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政策論壇
【政府改造】議題-政府財經政策的檢視
從德日經驗觀察行政院版的政治獻金管理條例
國政基金會憲政法制組特約研究員
吳東野
摘要
本文主要是以德、日這兩個嚴格規範政治獻金的國家為例，試圖提供我國
制定「政治獻金法」的參考。從德國四個國會政黨專家所草擬的改革方案
看來，德國司法機構和朝野政黨已充分體認到政黨政治獻金氾濫的嚴重後
果。日本對政治獻金的規範亦逐漸趨嚴，目前規定個人對政黨的政治獻金
上限是(每年)2000萬日圓，企業界或工會對政黨的政治獻金上限是(每年)1
000萬日圓。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又於2003年開始取消個人或企業對政(治)
團(體)的政治捐獻，此與我國行政院的「政治獻金管理條例草案」明顯不
同。行政院通過的「政治獻金管理條例草案」，顯然是參考許多國家相關
法案的結果，因此就條文的實際內容而言，它與西方國家政治獻金的區別
往往只是趨嚴或趨鬆的問題。鑒於台灣的政治改革能否產生成果，法律不
完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不能克服法律執行面的困境，才是問題的關鍵。
本文最後提出德、日兩國之經驗，以作為立法院未來審議行政院版本的「
政治獻金管理條例草案」時，需要周詳思考之方向。
壹、前言
行政院院會於2002年12月18日通過「政治獻金管理條例草案」，並送至立
法院審議。這份草案的內容雖不乏爭議之處，然而站在台灣亟須政治清明
之際，執政黨提出任何有助於政治改革的陽光法案，依理都值得社會大眾
的肯定。問題在於，鑒於政治獻金毫無規範問題向來是台灣政治污濁的主
因，民進黨政府此時如果是為立法而立法，事前不能設想到未來如何有效
地落實陽光法案，全民對政治改革的期望可能會落空。這篇研究報告主要
是以德、日這兩個嚴格規範政治獻金的國家為例，試圖提供我國制定「政
治獻金法」的參考。
貳、德國 – 國家補助與規範政治獻金並重的思考邏輯
政黨政治運作成熟的的國家，總不乏藉制定若干特別法規約束政黨財政來
源的例子（如以色列或奧地利）。[1]理論上，政黨屬於社會組織型態，其
內部運作及經費來源可以不受國家的監督；西方早期的代議政治體制中，
許多政黨並不需要國家的經費支持，尤其當時的在野的社會主義政黨，更
認為此制度會圖利執政黨而拒絕接受。隨著日後歐洲勞工黨之整合，以及
政黨組織逐漸符合選民社會結構，規範政黨財政的觀念，始逐步形成。當
前世界各國政黨的財政來源，通常透過三種途徑：
(1)黨費；
(2)個人、企業、或利益團體捐贈；
(3)國家預算之補助；
其中前兩項因涉及不同意識形態之政黨，政治資金來源管道與金額都呈現
相當差距，各政黨自謀財源的方式亦有差別，[2]唯獨國家預算補助可以促
成政黨的公平競爭與行為規範，因此也成為許多民主國家普遍採行之模式
。
自從一九七五年波多黎各率先實行公費補助政黨財政以來，德國（1959）
、瑞典（1965）、芬蘭（1967）、以色列（1969、1972）、挪威（1970）
、義大利（1974）、奧地利（1975）、與西班牙（1977）等國亦相繼引進
，甚至美國朝野以往強烈反對公費補助總統選舉之聲浪，亦逐漸淡化，而
於一九七六年開始推動實施。（請參閱附表）政府補助政黨選舉經費，同
時要求政黨公開帳目之規定，[3]除了較易受「干涉政黨內部自主性」之批
評外，對促進政黨公平之競爭，多具正面功效。特別是許多西歐國家的政
黨經費，四分之三源於政府補助（如芬蘭、義大利、西班牙、或瑞典政黨
）。[4]基於政黨黨務屬於長期性工作，且與民眾利益和福祉日趨密切，因
此政黨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有必要藉政府補助讓民眾瞭解其工作的實質內
涵。此外，政府補助政黨選舉費用，有利於政黨脫離大企業或財團的操控
，同時亦可平衡政黨間的利益，維護小黨生存權，減少因政黨不公平的競
爭而起摩擦，最後形成良性的政黨體系；另一方面，政黨若接受國家補助
，必然強化其對全民負責的認知，避免長期維持抗議性政黨型態，導致政
