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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鴻到毛澤東 張戎 (20060906)
毛澤東主宰了我早年的生活，使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人飽受難以想像的苦難。他應
與希特勒、史達林相提並論，然而，那兩位歐洲暴君早就是公眾譴責的對象，毛死去近三
十年，卻還保持著「偉大領袖」的光環。真實的毛依然雲遮霧障，世人知之甚少。撥開環
繞他的重重迷霧，是我和喬的心願。
■解開思路
英國古城約克是我一直嚮往的地方，那裡有著名的大教堂、老城牆（據說有點像中國的長
城）和「紅白玫瑰戰爭」遺跡。約克大學在我來英國第二年提出給我獎學金，讓我攻讀博
士學位。那時候，外國大學發獎學金都得通過中國政府，個人無權領取。幸虧有了改革開
放，再加使館那位好心官員相助，我又一次破了規矩，個人接受了獎學金。三年後的一九
八二年，我獲得語言學博士學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在英國大學得到博士學位的
人。
說來慚愧，在約克學到的語言學理論我差不多快忘光了。但我將永遠記住我的導師樂培基
（Bob Le Page）教授。他是英國傳統文化熏陶出來的典型「紳士」，富於公正意識，信
奉個人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權利。他輕鬆的幽默感和不形於色的力量感，就像英國本身一樣
，一點點撫平我長年形成的緊張焦慮，與時時襲來的無由恐慌，隨時提醒著我，在這塊講
求正義的國土上，不用害怕。
一天在導師面前，我無拘無束地報告博士論文大綱。我談到對各種語言學理論的見解，說
我同意這種見解，不同意那種，等等。他靜靜地聽我說完，然後說：「好，把博士論文交
給我吧。」我迷惑地說：「您知道我還沒動筆呀！」他說：「可你的結論都有了。」
這一句短短的話，解開了極權制度系在我思路上的一個死結。我從前受的教育不是先蒐集
事實，再研究，再做結論，而是先有決定（黨的決議等等），再來照章思想。不合意的事
實被通通掩去，要麼篡改，要麼指鹿為馬，把黑的說成白的。那天見完導師後，我沿著校
園湖畔的長廊走回寢室，久久地回味他的話。我的寢室在湖的一角，窗戶下是眾多水禽的
家。它們每天清晨以歌聲喚醒我，此時正在天空翱翔，似乎代我抒發瞬間開竅的歡樂。這
是我真正地解放思想，開始具備不帶偏見的思維方式的一刻。
就是在約克的某個晚上，我萌發了寫書的念頭。一位剛訪華歸來的教授放幻燈片演講旅程
，請我去參加。幻燈片上一所學校的孩子們在顯然冰凍三尺的教室聽課，沒有暖氣，窗上
的玻璃七零八碎。教授說他問學校校長：「孩子們難道不冷嗎？」回答是：「他們不感覺
冷。」
講座後有個招待會，我正好站在一位女士身旁。可能是為了找個話題說說話，她對我說：
「你一定覺得這裡熱得要命。」這句絕無惡意的話猛然讓我心裡翻騰，眼淚忍不住要流下
來。我匆匆離開房間。這句話刺傷了我，因為它讓我聯想起西方不少人怎樣看待中國人。
從前人們說中國人命賤。新的觀察家們呢，訪問文革中的中國後，紛紛讚賞中國人真是了
不起，歡迎「批評與自我批評」，欣然在嚴酷的體力勞動中接受改造，對成年累月的夫妻
兩地分居無所謂，對挨打挨鬥也毫無怨言。對西方人，這一切都不堪忍受。中國人和他們
就是不一樣。
■寫書的衝動
對這些觀察已憋了許久的憤怒，此時化做到英國後的第一場淚水。我想起中國，想起我的
家，我的朋友，我認識的男女老幼。我想告訴世界我們的真情實況。寫書的衝動湧了出來
。
可是，書寫不出來。心理上無形的障礙，阻止我把回憶的大門敞開。文革中母親挨鬥遊街
、跪玻璃渣，父親被迫害致死，姥姥也悲慘地故去。這一切都不堪回首。筆下幾行缺乏細
節的字，我自己也覺得膚淺蒼白。
一九八八年，母親來倫敦看我。這是她第一次出國，我想讓她玩得痛快。但過了不久，我
發現她興致並不高，倒像有心事。一天，她乾脆謝絕去逛商店，說有話要對我說。
那天她坐在飯桌旁，深黑的桌面上一把早春的黃水仙在怒放。手捧沏著茉莉花茶的杯子，
母親生平第一次告訴我她和姥姥的身世。我姥姥十五歲時嫁給一個軍閥做妾，也是在這個
年齡，母親參加了共產黨地下組織。在戰爭與革命、外國入侵和極權專制下，她們的生活
動蕩坎坷，充滿悲歡離合。母親特別想講給我聽的，是和父親的愛情生活。出門旅遊，她
走一路，講一路，從蘇格蘭小島，到瑞士的大山，在飛機上，汽車裡，遊艇中。我出去工
