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專欄 (2002.05.22)
Ａharm Appelfeld曾經形容，四○、五○年代聚居在耶路撒冷的猶太難民們，他們用討論宗教經典的態度與方式，討論卡夫卡的作品。他們在卡夫卡的作品裡，讀到了一種神祕而強悍的，預示的力量。
Gersham Scholem認為，猶太神祕思想的三大支柱就是：《聖經》、《光耀之書》（the Zohar）以及卡夫卡的作品。Martin Buber在希伯來大學教授猶太罪咎的課程，他最常引用的文章，就是卡夫卡的作品。
在這些人眼中，卡夫卡寫出了一個大夢魘，人永遠活在醒不來的惡夢中。然而組構成惡夢的基本元素，不是地獄、撒旦，不是火龍或黑魔法，而是文明秩序，是表面上所呈現的優雅深邃，我們以為的人創造出來的美好事物。
卡夫卡一九二四年去世時，沒有幾個人讀得懂他描繪的惡夢。那時候沒有多少人讀過卡夫卡，即使是極少數讀了卡夫卡的人，被他筆下的夢境震懾，他們還是不了解這樣的景異虛構情境，到底跟我們的現實生活有什麼關係。
一直到一九三九年，一直到歐洲被戰火席捲，一直到六百萬猶太人遭到屠殺。突然間，卡夫卡的惡夢得到了普遍性的驗證，藏在西方文明最高物質與精神成就底下的，竟然真的是最可怕的罪惡與邪惡。這罪惡與邪惡的現實，已經無法用理性邏輯說明，只能藉寓言予以模模糊糊隱隱約約地揭露。
因為理性本身，也是文明的成就。也是罪惡、邪惡賴以躲藏蔓生的共犯。理性所追求的是非與清晰，也纏捲上了罪惡與邪惡。我們只能靠不清不楚、曖曖昧昧的神祕寓言，卡夫卡式的寓言，才能去碰觸去挖掘那不可說卻又非訴說不可的人類經驗。
換句話說，借途上帝的神祕花園，才能走到人間邸宅。那個花園裡不必然非得要有上帝，重要的是要有人不能企及不能拆解不能轉訴不能改寫的神祕。它必須以其神祕的原貌，如是顯露，如是包圍一個通過此花園的血肉之軀，徹底消融他的思考與感官，然後他才能在走完神祕迷霧之道後，看到原本屬於他的華麗宮室，一些奇異、不堪的形跡。
你問我詩與道德之間的關係，詩是否超越道德？詩人是否超越道德？詩人，像波特萊爾或雪萊或拜倫那樣的詩人，是否靠著他們的詩，取得了敗德的特權，可以不受世人與歷史的道德裁判？
這是個非常難回答的問題，因為牽涉到很多非詩義與詩藝本質的枝節。如果波特萊爾不那樣放浪形骸，他還寫得出《惡之華》嗎？為了完成拜倫磅的詩風，難道一定得要對妻子殘酷，棄女兒不顧嗎？……這一類不能不問、卻又無法回答的衍生問題。
所以我只能回到詩自身的精神上來，從卡夫卡最接近詩的寓言裡對比照映。詩發揮的功能，當然不是道德教化；然而卻也不是對道德的敗壞。詩，就像卡夫卡的寓言，試圖看到別的視角別的方式無法觸及的，文明與理性的暗流。
沒有道德，就無法塑建起文明，更無從維護理性。可是文明與理性，非但不能消滅罪惡、邪惡，甚至其本身會蘊發罪惡與邪惡。這種和文明、和理性糾纏得如此緊密的魔鬼，它們不會輕易在文明與理性的照耀下現形，惟有的辦法，只好透過寓顏、或透過詩來加以捕捉。
卡夫卡的迷離，也正是詩面對道德時的迷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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