黨趨向體制外的偏激路線。
撥款補助政黨的西方國家，通常都會設計一套監督辦法，至少也會規範政
黨交待款項的出入情形。然而，基於若干經費充裕的大黨，或不願見小黨
財源穩固而增強競爭力，可能反對公費補助措施（如英國保守黨或法國戴
高樂派）；左派政黨在堅持階級利益的原則下，亦未必表示支持（但義大
利左傾社會主義黨PSIUP除外）。[5]有鑑於此，平息政黨利益爭端的最佳
辦法，即以政黨（或候選人）之得票率來決定公費補助標準，少數如加拿
大國會選舉（15%）、法國總統選舉（5%）、德國國會選舉（0.5%），雖然
訂定公費補助之標準，卻無硬性規定政黨必須公開競選經費之支出帳目，
這純粹是為了避免「國家干涉政黨內部事務」之嫌，好讓政黨經費能在應
付選戰之餘，充分用來改善組織內部結構。
德國政黨的經費主要源於下列六項：
(1)依黨員收入訂定繳納黨費之標準；
(2)國會議員及黨官僚認捐之「職務金」（Berufsbeitraege）；
(3)黨產、活動、或出版品所得，部分准予流入黨庫；
(4)個人、企業、或利益團體之獻金；
(5)向金融機構貸款（比例甚小）；
(6)政府編列補助政黨之預算
依現階段之規定，凡於聯邦眾議院（或歐洲議會等）選舉能獲得有效第二
票總數0.5%以上之政黨，以及未列於政黨邦提名名單之選區候選人，但能
取得10%以上之有效第一票數，每票即可獲得0.85歐元之補助。德國制定「
政黨法」之初，曾針對補助政黨選舉經費而設定2.5%得票率之門檻，之後
聯邦憲法法院基於保障多黨政治體系運作之考量，裁決該條文無效。
事實上，我們如果根據德國政黨歷年來之財政收支數據，大致可以將各政
黨財政來源歸納為黨費、政治獻金、與政府補助等三項。其中後者爭議性
較高之主因，是得票數多的大黨受惠較大，易引起小黨抗議，但是站在公
平競爭的原則下，小黨的抱怨始終無法形成輿論共鳴，尤其德國選民的焦
點又多強調良性的政黨政治運作，自然期望公費補助制度能減少政黨與企
業界相互掛勾的現象。德國「基本法」第21條第1款與「政黨法」第23條都
賦與政黨公開帳目之義務。聯邦憲法法院一九六六年的判決，亦曾特別強
調防範政黨不透明經費來源之重要性。然而，在實際的運作中，誰也無法
保障政黨一定會交代清楚其經費收支情形，「政黨法」雖規定「年度內達1
0,000歐元以上之政治獻金（第25條修正），必須具名及登載住址」，卻仍
難避免對政黨匿名捐贈的現象。儘管如此，戰後德國政黨因承襲傳統的「
政黨自律」觀念，以往在多黨體制競爭下的各黨相互監督，發生政治獻金
醜聞的實例並不多見。1990年代之後，德國基民黨(CDU)陸續出現的政治獻
金醜聞，相當程度少與基民黨執政期長達16年有關。
一九九二年四月九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曾針對政黨的財務問題做出一項
新的判決案，其目的是要讓德國政黨的財務能夠更公開、更透明、而且還
能符合民主程序的運作。[6]緊接著德國國會各黨即於當年六月下旬在波昂
召開各黨財務幹事長會議，聯邦眾議院與聯邦總統辦公室同時亦派員參加
。德國朝野政黨根據該項判決案，訂定出八項更能符合憲法精神的「指導
原則」（Leitsatz），[7]並被視為今日「政黨法」修改的基礎：
（1）- 黨員所繳與政黨政治獻金最高免稅額之分離課稅，限定為一萬馬克
，合併課稅則以兩萬馬克為限；
- 能減免之稅額以五千至一萬馬克為限，即應繳稅額的80%，再逐級按比例
減至政治獻金最高額的50%；[8]
- 為防範新興政黨藉政治獻金免稅之優惠而鑽法律漏洞，各政黨必須透過
稅務機關開立減稅收據，再將之交付政黨簽發給政治獻金者，或規定接受
政治獻金的政黨，必須向政府相關機構登記；換言之，舉凡合法登記的政
黨，必須履行下列幾項法律義務：
(A)定期舉行黨代表大會、
(B)定期提出財務報告、
(C)五年內必須參加一項公職人員選舉（國會選舉、歐洲議會選舉、邦議會
選舉、或地方議會選舉），同時尚需獲得法定之最低得票數。
（2）對於黨的公開資助，係以下列兩種方式進行：即（A）選舉得票率符
合「聯邦選舉法」之規定，可獲得政府補助選舉經費（Wahlklmpf-pauscha
