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發表在一九九二年六月，是台灣的棒球達到鼎盛的一個時間點，那一年中華隊在巴塞隆納拿了一面銀牌；人氣最旺的兄弟象隊在那年打出了前兩年未見的氣勢奪下了金冠軍。於是楊照開始聯想到了過去的紅葉少棒、三級棒球鼎盛時期，台灣人如何被虛幻的民族主義給宰制，而使得棒運在那個封閉、國際地位喪失的時代變成了一種特殊的符碼，用現代的話來講，就是一種象徵經濟（economy of symbol）。
負有使命的棒球運動後來繼續演變成了「北華興、南美和」的激烈對抗，楊照再提出種種證據來說明：北華興代表的是外省人的凝聚標籤、南美和則是本省人所寄情的球隊，故華興、美和之爭在當時的社會潛意識上變成了隱藏性衝突的宣洩管道。時空鏡頭再轉回1992年，當時興盛的職棒和漸漸乏人問津的瓊斯盃籃球賽讓楊照感到運動民族主義在台灣的衰退。一個在當時是萬人空巷的全民運動，愛國意識的棒球邏輯已經轉到民間的、企業的、本土的職棒身上；而代表國際孤立時期成就的瓊斯盃籃球賽則是越來越趨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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