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我剛上台北念大學。
市長大選前一週末的中山足球場造勢晚會，懷著喜悅、快樂、和一點俏皮朝聖心態的我，揮著白底橘字的小旗幟跟著現場10萬人一起呼喊著律動的口號；節目進行到蔡振南演唱「母親的名叫台灣」時，我前面的那位歐吉桑醞釀已久暗暗的愁緒終於從老花眼鏡旁留了出來，看到他拼命用那粗糙的雙手試圖想把那充滿皺紋臉上的淚水擦乾，但水珠卻涔涔地一直往外跑時。我忽然很難過。
一時間想把我這些虛假的歡喜丟開，陪他一起掉眼淚。
這件事到現在一直記在我的心裡頭。當時18歲的我，靈魂還很年輕，終究是無法瞭解一個國族、一塊土地最哀痛的記憶與最深層的悲哀。
是那樣子閉塞心裡的自責與憂鬱。
在台灣。
六十歲以上的人有著二二八事件的陰影以及台灣人失重流離最原初的悲憤情緒。
四十歲左右的人有著白色恐怖暴力統治的驚恐和威權政體無孔不入滲透的懼怕。
二十歲的人呢？
他們既未親自感受到美麗島事件壯烈的時代氛圍，連之前的「自由中國」組黨事件、中壢事件、甚至於90年代初的野百合學運，那些關於自由主義思想的浸濡、激發台灣烈士意識的重要斷代里程碑，都沒有機會遇到；這群人，其內在底蘊對於真實族國的想像究竟是什麼？不能瞭解這些，我們自然也無法確實的掌握整個80年代、90年代的政治發展、意識型態的建構，能夠模塑出怎麼樣的時代精神（Zeitgeist）來。
80年代以降、尤其是87年解嚴後以迄整個90年代的政治變局，除了威權體制崩壞、強人死亡、各級選舉的政治沖刷所帶來的大幅度民主改革外，最重要的發展在於統、獨雙方往兩個極端方向延伸而發生的一連串論辯。這些辯論根本上破壞了戒嚴時期國家神聖論（sacred and inviolable）的基本信仰。每個人對於國家，有著零零碎碎的「小認同」、也有著與另外相同性質的一大群人一樣的「大認同」，如此的發展使得這時期的人在基本的政治辨識上，逐漸分成了兩個群體-We／They-我族與他族。
奇特的是，90年代為成長期的我們這一輩年青人，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選擇的認同對象，卻是大多數集中在「台灣人＝獨立＝本土」的這一組概念。當然，這樣的敘述必然是極為概括性的說法。因為在大部分的場合、時間裡，這群人是極難於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避免談到族群的認同問題；但是在國家遭到輕蔑、欺侮的時候，他們又會挺身而出，大罵對方政權的野蠻，清楚的表明自己是一個台灣人的身份與內涵。這樣的一個事實與李登輝主義（Leeism）的台灣意識主張密不可分，從88年掌權之後的李登輝，透過黨內的權力平衡、數次的修憲、結合反對黨的力量，塑造了台
灣的象徵-民選總統、建立了台灣民主的下層建築-制度化的菁英徵拔過程，也決定了未來台灣發展的基調-本土化路線。
回溯整個90年代，我們經歷了96年的飛彈危機，在飛彈聲中選出了第一屆的民選總統-有深厚台灣意識的李登輝；2000年的大選，我們又在朱鎔基的恫嚇言詞裡選擇了獨立派的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於是很多人開始高興地想像本土化路線可以繼續在台灣延續10年、20年，一直下去…；他們興奮地大聲唱出「我是台灣人」這個十幾年前被視為禁忌的口號，他們流著淚、用激動的聲調享受著勝利的喜悅，仰望台灣人終於當家作主的精神救贖。
但或許是歷史的辯證吧，當一股力量達到高峰時，就會神秘式地造成另外一股對反的力量出現。當92年郝柏村被新民意催趕下台，島內台獨的力量一時受到鼓舞，但那一年卻也是解嚴後兩岸交流達到最高峰的一刻。同樣，當陳水扁當選總統之時，台獨的力量再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顛峰。卻在此刻，台灣的媒體再度一窩蜂附魔似地利用景氣循環下的經濟衰退因素與中國邁向高度消費期所帶來的高成長率，將「統」的論述也推到了極端。
面對這樣子的險境，舊有的以血緣論為主的國家論述、族群論述已經無法再符合新一代年輕人的想法。唯有從建構論出發，重新擬制一套精緻化的本土論述與經濟論述，才能夠在「中國壯大」的論調大行其道之下殺出一條嶄新的活路來。
新的本土化論述，是一種漸進式台獨的概念。實際上的操作在於最低限度維持一個完整主權的獨立國家，其餘符號上的、口號上的討論暫時列為次要，而用文化建構的方式重新包裝、組構，再將內涵一步一步地向外漾散、深化。我們一樣是追求台灣主體性，但這個「主體性」並不能只是不成比例地偏重（over-represented）在宣示自己是主體的部分，必須連帶地考慮到整個歷史、文化、經濟、權力等互相之間的競合關係。用簡單的話來說，我們要從「我是台灣人」的意義宣示昇華成為「我身為一個台灣人，與中國的關係是什麼？與美國、日本的關係又是什麼？」這樣的一個
問題意識來，以滿足台灣在民主化之後民眾接受政策領導、媒體訊息的多元閱讀。
新的經濟論述，首先在破除台灣過去威權時代「經濟奇蹟」根深蒂固的愚民宣傳。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一個海島型經濟的國家，景氣的榮昇與衰退實質上是繫於世界資本體系的大國與國際資本家之手；我們的經濟發展，必然也必須與周遭的經濟體產業升級的狀況、貨幣的揚貶、政治權力的變動密不可分。第二，如果西進中國已成為台灣經貿發展的「顯學」，是不可阻擋的一股趨勢的話，那我們要做的並不是再祭出從前那套以國家安全為理由的「戒急用忍」論述，而是嚴格地保持台灣主權成分的密度與質量為前提，進一步地去發展一套適合於台商的資金獲利模式。而政府必須
負責任地說明東南中國實際的農工、產業活動、與台灣西部沿海交互作用的統計結果、台商在中國形成的新階級關係、勞工剝削情形，與最重要的家庭倫理問題。
族國建構的過程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文化的形塑、新思維的不斷再生是它實踐的兩翼。我們不能再期待英雄敘述（heroic narratives）式的個人啟蒙，國家意識是賴於知識份子世代更替，卻不斷再生、更新的集體意識一點一滴地堆砌、積累而形成的。
上一個五十年，和再上一個五十年加總起來，我們的父執輩倉皇地度過了恓恓惶惶找尋國家認同的一整個世紀。
下個五十年，換我們接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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