le）；（B）政黨除了藉黨員繳納黨費與政治獻金來籌募組織經費（matchi
ng funds）之外，德國政府亦進行同額之補助：
- 政府津貼政黨之選舉經費無須分期支付，而係在選後依規定對政黨直接
而全額之補助；換言之，凡參與國會、歐洲議會、各邦議會、或地方議會
選舉，且於全國選區總計獲得0.5%有效第二票之政黨（或單一選區候選人
未列於政黨邦提名名單之上，但能取得該選區10%以上之有效第一票者），
每票可獲政府補助之競選經費0.85歐元，(附註：原補助金額是五馬克，後
改為三馬克)但以400萬票為上限；
- 政黨組織經費之籌募，不論係黨員繳納之黨費或政治獻金，政府皆補助
相同金額之津貼。目前的規定是(「政黨法」第18條)，政黨無論是黨費收
入或政治獻金，每一歐元政府會補助0.38歐元，政府對個人政治獻金收入
的補助也相同，但以3,300歐元為限；
（3）有必要對政府公費補助政黨之金額作限制（Kappungsgrenzen），以
符合聯邦憲法法院訂定相對（relative）最高限額及絕對（absolute）最
高限額之要求；
- 「相對最高限額」限定政府至多僅能公費補助政黨整體之50%並分別統計
政黨在聯邦、各邦、地方黨部之財政收入；
- 「絕對最高限額」係以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各政黨平均所獲政治獻
金計算；換言之，在此一界限內，政黨籌募之組織經費（黨費與政治獻金
）應相等於最高限額；
（4）有關政黨提出會計報告之規範，並無實質之改變，僅有三點補充規定
：
- 鑒於公費補助政黨選舉已有新規定，政黨無須再分級提出選舉經費報告
；
- 政黨會計報告之中，必須附帶議會黨團成員的政治捐獻；
- 政治獻金歸類為下列三種：
(A)一萬馬克以下享有減稅優惠、
(B)一萬至兩萬馬克無須公開，但無減稅優待、
(C)四萬馬克以上則必須公開捐獻者姓名及住址。
（5）「政黨法」中所有對公費補助所提金額之金額限制（含絕對金額限制
）皆須每五年根據國民總收入，作適當之調整。
（6）舉凡參與各邦及地方議會選舉的自由選舉團體（Waehlervereinigung
），亦可分享政府補助政黨之經費，此一政府經費交由各邦立憲者決定邦
議會選舉及地方議會選舉之分配比例。
（7）有關公費補助政黨事宜，將於「政黨法」中規定交由聯邦總統召集之
委員會負責：
- 委員會之組成份子：（指定）三名對政黨財務問題熟稔的專業學者、三
名具有黨務經驗，但不再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政黨代表、以及三名與公眾
事務相關之代表（如企業雇主、工會、最高法院法官）；此外，各國會政
黨另推舉其財務長參與委員會，但不具投票權；
- 委員會的職責是根據法律審查各政黨每年的會計報告，並向社會大眾公
開；
- 委員會的會議採公開方式（透明）；
- 委員會兼具其他任務：如討論對議員個人政治獻金的額度、研商對專職
政治人物的生活照顧等。
（8）補充規範：
「政黨法」亦應對議會黨團及政治（黨）基金會之財務制定法律規範：
- 議會黨團之財務包括一項基金（Sockelbetrag）與一項符合政府公職人
員架構及規模的在野黨計畫經費（Stellenplan）；
- 政治（黨）基金會財務之透明化，係根據一九八六年聯邦憲法法院針對
政治基金會獨立於政黨外的一項判決而來。一般來說，政治基金會與政黨
的財務關係愈密切，工作效率就愈高（如專題研究出版、推動海外合作交
流、進行民意測驗、提供獎學金培植優秀學生、或推廣成人教育等），相
對其獨立性愈強，工作方式的自主傾向及疏離政黨之目標即愈明顯，因此
有必要區別政治基金會的各項工作範疇。9
從德國四個國會政黨專家所草擬的改革方案看來，德國司法機構和朝野政
黨已充分體認到政黨政治獻金氾濫的嚴重後果。依照這項新的改革方案，
目前德國企業對政黨之政治獻金，已不再像過去一樣能享受大幅減稅之優
惠。
參、日本 – 趨嚴的政治資金規正法
一九七五年的日本三木內閣，雖然無法改變選舉制度、但卻修改了「公職
選舉法」有關選區當選金額之條文，而當時爆發的「洛克希德」貪污事件
，逼使三木首相修訂「政治資金規定法」。該法將政黨及政治團體重新作
