緋聞官司判決後，楊照的心情告白－－我不想當北山杉做的筷子
文/楊照 mclee63@pchome.com.tw
日本有一種極出名的樹材，叫做北山杉。北山杉天生長得極直極美。和其他樹種很不一樣，北山杉不祇是整棵筆直向上竄生，幾乎沒有任何曲折，而且更驚人的是樹根到樹頂，維持著差不多的直徑。這樣的樹材，最適合拿來當棟柱。
事實上，日本之所以有那麼發達的木屋傳統，雖然歷經大大小小的火災肆虐，每一座古蹟建築都有至少被燒掉一次以上再辛苦重建的紀錄，京都古城依然不願輕易接受木質以外的材料，理由之一，正是因為有優秀的北山杉。
北山杉提供了方便的棟柱。一整棵北山杉修修削削整理過，就是一根柱子。沒有比這個更方便更堅固又更美的建築材料了。有了以北山杉為主的柱與樑，日本才能維持由中國流傳過去的「堂間」設計風格。相對地，發源於中國的這種建築工法，後來卻在中國建築史上逐漸淡出，也跟中國找不到如日本般充份供應的北山杉，有很大的關係。
京都著名的東本願寺，有世界數一數二最大的木造堂間建築。要蓋那麼大的御殿，先決條件要找到夠高夠壯的北山杉當柱子。東本願寺興築時，這麼大的北山杉已經不可能在一般交通道路可及的範圍裡找到了。於是發願的信眾，先要遠涉深山，在終年積雪不化的巔頂，找到樹齡幾百年的北山杉，用簡單的工具辛苦砍伐，然後再用盡一切方法，將巨木運下山來。運送過程比想像艱難得多。動員了大批人力上山，卻發現帶去的麻繩不夠堅韌，根本就拉不動巨木。於是有人設計出來據說是天然材料能製造出的韌度最高、耐拉耐磨的大繩索。這種繩索的材質是——人髮。
於是信眾們，尤其是信女們，在宗教的號召下踴躍捐出自己的頭髮，用頭髮編成繩索，用繩索拉運巨木下山，才有了宏偉得令人幾乎不能逼視的東本願寺御殿巨構。
‧ 情何以堪
棟柱北山杉祇能做筷子
我記得多年前第一次去京都，我的日本朋友Ｐ陪我遊覽東本願寺。在講北山杉、髮繩的故事時，Ｐ突然提起他父親。他父親是少數曾經留學美國，得了新聞碩士學位，在《紐約時報》實習過，回日本後在《京都新聞》待了一輩子的老報人。
Ｐ談起他父親的自喻。他感慨《京都新聞》雖然也是報紙、雖然報導的也是新聞，雖然配備的也是很健全的新聞專業器材與訓練，不過和他所熟知的美國報業相比，他覺得在《京都新聞》的工作，就好像是用北山杉做筷子。沒有錯，都是北山杉；沒有錯，北山杉也能做很好的筷子，但是，筷子就不是堂堂皇皇的東本願寺御殿。這中間的差距，不可能因為它們都是北山杉就能被抹殺的。
我對這個比喻印象深刻。我進一步追問Ｐ，為什麼可以當棟樑的北山杉，竟然祇能做了精巧細膩的筷子呢？Ｐ再度引用他父親的比喻，解釋了日本新聞史的發展。因為沒有人熱情地捐出長髮編成大索，又前仆後繼在深山雪堆裡，耗盡力氣，哭號吶喊，將高大的北山杉運送下山。日本新聞界，在Ｐ的父親眼中，沒有足夠的熱情，沒有經歷過悲劇性英雄式的熱火燃燒過程，沒有以櫻花般的壯麗姿態撞擊過那個社會。日本人夠聰明可以學好新聞的專業技術，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們沒有經歷過新聞的熱火革命。沒有浩浩蕩蕩拉樹下山的驚人行列，就不會有東本願寺，祇有北山杉做的
筷子。
我後來一直沒機會見到Ｐ的父親，然而他的見解經過了將近10年，依然讓我難以忘懷。知悉一審判決結果的第二天早晨，我又經過東本願寺，想起Ｐ的父親，深切省思到自己與《新新聞》所面臨的處境。
經歷這一切，堅持這一切，到底意義何在？我唯一能說服自己的，在於我們比任何人都清楚都相信，新聞這個行業，應該是北山杉，而且應該是有大用的北山杉。雖然在台灣，有很多人看不到新聞這麼宏偉壯麗的可能性，也有許多我們的同業工作者，根本自認做做筷子贏得掌聲就心滿意足、甚至沾沾自喜，但我們不管因為什麼樣的機遇影響，曾經看過領域過那巍巍站立的新聞之美與新聞之用，我們不願祇是停留在做筷子的層次。
‧ 無情代價
「澄清」充滿懲罰屈辱的意味
可是正如Ｐ的父親指出、甚至是警告的，要把北山杉建成御殿，必須發願、必須付出代價。我逼迫自己放寬視野樂觀地去看：或許我們正處在一個「新聞熱火革命」的過程裡？而今天我的遭遇，就像那些忍痛落髮的信女、那些在雪地裡顛躓仆跌的善男，是讓新聞能夠在台灣成就殿堂，必須付出的無情代價？
