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出租車搶案
【王德威】
一九九○年代，上海重新崛起。在一片繁華悸動中，王安憶以小說為這座城
市打造了一套譜系。一本《長恨歌》從舊社會寫到新時期，風靡大陸及海外讀者
，之後的《妹頭》、《富萍》、《上種紅菱下種藕》、《桃之夭夭》等，也多半
以上海和周邊市鎮為背景，白描浮生百態，擬想城市和歷史的互動關係。
王安憶下筆繁複細膩，儼然繼承十九世紀以來寫實主義小說的正宗。她對人
性素樸面的探勘，還有對都市生活社會學式的觀察，永遠興致盎然。她的風格，
好之者認為翔實生動，惡之者認為夾纏瑣碎，其實是一體之兩面。
然而王安憶又不能為簡單的「文學反映人生」的寫實／現實主義公式所局限
。她對小說在世界中所呈現的意義，每有形上學式的思考：小說無中生有，是建
構社會想像、鋪陳倫理關係的重要方法。在一個告別革命，放逐諸神的時代裡，
王安憶有意經營虛擬文字，重新安頓「事物的秩序」。或有識者認為她近期作品
耽於物質原初細節，充滿社會主義式的鄉愁，但這畢竟是見樹不見林的說法。正
如她九○年代初期小說《紀實與虛構》已經預告的，她是以上海為基礎，重寫「
創市」──也是「創世」──神話。
一本不折不扣的「路上」小說
《遍地梟雄》是王安憶自《長恨歌》以來的重要突破，很可以顯現她現階段
小說美學的變與不變。這本小說仍然以大上海為題材，時間的落點則是當代。習
慣了《長恨歌》式情節的讀者，對《遍地梟雄》要有心理準備。這本小說不寫新
舊上海的羅愁綺恨，甚至沒有女性主角。相對的，王安憶要寫的是男性──而且
是黑道上的男性──之間的情義。以往王安憶善於將故事安排在街巷弄堂，上海
市民安身立命的地方。這一回，她把角色連根拔起，讓他們穿鄉走鎮，過起亡命
生涯。《遍地梟雄》是一本不折不扣的「路上」小說。這一人與空間關係的轉換
，和她的上海想像有什麼關係？
故事的主人翁韓燕來出身上海郊區的貧民窟。這塊城市與鄉鎮接壤的地方原
來一無是處，但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居然也透露了生機，也讓生長其中的年輕人
蠢蠢欲動了。韓初入社會，高不成低不就，但再怎麼甘於平淡，也禁不住環境的
挑撥。企業、投資、生意、工廠……，年輕人哪能不志在四方。然而知易行難，
韓燕來必須妥協。即便如此，他要為自己打開出路。做木匠還是做開車師傅？韓
燕來的選擇可以料得到，而在這樣的選擇的背後，有著歷史算盤撥弄的回聲──
和《長恨歌》裡的王琦瑤六十年前的選擇，是有相似性的。
小說由此進入正題。王安憶要寫的是一個上海小青年的啟蒙故事，她要觀察
一個年輕人與社會打交道的古老主題，在新世紀裡會帶來什麼樣的教訓。韓燕來
學會開車，加入千百出租車駕駛的行列，過起送往迎來的生涯。他的車子不只是
謀生工具，也是欲望媒介。穿梭大街小巷，韓燕來彷彿有了自主的生活，也同時
好像失去了什麼。車是租來的，必須與人輪班；乘客形形色色，由不得司機挑揀
。深夜的「男鬼」「女鬼」在車上無所不為，尤其讓韓燕來難堪。他還是童男子
，王安憶提醒我們，內裡還有那一點嬌貴的天真和自尊。就這樣，韓燕來一點一
點融入上海這座大城市的軌道，直到那個生意鼎盛的聖誕夜晚上，直到那三個年
輕男子上了他的車。
寫實小說到底是社會的批判，還是同謀？
王安憶寫韓燕來和他的車子之間的關係，平實流暢至極，但也隱隱透露寓言
意義。《遍地梟雄》的這一部分，日後一定會不斷引起讀者和老舍（一八九九~
一九六六）的經典《駱駝祥子》（一九三七）作對比。我們還記得來路不明的祥
子到北京討生活，一心要掙一輛「自己的」洋車。他原本潔身自愛，一點一滴攢
下血汗錢，好作為買車的資本。他三次幾乎達成心願，但又三次失去已經到手的
洋車。與此同時，祥子逐漸墮落，他的身體和自尊終被淘洗一空。為了車，祥子
付出一切，最後一無所獲。小說高潮，我們看到祥子已經淪落為無賴，在老北京
的婚喪儀式中權充場面。甚至同情他的敘事者也一改初衷，指斥祥子是個「自私
的，不幸的，社會病胎裡的產兒，個人主義的末路鬼」。
老舍的《駱駝祥子》未必有左派意識，但他寫出抗戰前夕的古城裡，一個前
資本主義「經濟動物」的悲喜劇。祥子以自己的身體作為本錢，努力經營，盼望
擁有一輛──以至更多輛──洋車。但他算計不精，被捲入一個莫可名狀的機器
裡，血本無歸。這個機器可以是古老命運的輪盤，可以是自然主義的「遺傳」和
「環境」的限制，也更可以是資本主義的無情運作。小說開始，當敘事者要將祥
子作為人物抽樣來描寫，像「機器上某種釘子」那麼準確，一個人與機器，或人
變成機器的寓言已經隱然形成。
而作為寫實小說家，老舍也必曾想過，他逼真的敘述到底是寫出了祥子和他
社會的病根，還是撒下了一個文字的天羅地網，成為陷祥子於不義的那個社會的
代言工具。寫實小說到底是社會的批判，還是同謀？
資本主義經濟邏輯還是陰魂不散
將近七十年後，王安憶的《遍地梟雄》仍然在思考《駱駝祥子》所提出的問
題，但結論何其不同。由北京到上海，由人力車到小汽車，社會主義建設翻天覆
