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史》：色情還是性學？
【彭小妍／著 （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
《性史》在一九二六年二月首度問世。在當時不僅聳動社會，也製造了許多
趣聞。據說，上市當天購書人群蜂湧而至，上海的光華書店裡萬頭攢動。除購書
人潮外，有更多人在好奇心驅使下，前來一探這騷動的街景，把書店所在的第四
大道擠得水洩不通。維持秩序的警察最後動用了水柱驅散人群，才得以清出交通
要道。尤有甚者，《性史》的大賣牽引了一連串的續集競相出版，全都是盜用張
競生名義的偽作。現在光是在東京大學的圖書館，就可以找到十冊《性史》的續
集。
一九二六年《性史》初版時，張競生以《性史第一集》為書名。由此判斷，
續集的出版本來在張的計畫之中，但是，卻被人盜其名義，搶先出版了第二集。
在《新文化》（一九二七年一月號）第一期中，張曾聲明，針對冒用其名的「對
方」，他已經採取法律行動。然而，頗耐人尋味的是，在此聲明裡，張卻沒有明
確將「對方」指名道姓。這會不會是張自我保護的一種手段？在茫茫人海裡，尋
獲這個「對方」和其他眾多冒名者的機會，委實渺茫。張在《性史》第一集裡曾
預告，將在續集中說明自身的性經驗，此計畫卻從未付諸實行，可能是因為這些
接踵而至的續集，已然讓張聲名狼籍無從面世。若仔細審視第二集的內容，不難
發現其書寫以色情成分居多，雖然在形式上它維妙維肖地模仿了張競生的第一集
。第二集採用了六篇自傳（第一集是七篇），其中兩篇和第一集的兩篇相同，第
二集也模仿了張的性學口吻，對故事加上「按語」。然而，細細讀之，我們發現
第二集的自傳故事有些取材自中國傳統豔情小說，只不過改為採用第一人稱的敘
事方法。稍後，我將討論張採用自傳體的可能因素。以下將比較張的第一集和偽
作的第二集，並透過比較探討張原著中的嚴肅性學成分，雖然對現代讀者而言，
這些觀念可能是天真而淺薄的。
首先，比較的切入點是兩集按語的差異。在第一集的按語裡，張經常提到性
學的知識，例如歇斯底里和性壓抑的關連；「第三種水」的理論（女性性高潮時
從巴氏腺囊釋放出來的體液）；瑪麗．司托潑夫人（Marie Stopes）在《結婚的
愛》（Married Love）和《賢明的父母》（Wise Parenthood） 兩本書中闡釋的
女性性學理論；藹里士（Have-lock Ellis）的《性心理》(Psychology of Sex)
；經期和性慾的關係；以及兒童性教育等等。他甚至引用自己的著作《美的人生
觀》（1925）來說明和女性內衣相關的衛生問題，也援引自己另一本著作《美的
社會組織法》（1925），來鼓勵女性在性愛過程中採取主動。就精神上來說，書
中這些個人自傳和張的按語緊密相連，而且進一步闡發了張在這兩本烏托邦著作
裡所宣揚的性美學理論。簡單來說，這些自傳是按照張的性學教育目的，刻意編
排的。
在張的《性史》第一集裡，如同書中「徵文啟事」所宣稱的一樣，所有的自
傳和張的按語都與他的性學教育息息相關，然而，在那些偽作的續集裡，就完全
不是那麼一回事了。這些以色情為導向的續集當然最後也導致張競生惡名昭彰。
一個分辨真偽的角度是比較自傳裡的敘事方式。偽作的自傳多半具有色情的意味
，而且手法多仿效中國傳統豔情小說內容。在第二集裡，署名「SW生」、「映青
」和「淪殿」三人的自傳敘事都有仿豔情小說的描述筆觸。例如，在「淪殿」的
自傳裡，敘事者（丈夫）透過春宮畫的引導，成功調教了未經人事的妻子。春宮
畫裡圖示了「縱蝶尋芳」、「教蜂釀蜜」、「迷鳥歸林」、「餓馬奔槽」和「雙
龍門倦」等五種性愛體位，而敘事者的妻子在循循善誘之下，也模仿春宮畫翻雲
覆雨一番，兩人更從此水乳交融，性愛歡常。在中國傳統的豔情小說裡，藉由看
春宮畫撩撥性慾是常有的橋段，李漁的《肉蒲團》即如此。「淪殿」的自傳和《
肉蒲團》裡的敘事幾乎無二，除了《肉蒲團》的文言文在「淪殿」的自傳中改成
白話文，而且改成第一人稱敘事。第二集裡的自傳或多或少都循著這種基調進行
，意圖明顯是為了色情的效果。
至於第二集裡的按語，我們再來看看「淪殿」的例子。「淪殿」自傳的按語
