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春秋》是中國古代的“五經”或“六經”之一﹐其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孔子。據《孟子‧滕文公》載﹕“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殺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這就是說﹐孔子是有感於人心不古﹐世衰道微而寫作《春秋》的。然而﹐東漢的班固又另有說法﹕“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班固沒有直接點明是孔子作《春秋》﹐而認為是古代記事的史官寫的﹐而且《春秋》與《尚書》是兩部側重點完全不同的書。過去﹐人們對孔子作《春秋》深信不疑﹐因為孟子已言之鑿鑿﹐但近代以來﹐很多人對此表示懷疑﹐並提出了許多証據﹐說明不是孔子所作。但是卻又認為﹐《春秋》可能經過孔子的修改。不管《春秋》是孔子所作還是他修改的﹐在沒有強有力的証據否定他的著作權的情況下﹐我們還是認為﹐《春秋》的著作權部分屬於孔子。
《春秋》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歷史著作﹐它以魯國為中心﹐以時間為經﹐事件為緯﹐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大事﹐全書共一萬六千余字。
《春秋》按照魯國的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的順序來編年寫史。它基本把從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的歷史大事反映了出來。記載了這段時間內發生在各國的政治、軍事活動及一些自然現象﹐同時也體現了孔子對歷史的看法。從書的內容看﹐政治活動﹐特別是諸侯爭戰和會盟所佔的比重較大。其中征戰佔百分之四十﹐會盟佔百分之二十﹐朝聘佔百分之二十﹐日月食、病蟲害等災異佔百分之十﹐婚喪祭祀等佔百分之十。
《春秋》的一大特征是簡略。它記事每事一條﹐每條最多不過幾十字﹐少的隻有一字。短的如隱公八年的“螟”﹐僖公三年夏六月的“雨”等。最長的一條是定公四年所記的﹕“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於召陵、侵楚”。總共四十五字﹐其中近四十個字記的是諸侯或周天子大臣的名字。《春秋》所記載的事僅僅是綱目﹐不敘史實過程﹐類似大事年表﹐索解很困難﹐所以王安石斥之為“流水帳簿子”。
說到《春秋》﹐就不能不說到後世許多人都認為是《春秋》最重要的特點的“微言大義”。什麼是微言﹖就是後人讀《春秋》時﹐說孔子寫作或筆削《春秋》這部書的目的在於用歷史事實褒善貶惡﹐但不明言褒貶﹐而是在字裡隱藏著。因為用意深藏不露﹐所以叫微言﹐說這是《春秋》的“書法”。所謂大義﹐就是指孔子在微言中隱含的用意﹐即用史事的表述體現出來的孔子的思想態度（按傳統的說法﹐孔子的思想態度是貶亂臣賊子、大一統、尊王攘夷等）。概言之﹐微言指的是《春秋》的語言特點﹐大義指的是孔子的思想態度及用意。
最早提出微言大義的是戰國西漢的學者。董仲舒說﹐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因為“周道衰廢”﹐所以就要“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也就是要“撥亂世反諸正”（《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方法是“據魯、親周”﹐就是尊崇周室之意﹐“故殷”﹐一作“故宋”﹐宋為殷後﹐用意相同﹐即以宋為故國﹐待遇比其他諸侯國為優。“撥亂反正”就是恢復“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之世。更早的《公羊傳》、《谷樑傳》則認為﹐孔子作《春秋》的大義是尊王攘夷﹐王是周天子﹐夷指楚、吳。同時還認為﹐孔子有“大（推尊﹐尊崇）一統”、“譏世卿”等等。
對於《春秋》中有沒有微言大義的爭論自古以來就停止過。一派主張有﹐這以戰國、西漢的公羊派學者及一部分儒生為代表﹔一派主張無﹐這以唐宋的一批疑古派和近現代學者為代表。