作時（我當時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教），她待在家裡對著錄音機講。母親有說不完的話
。到她數月後離開英國時，她留下六十個小時的錄音帶。
我看得出母親多麼急切地想要女兒了解她。我也感到，她希望我寫作。就好像她知道我從
小懷著個不言的夢，在鼓勵我去實現它。她沒有對我提要求──我母親從來不提要求。她
用她的故事為我創造條件，教我面對過去。雖然她大半生在磨難中度過，母親沒有渲染淒
慘，她的堅強與智慧讓她的故事最終使人振奮。
母親就這樣促我拿起了筆，寫下了《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我姥姥、母親和我在二
十世紀經歷的風風雨雨。寫這本書花了不到兩年。其中雖有痛苦和不眠之夜，但心理障礙
已被母親掃去，我能一鼓作氣，一氣呵成。
■找到了愛情
我之所以能夠從容地回視噩夢，還在於我那時找到了愛情，內心充實安寧。我的白馬王子
叫喬．哈利戴（Jon Halliday）。他是完美的騎士，只是不戴盔甲。他似乎不需要盔甲，
憑著藏在書生氣質下的堅毅能力，就能所向披靡。有他在身旁，我實在是很幸運。
《鴻》能飛起來，沒有喬不行。《鴻》是用英文寫的，而我在二十一歲時才開始學英文，
學習環境是完全封閉的文革，教師大部分沒見過外國人。到英國前，跟我交談過的外國人
僅限於海港湛江的幾批海員，我和同學們曾被送去那裡兩星期練習英文。到英國時，我雖
然能看不少書──最早看的書之一是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年》，看時驚嘆書裡描述的簡直
就是毛的中國──但是很多常識我都不懂。比如我在大學學的英文問候語是：「Where
are you going?」，「Have you eaten?」。這是中國人見面互相問「上哪兒去？」、「
吃飯了嗎？」的英文直譯。剛到英國時這樣跟人打招呼，朋友們都覺得有趣之極。
用英文寫作，優美地寫作，靠的是喬的幫助。他本人是歷史學家，寫過不少書。寫《鴻》
時，他提的問題，總令我深思；他提的建議，我一一採納。他是我英文寫作的老師。
就這樣，兩個在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母親和丈夫，成了《鴻》的兩根支柱。在書快要出
版、我正擔心讀者反映時，母親的信來了。信上說不管人們愛不愛看這本書，我都千萬不
要在意，寫書讓我更了解她了，她心滿意足。這是典型的我的母親：她並非真不在意，只
是不要給孩子施加壓力。我為母親的苦心深深感動。
在母親的呵護下，我把《鴻》放了出去，不去擔憂它的遭遇。當然，我也不是沒有信心。
喬說：「這是一本非常好的書。」 我信賴他的判斷力。
■理解和尊敬
結果，《鴻》真的成功了。千千萬萬的讀者從世界各地寫來激情洋溢的信，不少人還到成
都去看望母親，從衣冠楚楚的外交官，到肩背背包的留學生，從生意人到旅遊者。愛爾蘭
、英國、荷蘭、匈牙利、泰國、巴西……她受邀造訪了一連串國家。在日本，櫻花樹下身
著和服的婦女向她鞠躬致意；一間餐廳裡的侍者用銀盤托來一方精緻的手絹，是鄰座進餐
的夫婦請她簽名。飛機場上不乏仰慕者替她拿行李。我母親不僅得到了女兒更深切的愛，
還得到了全球千百萬人的理解和尊敬。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鴻》在中國大陸是禁書。這本書寫的是一個家庭的故事，但它反映
出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在中國，寫歷史得按官方定下的調子。《鴻》沒有，也不可能，
按這個調子跳舞。尤其是，《鴻》記載了毛澤東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而今天，毛的像
仍然高挂在天安門城樓上，毛的遺體仍然停放在天安門廣場中心，中共現領導自稱是毛的
繼承者，竭力維持毛的神話。在這樣的情況下，《鴻》自然不能在大陸出版。媒體受命封
鎖《鴻》的消息，也不足為奇。若干年中曾不斷有大陸記者採訪我，說他們有辦法發表，
但最後誰也沒辦法，文章都被編輯「槍斃」掉。當然，嚴禁也激起人們的好奇心，好幾個
人告訴我，這是他們設法找書來看的起因。
今日的中國，人民的生活比過去好了很多，但自由的程度遠不如共產黨掌權之前。在一九
九四年對《鴻》的禁令發下以前，大陸的「友誼出版公司」曾準備出版大陸中文版。「友
