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異文化爭戰
豐富主流意識的空間
一九七一年,就是說約莫四十年前,美國詩人羅拔‧鄧肯(Robert Duncan)
,便曾呼籲大家建構一個 「整體的研討會」(Symposium of the Whole) 重新
「納入被(西方)排拒在外的所有古老的秩序。女性的、普羅大眾的、外國的、
動物的、植物的、無意識的、未知的……。」換言之,所有被得勢文化邊緣化的
不同族群的文學都應該重新納入這個文學大會裡。這些應該是不解自明的話。反
諷的是,以民主領袖自傲的美國,不管在教室裡,還是出版界,都沒有正視這個
呼籲。近年來,通過文化研究的興起和一些族群的抗議,有了一些轉機,但我個
人在美國教學三十多年來的經驗,學校內學校外都曾作過抗議,大學裡的名著選
讀,幾乎都是歐美的作品,即現在,東方的經典也很少列入名著選讀裡。更大的
關鍵還不只是「入選」的問題(當然「入選」在大傳統的多寡也會引發本質的改
變),而是要看看美國文學社團有沒有讓本源的美感思域保持其本身如此的方式
呈現,而不是被框入、套入這一個得勢的、特別禮遇的文化的傳釋習慣和文學機
制裡,這些所謂主流外的非西方的文學,代表了相異文化爭戰下的弓張弦緊的對
話,其實提供了主流意識裡所看不到、可能也無法達到,但可能大大豐富主流意
識的空間。
正因為很多非西方文學仍然不斷被框入、套入歐美這一個得勢的、特別受禮
遇的文化傳釋習慣和文學機制裡審視,我們需要激發一種新的意識。
在這裡,我想重提我在《歷史‧傳釋‧美學》裡提出伽達瑪詮釋學的三種對
話方式。當時關心的問題是:傳統(中國的、西方的)傳達了什麼? 我說:
第一種認知對方的方式是:找出對方(一個對話的對手)行為的典型性,找
出其在其他人中可以預見的行為,按照某些濫見的「類別」去進行。這種方式往
往對方法論和所謂客觀性有一種幼稚的崇信,把傳統從他與過去的關係和現在詮
釋者所處的歷史場合割離,然後按既定的方法去找其所載為何物,結果是把傳統
減縮為幾個圈死的概念。
第二種方式是:把對方看成一個人,但強調「彼此」的對立,認為「彼」與
「此」的絕對性。肯定過去之不同於現在,肯定過去的獨一無二性。詮釋者彷彿
可以超越其本身的歷史性而不受制於過去,並把過去視作一個封閉的、固定的物
件來處理,這實在是一種專橫的態度,彷彿現在(此)是主人,過去(彼)是奴
隸,可以由現在完全掌握。但這種把自己傳統關係切斷來思索的方式,實在已經
把傳統之為傳統的真意破壞無遺。
第三種方式是:同時認知自己的歷史性,保持一種有效歷史意識的開放性。
只有在這種開放性裡真正的人的關係才可以發生。所謂互屬是「互相聆聽」的意
思。「向對方開放」必須包括我不同意的意見;包括傳統和現在的對話,並說出
一些現在的話。只有這種完全開放,包括了異議平台激盪的對話,才可以達致兩
者不同的「境界的融匯」。
青蛙與魚的對話
世界不是由一個中心,而是許多中心,不是一種利益性向,而是許多不同的
利益性向所構成。對我們來說,國際,international,應該是interna-tional
(兩國多國交相互動)的意思,不同感知的交相互動(interperception) ,不
同反思的交相互照互識(interreflec-tion),也就是說,我們不應只用一種大
符碼法規或霸權論述下的利益性向作中心,來審視其他的文化。我們必須從多種
文化不同的符碼法規和多方性向出發交流/交易,像經濟交易一樣,不應以一種
模式征服或邊緣化另一種模式。我們可以簡略的看看中國文學在不斷被框入、套
