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者的強大生命力量（下）－讀張惠菁的《楊牧》
楊牧生命最大的力量，正來自於他的主觀與自我。沒有這份令人無法逼視的主觀與自我，楊牧不可能創造出那片炫目燦麗的詩的風景，更不可能如此堅持而持續地寫作始終沈浸在浪漫主義傳統裡的豐饒作品。
我傾向於視楊牧告別濟慈，到他在《年輪》裡找到新的自信聲音這段歷程，為楊牧創作史上的重要分水嶺。不只是他把自己的筆名從葉珊改成楊牧，表面的變化。而是內在一種創作傳統的轉折。
浪漫主義很容易吸引少年的心靈，因為年少時期，對於世界的認識還很有限，會有比較大的空間運用自己的想像去猜測外在環境的應然與實然。少年眼光中所看到的環境的應然與實然，其實都是他自己夢幻的投射，也就都是他以主觀、自我想像去構築的自足系統。
成長帶來的一項沈重代價，就是現實越來越無從逃避。一直逼到眼前來的現實，讓主觀想像越來越沒有轉寰揮舞的空間。於是有朝一日，少年與浪漫主義自然接近的那份自我與自信，陡然潰裂，告別年少長成一個接受客觀前題，同時也就接受了現實利益訓練的「大人」。
楊牧告別濟慈時，隱約透顯著的，就是這種向現實投降的「轉大人」訊息。這個疲憊的心情，很可能大部分的少年詩人們都苦嚐過。發現自己再也沒有力氣用主觀去阻擋客觀，用浪漫去對抗現實了，於是油然生出自暴自棄的悲歎。
所不同的是，大部分的少年詩人都在這個關口折磨下投降了。向現實投降，向浪漫告別。楊牧卻不然。依恃著不知是從何而來的增援，他告別了濟慈、告別了葉珊，卻找到了《年輪》，找到了「楊牧」，他終究沒有離開浪漫主義的夢土。
甚至我們回過頭來疑問：他真的告別了濟慈嗎？張惠菁寫的楊牧傳裡，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描述，描述她和詩人第一次見面，「…那天晚上，在台北一家餐館，靠窗的座位……他用手輕輕拍著桌面，數度重複（濟慈詩句中）……幾個文字所組成的節奏，與韻律。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 ever，重音時他的手心拍擊桌面，如是五次。」
多年以後，宣稱告別濟慈三十多年後，面對年輕的傳記作者，楊牧想到的還是濟慈，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 ever，如是五次。
這樣一位終生活在濃烈自我主觀世界裡的人，顯然不會是個容易的傳記題裁、對象。要寫楊牧傳的人，不管是誰，第一個要克服的挑戰就是：如何簡別楊牧的主觀與外在世界的客觀呢？我們可以依靠楊牧自己主觀的建構，來書寫楊牧這個人嗎？例如說，可不可以用「奇萊三書」中的童年記述，作為理解楊牧成長經驗的材料呢？一個如此自我主觀的人，會對寫傳者開放多少客觀的生命歷程，會允許寫傳者的人帶進多少客觀事與物來質疑、甚至推翻他主觀塑建的浪漫景緻呢？
換個方向回過頭來問：如果我們用一種客觀的、嚴謹的史學方法，「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傅斯年語）的方法去呈現楊牧，那我們得到的那個楊牧的形影，會不會顯得荒謬而無聊？如果只有客觀生活事件，而失去了內在主觀的創發，這樣的楊牧還是楊牧嗎？認識這樣的楊牧，對我們理解楊牧心靈中最美好的部份，對我們理解楊牧的作品，會有什麼幫助嗎？難免不會反而倒過了阻礙、甚至傷害了我們接近楊牧的路逕呢？
張惠菁受過正統史學訓練（台大歷史系、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研究所），而且她過去與文學的親近關係，主要是透過小說建立的。由她來撰寫楊牧的傳記，我們有充份擔心的理由，她將如何趨近、認知、保留楊牧那顆極度浪漫的詩心，同時又能跨越過前面提到的那份主客觀衝突緊張呢？
經過一年多的準備與努力，張惠菁的《楊牧》成品，應該可以讓所有關心的人都呼口大氣放下心來。張惠菁搜集了許多相關的客觀訊息，然而在排比敘述間，卻還是保留了對楊牧內在主觀的尊重。張惠菁的手法，比較接近是串連了不同階段楊牧浪漫自我開展出的視野，混成一幅相續且彼此呼應的捲軸長畫，那些客觀的資料則只在有助於我們欣賞、解讀畫意畫境時，才被小心且謙謹地放置在畫幅上。
張惠菁完成的，不是楊牧這個人的時間記述，而是楊牧內在心靈活動的展示。能夠完成這樣的展示，也就證明了張惠菁在歷史之外，多得到了可以進入詩的浪漫地域的高度領悟能力，《楊牧》完成出書，同時也完成了張惠菁的詩的感情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勢必將影響她未來寫作的方向與風格。
一個浪漫主義者強大的生命力量，感染、改造了另外一個藝術生命，這是我在《楊牧》書中讀到的最重要、最深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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