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追求與逃避（下）－－讀村上春樹的《約束的場所》
村上春樹發現：自己和這些奧姆教教徒，同樣感受到與日本這個高度集體化社會，如此格格不入。日本，尤其是以前的日本，存在著強大的「多數機制」，用各種顯性或隱性的獎懲手段，逼迫在那個社會裡成長的個人，接受多數價值、多數意見。「多數機制」強大罩頂的情況下，可以想見，作為「少數」，不願或無法融入多數群體的人，命運就很淒慘、坎坷了。
在奧姆教徒身上，村上春樹看到了自己青春期與社會「多數機制」衝突、齟齬的過去。這當然得要歸功於村上認真執行了「地對地」的採訪原則，以及他作為小說家對個體的尊重與好奇，他總是先從受訪者的身世背景耐心問起，才能發掘出別人和「多數機制」的不愉快經驗。
村上顯然認為，奧姆教徒會出家投身在教團裡，一個重要因素是他們的自我，無法在既有的家庭、社會組構下獲得伸張。奧姆教徒們在教團裡找到的，對他們具有最大吸引力的，就是他們遇見了其他同樣不能忍受、不能適應「多數機制」的人。原本在「多數機制」逼擠下，覺得自己如此孤單，必須孤伶伶忍耐周遭歧視、指責的眼光，而且幾幾乎相信了自己是怪物，無法融入多數都是自己的過錯，這樣的人竟然有機會遇到其他「伙伴」，心理上的溫暖與解放，可想而知。
當村上說：「小說家寫小說這種行為，和他們希求於宗教的行為之間，有一種難以消除的類似共同點存在」時，他也就揭示了他自己小說經驗的主要核心。小說之於村上，也是一種逃避與追尋，逃避與追尋的辯證統一。追尋真實自我可以發揮發展的機會，也就意謂著必須逃離日本教育體制以及日本集體社會價值的控制。突然之間，我們更清楚明瞭了：剛出道剛成名的那幾年，村上春樹為什麼反覆地強調，他幾乎不曾受到日本文學、尤其小說傳統的影響，他對這個傳統極度陌生；我們也更清楚明瞭了：為什麼有很多年村上一直拒絕被視為「很日本」的作家，也對別人在他作品
裡看到找到的「日本性」，表示高度懷疑與保留。
村上的文學路數，的確是取經歐美。他對於歐美文學典故的熟悉程度，遠高過任何日本事物。他流暢進出西方名詞的風格，編造出了一種獨特的異國情調，也就構成了早期作品風靡日本的主要條件。然而在《約束的場所》裡，村上春樹才進一步檢討、揭露藏在這種風格背後的存在性理由：他是為了擺脫日本集體性才遁入小說閱讀與寫作的世界了，難怪會對牽扯到日本的質素，如此避之惟恐不及。換言之，如果小說還寫出了「日本味道」的話，對村上而言，就成了最大的失敗與挫折，表示必須要靠拒斥逃避日本多數價值才會浮現的村上自我，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這一點，挑戰、改變了我們前面提到的第一個形式評斷。《約束的場所》以奧姆教徒為主角，卻意外地表露了最多村上春樹性格與寫作的內在線索。
《約束的場所》揭露的還不只這些。正因為也經歷了同樣受拘束受迫到急於撞出自我與自由的生命過程，村上春樹無可避免察覺到這些奧姆教徒的巨大矛盾。在訪問狩野浩之時，村上說：「因為我是小說家，所以跟你相反，我認為無法測定的東西是最重要的。」訪問稻葉光治時，村上講得更明白了：「我想知道的是，在奧姆真理教這個宗教的教義中所謂自己到底是設定在什麼樣的位置！在修行中到底把自己託付給師父到什麼程度，在什麼範圍內是由自己個人在管理的？我跟你們談過話之後，這方面還沒有弄得很清楚。」
此對書中其他內容，我們可以感受到，「這方面」是不可能弄得清楚的，因為整個奧姆教最大的問題，至少從村上的角度看，就出在這裡。
這些人來到奧姆教團，原本是為了要尋找自我，伸張他們在世間「多數機制」下沒有辦法開拓的自由。可是一旦進入奧姆教團裡，他們卻服從於教主麻原彰晃的意志下，一切聽從教主的，反而更沒有自我與自由。這的確是個最大的矛盾。
如何解釋這個矛盾的產生與維持存在？村上春樹雖然沒有明講，我們倒不難從書裡的八篇告白裡，得到答案。
答案一是，奧姆教對他們而言，應該發揮了一種置換替代的自由的功能。他們自己個人無法取得的自由，就投射在奧姆教團上，奧姆教團對抗日本社會所取得的自由，於是就被他們轉化內化為自己的自由追求成就。他們在這裡面得到雖曲折卻實質的滿足。
從這曲折投射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這些會參加奧姆教、留在教團裡的人，對於靠自己的力量對抗社會、對抗「多數機制」，其實是缺乏信心的。他們不願屈服於「多數機制」之下，但他們又沒有勇氣試著去作個孤單的少數。奧姆教給了他們另一個選擇－參加一個集結了許多同樣適應不良的人，靠這個團體的力量，來爭取自我與自由。
