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威權體制轉型中的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
蕭全政*
台大政治系教授
一、緒論
一九八○年代中期後的臺灣，普遍被認為是邁入威權轉型的
階段，而有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與文化活
潑化等潮流的陸續發展。然而至今十多年來，我們仍困擾於
政治民主化後的黑金政治、政黨與派系的傾軋及國家認同的
爭論，經濟自由化後對中國大陸經貿政策的「戒急用忍」及
股市與匯市的衝擊，社會多元化後的社會紛擾與失序，和文
化活潑化後的價值混亂與虛無。臺灣的威權轉型，到底如何
個轉法？其間又有何關鍵性的問題，以致於至今仍尚待我們
努力改善的？
十多年來，相關學界的不同學科領域，都曾對於臺灣威權轉
型的研究投入相當多的人力與物力。然而，由於各學科領域
的觀點與焦點的不同，或甚至因為典範理論的差異，至今我
們對於臺灣威權轉型的來龍去脈，及其可能隱含的問題，似
乎仍難有一個完整的圖像，而必須重新回顧過去的歷史，並
檢討過去的研究。
受到Guillermo O’Donnell、Philippe C. Schmitter、Lau
rence Whitehead及Samuel Huntington等人的影響 (O’Don
nell,et al. 1986; O’Donnell & Schmitter 1986; Hunti
ngton 1991)，研究臺灣威權轉型的政治學者，通常將威權
主義(authoritarianism)視為是政府對於人民的人權與公民
權的相對剝奪與縮減，而且將威權轉型看成是從威權統治到
民主政治的過渡(“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而將威權轉型分為如何有效確保個人與社會團體的人
權之政治自由化，與如何有效確保公民參政權的政治民主化
兩階段(O’Donnell&Schmitter 1986, 7-8)；在此其中，能
表現臺灣人民與社會團體的人權與公民權被縮減或確保的黨
國體制、憲政改革、利益團體、傳播媒體、政黨政治、社會
運動及選舉制度等，即成為政治學者的關注焦點與分析中心
(Chou & Nanthan 1987; Tien 1989; Cheng & Haggard 199
2; Tsang & Tien 1999)。
相對而言，面對臺灣的威權轉型，社會學者先是注意到社會
團體與人民對於「宰制性國家機器」的僵化與無能而發起的
「反支配，求自主」的抗議運動，並呼籲以草根性社會運動
進行社會改革，以重現社會生機 (蕭新煌1989；蕭新煌等19
89；陳忠信1989；Hsiao 1992)；然而較為晚期時，社會學
者更從國家與社會的總體脈絡中思考威權轉型的完整圖像，
雖然仍流於農工部門、公營企業、工會與工運、婦運、宗教
及媒體等個案式的局部論述，而欠缺完整的分析架構 (徐正
光與蕭新煌1992a, 1992b)。另一方面，經濟學者亦批評臺
灣所採新重商主義(neo-mercantilism) 的不當，而要求繼
續的經濟自由化 (邢慕寰1988；馬凱等1990)。
上列研究對於臺灣威權轉型的特色與過程，都具有見證性的
意義和累積性的貢獻，而有助於啟發未來的相關研究。然而
，做為分析臺灣現代史上重要發展階段之一的威權轉型而言
，這些研究基本上仍具有同樣的三點不足之處。首先，受限
於各學科的訓練與分析重點，這三類研究事實上只分別突顯
整體威權轉型過程中的一個面向，而忽略此面向與其它面向
間的複合搭配；其次，這些研究亦只強調人民與政府或社會
與國家間的衝突、對抗面，而淡化互利與合作面；其三，這
些研究通常也只重視國內層次，而忽略國際層次，特別是外
來或外在政經勢力的制約與影響。
在上列不足之下，具體而言，這些研究較少注意政治民主化
、經濟自由化與社會運動等相互之間的制衡與搭配，以致於
經常忽略它們各自的極限和彼此間的相輔相成；其次，人民
與政府或民間社會與國家機關間關係，也不一定都是衝突或
是後者宰制前者，我們亦經常看到前者寄生、榨取後者，如
不良的政商關係所表現者；另外，外來政經勢力，無論是壓
力或助力，例如新保護主義或後冷戰時代潮流，對於臺灣威
權轉型的直接與持續的影響，固然是不在話下，而冷戰時代
的東西對抗有助於臺灣威權體制形塑其內含的「一個中國」
原則，更是不能忽略。
本文的目的，希望能繼承前人之研究，而對臺灣威權轉型的