中有一段是這麼寫的：「……男子的陽具，長短不同；女子的陰戶，深淺不一。
陰戶生得淺，就是有極長的陽具，也無所用之……若陰戶生得深的，就要用著極
長的陽具了……故墊腰，是陽短陰深的時候才可用，不是說枕頭這件東西，為行
房必須之物。」（222頁） 這段讀起來像是傳統豔情小說的擬仿筆調。顯而易見
地，張競生作品裡具有指標意義的性學意圖，在第二集的按語裡完全不見了。而
其中所闡述的那些普通性知識，較之傳統豔情小說，還顯得粗糙。比起《金瓶梅
》和《肉蒲團》等堪稱藝術之作的傳統豔情小說，這些偽作顯得拙劣不堪。不幸
的是，如同俗諺所說的，劣幣驅逐良幣，這就是張競生《性史》的悲慘下場。
自傳體
如果熟悉中國傳統豔情小說第三人稱的敘事手法，應該不難發現《性史》裡
特殊的自傳體敘事形式。《性史》採用第一人稱敘事法，事實上有明顯的邏輯上
的解釋。既然張競生以自身經驗作為此書的號召，姑且不論其真偽，以第一人稱
來鋪陳故事會使可信度大大提高。即使如同傳言所說，這些故事都是張和其第二
任妻子一起編造出來的，使用自傳的形式會讓此書更符合書中「徵文啟事」的訴
求。
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書中的自傳體乃是受到藹理士（Havelock Ellis;
1959-1939）的《性心理》(Psychology of Sex) 的啟發。在《性心理》中，愛
理士為了強化同性戀為一種天生、自然且無害的現象，在〈性慾內轉〉（Sexual
Inversion） 的部分編排了幾個同性戀人士的自傳投書。翻閱過後，我們不難發
現這些自傳性敘述生活化了生硬的理論，較之理論的辨析來得更具說服力。張競
生可能是感受了這種自傳形式的力量，因此在《性史》裡採用了一樣的形式。張
在《性史》書後「徵文啟事」的註三，公開徵求可以「同我們合譯Havelock
Ellis 所著的《性心理》六大部」的人士。這證明了他頗為重視藹理士的著作。
此外，有趣的是，《性史》裡的自傳故事多數太過符合張所要的性學教育效果，
令人不禁懷疑其有「編造」的可能性。
當然我們也可以把這種自傳形式解讀成是中國一九二年代發展出來的第一
人稱敘事潮流下的效應。當時的「私小說」（像是郁達夫和丁玲的作品）流行使
用一種「告白體」。藉由這種形式，衝破禁忌，深入探索私人情慾。把張競生所
創造的（或承襲）這種潮流，放在當時主流的情慾論述框架下（包括文學和文化
的層次）進行檢視，是很有趣的。然而，以「文學價值」來審視張的作品而忽略
其性學論述之目的，將會導致視其作品為通俗小說的結論。我認為張有意把這些
「自傳故事」當成是「案例故事」，很像藹理士的書寫脈絡。張書中關於性經驗
的自傳，如果沒有了他的評語，就不能算是完整。也就是說，這些自傳故事只是
他用來闡述理論的「資料」罷了。它們當然是「文本」；所有的敘事都算是文本
。但是認為張有意把它們當作「文學作品」，就和他的原意大相逕庭了。
瑪麗．司托潑夫人和《結婚的愛》
張競生在其終身職志裡，不斷提到一個西方性學家，並將之視為性教育的導
師，那就是瑪麗．司托潑夫人（Marie Stopes；1880-1958）。 她的著作《結婚
的愛》在張競生書寫《性史》第一集的時候，已經至少有兩個譯本了。在中國的
二○年代，司托潑夫人的名字更常見於各大報章雜誌。奇怪的是，目前為止研究
五四運動和性別議題的學者幾乎都忽略了她的影響。
即使我們可以追溯張競生的理論到這些西方性學專家的源頭，把張的作品看
成是單純的理論複製將有失公允。相反的，張是一個具有批判思考能力的人，而
且有自己獨到的創意。總體上來說，他同意西方性學專家的說法，認為女性的性
解放是解決兩性問題的核心所在。但他不同意的是，男人必須總是採取主動，而
女人被動。在「江平」故事的評語裡，張首度提到瑪麗．司多潑的「性興」
（sexual tides）理論。江平的故事描寫一個在婚姻關係中得不到性滿足的婦女
。張援引了《結婚的愛》中〈基礎的衝動〉和〈相互的調解〉兩章中關於女性有
固定「性興」期的理論，分析說明結婚夫婦不能享受性生活的主因是無法「相互
的調解」。然而，即使張引用了瑪麗．司托潑的理論，張對她的理論也進行了批