這個思考似乎不無道理。畢竟這一年多來，台灣有著空前活躍的新聞爭議。大法官會議做出具備不折不扣進步精神的「五○九號釋憲案」，確切規範了言論自由與名譽權利間衝突時的限界劃分。黃程暉法官在審理曾文惠指控馮滬祥、謝啟大毀謗訟案時，在判決書裡明白彰顯司法不宜介入政治人物權鬥紛爭的立場。在《新新聞》案宣判後兩日，又有溫哈熊案，法官還替口述歷史留下了更寬廣的言論空間。另外還有檢方搜索《中時晚報》、軍方指控《勁報》記者，以及《壹週刊》記者謝忠良與《中時》總編輯黃清龍遭控以外患罪時，社會輿論基本的譴責態度，似乎都指向一份對
於新聞角色的新認知，正在成形。
所有這種新的趨勢、新的發展，都不可能呈直線前進。必有迂迴、必有挫折，才能蓄積下一步再迸發的能量。
而我的遭遇，也許就是為了下一步更清楚釐出「新聞自由」、「政治威權」及「司法仲介」健全關係，而不得不有的頓挫吧！
不然要怎樣解釋如此充滿矛盾與過渡性格的判決呢？一方面法官勇敢心證，援引「五○九號解釋案」的精神進入民事訴訟裡，認定新新聞及其他同事已經就新聞進行了應有的查證，有「合理確信」基礎足以阻卻不法，因而駁回了原告對他們的所有控告。然而另一方面卻又判我一個人敗訴，而且必須以既不符比例原則、又不切實際、且充滿懲罰屈辱意味的方式「澄清」？
這個判決讓所有人都「跌破眼鏡」。不祇是我，我相信牽涉在此案中，最清楚法院審理詳情的人，都沒猜到會有這樣的結果。有人預期《新新聞》會勝訴，有人認為《新新聞》會敗訴，但真的沒有人會想到《新新聞》勝訴八分之七，唯獨我的部分敗訴。
‧ 回復名譽
扯出天文數字的金錢懲罰
社會大眾更不可能猜得到這樣的結果。換句話說，這項判決違背了所有人的常識。法律可以用這樣「別出心裁」的方式來運用嗎？我們不應忘了，法律除了專業還必須向常識負責，這是英美法中採用「陪審團制」最重要的精神準繩，也是大陸法系國家紛紛認真思考引進「陪審團制」的核心考量。法條會過時，必須有某種方式不斷與現實常識連繫，換個角度看，法律不能與常識的正義觀念脫節。
我不願去猜想這中間有什麼陰謀或黑幕。我毋寧相信這是法官既想以前進態度護衛新聞自由，卻又無法魄力捨棄舊式對政治威權的敬畏，所產生的新舊並存。然而舊囊裡有時真的就是裝不了新酒。裝了新酒的舊囊不小心就會破裂開來。
新舊並存使得這個判決變得很奇怪。這樁訟案之所以存在，其原始目的就是回復名譽。中間既沒有財物侵占損失，也沒有懲罰性的賠償請求。這樣一樁要求回復名譽的訟案，最後判決出來，竟然牽涉到難以想像天文數字的金錢懲罰，這不奇怪嗎？
據朋友、同事幫我估算，如果能克服種種困難，順利進行澄清聲明與判決書的公布宣讀，我大概要背負2億4000萬的債務。依照目前的稿酬行情，我得寫1億2000萬字的稿子，才償還得起。1億2000萬字約當是1000本書的量。算到這裡，我真覺得啼笑皆非，因為想起了我最敬佩的日本作家之一——松本清張，他一生出版了將近800本書，是我知道最多產的作家。他多產到很多人想當然耳認為「松本清張」應該像是家寫作工廠般，在松本的指導下，有幾個甚至幾十個代筆者從事實際生產工作。
松本清張其實真的祇是一個人。他每天有著極高度的紀律，不管發生什麼事，甚至在旅行中，他每天必定要寫9000字的稿子。如此日積月累，才有了新舊版加起來號稱800本，實際總共約莫500本左右的畢生成績。
我一直很羨慕松本清張的自律與堅持。因為那是同樣身為寫作者的人，絕對不敢想像做得到的。沒想到我得比松本清張勤奮兩倍，才賺得到夠可以償還這筆債務的稿費！
或者換另一種算法。1個人如果每月有20萬的收入，1年240萬，那也得整整100年不吃不喝才還得起這筆錢！
‧ 一人擔責
法官切分邏輯矛盾不可思議
法官為了衛護新聞自由、又要對政治威權交代，造成的奇怪邏輯還不祇這一樁。在切割《新新聞》與我的責任方法上，也讓人納悶不解。我一邊是提供部分消息的來源，另一邊是掌控新聞處理的總編輯。更下游有社長，中間則有實質調查、撰寫新聞的記者。如果把這樣流程簡單切分為一、二、三、四，四段流程的話，法官認定第二、第四段都可享新聞的保障，但居一、三段的我，卻成了所有罪責的擔負者。這種切分的邏輯，我真的看不懂、也想不懂。