明確定義，同時建立政黨登記制度，以進行監督。此外，為解決過去政治
資金內容及項目不清，特別規定政黨必須詳列收支項目與申報義務，以淨
化選風。10嚴格來說，就「質」方面來看，日本政府訂定嚴格規範，是想
淘汰有特殊目的之政治獻金者（企業、團體、及個人），而設定政治獻金
之限額，是為控制政黨經費來源之「數量」。換言之，在無法完全杜絕政
治獻金氾濫成災的情況下，日本政府希望將政黨經費來源，導向僅接受個
人的政治獻金，同時打算將過去單一候選人（或政治人物）捐款的傳統，
引導成對政黨之政治獻金。11然而，實際上日本政黨的政治資金來源，並
未受到節制，愈到選舉增加即愈快。一九八三年日本眾院、參院、及地方
三次選舉證明，政黨政治資金呈高度成長（較前年度增加32%），次年因為
舉辦選舉，金額立即下降；至一九八六年參、眾兩院同時舉辦選舉時，政
黨政治獻金更首度超過三千億日圓。12更嚴重的情況是，選舉造成政治團
體之數量急速上升，藉募款餐會或招募新會員等手段籌措政治資金的候選
人，更比比皆是。
一九八四年中曾根二度擔任首相時，曾率先實施內閣閣員資產公開制度，1
3希望藉此減輕「洛克希德」醜聞對自民黨形象的傷害。一九九Ο年海部內
閣亦蕭規曹隨召開第八次選舉制度審議會，他不但婉拒政治人物與會，對
選舉制度、規範政治資金、公費補助政黨等議題細作規畫，更不惜以其政
治生命作賭注，大力推行小選舉區比例代表制與制定政黨法。14當時，日
本財經界相當支持海部的構想，由經團連、日商、日經連、經濟同友會、
與關西經濟同友會組成的「財經界五大團體」，曾發表一項共同聲明，敦
促日本政府早日付諸實施。此外，並公推經團連的齊藤英四郎為主席，成
立「政治改革推進特別懇談會」，全力協助政府推動政治改革。15可惜還
是受到在野黨的杯葛，無疾而終。16當時日本朝野所推動之政治改革新相
關法案，其基本運作方式如下：
(1)日本八黨聯合政府與在野之自民黨各推舉六人，總計十二名共同針對政
治改革新法案之內容交換意見，換言之，日本政府必須先向國會提交朝野
協議後的修正案，並確立包括實施日期在內之施行細則，再經國會對兩案
之表決（必須在政府預算審查完成之前）；如果通過，國會即成立「選區
劃定審議委員會」，並交由參、眾兩院同意首相提名之審議委員名單（共
七人，任期五年）。審議委員上任後的六個月之內，必須向首相提出選區
重劃之建議案，日本內閣再根據此一建議案交由國會討論。
(2)日本規範政黨之政治獻金，主要是依據「政治資金規正法」。目前中央
政府級設有各自治省的「政治資金課」，地方則設有各都道府縣的「選舉
管理委員會」，處理政黨政治資金的收支報告。17只不過，此類機構處理
政黨資金的收支情形時，往往無法發揮應有之權力，最多僅在形式上核對
該報告書是否產生計算錯誤。最明顯的例子是金丸信「五億日圓違法政治
獻金」事件，當時的審議機構就不願輕易提出重新修正報告書的要求。過
去擔任細川內閣的經濟顧問，也曾任日本民間「政治改革推進協議會」（
通稱「民間政治臨調」）會長的龜井正夫，就針對規範日本政黨的政治獻
金，提出所謂「政治資金Gメン（men）」之構想。18換言之，龜井主張以
加強罰則與確實執法兩項雙管齊下的原則，來改善政黨政治獻金方面之弊
病，其進一步計畫中的措施如下：19
參考美國一九七五年設置的「聯邦選舉委員會」（Federal Election Co
mmittee）組織架構，設立一個擁有六名委員之獨立機關，並組成約二七Ο
餘人的法政學者專家顧問群。六名委員之產生，亦依美國民主黨及共和黨
各推薦三名的作法。根據此一計畫，該獨立機關預估每年可以處理二ΟΟ
件以上之案子，同時每一件有關政治資金收支的報告，在送達該機關四十
八小時後，即可提供國民閱覽或影印參考。
另設置一個包括檢察官、具警界經驗者、從業會計師、或稅務人員等約
一百人的機構，專職主動詳細調查政黨政治資金收支報告，並檢舉違法事
件。其特色是任何人皆可透過電腦終端機查詢之。
此外，鑒於金錢一向嚴重污染日本的選舉，日本朝野才產生以革新選舉制
度杜絕弊端的主張。然而，也有些學者並不認為透過選舉制度之改變，即
可有效防範賄選。常盤大學教授岩井奉信就與龜井的看法一致，強烈主張
加強罰則。他甚至引用英國一八八三年即施行有關防範政治腐敗及違法行