評。他讚揚瑪麗．司托潑從身為女性的立場，謹慎地研究了女性的性心理和行為
。他也接受了女性性興奮期每月固定來一次（藹理士的說法）或兩次（司托潑的
說法）的說法。但他也強烈地認為男人也有「性興」期，即使不如女性來得明顯
。因此，不僅男性應該對女性的「性興」期進行配合，女性也應該採取主動來配
合男性。對張而言，瑪麗．司托潑的理論還是把女性擺在一個被動的位置，這是
一個受制於傳統的不正確觀念。
女性中心主義
張從瑪麗．司托潑那裡承繼了一個相同的策略：揭開女性情慾的祕密來確保
兩性性行為的雙方協調。但和瑪麗．司托潑以及藹理士不同的是，張鼓勵女性的
情慾自主而非被動地等待。維多利亞時代的性學專家多半認為女子情感纖細
（delicacy），容易導致歇斯底里以及其他精神上的極端表現，因而需要男子的
保護。但對張競生來說，女人是社會裡的花朵，可以用她們的美麗和魅力來創造
一個「美的社會」，並取代男子成為社會的中心。換句話說，女性的纖細特質，
如果控制得當，是管理社會的寶藏，可以使社會免於戰爭、齷齪和不公。這個觀
點在《美的社會組織法》一書裡有明確的闡發，書中有一個部分就是以「新女性
中心論」為標題。
在二○年代的中國，張不是唯一倡導女性中心主義理論的人（此理論當然是
從西方引進）。在《世界婚姻和文化叢書》裡，有一本書名即是《女性中心說》
。這是當時知名文學家夏丏尊從日文翻譯過來的。而日文的原著是當時社會主義
運動領導←立彥（1870-1933）和女權主義運動領導菊井山川（1890-1980），兩
人從美國社會學家Lester Ward的Pure Sociology 一書中的一章翻譯而來。值得
注意的是，夏丏尊的翻譯同時參考了日文的譯本和英文的原著，而且自由地從兩
個來源裡選擇所需的材料。他翻譯的第一部分是從日文本而來，但第二部分卻又
轉而翻譯英文的原文。原因可能是日文的版本裡，日文譯者所加的評語對閱讀有
所助益。
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得知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選擇性地譯介了西方知識。後
代批評家多半認為這是一種隨機的過程，然而這絕對是一種經過審慎研究後的主
觀選擇過程。在接受西方各知識流派的洗禮中，知識分子們一定會發現某些知識
特別契合，得以解答長久以來所思索的問題，而當這些想法慢慢積累成一種意識
型態後，他們自然會尋找支持其意識型態的材料來進行問題的探討。當然，在這
個追尋的過程中「不必要」的材料就會被拋棄。所有被選擇的材料都是用來組成
一個意識型態宣傳的完整性，《世界婚姻和文化叢書》就是一個例子，其中所選
譯的著作都是為了宣揚女性自主的重要性。
二十世紀初西方性學的目的在於喚醒女性的性意識，這個現象必須放在世紀
末以來的婦女解放運動大潮中來解讀。「新女性」的概念便隱含了女性情慾解放
和新男女關係的概念。張競生關於女性情慾的理論應該看成是當時中國婦女解放
運動的一環。自晚清以來，為數眾多的報章雜誌都是以婦女議題為訴求，像是《
女報》、《女性世界》、《女權》、《婦女雜誌》和《新女性》。張競生的《性
史》所闡發的性烏托邦和其《美的人生觀》以及《美的社會組織法》二書中所描
繪的，並無二致，而他創辦的《新文化》月刊也是這股文化潮流中的一脈。不同
的是，他把讀者的焦點引導到了一個長久以來被視為禁忌的領域：女性的性向問
題（female sexuality）。
【2005/06/17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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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choon 大姊息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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