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價值決定我們的總統
總統選舉請支持謝長廷
或許因為民主尚未成熟，台灣的選舉與政治通常是去意識形態的，但葉菊蘭有意無意的一
席話，卻讓這次民進黨的總統初選在一定程度上，回到對基本價值的追尋，這對於從執政
以來就陷於路線矛盾的民進黨和缺乏方向感的台灣民主，無疑都是正面的發展．
民進黨的歷史雖然短暫，但在人與立場上卻承繼自日本時代以來，台灣社會對外來政權統
治者的鬥爭．日治時期日本人利用綿密的農村組織換取了農村群眾的支持，加上政治知識
傳遞的困難與大正民主時期的自由主義主流，讓台灣最早的反對運動有著強烈的市民階級
和自由主義色彩；國民黨政權來到台灣以後承襲了日本人留下的統治體制，讓台灣的反對
運動從此成為自由主義和民（國）族主義牢不可破的結合；隨著國民黨來到台灣的少數外
省籍自由派知識份子，和都市化與中產階級化後，進步人士逐漸產生對於弱勢者的關懷，
都豐富了這兩項基本價值的內涵．
然而自由主義在台灣政治實踐上的擴張，由於面臨教育與文化上的長期障礙，始終是較為
困難的，至少是跟面對中國這個具象敵人的民族主義相比之下．於是我們看到的是陳水扁
總統在兩次（特別是第二次）總統選舉中，透過民族動員在國民黨的本省籍支持者中攻城
掠地，但這些關鍵選民卻通常是站在自由主義的對立面的，而在朝野惡鬥與主政者施政風
格之下，這幾年民進黨政府也沒有持續設法擴大自身信仰的被接受度．陳水扁總統有他的
歷史機運，在台北市長的任期內，他以效率和魄力解決了許多市民長期不滿的問題，但是
他並沒有整體的施政思想，這種所謂的務實性格讓他可以在長期受國民黨教育薰陶的民眾
可接受的包裝下當選，並且推行部分的自由派政策，但卻因為這種片斷的施政方式，加上
並沒有產生讓遊離選民普遍認同（遑論感動）的結果，使他做為開路者的歷史定位雖然不
受質疑，但是另一種風格的接棒者，對於進步價值在台灣的實現也是必需的．
面對這樣的時代挑戰，接棒者不該是蘇貞昌．蘇貞昌是一位勤勞的政治人物，他在屏東包
括民進黨在內的多數公職屈服於黑道淫威時的操守也讓人肯定，但是從他過往的紀錄，我
們卻很難看到太多對於民進黨基本價值的堅持，甚至連蘇貞昌的文膽，也肯定蘇貞昌是一
位新保守主義者．古蹟保存是國族建立的重要基礎，但對蘇貞昌而言，古蹟保存的必要性
來自於商業價值，所以即便重要如淡水重建街，也是可拆除的；良善的都市計畫是實現多
數人在都市自由生活空間的基礎，但對蘇貞昌而言，透過都市計畫增加稅收是更為重要的
，即便基礎建設與環境早就無法承擔；環境的重點只在於美觀，所以我們會看到在蘇貞昌
誇耀種多少樹的同時，也看到微風運河可以建在由同一個人指示設立的水鳥保護區上；民
進黨以社會自由派的進步價值自豪，蘇貞昌卻不只一次在公開場合開黃腔．於是當蘇貞昌
當上行政院長，像蘇花高和芝投公路這類大公路主義（重點可不只在環保，而是不同交通
建設的取捨）的建設，先後被排進政治議程，這一切都會讓人覺得，除了操守與國家認同
以外，蘇貞昌跟國民黨有什麼不同呢？
而謝長廷卻是跟蘇貞昌完全不同的人物．謝長廷並非完人，他的施政常被批評個人品味太
過強烈，但這卻也代表了（不管喜不喜歡）他有一套做事的計畫，就像高玉樹先生在評論
一位好的領導者的條件時嘗說的，”必須先在腦中繪畫一個藍圖”．在高雄市長任內，謝
長廷將軌道運輸的重要性擺在大公路主義的高架橋之前，在行政院長任內他也停建了蘇花
高；他認知到都會無限擴張的弊病，因此他首度提出高雄市人口成長的極限（台北市也曾
有過這種呼聲和共識，卻沒有真的落實；台北縣在蘇貞昌任內更以人口成長沾沾自喜，並
不斷提高住宅的供給量），並因此將更多珍貴的重劃區土地留給大自然；高雄市郊的古蹟
僅管商業性有限經費也不足，卻也大致留下來了；在謝長廷任內，高雄市的營養午餐是全
國最成功的；在參選台北市長時，謝長廷提出了與教育部內部研究一致的十二年國教政策
（蘇貞昌為了討好非明星學校，卻在選前瘋狂加碼）．謝長廷的施政內容，展現了他將抽
象的意識形態化為具體施政綱領的能力；更寶貴的是這些方向的落實或許不是最前衛的，
卻非常穩健，所以當市民接受認同後，可以形成所謂的南方價值，這點從高雄市民對公共
空間參與度的提升就可發現．
如果是因為希望台灣走向民進黨所代表的價值而支持民進黨，蘇與謝的選擇並不困難．誠
然如蘇陣營所說，他能吸收大量淡藍選票，但０８年面對國民黨的追擊，任何民進黨候選
人都不存在絕對的優勢，假如為了紀錄上些許的差別，放棄了自己的政治品味，就算再次
驚險勝選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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