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已經成了後殖民論述的經典。《東方主義》最大貢獻在於直接指出了西方帝國主義建立在一連串主觀的想像上——對於所謂「東方」的想像。
《東方主義》書中羅列了啟蒙時代以降，不同時期的西方社會，建構出來的「東方圖像」。這些西方想像、理解的「東方」，有兩項共同特色，一是它們符合西方社會本身的需要，尤其可以合理化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行為；二是它們都不是真正的「東方」。它們和所意圖描寫的真實景況，有著驚人的龐大差距。
雖然薩伊德書中處理的「東方」，是他自己成長、關懷、熟悉的近東、中東地區，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不過他楬櫫的原則，在世界各個曾經被殖民的地區，都引起了熱烈回響。同樣的原則，也建構過遠東、建構過非洲與中南美洲。
中國當然也被用同樣的方式想像過。啟蒙時代，歐洲需要有理性的典範時，中國就被想像成一個因為服膺理性、拒斥宗教，所以充滿了美德與富裕的「先進」文明。但是一個世紀後，西方開始發現可以靠占領、控制中國來取得更大利益時，中國的形象就有了戲劇性大改變。中國變成了一個荒謬可笑、蒼老腐敗、無法自我治理更無法理解自己真正利益何在的「落後」文明。
「東方主義」至今仍然在主導西方主流社會的世界圖像。沒有「異己」（the other），就無法定位「自己」（the self）。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想像的過程，尤其是這種想像與權力之間的糾纏不清，不是西方的特徵。反轉來看，非西方地區也不斷在建構各式各樣的西方想像，並且用刻板印象中的西方，來決定自己的行為。
「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兩位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Ian Beruma 和 Avishai Margali，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一篇擲地有聲的文章，標題就是〈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西方主義」的命名，依循薩伊德的用法，指的就是非西方地區對西方的想像。
「九一一」恐怖行動 動用一切手段摧毀西方
這篇文章明確點出，「九一一」行動彰顯了強烈的「西方主義」運作。自從18、19世紀西方興起，西方的勢力侵入別的地區、領域，就開始醞釀著一種為了號召反西方、仇恨西方的「西方主義」。這種印象、概念，最大的特色就在於點出所謂「西方」和「我們」之間的差異，而「西方」當然是邪惡的，「我們」當然是聖潔、美好的，「西方」的邪惡，對照「我們」的美好，得到的結論就是：必須要以一切力量、動用一切手段，阻擋西方，甚至摧毀西方。
Ian Beruma 對日本甚為熟悉，提供了日本「東亞聖戰」的例子。他分析1937年日本文部省（教育部）頒發的《國家原則》，裡面特別強調日本人與西方的差異，強調日本人的純潔與西方的腐敗墮落。1942年珍珠港事變後，日本哲學家們齊聚京都，努力賦予戰爭「哲學意義」。他們找到的論證，也都集中在西方的毛病、問題。「物質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個人主義、人文主義、理性主義、社會主義、頹廢墮落與道德淪喪」。
對戰爭中的日本人而言，他們的歷史使命，就是阻擋住西方這些邪惡的潮流，保護日本的純潔性。因為日本自身不足以對抗強大的「物質主義、資本主義」的西方，所以要「聯亞抗歐」。
Beruma回顧的這段歷史，其實正是我們常常忽略的。中國被捲入在戰爭中，而且處於被侵略者的地位，當然很難去設想、理解日本人的動機。戰爭的結果，日本戰敗了，日本人也沒有什麼立場可以去重建戰前戰中的國家氣氛，因為那樣的重建說明，就像其本意為解釋（explanation）、難免會被視為辯解（justification），這兩者本來就很不容易冷靜區分的。
不過就史論史，戰前戰中日本國內上上下下的確就是籠罩在這種「聯亞抗歐」的情緒裡。其中攙雜了早先「脫亞入歐」追求中累積的挫折感，發現自己依然不被歐洲強權所接受；也攙雜了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悲觀與沒落氣氛，歐洲人不再那麼自信，不再能堅持自己的文明是最好的，歷史發展的目的就是趨向歐洲式的現代文明；中間還攙雜了日本主要盟邦、學習對象——德國，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思想潮流，德國把自己跟其他歐洲國家分隔開來，凸顯與其他國家不同的直覺的、美學的、道德的文明重點。
阻擋西方邪惡潮流 日人認為戰爭是唯一手段