歷史階段，描繪出更具整體性的圖像。威權體制與威權轉型
能夠稱為一個社會的特定歷史發展階段，其所隱含的意義絕
不限於政治上是否剝奪或限制人權與公民權，也應該會在經
濟、社會、法律、文化等層面出現相應的特性。其次，相較
於其它同樣進行威權轉型的國家，臺灣的政治民主化不但要
「去威權化」，而且還要「去內戰化」，即解決臺灣威權體
制一開始即內含而涉及國際政經網絡與變遷的「一個中國」
原則。本文第二節即希望從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間的關係，
釐清威權體制與威權轉型的較完整意義，尤其是在臺灣的特
殊狀況，以作為本文的分析架構。
歷史的發展本身，必然有其貫穿時間上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的因果關係網絡；同樣的，臺灣的威權轉型，必然有其表現
威權體制的形成與運作的過去，亦有其特定但不必然都是民
主體制的未來。本文第三節希望從戰後臺灣的內外政經變遷
與網絡中，分析其特定威權體制的形成與運作，而第四章亦
將從內外政經變遷與脈絡中，討論臺灣威權轉型的過程與特
質；而第五章則是綜合的討論。
二、威權體制及其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間之關係
根據Jean L. Cohen 和Andrew Arato的說法，對於任何現代
國家而言，可以依據國家公權力的有無，而將其內部分為國
家機關及民間社會兩部分；而後者又可以細分為市民社會(c
ivil society)、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和經濟社
會(economic society) 三個小部分。其中，市民社會可界
定為「(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系和 (以國家公權力為特色
的) 國家機關間之社會互動領域，而主要是由親密(intimat
e)團體(尤其是家庭)、社團(尤其是自動結社者)、社會運動
，及各種形式的公共溝通所構成」(Cohen & Arato 1992, i
x)；其間，還隱含或體現容許這些正式或非正式組織或團體
的多元性與自主性的各種生活方式，也包括各類文化性與溝
通性的組織與制度，亦隱含涉及個人自我發展或道德性選擇
的私秘領域，而且也包括能夠使市民社會有別於經濟體系和
國家機關的各種法律體系與基本權利結構 (Cohen & Arato
1992, 346)。
相對而言，政治社會是「由政黨、政治性組織和政治性的公
眾 (特別是涉及國會與其他民意機關者)所組成；而經濟社
會主要是包括從事生產與分配的組織，通常指公司、合作社
等」。一般而言，政治社會與經濟社會都是根源於市民社會
，而且在社會文化價值、組織與溝通方式上擁有共同的特質
；它們都是根據權利 (right) 的理念(特別是政治權利與財
產權)而被建制化，而這些權利理念的內涵，又都與那些能
夠確保現代市民社會的權利網絡關係相銜接(Cohen & Arato
1992, ix)。
然而，當市民社會最重要的特色，被認為是自治自理、自我
動員、開放性溝通和自主的整合方式時，政治社會和經濟社
會卻被認為是直接涉及國家公權力與經濟生產；在後兩種情
況下，行為者所追求的，一個是國家公權力的控制，而另一
個則是對生產的有效管理。相對的，市民社會的政治角色，
並不直接涉及國家公權力的控制或取得，而是期待透過社團
活動、社會運動或對公共領域議題的開放性討論以發揮影響
。整體而言，政治社會基本上是介於市民社會與國家機關之
間，而且扮演著其間不可或缺之協調性角色；同樣的，經濟
社會亦存在於市民社會與市場經濟體系之間，而且扮演著重
要的協調性功能 (Cohen & Arato 1992, ix-x)。
從實存角度看，任何國家的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都存在且
運作於國際社會之中，因而與國際社會中的不同國家機關與
民間社會發展出各種不同的互動關係，而且深受這些關係的
影響或制約；其中，尤其是以來自國家為基本單位的競爭性
國家體系(a system of competing states)，和以市場機能
而連結的世界性資本主義體系(a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的挑戰與壓力，更可能影響或制約該特定國家機關與民間