地了五十年，何以資本主義經濟邏輯還是陰魂不散？韓燕來的故事不是一個人的
故事。它不只投射共和國又一代青年的希望與悵惘，還啟動了前世今生的詭異循
環。比起祥子，韓燕來其實沒有吃過太大苦頭，也容易安於現狀；只要在上海繼
續發展，他可以按部就班的開車，像「機器上某種釘子」。但在內心深處，他是
否有一股模糊的衝動，一種不甘心如此的欲望？這樣的衝動和欲望不能只落實到
一輛「自己」的洋車，或一輛汽車上。在人和物的關係之間，總還應該有些別的。
這就引向了《遍地梟雄》情節的大逆轉。聖誕夜往外灘的路上，三個男子上
了韓燕來的車。他們很快露出真面目，押著年輕的司機開離了上海。這夥強徒以
搶劫倒賣小汽車為生，專在蘇、浙、皖一帶活動，犯案穩準，行蹤飄忽。韓燕來
開始的恐懼和怨憤不難想像，然而逐漸地，他發現這三個搶匪和他年紀相若，而
且自有一套生存邏輯。他們相交越來越投契，步調越來越一致。等到搶匪準備放
他回上海時，他居然不情願離開了。
韓燕來和三個搶匪的一段亡命生涯，是小說的精華。箇中曲折，暫且不表。
我所有興趣的是，王安憶如何藉此凸顯當代都會經濟關係的急速變化，以及因此
而生的法理與人情的歧義性。韓燕來由被害人轉為共犯，也許是犯罪學常見的服
從機制。但對王安憶而言，這個年輕司機的出軌有不得不然的因素。當搶匪逼著
他離開他生長於斯的上海、闖蕩他鄉時，韓燕來的視野陡然放寬。抽離生活周而
復始的常態，韓燕來面對生命粗糲的本質，幾乎一夕開竅。一種莫名的誘惑由此
而生。韓思前想後，和搶匪分而復合的大段描寫，輕易是小說最動人的章節。
價值旋轉 意義的生產秩序真偽難辨
王安憶塑造的三個搶匪沒名沒姓，分別稱為大王、二王、三王，很有點三星
聚義的意思。但他們其實只是江湖上的混混，而且各有各的傷心過去。與他們相
比，韓燕來單純得簡直像是天之驕子了。這是王安憶的用心所在。從三王那裡，
韓燕來學得了人間的凶險世故；從韓那裡，三王見證了一個青春男子的潔淨本色
，那是他們成長過程中早早就被剝奪了的。在最不可思議的情況下，外鄉人和（
來自經濟結構底層的）上海人相互定義對方。而他們共同面對的，是由上海輻射
出來的龐大金錢、物流網絡。
王安憶寫四個人的路上冒險，由木瀆到常州、南京、徐州、濟南……，有
著「浪蕩漢小說」（picaresque novel）的架構，但他們何嘗不是在串聯江南江
北的地下經濟鎖鏈？他們站在「法」的另一邊，成了違逆現實的叛徒。但什麼是
法，什麼又是現實？他們不務正業，但也必須「有」勞而獲。他們無所顧忌，卻
保持了盜亦有道的虛榮。他們各有野心，但再大的買賣也補償不了那漂泊的宿命
。餐風宿露的日子並不好過，現在他們同車一命，相濡以沫，竟然有了生死與共
的浪漫情懷。王安憶似乎暗示，現實是如此混沌的東西，這四個人和他們所背離
的社會其實是個古怪的命運共同體。價值旋轉，意義的生產秩序真偽難辨，曾經
吞噬駱駝祥子的那個神祕機器，還在運轉不休。
如果《遍地梟雄》僅止於此，我要說王安憶不過將老舍以降的作家對現實─
─以及現實主義敘事法則──的矛盾，做了複雜的推衍。但王安憶別有打算。《
遍地梟雄》令人印象最深的，不是韓燕來和三王的情誼，或人情世路的即景速寫
，這些早就是王安憶拿手的；而是四個男子在路上彼此所訴說的故事，所鍛煉的
修辭技術。武戲文唱，王安憶所為何來？
講了個有關「創造世界的方法」的寓言
大王是啟動這一敘事遊戲的關鍵。大王曾經當過兵、也成了家，在四個人裡
見過最多世面。大王是個有心人，為了磨合彼此默契，得空就讓兄弟變著花樣玩
撲克牌，玩成語接龍、故事新編，當然還有「盍各言爾志」。大王自己更是天地
古今，頭頭是道。一個搶匪集團竟然容得下如此的文學趣味，毋寧可怪。王安憶
顯然認為這些歹徒看著放蕩不羈，其實是沒有出路的；而閒磕牙似的語言遊戲是
沒有出路中的出路。
更重要的，從這些沒頭沒腦的故事裡，王安憶找出了歷史和當下現實間的線
索。大王來自浙西鄉下，一向自命見多識廣，得理不饒人，哪怕都是歪理。他在
百無聊賴中悟出，莽莽乾坤，唯有英雄才能造時勢。朱元璋起事之處，正是他原
來謀生的地帶，有為者亦若是。往前看，成吉思汗不是一代天驕？往後看，毛主
席不更是萬世霸主？天下山河，民生民心，古今多少風雲變幻，盡在談笑間。前
面講的法，講的現實，不是不能改變的。大王口若懸河，想像豐富，簡直就是個
小說家。我甚至要說大王的真身不是別人，就是王安憶。
（上）
【2005/06/18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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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choon 大姊息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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