小平。鄧小
平看過後立即送呈毛澤東。
69、 1975 年7 月29日，毛澤東對謝鐵驪、錢江的信作了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
誌。”
70、 1975 年7 月30日晚，鄧小平、李先唸等八位政治局委員審看了《海霞》的兩
個版本：最初送文化部審查的片子和修改後的片子。謝鐵驪、錢江參加。江青稱病沒
有到場。當晚，政治局討論做出決定：《海霞》按作者修改過的影片上映。這是緊接
著電影《創業》重新上映之後，對“四人幫”一伙在文藝領域實行文化專制主義的又
一次打擊。
71、毛澤東對《創業》的批示傳達以後，廣大文藝工作者在學習討論中聯係實際，
揭發批判了“四人幫”及其控制的文化部。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作曲理論係青
年教師李春光在1975年8 月2 日和4 日作曲理論係學習、討論毛主席《創業》批示的
會上，先後三次發言，得到與會者的好評。會後，他將發言整理成文，于8 月8 日以
《在學習會上的發言》為題，貼出大字報，大膽潑辣地揭發批判“文化部頭頭”們的
種種悖理行為，其矛頭所指，就是江青。大字報一貼出來，就引起轟動，人們爭相傳
抄，“四人幫”及其黨羽則竭力封鎖。鄧力群的侄兒鄧啟元在中央音樂學院看到了這
張大字報，立即到他叔父那裏談了這張大字報的內容。鄧力群認為，這是毛主席關于
《創業》批示傳達後第一個比較強烈的反響。便請這位晚輩去設法抄來。這時，受
“四人幫”黨羽的指使，貼大字報的那堵墻已經堆上了煤，大字報半截子被遮起來看
不全了。他便從作者那兒要到底稿，抄了一份送給鄧力群。鄧力群看後，感到雖然有
些用語過分尖刻，有的提法不免欠妥，但總的說來，大字報揭露出來的問題是嚴重的，
批評是深刻、有力的，應該向上面反映。立即寫了二三百字的簡要情況，連同大字報
抄件一起，第二天開會時在政研室負責同誌中傳閱。大家都說寫得好。散會後胡喬木
把材料帶走，即給鄧小平送去。鄧小平讀了一遍，很重視，很快就送給了毛澤東。據
說毛澤東閱後作了批示，謂“此件有用，暫存妳處”，將大字報抄件退給了鄧小平。
72、此後，給毛澤東和鄧小平寫信、送材料成為一時風尚，毛澤東對來信或材料做
出批示，成為解決具體問題，推動文藝調整以及落實幹部政策等工作的主要方式。8 、
9 、10這三個月中，舉其要者有：73、 1975 年8 月20日，原海軍司令員肖勁光寫信
給鄧小平，揭發上誨報刊發表《刁小三的邏輯》、《八路軍的“樣子”》，攻擊軍委
擴大會議。
74、 1975 年9 月3 日中華書局業務幹部周妙中給鄧小平寫信，對發揮知識分子作
用、社會科學研究、出版工作、圖書館工作等提出一係列建議。鄧寫了處理意見報毛
澤東，毛圈閱。
75、 1975 年9 月6 日，《化石》雜誌﹛編輯張鋒獲悉，因毛澤東閱覽之需中央指
示印該刊大字本，即給毛澤東寫信，反映《化石》這個科普刊物自1972年試刊以後所
遇到的種種困難和科學院的一些情況。毛澤東9 月16日批示：“小平、文元同誌：請
考慮，可否將此信印發在京中央各同誌。”並給來信加了標題：“一封訴苦的信”。
76、 1975 年9 月27日，冼星海夫人錢韻玲給毛主席信，要求舉辦紀唸冼星海逝世
30周年、聶耳逝世40周年音樂會。毛澤東10月3 日批示：“印發在京中央各同誌。”
77、 1975 年10月19日，姚雪垠給毛澤東信，請求支持他完成長篇小說《李白成》
的寫作計畫並解決出版問題。毛澤東11月2 日作了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誌，我同
意他寫李白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
78、 1975 年10月28日，周海嬰給毛主席信，反映魯迅書信和著作出版以及魯迅研
究等方面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提出建議，請求幫助解決。毛澤東11月1 日批示：
“我贊成周海嬰同誌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並討論一次，做出決定，立即實
行。”。
79、 1975 年7 月14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軍隊整頓的任務》，
要求首先在軍內鏟除山頭，克服派性，加強組織紀律性。
80、 1975 年8 月3 日，鄧小平又在中央軍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作《關于國防工業
企業的整頓》的講話，指出：一定要建立“敢”字當頭的領導班子，要選派那些能辦
事，敢辦事、敢負責的人來領導整頓工作。
81、 1975 年8 月18日，鄧小平就加快工業發展問題發表意見，強調整頓企業管理
秩序和恢復健全各種規章制度的必要性、緊迫性。
82、 1975 年8 月中旬，毛澤東對中國古典小說《水滸》一書發表評論，指出《水
滸》“衹反貪官，不反皇帝”，農民起義軍領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讓人
招安了”，進而得出結論：“《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
都知道投降派。”對此，“四人幫”一伙如獲至寶。迫不及待地借毛澤東的評論大作
文章。姚文元于當天便致信毛澤東，認為毛澤東所作評論“很重要”，對現在和將來
的中國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並提出應把毛澤東的評論和他的這封信印發中