社會的形構和相互關係。
根據Theda Skocpol 的說法，國家機關基本上是由一組功能
上相互分工的行政、治安(policing) 及軍事組織所構成，
並由一個行政權威 (an executive authority)所領導、協
調。國家機關運作於民間社會之上，而且基於國家公權力的
賦予，從民間社會汲取資源，並利用此資源去創造、支持它
的行政性與強制性機關組織(Skocpol 1979, 29)；國家機關
因而擁有特定的立場、特定的利害關係，即特定而與民間任
何利益團體或社會組織不同的結構性地位。此外，國家機關
會在不引起正當性危機(legitimacy crisis)或資本累積危
機(accumulation crisis)，或為化解此兩種危機，而對民
間社會採取各種汲取性、保護性或生產性的措施，以確保其
自身和整個國家的生存與發展(Block 1977; 蕭全政1988, 8
4-87)。
從國際層次看，在國際社會體系的擴張過程中，從一接觸的
開始，強國即利用其優勢的政治或經濟力，依其國家利益而
塑造、改變弱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甚至文化結構性關係
。弱國國內的各種相關結構關係，因而崩潰、重組或被強化
(Skocpol 1979, 19-24)；其結果決定於強國與弱國國家機
關及相關民間社會部門內各組織與團體力量的強弱，和其相
互間的聯合與衝突過程。
對一個開發較晚的國家而言，無論它是屬於政治上的弱國或
是經濟上的弱國，如何形塑、重整或發展其國家機關與民間
社會間的關係，以迎向外來的政經挑戰和政經壓力而確保其
國家的生存與發展，一直會是一個關鍵性的課題；其間，當
然無法避免的，國內外各種政經社文勢力間會出現各種聯合
與衝突的關係。然而，就特定國家的國內層次而言，國家機
關要能出現且存續的最起碼條件，是中央權威(the central
authorities) 所累積的政治資源足以化掉(neutralize)
社會中離心行為者 (peripheral actors) 的權力(Badie &
Birnbaum 1983, 34)，而且能透過各種政經社文措施而確保
其政治正當性與資本的持續累積(O’Connor 1973; Block 1
977; 蕭全政1988, 90-91); 這些政經社文措施中經常隱含
著國家機關分別對於民間社會中的政治社會、市民社會和經
濟社會的不同支配與主導機制。
常見於開發中國家的威權體制，不管它最高的政治權力是由
政黨、軍人、宗教領袖、官僚或君主所控制 (呂亞力1987,
161-167)，也無論它被稱為現代化威權體制、官僚威權體制
、民粹式威權體制、軍事民粹主義 (Malloy 1977, 3)、剛
性威權體制 (Winckler 1984, 1992)、官僚威權政體、動員
式與運動型威權政體，或後極權式威權政體 (趙建民1994,
64-120)，它都強調以國家公權力為基礎的國家機關對於民
間社會普遍的控制與支配關係 (Perlmutter 1981, 2-28)，
而不止如一般政治學者所謂的對於人權與公民權的剝奪與限
制。在臺灣的個案中，這種控制與支配關係，除表現在政治
上對於人民基本人權與公民權的相對剝奪、限制外，亦表現
在經濟上對於經濟活動與市場行為的管制與操縱；社會上，
對人民團體與社會運動的動員與壓制；和文化上，對意識形
態的塑造，及對教育體系與傳播媒體的操控等。
威權體制所隱含國家機關對於民間社會的控制與支配關係，
形成於涵蓋內外政經變遷的歷史過程中，而且不斷在此歷史
過程中產生變遷。威權體制所意謂的國家機關在整體政經權
力體系中的支配性地位與主導性關係，顯然同時表示國家機
關控制著相對於民間社會的支配性政經資源；假如此支配性
政經資源，相對於民間社會而言，產生顯著的變化，則威權
體制所隱含國家機關的支配性地位與主導性角色，亦將出現
變遷，而有威權轉型的現象。當然，國家機關所控制政經資
源的相對多寡，直接深受國際政經勢力與政經變遷影響，尤
其是涉及或來自競爭性國家體系和世界性資本主義體系者。
在臺灣的個案中，威權體制和其內外政經關係，是依「一個
中國」原則為中心而形塑；而此等內外政經關係的變遷，卻
反而衝擊「一個中國」原則，並導致威權體制的轉型和「一
個中國」原則的鬆解。這正是戰後臺灣威權體制與威權轉型
的基本特色。
三、東西冷戰下的臺灣威權體制
臺灣現代版威權體制的形成，始於戰後的對日接收，並鞏固
於中央政府的撤臺和東西冷戰的持續。對日接收所涉及的管