入歐美這一個得勢的、特別受禮遇的文化傳釋習慣和文學機制裡,被審視的一些
重要的偏差。我一九七四年曾經用以下的寓言來說明文化差距引起認知的偏差:
當青蛙向魚描述其在陸地上所見到的人、鳥和車時,魚的腦裡出現的是身穿衣服
、翅夾拐杖的魚,是展翼而飛的魚、是帶著四個輪子而滾動的魚。多少年來,西
方一直這樣帶著框框去看別的文化。現舉一些翻譯的例子來說明:(1) 道家的
「道」字,早年常被翻成「God」,後來發現中國古代不信基督,然後改為「
Logos」(柏拉圖抽象的理體世界),可謂完全不到位。(2)百多年來,歐美翻
譯的中國古典詩都持著一種假定:用分析性的詮釋捕捉意義,然後用歐美語言結
構重新鑄造,他們完全不瞭解文言特有的語法,超越歐美語言那種定詞性、定物
位、定動向、屬於分析性、指義性的元素的靈活語法構成的美學特色。他們以為
缺少語法細分的文言是一種電報式的用法———長話短說,如英文之所謂long-hand
對shorthand(速記)———因而不問三七二十一,就把shorthand(速記的符號
)譯為longhand(他們以為是原來的意思),把詩譯成散文,一路附加陳述解說
以助澄清之功。非也!所謂缺少語法細分的文言的詩句並非電報中簡記的符號,
而是指向一種更細緻的含蓄多義的美感經驗,是不容西方演繹分析的「長說」和
「剝解」所破壞的。中國古典詩盡量要跳脫指義元素,欲托出「指義前」屬於原
有、未經思侵、未經抽象邏輯概念化前的原真世界,究其基本原因,當然是由於
道家所激發的觀物感物的立場———力求不干預自然的衍化興現———所必須帶
動的語法的調整。現在讓我們看看其美學效果。
語法的靈活讓字與字之間建立了一種自由的關係,讀者在字與字之間保持著
一種「若即若離」的解讀活動,在「指義」與「不指義」的中間地帶,造成一種
類似「指義前」物象自現的狀態。這些字,彷彿是一個開闊的空間裡的物象,由
於事先沒有預設的意義與關係的「圈定」,我們可以進出其間,可以從不同的角
度進出,獲致不同層次的美感。我們彷彿面對水銀燈下的事物、事件的活躍和演
出,在意義的邊緣上微顫。
解人的介入反而破壞了讀者的欣賞
所謂「指義前物象自現狀態」,我們可以用兩句詩說明:
(1)澗戶寂無人
「澗」與「戶」的空間關係是多重的,在我們進入這個空間之前,在我們進
入作定位、定向看物象之前,我們不知道「戶」在「澗」邊,「戶」在「澗」的
上方,還是「戶」俯視「澗」,換句話說,文言呈現物象是幾乎沒有干預地保持
了物象「指義前」的原真狀態,不像英文那樣必須只選一項,「 a hut by the
stream」 ,或「a hut above the stream」,或「a hut overlooking the
stream」,等等,也就是按照詩人的主觀意願定位、定向指揮著讀者觀看的方式
,不像原句裡把場景打開,讓我們彷彿初次進入原真的境界做多次的進入,直接
感悟自然的運作。英文往往這樣譯解:「(A) hut (by the)stream (is)
silent : (there is)no one.」(括號裡的文字是英文硬加的語法元素。)這
樣譯,這樣解(白話也有這樣的傾向),不但變成淡如水的散文,如「there is
no one」,而且,在讀者與場景之間多了一個解人,指指點點,破壞了讀者與景
物的自然興會。
(2)國破山河在
解人的介入把這句作了很大的破壞,英文往往翻成「Al-though the country
is sundered, mountains and rivers remain」 (雖然國家已經殘破,可是山河
猶在──很多白話本也是這樣譯解 ),原句是羅列句法,是意象並置,也就是愛