然而奧姆教本身形成另外一個「集體」。更嚴重的是，追求自我與自由一旦投射轉折，很容易就掉入另一種威權的陷阱，到最後，奧姆教徒錯覺：如果代表、象徵奧姆教的教主麻原彰晃獲得了不受到社會「多數機制」管轄的自由與自我，那麼他們自己也就分享了這種自由的成就與榮光。如此錯覺下，麻原的行為愈古怪愈任性，反而愈能鞏固其教主地位與重要性。
我們還可以得到的第二個答案，則是即使教徒們開始感受到教團裡的異常情況，因而不安因而懷疑，他們也很難下定決心來脫離奧姆教團。他們無處可去。在教團外面，是他們早就認識、早就無法忍受、讓他們飽嚐折磨的由「多數機制」掌控的社會。那個社會，他們格格不入；那個社會的主流不接納他們，總是給他們青白眼。留在教團裡，至少週遭互動的還是同樣被社會多數拋擲出來的畸零受害者。
他們因為懼怕那個多數社會，而離不開奧姆教團。因為離不開，也就半自願半強迫地接受各種合理化教團教主古怪、任性的說法。奧姆教團與麻原教主擁有兩項最強有力的合理化催眠說法。一種是「終末意識」，從十六世紀預言師落斯特拉丹姆斯（Nostradamus）的著作裡找到：一九九九年整個世界即將滅亡的預示。如果一切都要走到終點，人還能做什麼？翻回來看：如果一切都要結束了，那麼能夠改變、挽救這個終末困境的努力，不管怎麼荒謬奇怪，都是可以接受的了。畢竟這是絕望中惟一的希望，畢竟反正一切終將毀滅，就算殺了人，被殺的人到終末日時本來也是要被뤊轜雪晰尷滿C
還有另一種催眠力量來自「密宗金剛乘」（Tantra Vajrayana），這是佛教中最講究神秘法術，也最強調「方便」的一支。為了修行、為了達到「解脫」，有時候必須接受「方便」法門，在目的正確的前提下，手段的正當性也可獲得保證。
這兩種一般人不太可能輕易接受的合理化藉口，在教徒們不敢、不能離開教團的心理背景下，就被內化成為他們自我價值或者應該說：成為他們自我價值的廉價代替品成為他們逃避自由、放棄自由的交待。
領悟了這一點，我們也就必須調整對《約束的場所》的第二項形式判斷。村上雖然「地對地」體貼傾聽了奧姆教徒的心聲，然而在記錄、呈現的同時，他也對他們進行了堅定而嚴厲的批判。
書中所收，和河合隼雄的對話錄裡，村上這樣說：
「我想寫小說和追求宗教，重疊的部分相當大。……不過不同的地方在於，……自己能夠自主地負起最後責任到什麼地步呢？明白說，我們以作品的形式可以自己一個人承擔下這個責任，不得不承擔，而他們終究必須委任於師父或教義。簡單說這是決定性的差異。」
這一差異，非同小可。由這決定性差異作起點，村上和河合進而在他們的對話裡開展了至少三個更具普遍性意義的批判。第一是批判奧姆教團及類似宗教對「惡」的概念。「把善與惡截然分成兩邊，說這是善，這是惡，弄不好的話可能會很危險。如果善要驅逐惡，那麼會變成善不管做什麼都沒關係。這是最可怕的事情。」
第二個批判是奧姆教團及類似宗教所提供的「迷成覺悟」。不必經過長遠的思考與困惑掙扎，竟然就得到了超越性的真理。用河合隼雄的話來說是：「悟得太快的人，他們的悟往往對別人沒有幫助。反而是那些經過一番苦難花了很長時間煩惱『我為什麼沒辦法悟呢？為什麼只有我不行呢？』最後才悟的人，往往比較能幫上別人，擁有相當煩惱的世界，依然能悟所以才更有意義。」
這兩項批判合在一起，才產生了河合的另一個建議：「不管組織也好家庭也好，我想某種程度還是要認真去思考要怎麼樣一面容納惡一面活下去，想一想該怎麼去表現，怎麼樣去包容下去。」
麻原彰晃就正站在這個具體世間建議的對面。他提供快速的救贖，同時提供給教徒自命為善來摒除、隔絕惡的一種傲慢姿態。在這個善惡分離、善來消滅惡或解救惡的故事裡，麻原教主自己就成了善的代言人，善的化身，以及善的權力使者。
村上與河合的第三項批判，就是：「麻原所提出故事的力量，已經超越他自己本身的力量。」「故事所擁有的影響力已經超過那個說故事者的影響力，使那說故事的人自己也成為故事的犧牲品。」
這三項批判，尖銳指出了奧姆教徒把責任推給教團教主，無法像小說家一樣自己承擔的真相。而這三項批判，也超越了對奧姆教與地下鐵沙林毒事件的分析，觸及了不同社會人類運用宗教權力時，基本的詐騙、墮落與腐化本質。
這本書書名《約束的場所》，其實是英文「The place that was promised」的翻譯。村上春樹在扉頁引用了Mark Strand的詩，最重要的應該是這幾句：「這是我睡著的時候，／人家承諾給我的地方。／可是當我醒來時卻又被剝奪了。」村上春樹所捕捉到的，就是奧姆教團原本許諾要讓教徒們獲得自我與自由，然而最後卻比誰都更殘酷更徹底地剝奪了他們的自我與自由，這樣的一場背叛悲劇。
--
讓我把你寄放在行李保管處讓我離開
讓我讚美這些複雜情節裡簡單的意外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61.59.234.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