轄權和所有權轉移，奠立臺灣戰後威權體制的基礎；中央政
府的遷臺更強化威權體制的成型；而冷戰下的美援，除依「
一個中國」原則而維持臺灣的國際地位外，亦支持依「一個
中國」原則而改造臺灣政經形構的威權政府，並將臺灣納入
美國所主控的西方陣營中。
在美國政經支持下，臺灣於一九六○年代中達成經濟的起飛
。然而，自一九六○年代末美國「一個中國」原則的調整，
直接導致臺灣在國際上的政治孤立，也衝擊臺灣內部依「一
個中國」原則而界定的政治社會。在彈性外交和本土化運動
下，蔣經國所採政經分離的內外政經措施，顯然以經濟發展
和經貿擴張而淡化「一個中國」在內外政治上的負面作用，
並確保此原則的持續。
(一) 臺灣威權體制的形成與運作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接收臺灣；這個接收涉
及中日兩國政府對於臺灣的管轄權及所有權的移轉。根據「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係
訓政時期臺灣省的最高行政機關。該條例第二條規定: 「臺
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其職權範圍內，得發布署令，並得制
定臺灣省單行法規」；第三條規定:「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受中央之委任，得辦理中央之行政。臺灣省行政長官，對
於臺灣省之中央各機關有指揮監督之權」(臺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1946a, 4-5)。行政長官公署一開始顯然以「威權政府
」的姿態，完全承受日本殖民政府的管轄權與行政權。
在產業與財產接收上，至一九四九年底，接收總值已達臺幣
六十一億多；其中，包括土地366,566甲及企業946單位 (臺
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b, 83)。殖民政府所壟斷的鐵公路交
通運輸、電話電報通訊系統，及菸、酒、樟腦等專賣事業，
亦一併收歸公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b, 2,71-73,217-
237)。另外，透過銀行的公營與貿易的壟斷，行政長官公署
完全控制臺灣的企業、金融與貿易。根據估計，公營企業在
一九四六年，雖然數量上只佔7.4％，但其產值佔總工業產
值的59.7％；若加上公用事業，則其所佔總產值的比率，在
一九四六年是65.0％，而一九四九年則是72.5％ (李國鼎19
76, 24,31)。這些龐大的企業和銀行體系等，顯然是行政長
官公署的重要權力基礎。
隨著內戰情勢的失利以致於上海淪陷，政府於一九四九年五
月十九日宣布隔日開始實施戒嚴。在戒嚴體制下，為了國家
安全和經濟穩定，政府不但在政治與社會、文化上限制人民
的公民權與基本人權，也在經濟上實行統制經濟。政府除進
行貨幣改革外，又設立專責經濟計劃與管理單位，以嚴格控
制利率、物價、通貨發行和銀行貸款等，又對外採取進口管
制、配額、外匯管制、高關稅及多元匯率等措施。另外，政
府又透過農會與工會系統，加強對於農民與工人的社會控制
與動員 (Shiau 1986; 李允傑1989)；而國民黨也利用一九
五○年代初的黨改造，透過黨、政、軍、青、特系統的改革
與強化，而鞏固一個外來政權對於臺灣社會的控制 (龔宜君
1995)。
其實，為了國家公權力的鞏固與內部安定，國民大會已在一
九四七年的大陸時期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政府遷臺
後至一九八七年廢止前，此臨時條款已根據時局的變遷和臺
灣的需要，繼續宣布有效，而且經歷多次的修訂。在「一個
中國」原則下，政府宣稱對於大陸地區擁有主權，臨時條款
因而凍結憲法中不合時宜的條款，並增加因應時局變化的規
定；其中，最重要的是，規定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將等到戡
亂結束、全國(包括大陸地區)都能舉行自由選舉時才進行改
選。因此，臺灣早期的選舉，基本上只限於省級及以下的地
方層次。一九六九年，因臺灣地區人口的自然成長，政府曾
舉辦少數席次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補選，而現任者仍繼續留任