森斯坦從中國的意會字發展出來的蒙太奇技巧。譯文中除了作分屍式的講解之外
,完全沒有認識到其美感的運作。這裡是兩個鏡頭的並置,在一邊,「國破」的
意象,屬於人間,屬於權欲操作的範圍,所以「破」,另一邊,屬於自然,沒有
權欲的作祟,所以「在」,兩個意象之間,投射出無數互玩互動的意旨,歷史的
,文化的記憶互為激盪。
為了讓本源的美感思域保持其本身如此的方式呈現,而不是被框入、套入這
一個得勢的、特別禮遇的文化的傳釋習慣和文學機制裡,而受到歪曲破壞,我們
應該打開一個完全開放的論述空間,通過交相反思的對話,通過雙重/多重的感
知投向──也就是從兩三種文化立場界域並排時提出來兩組或三組美感文化的反
應之間必有的空隙或斷裂,開出交相感知的可能,讓我們有機會用一種文化系統
的符碼法規的活動標出(而不是改變或隱蔽)另一個文化系統不同的符碼法規,
這樣我們才能夠更充分地瞭解美學與權力論述與層級的構成與拆解。在這個空隙
裡,不同的批評與美學的立場就可以坦誠相見,互相認識到可能的匯通與分歧的
潛在領域,同時瞭解到各自作為孤立系統的理論潛能及限制,以及作為文化系統
合作後互相擴展的潛能與限制。要創立一個真的開放的對話,我們必須保存文化
差異間的張力。這裡,我覺得詹明信晚近對伽達瑪的解讀可以補充我的說法:
每一個傳釋的對峙,在詮釋者與文本之間,在甲文化的詮釋者與乙文化的文
本之間,在解讀的兩端,往往牽動一連串的偏見與意識形態的部署;一方面「文
本」要求被瞭解,另一方面,詮釋者被推動去從這異樣文本裡竊取其用。(文學
理論裡)所謂「懷疑的中止」這個建議……基本上是對瞭解的一種阻礙,必須剔
除、消滅才可以達到足夠的「歷史」的瞭解和詮釋……不但要消除一方面或兩方
面的偏見,否則這個理想無法實現。事實上,我們不應該做這樣的壓制,因為我
們要的正是作品中的意識形態和詮釋者的意識形態的相遇。
所謂「境界的融匯」,不應該解作把其間的歧異消滅來構成「一種境界」…
…而是保存其間的張力,是根本歧異的並存,是通過根本歧異形成的一種關係。
【2005/08/27 聯合報】
--
★Junchoon 哈哈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03.67.8.220
東西比較文學 方法的回顧
【葉維廉】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承辦之「大師講座」,首度邀請美國聖地牙哥大學
文學系教授葉維廉返台主講。
聞名中外的葉維廉,不但是一位重要詩人,也是重要的文學理論家,「比較
文學」、「道家美學」與「現代、後現代之文化研究」皆為其專長領域。此次講
座自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止每日下午二時舉行,地點在清大月涵堂(台北市
金華街110號一樓),總共三場,歡迎有興趣的讀者參加。(編者)
差不多三十年前,我便曾質問:不同文化裡所謂共有的「本質要素」可以獲
致嗎?所謂「共相、共性」可行嗎?光從柏拉圖、亞理士多德,以及康德系統的
唯理性論的立足點進行討論非西方文化文學合理嗎?今天這些仍是我們要問的問
題?這些質疑背後的意向,是要把我們的文化意識、文化思域的圓周擴大(在這
意向上,我們大異於歌德在世界文學觀念上的「歐洲即世界」的狹窄,也不同於
艾略特排除了他所熟知的中國和印度兩大傳統而推出來的、彷彿是全面其實是片
面的「歷史意識」),讓幾種不同的文化聚合並排來從事一種弓張弦緊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