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
張戎 (20060905)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於一九九一年首次出版。這本書改
變了我的一生：它使我成為「作家」。
當作家是我童年的夢，這個夢只是模糊的憧憬，待在潛意識裡，
沒有用語言表達。在我成長的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的作家大都遭到
政治迫害，書和筆是危險的東西。文革初期，全國到處燃起燒書的火
焰，人們家中的書籍大半化為灰燼。身為中共官員的我父親，在文革
中備受折磨，逼著燒掉心愛的藏書。這是他精神崩潰的開端。我在一
九六八年十六歲生日那天寫在紙上的第一首詩，就是在造反派闖進家
裡抄家時，撕碎了沖下馬桶的。
可是一支無形的筆，仍然不停地在腦子裡划來划去。在下鄉進廠
的日子裡，它伴隨我在稻田裡撒糞，在電杆上接線，默默地刻著長文
和短詩。
來到英國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六歲的我來到英國。毛澤東去世兩年了，
中國開始變化。中共自掌權以來第一次用全國統一考試的辦法，選拔
留學生。我有幸通過統考，成為四川省九千萬人中大概第一個到英國
留學的人。
有這樣不可思議的運氣，可以自由地寫作了－－但就在這時，我
失去了寫作的興趣。對我來說，寫作不可避免地要回顧往事，要在內
心重返中國。而我只想忘掉中國，忘掉那些傷心的日子。我來到的地
方好似外星，滿目都是嶄新奇異的東西。我什麼都想看一看，什麼都
想試一試，只想活在新世界裡。
倫敦第一眼吸引我的，是從機場入城後沿街窗台上的盆花與住宅
前的花園。記得我到後的第一封家信，幾乎都在描述它們。那時中國
人的家中沒有花草。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發話說：「擺設盆花是舊社
會留下來的東西，這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
的人玩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減掉」。房屋裡的花消失
了，學校草坪上的草也被拔去。拔草時我心裡非常難過，但掙扎著掩
飾自己的感情，還不斷責備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情調」。當時中國的
孩子們，都得不停地做這類「思想鬥爭」。雖然在我離開中國時，種
花養草已不再是罪過，但苗圃花市還沒有「捲土重來」，一般人的住
宅依然灰暗無色，公園也滿目瘡痍。
到倫敦後，我們住在大使館指定的住處，第一次獲准外出時，我
和幾個同行者去了著名的海德公園。在一排排栗樹的華蓋下，在一望
無涯的柔軟草坪上，我走啊走，怎麼也走不夠，胸中充滿狂喜。我直
想張開雙臂，撲在草地上，緊緊摟住這塊綠土地。
政治學習
那時留學生在海外受到嚴格管束，每個星期六有例行的「政治學
習」。這類在中國早就讓我煩透了的活動，在倫敦更教我忍受不下去
。我斗膽向政治輔導員建議，何不把會搬到倫敦植物園去開？年輕的
輔導員想來也嚮往大好景色和清新空氣，他居然冒著被批評的風險同
意了。於是，我們這組人身著的清一色 「毛制服」，便與五彩繽紛的
花朵們相映成趣。
「政治學習」僅是無數捆綁我們的繩索之一。其他的管囚犯似的
紀律包括不許一人出門，起碼得「二人同行」。事無巨細必須請示彙
報，違反紀律會被馬上送回國去，後果不言自明。這些繩索每時每刻
都折磨著我。初到英國時，我總在盤算怎樣「破壞紀律」。
在大陸留學生中，我也許是第一個涉足酒吧的人。那年頭，「酒
吧」二字意味著裸女狂舞，燈紅酒綠，是使館明令禁止的去處，也讓
我好奇心大發。一天，我偷偷跑出去，直奔街對面一間酒吧。推門進
去，什麼令人目瞪口呆的景象也沒看到，只有幾個老人安靜地坐在那
裡。當時心裡頗有點失望。
我也可能是大陸留學生中第一個獨自出門的。我所在的學院有位職
員邀我去格林威治天文臺。「二人同行」的紀律規定，個人受到邀請
時必須「帶朋友」。我便問他：可不可以帶個朋友一塊兒去？職員誤
解了我的意思，正色答道：「我不會做不規矩的事情。」我很不好意
思，但又無法向他說明這是我們的紀律。我們得到的指示是，這條紀
律不准公開，只能自己找藉口。我討厭編造藉口，更想一個人自由自
在地出去。我於是去請求使館管教育的官員，說：你看，這位英國朋
友認為我懷疑他動機不純，我要是不去，會影響中、英友好，影響偉
