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一份期末報告
當中比較了周恩來和宋美齡的外交表現
大家不嫌棄的話可以看看囉～～：）
我選了兩本書來比較，一本是由新新聞文化出版之季明‧劉強的『周恩來的外交藝術-從國際孤兒到國際寵兒』，另外一本是商智文化出版之台大政治系石之瑜教授所寫的『宋美齡與中國』。之所以選上這兩本書，毋寧說是這兩個人物激起了我比較的興趣，原因容我在下一段述說：
先說說宋美齡與周恩來的共同點。
一、 兩人都是中國外交史上不可抹滅的人物，所作所為足以撼動中國（不論是之前的中華民國或是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命運。
二、 兩人都是成功的外交家，都在外交領域上有極為出色的表現。
三、 兩人在外交場域上的表現都是為了中國，儘管『中國』定義有如天壤之別，宋美齡為的是中國國民黨之下的中國，周恩來卻是為中國共產黨之下的中國。
四、 兩人所處時代相距不遠。
五、 兩人所代表之中國，在某種層面上都是陰性（或是柔性）的中國，一個在當時不具對西方威脅、以弱勢形象現之於西方世界的中國，這一點讓西方（美國）採取了對中國友善的態度，不論是美國讓宋美齡在國會發表那場至情至性、空前絕後的演說，還是後來派馬歇爾來台調停及之後發表之中美關係白皮書乃至採取與中共建交的決定。
接下來談談兩人的背景差異。
一、 意識型態不同。宋美齡代表蔣介石時的國民黨。周恩來則是毛澤
東時的共產黨。在雙方基本是敵人的情況下，國共之間的恩怨情
仇以至優勝劣敗都使得兩人有比較的價值。
二、 性別差異。周恩來是男性，宋美齡為女性。在傳統外交競技場
（arena）上，本來是以男性為主角，但宋美齡以女性之姿（還是以傳統中國溫柔婉約的姿態）在美國國會山莊上震攝攫取美國人民的同情心及同理心，是外交史上的藝術也是異數。
三、 成敗差異。以當時來講，兩人或許都是成功的。宋美齡的確爭取
到美國對中國的支持，周恩來的表現更如書上的副標題所說，將
中共『從國際孤兒到國際寵兒』。但之後國民黨撤退來台，失掉大
陸，共產黨成功佔據大陸，是否代表兩人在外交領域上的表現有
高下之分？
四、 風格不同。宋美齡以陰性角色在國際舞台上綻放光芒，周恩來卻
是十足的陽性風格。兩人在對人對事所展現的手腕都大相逕庭。
五、 背景不同。宋美齡自小浸濡西方文化，周恩來則是土生土長的中
國人。
宋美齡是位野心勃勃的女性。從小優渥的生活環境和在美國的成長經驗，造就出她一身脫俗氣質。憑著在美國所受的教育和基督教精神，以及在美國求學所練就出來一口優美而高尚的英語，宋美齡成功地說服了羅斯福總統、國會議員、媒體和美國人民，並同時成功了化解美國對中國之陌生與疑慮，使美國人認為打倒日本軍國主義者是他們維護美國價值觀和人類尊嚴之責無旁貸的責任，同時也是捍衛美國自認為最驕傲的普世價值-民主制度---最好的方法。宋美齡赴美國國會演說之旅，不但使他風靡泰西，更成功地爭取到美國朝野對中國的援助。這也是我之所以認定宋美齡在外
交領域上有傑出表現的原因。
若要談到周恩來，則不得不借用美國尼克森總統說過的話，『二十世紀沒有幾個人，能像周恩來那樣對世界歷史的進程產生影響』。若以實際經歷來說，周恩來是中共建政以後的第一位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對中共的外交方針和對外政策，自然佔決定性的份量。在談判方面，周恩來更是數一數二的高手，連西方外交家都不得不翹起拇指說讚。這樣傑出的一個外交家，雖然因政治立場的歧異，容或我在這裡說，周恩來的確使身陷閉關自首狀態的中國大陸，回到國際政治舞台的中心，從而改變了國際局勢。對一位意識型態與西方不同的中國外交家來說，這毋寧是更加難得之事
。堅守普世價值，也就是民主的以美國為首之西方國家，時至今日仍難完全擺脫這層芥蒂，故在一九五零年代初期，民主國家多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抵制的態度，不僅在外交官方上不予以承認，在民間交往也加以限制。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周恩來卻堅持外交需要不斷地接觸談判，甚至『在當前絕無成果可言的狀態下』也應如此的策略下，不斷透過各種機會發揮實際主義的靈活手法，終於促成美國、日本等對華政策的改變，使美國總統尼克森、日本首相田中等，在沒有邦交的情況下，先後前往中國大陸訪問（例如著名之乒乓外交），這些訪問戲劇性地改變了中共的外交
劣勢，因而導致國際局面徹底改變。
在石之瑜教授『宋美齡與中國』一書中，作者嘗試用『文化交匯』的角度來解析當年為何宋美齡女士可以穿梭於中國及泰西之間。作者提出了一個『陰性主權』的觀念，認為這是當年宋美齡向美國國會演說時，所帶給美國人民關於中國的印象，也因為如此，美國人才會對中國多所同情。也就是說，宋美齡的存在，不但緩和了西潮與中國本土文化之間必然的衝突，協助西方將中國定位在一個落後、卑微、依賴但又可欲的印象中，同時也使得西方文化在中國人的面前呈現出一股母性的溫柔，而更可以普及。這樣的印象傳導是雙向的，對西方來說，她明白表示了中國不具威脅性，
且同時以弱勢的同胞身份喚起了美國對民主自由捍衛的決心，對中國來說，西方如母親般的關懷正是那時弱小卑微的中國所需要的。