我一點也沒有要拉其他同事來一起負法律責任的意思，事實上同事們得到清白肯定，是我最大的安慰。他們在追查、報導這樁重大事件時，費了很大的心血，這一年來，《新新聞》及我的同事們，卻因為官司而背負了沉重的黑鍋。許多人以官司為由質疑我們的新聞專業，這個沉重包袱今日終得以卸下。一審宣判肯定了他們的努力，洗刷了他們的嫌疑。
可是為什麼在判決書中明明說「總編輯李明駿係採由記者採訪查證看是否值得報導之民主方式」，卻又決定應由我一人承擔所有責任呢？更不符常理的是，判決書裡說我對電話內容是「逐部被動說出，而非主動積極要記者報導」，那不正證明了我沒有捏造的動機與惡意嗎？如果有惡意、如果是捏造的，為什麼會「被動」、而且「逐部」說出呢？
至於關鍵的電話，判決書裡明明說：「有無鬥爭電話，雖經雙方反覆之質辯，法官之反覆調查，猶未能白，甚或祇有天知道」，卻又在隨後變成是我「虛構鬥爭嘿嘿嘿電話」，並以此為判我敗訴的主因。這不是大矛盾嗎？
至於陳詩寧做證的部分，法官也完全忽略其中出現的不符常理之處。陳詩寧自己明白承認，曾經答應我出庭做證，所以才會被列為被告所提出之證明。然而從陳詩寧答應做出證到實際出庭，中間相隔多月，又發生被告方面刻意洩漏證人名單給特定媒體，意圖干擾證人出庭的事件，到陳詩寧出庭時，轉而辯稱無證可做。如果不是可以證明我曾就副總統傳播緋聞案向她查證，她怎麼會答應要列為被告證人？她還可能答應做什麼其他方面的證詞嗎？這中間的變化，不奇怪嗎？
我與陳詩寧曾經是工作上彼此信賴、互相支持的伙伴。我會涉及緋聞案種種，開頭也是基於要幫陳詩寧替她解除困惑，沒想到竟然弄到必須法庭相見，對質說不一樣的話。面對昔日好友的背叛，我不痛心、不憤怒嗎？我痛心我憤怒，但另一方面，我又無法痛心、不能憤怒。因為我更深的信念、更高的原則，相信做一個媒體人、做一個公眾人物，有責任必須提供這個已經充滿太多憤怒與叫囂的社會，多一點清明理性。所以在當庭對質之後，我祇是說：「對於陳詩寧與我記憶上的出入，覺得非常無奈。」
‧ 無奈挫折
不沮喪不悲觀勇往直前
真的很無奈。這1年多來，被不祇1個朋友狠狠地背叛，看到過去信任、尊重的人翻臉露出算計，我心裡不痛、不難過、不委屈嗎？更奇怪更可怕的是聽到讀到許許多多關於我的傳言，一些根本不曾與我有過任何密切互動深交的人，大剌剌講著我所不認識的楊照。我心裡不痛、不難過、不委屈嗎？還好我沒有失去理智。我沒有激動沒有破口大罵。我一再想起那些在深山裡拉北山杉的人們。讓自己相信這些代價也許是必要的，等到有一天那沉重的北山杉立起了成了御殿的大柱，無奈就可以化成歡悅。
也還好一直看得到一直感受得到，一起奮力前仆後繼擔拉著北山杉的朋友們。還有那些在街頭冷不防叫一聲：「楊照加油！」「楊照，我支持你！」的陌生卻又熟悉的面孔。讓我雖無奈卻不失望。
少年時期，一度以為台灣的民主化不可能那麼快成功，一度相信自己終有一天會步上民主前輩的後塵，被抓去坐言論牢、坐政治牢。長大以後，赫然發現台灣變化得那麼快，快到我們這輩要為民主坐牢的機會都沒有了。
我當然不羨慕那個有人為民主而坐牢的逝去時代。但我沒忘記過少年時代為坐牢做準備的那種心境。告訴自己，沒有權利可以沮喪、沒有權利可以悲觀。一旦沮喪、悲觀就被打敗了。
雖然無奈、雖然挫折，我真的不沮喪、不悲觀。我不會因為官司的變化，就變得沈默些少講些話。說說的、該批評的、該報導的，我還是會說會批評會報導。更重要的，我不斷警惕自己，也不能因為目前官司的變化，就變得激動、憤怒、尖酸，這是不管任何時刻，我都該為這個社會盡到的基本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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俏冤家扯奴在窗兒外。
一口兒咬住奴粉香腮。
雙手就解香羅帶。
『哥哥等一等。只怕有人來。
在一會無人也。褲帶兒隨你解。』
～～墨憨齋歌『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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