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一個電話
【沈昌文】
一九九三年初，某天清晨五六點鐘光景，我還沒起床，忽然接到許國璋教授
一個電話。他用非常懇切的語調對我說：「我看你這人辦出版社多年，總是不談
經濟，只說文化，這麼下去過得下日子嗎？」然後，用非常鄭重的口氣說：「昌
文，我幹了這麼多年了，深深體會到，沒錢是幹不成文化事業的！」我聽了這話
，為之愕然，半晌應不出話來。我實在沒想到，許先生為我們的工作，考慮得那
麼深。說實話，市場經濟一冒頭，就把我這個在計畫經濟體制下造就的所謂「出
版家」弄得暈頭轉向。要知道，我當出版社領導，拿手的一招是控制印數，就是
說，估計某書上面會不喜歡，就盡量控制印數，縮小影響，別的書，也從來沒有
考慮過所謂銷售問題。
一九五○年代就聽說許先生大名，到認識他，已是八年代初了。《讀書》
雜誌一九七九年創刊，辦了兩三年後，面目日益凸現，就要徵求著作界的意見，
擴大作者隊伍了。這時，毛遂自薦，去見許先生。我記得很清楚，先是通信，然
後拜訪。拜訪時，正是嚴冬，許先生談得高興，一定要我一起到附近一家飯館裡
去吃晚餐———記得好像是涮羊肉。於是，又暢談了兩三個小時，對我來說，這
是促進我辦好《讀書》雜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活動，我於是才稍稍認識到自己在
做的事的意義。
許先生精於西學，對於如何辦好《讀書》，多舉外國有關雜誌為例。他當時
舉的大約是《紐約書評》，促使我辦成那樣一種風格、特徵。說實話，以我的英
語，至今還不能順暢讀完《紐約書評》上的長文，至多只是彷彿會其大意而已。
但是，從他的介紹中，我稍稍懂得為知識人辦刊物是怎麼回事。許先生當然說了
許多，我比較聽得進、記得牢的是關於知識人的批判精神，也就是說要重視知識
人的骨氣。我記得，以後，無論中外朋友面前，他提起《讀書》，總是說：「這
是中國的《紐約書評》。」我知道，這只是為了特別向外國人說明刊物的特色，
用了對方自己的事例，並不一定把這兩個刊物等同起來。但是許先生那些激動的
話，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
許先生的為學特色，不是我輩編書匠所能說得明白的，但從我同他的交往中
，卻直覺地感到，他儘管精英語，通西學，卻不是一個單純崇拜西方的學者。他
更多的是強調「中國特色」。我們這方面的討論，大多是從談翻譯開始的。他非
常鄙夷那些只會在形式上原樣照搬的譯文，主張翻譯要融會貫通。他說過，這不
單是中外文水準問題，更是一個是否僅僅拜倒在原作前面的問題。據說早年英譯
《聖經》，便是主張一個個詞對譯，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批評我們有些經典著作
的譯文，頗有此病。由這談開去，他常常勸我，看西文的東西，要有自己的選擇
、態度、觀點。《讀書》每出一期，他見面總要笑著對我說，這裡某文照搬西方
某人某說真是太厲害了，實際上是一種親切的批評。
許先生那天一大清早說的話自然打動我的心，我趕快向他進言，希望他幫我
策畫一些能賺錢的書。他說當天就要出國了，來不及談，以後再說吧。
許先生從國外歸來，我已快要退休，但仍忙不迭地陪同要接任的董秀玉女士
，一起去見許老。許老也真盡心，專門找一場合，辦了宴會，介紹董、我和學院
有關領導見面。我到即將退出出版舞台之際，才稍稍懂得在市場經濟之下出版工
作的做法，當然動作還是很慢，等到我們內部安排停當，再找許老，他已精神很
不濟了。我這時，沒法多說，只能就一件事向他請教：打算出版一套香港的英語
參考書，請他寫序。他起初答應寫，後來在電話裡說，寫不動了，請你代筆吧。
我把他同我說過的關於學英語的思路整理一下，同他通了電話，最後寫成一篇短
序。等我派人送去，許老已經不能見客，以後只由許師母托人告我，同意刊用。
十幾年來，同許國璋先生交往並不多，也不深。他有時也笑著對我說，同「
商務」比起來，我對你們「三聯」沒做什麼！是的，由於我的後知後覺，我總是
想不到請許先生出面為「三聯」主持一些大的出版活動，而只是小打小鬧，只聽
他同我聊天，滿足我個人的精神需求。等我稍有覺悟———還是在許先生提醒之
後，為時已晚。現在許先生成了古人，我自己也退出了出版舞台，已無法以行動
來彌補這些缺失，只能形諸筆墨，寫些不像樣的回憶了。
【2005/07/30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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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choon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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