為的經驗，認為採行停止公民權的嚴厲罰則，可能是在宣判政治人物的「
死刑」，但在日本應屬杜絕選舉弊端的最有效方法之一。20根據前述之論
點，大致可以看出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具有加重罰則的用心，其中包
括：
a）不提出政治資金報告者；（判處五年下有期徒刑，或處以三Ο萬日圓之
罰鍰）
b）報告中未記載收支情形或記載不實；（判處五年下有期徒刑，或處以三
Ο萬日圓之罰鍰）
c）收受未經登記政治團體之捐款；（判處五年下有期徒刑，或處以三Ο萬
日圓之罰鍰）
d）會計帳簿不全、不記載收支情形、或登記不實；（判處三年下有期徒刑
，或處以二Ο萬日圓之罰鍰）
e）違反會計表格保存期限者；（判處三年下有期徒刑，或處以二Ο萬日圓
之罰鍰）
f）收取以收受國家補助的法人之捐款者；（判處三年下有期徒刑，或處以
二Ο萬日圓之罰鍰）
g）收受外國人或外國法人捐款者；（判處三年下有期徒刑，或處以二Ο萬
日圓之罰鍰）
h）收取本人以外名義及匿名捐款者；（判處三年下有期徒刑，或處以二Ο
萬日圓之罰鍰）
i）收受超過限制數額捐款者；（判處一年下有期徒刑，或處以二Ο萬日圓
之罰鍰）
j）公務人員涉嫌出售政治餐會券者；（判處半年下有期徒刑，或處以十萬
日圓之罰鍰）
k）一次認購一五Ο萬日圓政治餐會券；（處以二Ο萬日圓以下之罰鍰）
l）收受連續三年收支平衡赤字公司之捐款；（處以二Ο萬日圓以下之罰鍰
）
m）違法之捐款；（沒入之處分）
此外，日本朝野政黨亦針對幾項問題的罰則進行研議：a）對政治人物個人
違反政治資金收支報告義務者之處分；b）對違法團體連坐處分之罰金或徒
刑；c）違反對指定團體進行監督義務之議員，應如何處分；d）罰鍰及處
以有期徒刑之外，考慮施以停止公民權的措施。整體而論，日本對政治獻
金的規範逐漸趨嚴，目前規定個人對政黨的政治獻金上限是(每年)2000萬
日圓，企業界或工會對政黨的政治獻金上限是(每年)1000萬日圓。值得注
意的是，日本又於2003年開始取消個人或企業對政(治)團(體)的政治捐獻
，此與我國行政院的「政治獻金管理條例草案」明顯不同。
肆、對我國政治獻金法案的幾點觀察
行政院通過的「政治獻金管理條例草案」，顯然是參考許多國家相關法案
的結果，因此就條文的實際內容而言，它與西方國家政治獻金的區別往往
只是趨嚴或趨鬆的問題。鑒於台灣的政治改革能否產生成果，法律不完備
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不能克服法律執行面的困境，才是問題的關鍵。
從前文提到德、日兩國的經驗來看，立法院未來審議行政院版本的「政治
獻金管理條例草案」時，恐怕需要周詳地思考下列幾項問題：
(一)政治獻金的對象應否包括政治團體：日本今年(2003)不再准許政治團
體接受獻金，相當程度上與防範假借政團之名卻不參選，或參選卻從未獲
得議席的政團，利用政治獻金從事若干不法的勾當(例如洗錢)。德國以政
黨贏得0.5%得票率為經費補助的基準，無異於已經淘汰了許多毫無競爭力
的小型政黨。我國向內政部登記有案的政黨超過八○個，其中絕大多數可
謂毫無政黨功能，將其納入政治獻金的對象，似無實際的意義。
(二)行政院的政治獻金管理條例有關個人、營利事業、政治團體捐款的額
度，顯然較其他國家更為嚴格，但對違反政治獻金法的政治人物或政黨，
罰則又顯得過輕。更重要的是，基於政黨或政治人物接受的政治獻金，通
常都會透過各種洗錢手法進入個人口袋，司法單位偵查的困難度相對較高
，因此該法案必須具備嚴厲處罰的相關規定(例如撤除民代資格)，但先決
要件是要符合政治的現實環境，將政治獻金的額度增大。換言之，政治獻
金的立法應寬鬆(指捐款金額符合選舉開銷)，執法則從嚴(指罰則)。
(三)台灣的政治想要清明，不可能僅靠政治獻金法，其他相關的陽光法案(
如「政黨法」、「政治人物財產信託法」、「政治人物利益迴避法」或「
行政中立法」等)若不能即時制定，使其發揮相輔相成的功能，這部政治獻
金管理條例最終還是會形同具文，很難發揮預期的效果。
[1] L. Boim, “Financing of the parties and of the elections in I