央政治局成員及各宣傳、出版單位。在“四人幫”操縱下，從8 月底開始，全國各類
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宣揚評論《水滸》也是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一個
“組成部分”、其主題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對江青等人散
布的批所謂“現代宋江”、“現代投降派”的論調，鄧小平早有警覺。他在許多場合
向黨內外幹部、群眾說明：毛主席評論《水滸》並無所指，不要牽強附會，“聽到風
就是雨”。
83、 1975 年9 月15日，鄧小平出席在山西省昔陽縣召開的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
會上，他重申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並提出各方面工作都要進行整頓的
意見。
84、 1975 年9 月底至10月初，鄧小平在農村工作座談會上更加明確地指出：“當
前，各方面都存在一個整頓的問題。農業要整頓，工業要整頓，文藝政策要調整，調
整其實也是整頓。
要通過整頓，解決農村的問題，解決工廠的問題，解決科學技術方面的問題，解決
各方面的問題。“”整頓的核心是黨的整頓。衹要抓住整黨這個中心環節，各個方面
的整頓就不難。“
85、從1975年7 月到10月，短短三個月裏，全面整頓的“排炮”猶如陣陣春雷，震
撼祖國大地。許多老幹部、老工人和廣大知識分子，通過傳達、學習鄧小平的講話，
都油然而生一種自“文革”以來從未有過的暢快感覺。鄧小平的全面整頓，迅速、係
統地糾正著“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種種錯誤，使各方面工作在短時間內出現明顯好轉，
國民經濟各項指標也由停滯下降轉入迅速回升。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一個月比一個月
好。下半年起，國民經濟情況繼續好轉，工農業生產穩步上升。這次全面整頓，深得
黨心、民心。歷盡8 年動亂之苦的人們開始感到：“四化”有希望了，民族有希望了，
中國有希望了！
86、 1975 年9 月7 日，重病中的周恩來在醫院最後一次會見外賓。當他向來自東
歐的客人們坦然且又肯定地道出“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一語時，在座
的來賓都驚愕不已。隨即，周恩來充滿信心地對外宣布：鄧小平同誌將接替我主持國
務院工作。鄧小平同誌很有才能，可以完全相信，鄧小平同誌將會繼續執行中國黨和
政府的內外方針。
87、 1975 年9 月間，正當江青等人帶頭“聯係實際”，批“宋江”批“投降派”
的喧鬧甚囂塵上之際，重病中的周恩來終于忍無可忍，憤起向“四人幫”一伙進行抗
爭！一天，他在醫院同有關人員的談話中憤然提到：他們那些人（指“四人幫”）有
些事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
真有投降派，那當然應該批，可事實並不是這樣。我歷史上雖然犯過錯誤，但幾十年
來還是努力為黨、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9 月下旬，由于病情惡化，經黨中央批準，
周恩來準備做第四次大的手術治療。9 月20日下午2 時，在即將進入手術室前，周恩
來突然提出要看他在幾年前所作關于“伍豪啟事”的講話記錄稿，在場的人一時都不
解其意。待工作人員將講話記錄稿取來後，躺在擔架車上的周恩來強撐病體，用他顫
抖著的右手鄭重地簽上“周恩來”三個字，並注明“于進入手術室（前）”的字樣。
當擔架車進入手術室時，躺在車上的周恩來又突然睜開雙眼，拼盡全身力氣大聲說道：
“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恩來的聲音，響徹寂靜的手術室內
外。在場的醫護人員都怔住了。他們迅速交換著眼色，心上就像是壓著一塊石頭……
這時，守候在手術室外面的鄧小平、李先唸，鄙視地看了一眼旁邊的張春橋，彼此會
意地點了點頭。
88、 1975 年10月下旬，處于病危狀態的周恩來不得不再施行第五次大手術。進入
手術室前，周恩來又示意讓擔架車停下來。他用微弱的聲音問道：“小平同誌來了嗎？”
鄧小平立即跨步上前，靠近擔架車，俯身問候周總理。周恩來久久注視著幾十年風雨
同舟的老戰友，吃力地抽出手來，緊緊握住鄧小平早已伸過來的雙手，字字千鈞地說
道：“妳這一年幹得很好，比我強得多！”就在這一年初冬，“反擊右傾翻案風”運
動全面展開？（9/22/2004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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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一塌糊塗流浪者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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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暱名天使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