我們不禁好奇，何以宋美齡有如此大的魔力，使得中西方在那時皆拜倒在其魅力之下？我們得從其成長背景及時空環境來探討。如前所述，宋美齡自小家境優渥，聰明伶俐之外更是能力優秀。宋美齡從小在美國受教育，從皮得蒙學校到韋斯禮學院，在思想上、文化上全盤西化，她曾自豪的說，『我唯一跟東方沾的上邊的，就是我的臉孔』。當她從美國回到上海之後，便立刻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從事社會服務工作，接著又在全國電影審查會擔任審查員，又獲上海租界工部局之邀出任童工委員會第一任中國婦女委員，宋美齡的企圖心表露無遺。與蔣中正結婚之後，宋美齡正式
與中國政治掛上邊。與陳納德的結識使宋美齡成為『中國空軍之母』，宋美齡與飛虎隊的的情感更是如膠似漆。宋美齡在外交上的企圖心可由她在一九四三年時於紐約華爾道夫飯店跟考爾斯的一席話得證，『溫德爾（威爾基之名）當選，他和我就將統治整個世界。我統治東方，溫德爾統治西方。』多麼強烈的企圖心啊！
在『宋美齡與中國』一書中，石之瑜教授分析宋美齡之所以在那場國會演說中名震海外，有一套心裡學上精彩的分析論述。『集第一夫人、歸國華僑、買辦後裔、外交鬥士、基督信徒、國畫名家於一身，她某種程度地顛覆了抗日期間父權至上的戰爭文化，又創造了白種人世界中關於陰性中國的想像；聰明機靈的她，掙扎在圍繞身邊的種種傳言與幻覺中，不斷地找尋自己』；『在學作中國人、戮力救中國的經驗中，她慢慢坦然接受自己是一個驕傲的中國人；而她一心在中國推動美式宗教的執著表現，加上又魔幻般操縱美國社會對她的迷戀』；『探討宋美齡怎樣地把自己處理文
明交匯的經驗，用來處理國人夾在泰西與中國本位之間的尷尬。宋美齡所處的歷史時代充滿了矛盾，她自己就是時代的產物，利用了其間的矛盾，延續鞏固了矛盾，卻依然然面對矛盾』。有一點不能不注意到的是，宋美齡在那場掀起政治大風暴的國會演說中是有歷史背景的，也就是說宋美齡之容貌上的驚豔，並不存於歷史真空之中。一九四三年當時世界大戰的情勢，中國所處的位置，與美國社會的需要等等都是重要的時空條件。沒有那樣的條件，就沒有驚豔世人的宋美齡。美國媒體對於宋美齡特質的注意，因而不是偶然的。女性象徵一種依賴、待援的現象，而美國社會需在
戰爭中一振雄風，來自中國的求助，恰在此時滿足了這種需要。最精彩的一段對話莫過如下：『美國透過了對蔣夫人的期待與想像，把主權中國定位成了一個次等的、女性的主權；中國則透過了蔣夫人的西方背景，在國權飄搖的關鍵時刻，掌握了來自美國的援助。蔣夫人提供了中、美兩國菁英的想像空間，使雙方根本性的立場衝突，相當程度地獲得隱藏。』書中並同時提出另一項工具性因素：那就是宋美齡優雅的英語完全征服了美國人民的心，書中分析了其在美國求學的過程中，如何因為求學地的轉換而有了一口標準高尚的英語。就是那一口連美國人都自嘆弗如的英文，使
得美國人打從心裡認為宋美齡就是美國人的代表，中西之間的隔閡在剎時完全被蓋住了。（這一點與吳玉山老師在『政治社會學』一門課上分析的一致：解決族群問題的模式中有一個是『American Model』，即『英文』是美國人劃分族群的核心因素，換言之，會說英文的就是美國人，不管國籍、宗教、種族。故說的一口好英語的如宋美齡，更是美國人中的菁英份子。）
再談到周恩來。周恩來是一位極為優秀的外交家。撇開政治立場、意識型態上不講，周恩來身為外交家，在外交領域中縱橫擺闔，折衝尊俎，他的表現的確令人刮目相看，尤其是談判上的長才，更另許多西方外交家折服。台大明居正教授更是對周恩來有極為崇高的評價。而事後證明，他也的確為中共打下了一片天，成功將中國帶出了國際孤立，進而成為國際寵兒。
我們分析周恩來之所以能在外交場域上如此優秀，在於他能能屈能伸之性格。該衝則衝，該為則退，讓中共在一九五零年代面臨如此險惡的外交環境，仍可以在逆境中搖搖茁壯。舉例來說，在韓戰中，中共面臨是否出兵的難題。而周恩來卻能利用『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的原則，充分展現了外交藝術。在處理對美關係時，周恩來的原則就是『先發制人的讓步』、『因人制宜、因機而變』，這種以進為退的方式高明，也讓中共成功地與美國建交。在對日外交中，周恩來深知困難性，故以民間為出發點，讓雙方人民在經貿、文化關係日漸熱絡，逼使日本不得不最後與中國建交，
這種『以民促官』的方式在今日中共對我之統戰仍處處可見，大三通等議題便是中共欲重施故技，我們不得不提防。
我們分析宋美齡與周恩來在外交上的表現，可以發現不同之處。宋美齡的成功取其於時空的特殊，蓋『時勢造英雄』也。周恩來卻是一位天才外交家，進退之間拿捏得宜，亦攻亦守之際巧取豪奪。但不可否認的是，兩人都有外交天分，都有強烈的企圖心。
身為外交工作者應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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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情的面前
我卑微地像隻老狗....
忠心..乞憐..無助..漫地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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