誼」要求作一些刪節，主要是提到毛澤東的地方。因為這些地方畢竟很少，而且在我的堅
持下，凡刪掉的地方，書中一一註明「此處刪去xx行」，我同意了。這種做法，在中共上
台以前，出版界常用，可是現今的政府不允許。後來大陸出了盜版，但盜版也做了刪節。
據我所知，大陸有一個沒有刪節的繁體字盜版，可能盜的是台灣或香港版。在香港，大陸
被禁的書能夠出版，一些幸運的《鴻》由此得以飛入大陸。我自己帶過書回去，但郵寄的
中文版從來不曾寄到。
海外電影界對把《鴻》搬上銀幕做了一次次努力，一位我敬重的大陸導演有心執導。但是
當局的答覆是：不准拍，就是在海外攝製，在海外放映，也不行。
儘管當局竭力鉗制，《鴻》在大陸仍有些名氣。腦瓜靈活的人有乘機撈點外快的。在我長
大的成都市，二○○○年五月六日的報紙報道：一位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並略懂德、日、
法語的男士，經常出入外國遊客居住、遊覽之地，與「老外」攀談，自稱與《鴻》的作者
是要好朋友，然後帶「老外」去吃飯，由餐館敲「老外」的竹槓，他從中漁利。
《鴻》帶給我的也有欣慰。我和喬有次在北京一家小餐館吃飯，飯後喬正要付帳，店主告
訴喬：帳已被一位年輕的本地顧客付了，那人說，他從「你夫人的書」裡，了解了他的祖
國的昨天。
■撥開毛澤東的迷霧
通過寫《鴻》，中國重新回到我的心中。我不再想忘掉那生我的國土，時間長了不回去，
會心神不寧。這塊土地，那樣古老，又那樣年輕，那樣傷痕累累，而又那樣毫不頹唐。但
中國不是讓我放鬆的家。在那裡，我避免不了萬千思緒，心情老在興奮激動與氣憤絕望兩
個極端中牽扯波盪，旅行後，總是精疲力盡地回到倫敦。
寫《鴻》之後回中國，為的也是蒐集資料，和喬一道寫一部毛澤東傳記。毛澤東主宰了我
早年的生活，使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人飽受難以想像的苦難。他應與希特勒、史達
林相提並論，然而，那兩位歐洲暴君早就是公眾譴責的對象，毛死去近三十年，卻還保持
著「偉大領袖」的光環。真實的毛依然雲遮霧障，世人知之甚少。撥開環繞他的重重迷霧
，是我和喬的心願。
可以想像，我們的研究在大陸遇上了一道又一道難關。但障礙不是不可逾越，大多數反倒
增添樂趣，弄得我們像一對「偵探」。有一年毛身邊的一些人受到警告，叫他們不要與我
們合作。但這警告似乎沒有像對出版社、媒體的禁令那麼嚴峻，所以，儘管有人謝絕採訪
，多數人還是開了口。長年鬱積，人們有滿肚子的話要講。中國人也有為歷史留下見證的
傳統責任感。「警告」本身不無小補，它等於宣告：這部傳記一不循官方口徑，二將是本
重要著作。歸根結柢，《鴻》幫了大忙。許多受訪人是在看過，或者聽說過《鴻》之後接
受採訪的。他們明白這是本實事求是的書，相信毛傳也會忠於事實。
《鴻》還是通向國際政要與塵封檔案的鑰匙，握著它，我和喬走遍世界搜尋資料。我們採
訪了數百位同毛澤東有關的人士，查閱了各國檔案史料。通曉多種語言的喬，在俄羅斯檔
案館內，在如山舊紙中挖掘出大量寶貝。我們具備的優越條件，使我們感到義不容辭，必
須把毛澤東的真相揭示出來。在過去十年中，我們投入了能投入的每一分鐘，竭盡了能竭
盡的每一滴心血。十年的工作，是十年辛苦──也是十年莫大的樂趣。
除了奔波，我們就是在倫敦家中寫作。坐在書桌前，我能聽見喬在樓下的書房門偶爾打開
，大概是他去廚房泡茶。聽到這聲音，一陣快意總湧上心頭：午餐時間快到了吧？那是他
和我交換新發現的時候。書桌右前方，寬大的落地玻璃窗外，隔街是一株高高的梧桐樹，
茂盛的枝葉間透著窗外天。天空最美是半雨半晴時分，帶水的陽光無比柔和。樹下有柱黑
漆街燈，在表現倫敦的電影外景中常能見到。街的終點，倫敦特有的雙層紅色巴士，一搖
一擺地駛過。行人在傘下走著。這是倫敦最平常的景象，可是我百看不厭──正如我永遠
不會厭倦桌前一坐一天的作家生活。為伊消得人憔悴，就是快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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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口攝意，身莫犯非;
如是行者，得度世已。
~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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