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豐富的故事—如何閱讀高行健的《靈山》
其實靈山的追求，只是一個藉口、一個幌子。高行健真正給我們，
他真正興味盎然在做的，是書寫一個又一個，
光怪陸離充滿傳奇情調、彼此並不怎麼連貫相關的故事。
文 ◎ 楊照
沒有比高行健的《靈山》更適宜拿來探討閱讀中的內在性（interiority）與外在性（exteriority）關聯的作品了。
正因為這是一本無從擺脫複雜、多重外在性干擾的小說。最大的干擾當然是諾貝爾文學獎，而且不只是一座諾貝爾文學獎，是具備特殊象徵意義的二○○○年跨世紀，歷來頒給華人作家的破天荒第一座諾貝爾文學獎。
在諾貝爾文學獎揭曉之前，沒有幾個人聽說過高行健，更少有人讀過《靈山》。就算在當代中國文學小小的專業圈裡，高行健也從來不是個重要話題，換句話說，就算在此之前讀過《靈山》的人，也不曾在嚴肅嚴重認真的氛圍下，對作品內在本身進行研究分析。
大家都在諾貝爾文學獎製造的特殊外在環境下，閱讀或重讀《靈山》，因而無從再還原出不受這個巨大外在影響的獨立內在閱讀理路，這是《靈山》極其特殊的命運。
高行健得獎，瑞典學院的重量級漢學家馬悅然的支持無疑是最關鍵的。《靈山》的手稿剛完成，馬悅然甚至還沒有讀完，就決定要將此書翻譯為瑞典文。因為閱讀手寫原稿比較吃力，馬悅然特別轉託他所熟識的馬森教授，安排《靈山》在台灣出版，以便取得打印稿來進行翻譯工作。這段出版過程，足以說明馬悅然與《靈山》間的「親密關係」。
另外一件許多人知道的事：同樣在馬悅然的大力推薦支持下，沈從文本來有機會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預定一九九五年十月會宣布沈從文得獎，然而多麼不巧多麼不幸地，該年五月沈從文過世。諾貝爾獎依例只能頒給健在的人，沈從文只因少活了幾個月，失去獲得殊榮的資格。這件事讓馬悅然深深痛心、遺憾與長時耿耿於懷。
將這兩件事放在一起比對理解，我們有理由相信：頒獎給高行健，有一部分理由是要透過高行健向已逝的沈從文致敬，馬悅然絕對不會看不出來《靈山》當中描寫西南邊境社會文化的段落，和沈從文作品的相似；馬悅然也不可能漏掉靜靜旁觀記錄異風奇俗時的高行健，他那種既冷淡又熱情的奇特矛盾態度，明明白白與沈從文在精神上一脈相承。
將高行健和沈從文比對並讀，可以讓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靈山》的結構。
沈從文雖然也寫過像《長河》這樣的長篇小說，對當年的「新生活運動」極盡諷刺之能事，然而提起他的文學成就，任何一位有經驗的讀者都不會把《長河》誤認為傑作、代表作。
沈從文真正的功用在中短篇小說，而且他和同代（受「五四」影響而崛起於三○年代）的其他小說家相比，最大的特色就在於他沒有那麼強烈的教化與革命企圖。從魯迅到茅盾、巴金，都將小說看得很重要，因為小說可以「走後門」影響人心、改變社會。所以他們都不免會把自己對社會的許多期許（不管是正面的呼籲或陰暗的譴責）放進小說裡，成為與小說中情節故事並行發展，甚至僭奪了情節故事位置的第一條主線。
沈從文卻是個講故事，而且只愛講故事的小說家。他雖然也感受到時代的壓力，不得不去寫其實並不拿手的嘲諷譴責型長篇小說、不得不偶爾給他的短篇小說一點與現實無關的指涉，然而他小說真正迷人處，正在於強烈的傳奇故事性。每一個故事就是寫一段紮紮實實的個案生活經驗，不是什麼什麼模式的縮影，也不是什麼什麼意念的象徵。
順著沈從文作品給予的提示，我們也許可以這樣來讀《靈山》，拆掉《靈山》冠冕堂皇的長篇小說架構、忽略為了撐持起這個架構而穿插的總總哲學上浮光掠影的追求，還給書中眾多故事，其原始本來面貌。
這樣的讀法，也有作品內部的線索可供佐證。《靈山》整部小說以出發尋找一座虛無縹緲的「靈山」始，而以「靈山」終究無法尋得終。「靈山」永遠在另一岸。你到對岸找它，它就成了此岸的風景。真理無法靠尋覓而掌握取得，我們對「靈山」所代表的真理永遠只能「不懂裝懂」，當我們自認「懂」了，我們也就陷入另一層「不懂」的執迷裡。