，以做為「一個中國」原則下憲政法統的象徵。
在國際層面上，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後，臺灣被西方陣
營視為是西太平洋上圍堵共產主義的柱石之一。因此，臺灣
能在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及其他國際組織，
維持正統的中國代表權，而且得到美國的軍經協助。在對外
政策上，臺灣對美國採取「一面倒」態度，而且在「漢賊不
兩立」的「一個中國」原則下，切斷與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及
承認中共的發展中國家間之關係。
一九六九年尼克森發表關島宣言後，美國即試圖改變其中國
政策。一九七一年七月，尼克森宣布將訪問中國大陸；三個
月後，臺灣的「一個中國」原則使其被迫退出聯合國，及後
續的絕大多數其他國際組織。同時，臺灣也逐漸被迫切斷與
幾乎所有西方國家間的外交關係；中華民國在臺灣即在相對
短期之間，變成世界上最為孤立的國家之一。連串的外交挫
敗加上同時爆發的石油危機，一九七○年代初的臺灣，確實
經歷其戰後最稱慘淡的時期。強烈的政治危機意識，導致資
金大量外流和經濟不景氣；而狂飆的油價，更使高度仰賴石
油進口的臺灣雪上加霜。
(二) 政經本土化與彈性外交
在列寧式黨國威權體制下，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遊行
、通訊、結社等權利均受到相當的限制；此不但影響臺灣市
民社會的發展，亦制約了政治社會的運作。加上無法組織政
黨、無法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等，臺灣的政治社會根本無從正
常發展，甚至立法院也不過是個橡皮圖章。然而，相對而言
，威權體制對於臺灣的經濟社會及其所面對的世界性市場體
系，卻進行相當正面而且有助益的指導性干預，而促成臺灣
農工業相對快速的發展(Wade,1990)。從土地改革、農會改
組、農技推廣、肥料換穀與田賦徵實等農業政策的推行，到
新臺幣改革及以管制、匯率、關稅等措施的結合而推動進口
替代工業化，政府政策顯然有利於經濟社會的整體發展。
一九五八年，臺灣民營企業的工業產值首度與公營企業平分
秋色；以後，民營企業產值則一直高於國營企業。隨著全球
美援政策的轉向(從軍事援助轉變為經濟援助)，政府在一九
五八年將多元匯率改為雙元匯率而且貶值新臺幣37％；加上
一九五九年的十九點財經計畫和一九六○年獎勵投資條例的
制訂，臺灣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迅速的轉為出口導向工業
化政策，而將臺灣緊密的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的分工體系中。
臺灣的國際收支平衡在一九六四年第一次出現順差，而一般
也認為臺灣就是在六○年代中期邁入經濟起飛，雖然農業部
門因長期的剩餘擠壓而在六○年代末出現負成長。
然而，在一九七○年代初的外交挫敗與石油危機的衝擊下，
工廠倒閉、大量失業、通貨膨脹、資金外流，甚至出現近代
臺灣史上第一次必須自國外進口米等，都使臺灣社會充滿了
浮動與心焦；戰後臺灣經濟遠景最稱美好的時光，並沒持續
多久。為化解此等政經危機，蔣經國在一九七二年接任行政
院長後即推出系列的政經改革。
當與東方陣營沒有往來，與第三世界相對隔絕，而又面臨西
方陣營的外交孤立下，蔣經國強調「以經濟代替政治」，而
發展或維持與基本上仍屬西方陣營國家間的實質關係。因此
，在經濟上他開始推動有根、有整體性、有主體性的本土化
政策。一九七二年九月，他撥款二十億元以執行「加速農村
建設方案」，又推動「農業發展條例」的制訂，以扭轉農業
部門因剩餘過度被擠壓而顯現的疲態；他又推動十大建設以
改善臺灣的基礎設施，也資助民間企業的R&D工作。當第二
次石油危機於一九七八年底爆發後，蔣經國更企圖以「臺灣
問題的國際化」來確保臺灣的安全，即希望引進國際利益而
讓臺灣的安危變成國際的安危；因此，他修改獎勵投資條例
，加強外資的引進，不但容許歐美銀行在臺投資，亦希望在
臺灣發展遠東倉儲中心等。另方面，他亦設立新竹工業園區
，提倡產業升級，並發展策略性工業；此外，他亦設立外貿
協會，並以財政金融政策，促成外貿的擴張，並期使中華民
國的國旗能跟著貿易走。
除了內外經貿改革外，蔣經國亦嘗試以國內的政治改革強化
政府受損的政治正當性。他發動行政革新，將更多的黨政職