我們認為﹐不管《春秋》是否為孔子所作﹐其中的某些地方確實存在著“微言”。例如魯隱公是被魯桓公殺掉了的﹐《春秋》在隱公十一年書為﹕“冬﹐十有一月王辰﹐公薨。”這個“薨”字沒有提到死的地方﹐也沒有提到死的原因﹐好象是正常死亡﹐顯然作者是有難言之隱﹐不敢直書。然而﹐這種以一字記事的辦法﹐跟《春秋》的一般寫正常死亡的寫法﹐諸如“公薨於路寢”、“考終吉”不一樣﹐給人一種非正常死亡的感覺。又如踐士之盟﹐這是晉文公召集周王以會諸侯﹐是典型的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舉動。晉文公是周王之臣﹐但晉文公卻以臣召君﹐這於禮是不合規矩的﹐但周天子又不敢不應召。於是﹐《春秋》就書為“天王狩河陽”。這表面上看似是周王的一次尋常出狩﹐但細致一想﹐河陽距王都脘﹐按理不是周王尋常的出狩之地﹐細究自可體會出其深意。又如一些詞的運用﹐如征、伐、討及小歸、取師、棄師、殲、戕、用等﹐從中可以看出作者不同的感憎愛分明傾向。
然而﹐應該指出的是﹐《春秋》的“微言大義”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後人的穿鑿附會。為什麼呢﹖這不能不從《春秋》的史料來源談起。《春秋》可以肯定不是孔子的獨立創作﹐在孔子之前﹐可能有一部類似於《春秋》的著作。這部著作中﹐記載的都是魯國的舊史。由於這部舊史的作者出於不敢直書以及材料來源本來有限﹐再加上流傳過程中的脫簡漏簡等原因﹐孔子用來寫《春秋》時已錯漏百出。《春秋》寫成後﹐本身又存在著一個不斷脫簡漏簡等問題﹐所以﹐後人看到的《春秋》就有了很多脫漏。我們這樣說﹐實際上是認為﹐《春秋》中的所謂“微言大義”﹐其實是《春秋》本身由於文體的簡略、流傳中的錯漏等客觀原因造成的格■不通﹐不易索解﹐而非孔子的主觀行為或明確的寫作目的。例如《公羊傳》和《谷樑傳》以《春秋》書日月與否為褒貶。
因此﹐在解釋《春秋》中隱公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營﹐辛未取郜﹐辛已取防”的時候說﹕“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公羊傳》往往說《春秋》中記載諸侯取邑是不記載具體日期的﹐《春秋》中的這條記載打了他的嘴巴。為什麼別的地方不記載具體日期﹐而這裡又記載了呢﹖《公羊傳》的解釋是一月之中取兩邑﹐而且這樣寫﹐是為了顯示出魯隱公罪惡的嚴重。然而﹐《公羊傳》又一向認為﹐《春秋》是一向“為尊者諱”的。這不禁讓人提出疑問﹕在這裡為什麼《春秋》又不“為尊者諱”了呢﹖
由此可見﹐《公羊傳》的解釋實在過於牽強附會﹐也太互相矛盾了。其實﹐《春秋》有的地方不書月日﹐不是作者不想書﹐而是事情發生的具體日期連作者也不清楚了。公羊家據此大作文章﹐實在有點可笑。又如﹐公羊家說﹐孔子作《春秋》的大義是為了尊王攘夷﹐據此還認為孔子具有“大一統”、“譏世卿”思想。先秦並無“一統”觀念﹐三代雖有最高國君﹐但各國林立﹐並不統一。春秋時代﹐吳、楚等國先後稱王﹐與周王室並列﹐孔子亦未主張一統天下﹐隻是要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從而維持著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的等級制度。一統說當出自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漢代的一些公羊家根據秦漢間流行的一統思想﹐認定孔子也具有一統觀念﹐這就與事實嚴重不符﹐違反歷史的真實了。
從漢代以來﹐《春秋》就被人推崇備至﹐被列為經﹐認為是史家修史的理想范本。“《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千百年以來﹐人們用盡心力去研究學習它﹐卻多不得正解﹐歷史發展到了今天﹐恐怕該是對它進行正本清源的時候了。
《左傳》