sral,” Jahrbuch des oeffentlichen Rechts, 1971（NF Bd. 20）, P.2
57ff; D. Tsatsos, “Die Finanzierung politischer Parteien” Zeits
chrift fuer auslaendisches oeffentliches Recht und Voelkerrecht,
1965, P.524ff.
[2] 例如日本、挪威、或德國少數政黨，就相當依賴外來捐贈；A. J. Hei
denheimer/ F.C. Langdon,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the Financing
of political parties, （Den Haag: Nijhoff）, 1968, P.222.
[3] 該項規範或見德國「政黨法」或見西班牙「選舉法」；Klaus von Bey
me, 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Aldershot : Gower,
1985), Chap. 3e.
[4] Ibid., P.254.
[5] 基本上，義大利左傾社會主義黨並不反對公費補助制度，但拒絕政府
設定監督辦法。
[6] “Parteienfinanzierung: Das Urteil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
hts vom 9. April 1992”, in Zeitschrift fuer Parlamentsfragen, H
3/1992, PP.439-447.
[7] W. Kalterfleiter/ K. H. Nassmacher, 1992
[8] 同註7，P. 453.
9 Michael Pinto-Duschinsky, “The Party Foundations and Political
Finance in Germany,” F. Les;ie Seidle (Ed), Comparative Issues
in Party and Election Finance, Toronto/Oxford, 1991, pp. 179-250.
10 岩井奉信，政治資金の研究，（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一九九Ο年
，第74.75頁。
一九七五年三木內閣曾對「政治資金規定法」作大幅修正，主要重點包
括：
1）依企業的資本額設定政治捐款之上限：即企業（資本額）、工會（會
員人數）、或其他團體的政治獻金，各個僅能彈性捐贈七五Ο萬至一億日
圓，絕不容超過一億日圓之上限；在此額度之內，政治捐獻對象若是政黨
或政治資金團體，金額則不受限制；若捐贈對象是前述團體外的政治團體
或個人，金額就必須限於上述彈性捐贈額度的二分之一以內。
2）每一政黨僅容存在一個政治資金團體，地位如同政黨。
3）對於政黨外的同一政治團體或同一政治人物之政治捐贈，每年不得超
過一五Ο萬日圓。
4）對個人的政治捐獻每年不得超過二千萬日圓。
5）訂定收支公開之原則。
11 阪上順夫，選舉制度·政治資金の實態と各黨の政策，（東京：教育社
），一九七九年，第88頁。岩井奉信，前揭書，第78.79頁。
12 岩井奉信，前揭書，第68頁。
13 聯合報，民國八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第8版。
14 自由法曹團編著，小選區制：政黨法のすべて,イクオソテイ，東京，
一九九一年，第15頁。
15 同前註，第16頁。
16 同前註，第20頁。
17 朝日新聞，一九九年十二月四日，第4版。
18 朝日新聞，一九九年十二月四日，第4版。
19 同前註。
2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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