位開放給臺籍人士，而且在一九七二年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
補選中，逐步增加選自臺灣地區的名額。
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經改革成效卓著，故自一九八○年代初後
臺灣開始累積大量的外匯存底。整體而言，至一九八○年代
中期，蔣經國的改革促成臺灣「穩定中的成長」(growth wi
th stability)(Gold 1986)，而且是「均富中的成長」(gro
wth with equity)(Fei, et al. 1979)，但是其改革重點主
要仍限於經濟層次。他在政治上的改革，無論在幅度或成效
上，都仍非常有限，而且不論在國內或國際層面，都沒觸及
最稱根本的「一個中國」原則。因此，特別是對外政策上，
儘管蔣經國提出「彈性外交」的訴求，但政府仍主張主權和
管轄權及於大陸、臨時條款有效，而且對大陸維持「三不」
政策；同時，政府仍禁止與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往來，而
且在「漢賊不兩立」的原則下，斷絕與任何承認中共政權者
間的外交關係。
四、後冷戰潮流中的威權轉型與務實外交
蔣經國的改革促使國內經濟力顯著的發展，並促使對外貿易
迅速的擴張，因而減緩國際孤立對於臺灣的負面限制。然而
，在冷戰格局及臺灣的國際政治孤立並沒根本改變的情況下
，臺灣的對外經貿仍是以美日為主要對象。但是，隨著國內
經濟力的發展及對外經貿的擴張，臺灣的國際政治孤立逐漸
變成一個必須衝決的瓶頸，因為對美長期大量貿易順差所引
起美國保護主義者的反彈，在國際孤立下，轉而激起臺灣內
部經濟與社會的動盪和政治的改革壓力。一九八七年解除戒
嚴，臺灣的社會力、政治力更是蓬勃的發展；加上冷戰結束
後的國際政經變遷，臺灣終於進行澈底調整「一個中國」原
則的威權轉型。
(一) 國際孤立與社會動盪
在國際孤立下，臺灣的對外貿易仍主要以美國為市場。一九
七○年代中期後，臺灣開始對美保持逐漸擴大的貿易順差，
並因此導致美國保護主義者的批評。為平衡雙方貿易，臺灣
自一九七六年後每年派遣至少一次的對美特別採購團；但是
臺灣的對美貿易順差仍不斷擴大。自一九八○年代初後，中
美雙方的貿易摩擦和經貿諮商談判，幾乎成為臺灣對外關係
中例行性的最重要事務。尤其一九八四年美國修改其貿易關
稅法(the Trade and Tariffs Act)，將其原本強調的「自
由貿易」(free trade)精神改為「公平貿易」(fair trade)
，更使臺灣直接面對三○一條款及取消普遍優惠關稅(GSP)
待遇等制裁性的威脅。一九八八年，美國公布其「綜合貿易
及競爭力法」(The 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
ct of 1988)，臺灣更面對超級三○一與特別三○一的威脅
。臺灣被迫降低或取消各種關稅與非關稅性保護，例如一九
八五至一九八八年間，降低關稅項目達7,079項(經建會1989
, 196)；同時，在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間，新臺幣被迫升
值約50％，而導致股市與房地產的飆漲，並惡化生產環境與
國際競爭力。
另方面，相應於民間經濟力的擴張，國內民間社會亦在七○
年代初的外交挫敗中，普遍要求政治民主化，以及經濟、司
法和其他的改革(Huang, 1976:21-59)。七○年代中期後，
「臺灣政論」、「夏潮」、「這一代」、「美麗島」、「八
十年代」等政論性雜誌的出現，和鄉土文學論戰，亦顯示市
民社會已普遍從省籍權力分配、階級利益差距，及政經主體
性等實存政經結構和意識形態層面，向威權體制挑戰。其次
，蔣經國的新重商主義政策，在強調快速發展之餘，較少注
意到消費者、農民、工人的利益，亦忽略環境生態的重要性
(蕭全政 1989)。因此，在外來經貿衝擊下，自一九八○年
代初後，各種自力救濟，甚至有組織的社會運動，都不斷挑
戰政府的施政順位。和政治反對運動一樣或合流，這些社會
運動都在挑戰威權的政府，而且企圖改變它的政策(張茂桂1
989; 蕭新煌1989; Hsiao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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