如此一番道理，其思想遠源當然是高行健熟悉、鍾愛的禪學。不過既然是一趟「找不到」的旅程，沒有到達目的地的漫遊，我們就不能將旅途中所思所見所記錄的一切，都解釋為「天路歷程」般的層層進展。換句話說，這些過程，在目的消解的瞬間，就從表面的結構裡脫離開來了。
講得更明白，其實靈山的追求，只是一個藉口、一個幌子。高行健真正給我們，他真正興味盎然在做的，是書寫一個又一個，光怪陸離充滿傳奇情調、彼此並不怎麼連貫相關的故事。這些故事大可以脫離原來把它們綁鎖在一起的長篇形式，以短篇面貌獨立存在。
如果用這樣的讀法，當然進一步要問的是：高行健為什麼需要去找那個藉口、搭那個幌子。那恐怕是反映了直接描述經驗的「故事」在高行健所屬的文學傳統裡失去了合法性的狀態。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他的名文〈說故事的人〉裡闡述過這個問題。現代小說在現代主義洗禮下，愈來愈遠離現實經驗，也就愈來愈遠離「故事」。不過除了現代小說上的性質之外，我們還不能忽略中國大陸特殊的文化氣氛。幾十年的共產統治，將中國社會徹底政治化，同時也將中國社會徹底「陰謀化」。沒有任何事不牽涉到權力的爭奪，也沒有任何事背後沒隱藏著某種算計與陰謀。在這樣彼此不信任的集體心理架構下，詮釋、猜測快速且大量膨脹，掩蓋過了經驗、事實本身。
在這樣的社會裡，沒有單純的故事存在的空間。講任何故事，一定引來對故事的象徵解讀，以及對說故事者的動機的揣測。在那個社會裡，人們無法想像單純的故事，以及單純想講故事的動機。
順著這個脈絡看下來，我們可以說高行健選擇的「自言自語」敘述法，以及他貫用的第二人稱（「你」）的位置，背後有著一份政治無意識（political unconscionsness）。他不願也不想把故事講給別人聽，因為別人會對故事有太多他無法控制的解讀與利用，所以他寧可講給自己聽，在自言自語的形式裡得到某種安全安慰。
這種安全感當然不是真實的，因為他的自言自語畢竟還是暴白在讀者面前。那是因為他想講故事的衝動太強烈了，所以他非講不可，然而無意識裡的不安與恐懼，隨他一邊講一邊選擇了隱晦、模糊焦點的策略。
包括他的「沒有主義」，也是想要阻卻人家將這些故事歸類的一項策略。「沒有主義」一言以蔽之就是：你們用什麼方法講我的小說有什麼立場、有什麼目的、有什麼企圖，我統統否認，而且我可以統統不接受。這是一個在過度詮釋的社會裡長成的人對詮釋的一種極端反動。
剝解開了藉口、幌子、策略，那麼《靈山》到底是什麼？在我看來，《靈山》是一本豐富、有趣的短篇故事集。《靈山》沒有想像中那麼複雜。你、我、他的人稱互換、投射，高行健用得很機械、很保守。全書除了一、兩處例外，「我」和「你」是隔章出現的，規律得很。「我」是一個規矩、拘謹的旅人；「你」則可以浪漫、放蕩。「我」說的是自己的經驗自己的故事；「你」則不斷轉述聽來的、讀來的、杜撰的故事。就這麼簡單、清楚的區分。
我們可以完全不管高行健這些安排；甚至可以不管書中原本排好的順序，將每一章當一個獨立、有趣的故事讀。這樣的讀法，也許減損了《靈山》作為一本「巨著」的地位，不過反而更能真正欣賞到高行健作為一個優秀「說故事的人」的了不起本事。
高行健因為兩項本事，賺到了諾貝爾文學獎。一是他能夠講非常特別、生動、古怪、瑣碎的故事。二是他能夠編造出一套炫人耳目的大藉口、大幌子，讓人家誤以為這些故事連貫起來，應該是在訴說一套大哲學、一層了不起的深邃思想。
有人被他的藉口、幌子迷惑了，把《靈山》當哲學來讀；有人因為看穿那裡面根本沒有大哲學與深邃思想，因而對《靈山》嗤之以鼻，這兩種態度其實都錯失了閱讀《靈山》真正的樂趣，也錯失了欣賞高行健本色本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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