日、德、義會在二次大戰中結成「軸心國」，不完全祇有戰略利益上的理由。蓋在他們「反共」的共同意識型態招牌下的，其實是對於其他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的不屑與仇視。法西斯主義不祇反共產主義，法西斯更強烈的情緒是反個人主義、反自由貿易，而法西斯建構起的個人崇拜，不管是崇拜「領導者」（F?f$i2>hler）或是崇拜天皇，都是為了超越個人、超越物質，發揚「精神」的價值。
當年發動戰爭時，許多日本人是衷心相信必須建構一個「大東亞共榮圈」。「大東亞共榮圈」不祇是個口號，侵略的藉口。它是個對日本人極其有效的動員意識型態，因為背後的邏輯是，如果沒辦法讓日本擴張成一個大東亞帝國，日本勢必抵擋不住西方勢力，西方會大舉入侵，消滅日本的文明、日本的精神、日本的天皇。純潔、高貴的日本人，會被迫成為可鄙可恨的西方人。
許多日本人真心相信，他們侵略亞洲其他國家，既是自我保護，又是解救別人。讓這些亞洲國家能夠進入「萬紘一宇」的日本體系裡，而「萬紘一宇」的字面意思，不正是提供一個大屋頂，讓不同族類的人都可以進來棲息安居、躲避風雨嗎？要躲避的，正就是歐風西雨。在這點上，日本人自認是救世救人。
如果亞洲其他國家不能醒悟，主動與日本結盟成「大東亞共榮圈」，那就不祇是他們終將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禁臠，而且還會危害到日本。日本人不能坐視這樣的威脅逐漸醞釀。在這其上，日本人又自認是自我保護。結果是，日本人就覺得有理由、甚至有必要屈服其他亞洲國家的意志，如果發動戰爭是達成這個目標的唯一手段，那麼發動戰爭也沒什麼不好，沒什麼不對的了。
回到「西方主義」上來。這種與想像中的「西方」的對立，延續而且擴張。西方越強大、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及個人主義衍生出來的民主政治）越發達，就有越多反西方的「西方主義」情緒如野火般延燒。
從過去的經驗，我們可以推出兩項重要的歷史教訓。一是這種「西方主義」雖然是全面地與「西方」對立、厭惡一切與「西方」沾染上關係的東西，意欲尋找、重建與「西方」對立對反的「純粹自我」，不過如果必須選擇發洩仇恨的手段時，最容易成為目標的，幾乎毫無例外是繁榮的都會大城。
都會大城齊聚了這些「西方主義者」最痛恨的東西。繁華的商業、大量的金錢、人與人之間的冷漠、破碎的家庭、敗壞的道德、流竄的慾望，還有大大方方拋頭露面的女人。
西方主義蘊藏著 強烈的悲劇式英雄情調
另外一項教訓是，這種「西方主義」裡通常會藏著最強烈的激情，不斷在試探證明激情的方式。「西方主義」裡呈現的西方，是人人自利祇顧金錢、沒有道義也沒有真情愛的敗德社會。「西方主義」裡的西方最邪惡的根源是冷漠麻木、沒有原則。因而對照地，在相信「西方主義」仇恨至上的人心裡，就產生了終極的壓力——他們必須是熱情激動的，熱情激動的最高證明，則是願意為原則而死。
原則，尤其是文明的純粹原則，比生命更重要。所以「西方主義」裡不免就帶著強烈的悲劇式英雄情調。生命的充足目的，不在個人生命本身，而在犧牲個人生命來完成更大的建設，或是，更大的毀滅。
講究犧牲個人生命的英雄情調，幾乎無可避免帶著一定程度的禁慾色彩，因為生命本來就不應該是拿來享受的。不管是性慾與財富的慾望，都會讓人珍惜、流連既有的個人生命，也就構成了對於更高一層原則實踐的阻礙。
分析至此，「九一一」行動的意義，也就呼之欲出了。紐約的確是重要的「西方」象徵C尤其是曼哈頓下城的天際線，以世界貿易中心為核心的高樓群照片，隨著西方勢力，滲入到世界每一個角落。更重要的，紐約不祇是繁榮都市的代表，紐約也是敗德都市的終極化身。紐約是「超人」漫畫裡無法救贖，祇能苦候超人一次次辛苦救援的「高譚市」。
這中間當然有著一份歷史的矛盾、諷刺。許多保守、中產的美國人，可能深深相信：紐約之所以變得如此敗德，因為那裡住了最多不同族裔的移民，其中包括了大量的阿拉伯人，甚至包括了賓拉登家族的人。可是在保守中產眼光中認為是外來移民造成的敗德、混亂，在賓拉登等人眼中，卻成了美國精神、甚至是西方精神的代表。在「西方主義」論述裡，他們指著紐約說：「看，那就是罪惡的美國，那就是罪惡的西方，罪惡的資本主義加個人主義塑造的罪惡的中產階級！」
他們必須摧毀西方，保存自己。至少他們必須證明，向世界尤其向自己證明，他們有能力可以摧毀西方的主要象徵——紐約。不能摧毀整個紐約，他們至少可以摧毀象徵中的象徵，紐約的世界貿易中心。
而且在摧毀的行動中，他們還可以證明自己的悲劇性英雄主義，以及示範這種犧牲情操，高於個人主義高於自由主義的價值。自殺不祇是完成毀滅目的的必要手段而已，自殺本身是凸顯想像中的「東西衝突」不可或缺的條件。
所以我們現在面對的核心問題，整個國際的勢力焦點，真的不是杭廷頓所說的「文明衝突」。「文明差異」是必然的、是真實的，然而「文明衝突」卻是想像的。「文明衝突」是從對「異己」文明的惡意想像開啟其端的。如果不能看清楚這點，而拿「文明衝突」做出發點，事實上就落入了對「異己」惡意想像的泥沼、陷阱裡了。
這是我們今天看待世界變化、甚至思索兩岸關係，不得不戒慎留意的一個關鍵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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