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的聲譽。如此等等一番漂亮話，官員最後鬆了口，
只叫我不要張揚。
心有靈犀
我猜這位官員也不喜歡製造這些紀律的專制制度。一天晚間，住
地樓裡只有我和他時，他對我講了點個人的身世。二十年前，他與深
愛的女朋友正要結婚，「反右派運動」來了，女友被打成右派。結婚
會毀掉他的前程，女友堅持要分手，極度痛苦的他再三考慮後同意了
。後來，無論在外交界如何一帆風順，他忘不了她，原諒不了自己。
在講這段往事時，他幾乎是聲淚俱下。
這位與我相交甚淺的使館官員，敢說心裡話，並不奇怪。那時的
人們背負著毛澤東統治留下的創痛，一發現有個「心有靈犀」的人，
會像開閘的洪水一樣傾瀉。中國在變，人們的恐懼少了--也使這位官
員敢於開先例放我一人出門。
格林威治之行今天想起仍記憶猶新。這是一次再普通不過的旅遊
：從一個景點到另一個，在子午線上照相，一只腳踏在東半球，一只
踏在西半球。但從頭到尾我的神經繃得緊緊的，緊得頭暈。我的眼角
不斷四下掃射，看有沒有華人，一旦發現便迅速從他們衣著上判斷是
否來自大陸，如果判斷是，我就趕緊把臉別過去，躲開他們。當時大
陸來英國的人寥寥無幾，可我偏偏覺得這個人也是，那個人也像，心
不時提到嗓子眼兒，一邊勉強對主人做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我怕有人
看見我，告發我，那樣一來我就完了，使館好心的官員也要跟著倒楣
。坐在一大片綠茵茵的草地中間野餐，吃著異國情調十足的奶酪三明
治，是我最害怕的時刻：我釘在那裡，無處可藏。
可我還是繼續幹官方禁止的事。這並非出於天生喜好冒險刺激，
而是實在忍耐不住。大禍沒有臨頭：一九七八年底，中共正式實行改
革開放，捆綁我們的繩索越來越鬆。逐漸，我就大膽地「自由行動」
了，一個人到處去，結識三教九流的人。我自稱來自南韓。這不僅因
為我的行動帶點偷偷摸摸的性質，而且我不想顯得太新奇。那時中國
大陸多年與世隔絕，西方人好容易見到個「火星人」準抓住問個不休
，都是我不願談的事。我想融入倫敦，過一過倫敦平常人的日子。
有階級無歧視
在倫敦人中混，我的強烈印象是在英國人人平等，沒有階級之分
。在西方，英國以階級的存在著稱，後來我談起這一最初印象，總令
聽眾捧腹。西方人有所不知的是，我是在跟毛的中國比。那裡每人都
有一個固定的階級出身，對一生起著關鍵性作用。必填的各種表格上
，在「出生年月」、「性別」之後，就是「家庭出身」一欄了。它決
定你能上什麼學校，能做什麼工作，能過什麼樣的日子。我本人有幸
出身「革命幹部」，屬於特權階層。我親眼看到，「出身不好」的人
們，一輩子被打入另冊。由於出身如此重要，我們這代人初次見面習
慣問對方出身是什麼，父母是幹什麼的。而在倫敦，我周圍的人們對
他人的背景好像都毫不在意。
以後在英國住長了，我明白出身在這裡也不是微不足道。可是新
來乍到的我，感悟到了英國的特點。英國儘管有階級，但不管哪個階
級的人都享有尊嚴，下層的人不會受歧視虐待，老百姓不會有冤無處
申。法律給所有人以同樣的保護，公平、正義是英國社會最引以自傲
的基本理念。在這一理念下，社會日趨平等。這是中國人在毛時代─
─乃至今天──無法享受的。
我就是這樣既帶感情，又理智清醒地愛上了英國。第一年在拚命
開眼界的旋風中度過。從毛的慘淡世界中走出來，對最不起眼的東西
也感到離奇。頭一回進電影院，暗暗燈影下深紅的座椅帷幕，雕琢鍍
金的裝飾，讓我覺得好像進了「阿拉丁魔窟」，到處是寶藏與神祕。
事無巨細，我都愛刨根問底，有的問題教朋友忍俊不禁地瞪大眼睛。
在詢問與體驗中我學習英國，學習這裡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民和他們的
文化。
在這個過程中，我祕密地交上了外國男朋友。這在當時是最嚴格
的禁區。在中國時我曾聽到警告：誰有外國男朋友，誰就會被用麻藥
麻醉後裝在麻袋裡，運回中國去。我對此深信不疑。一走到離大使館
不遠的街道，我的兩腿就發軟，要是坐在汽車裡，頭就縮到車窗下不
見了。我想出個法子：化妝，用濃濃的猩紅紫黑的唇膏，大綠大金的
眼簾膏，讓自己面目全非，大使館的人認不出來。我使用化妝品，就
是這樣開的頭。現在想來，大使館並沒有對我們實行那樣徹底的監視
，但是來自毛的中國，恐懼是我的習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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