《左傳》﹐亦名《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傳》。書名的不同﹐實際上反映了古人對這部書的不同看法。根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的記載﹐這部書原名《左氏春秋》﹐意思是一位姓左的人寫的“春秋”。“春秋”在當時是史書的通稱。稱之為《左氏春秋》﹐實際上是認為﹐這是一部與孔子的《春秋》沒有任何關系的獨立的歷史著作。西漢末年﹐劉歆改稱這部書為《春秋左氏傳》。傳的意思是解釋﹐就是用自己的語言對經作解釋說明。稱之為《春秋左氏傳》﹐實際上是認為﹐這是一部解釋《春秋》這一經典的傳﹐而非一部獨立的歷史著作。所謂《左傳》﹐就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關於《左傳》與《春秋》的關系﹐從漢代以來一直就爭論不休﹐迄今尚無定論。
此書的作者是誰呢﹖歷史上的說法出入很大。司馬遷和班固明確地認為﹐《左傳》的作者是盲人左丘明﹐並說左丘明是魯國太史。有人認為這個左丘明就是《論語》中提到的與孔子同時代的左丘明﹕“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不過﹐很多人都不同意這一說法。清人認為﹐《左傳》是西漢劉歆從《國語》中取出材料﹐然後按照《春秋》編年而成。近人又認為是戰國吳起所作。說法紛紜﹐莫衷一是。《左傳》所記的年代與《春秋》相似。《春秋》記載的是從魯隱公元年（公元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而《左傳》記載的是從魯隱公元年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比《春秋》多十三年。看起來兩書所記的歷史時間差不多﹐但《左傳》的篇幅和內容遠非《春秋》所及。
與《春秋》一樣﹐《左傳》也是一部編年史。它廣泛地反映了春秋時期各主要諸侯國的政治、軍事、文化、商業等方面的情況。它具有以下文學特征﹕首先﹐《左傳》描寫了大量的戰爭﹐而且很善於描寫戰爭。春秋時期一些主要的戰爭﹐如晉楚城濮之戰、秦晉□之戰、晉楚■之戰、齊晉■之戰、晉楚鄢陵之戰等等﹐都在書中有非常詳細而生動的描寫。作者在描寫這些戰爭時﹐都不是單純地描寫戰爭﹐而是把戰爭放在政治、政治、外交等方面的激烈沖突中去描寫﹐而且寫得跌宕起伏﹐首尾完整﹐重點突出。例如晉楚城濮之戰﹐這是發生在魯僖公二十八年、決定晉文公霸主地位的一次大決戰。
作者先把晉、楚兩國的政治、君臣情況、外交鬥爭以及兵力、士氣等作為重點加以介紹﹐寫出晉國的主動與楚國的孤立﹐然後再用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描寫戰爭過程﹐中間還有一些戲劇性的描寫。這樣寫來﹐讀者對人心的向背、戰爭的準備等看得清清楚楚﹐不等雙方交戰﹐早就意料到了戰爭的勝負﹐從而顯得重點突出。又如齊魯長勺之戰﹐《左傳》中是這樣描寫的﹕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腹밿
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這一段文字僅有二百多字﹐卻寫得有頭有尾﹐情節起伏跌宕。作者寫戰爭的過程隻有短短的一段﹐而其他三段全描寫戰前戰後的情況。既有戰爭基礎的探討﹐又有戰後的深刻總結。語言簡潔精煉﹐不枝不蔓。而且曹劌的自信謹慎﹐有勇有謀的形象躍然紙上。
其次﹐《左傳》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具有獨特的成就。它所刻劃、描寫的人物很多都性格鮮明﹐生動傳神。作者往往把人物放在激烈的矛盾沖突中﹐通過人物簡短的語言行動的描寫來表現人物性格﹐而不是作靜態描寫。例如現在常常出現在各種課本中的那段對鄭莊公與共叔段鬥爭的描寫就很說明問題。鄭莊公雖然做了國君﹐但卻受到了母親姜氏和弟弟共叔段的內外夾擊﹐當共叔段在自己的封地內大肆擴張﹐擴大勢力﹐許多大臣都在替鄭莊公的命運擔憂時﹐鄭莊公卻不動聲色﹐隻簡單地對大臣說﹕“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等到共叔段自認為羽毛豐滿﹐與在都城中的母親姜氏裡應外合﹐準備進攻都城﹐把鄭莊公趕下台時﹐鄭莊公知道消息後﹐隻說了兩個字“可矣”﹐並一舉粉碎了姜氏與共叔段的陰謀。本來﹐鄭莊公已發誓一生不見母親姜氏覬□牷慰雁芊憐w患盎迫□□尷嗉□病鋇幕埃□瘓茫□從滯詰氐潰□詰氐樂杏□蓋紫嗉□ＶＷ□□歡□□□□且蛭□醯貌□□艿艿氖被□刮闖墑□﹗岸嘈脅灰灞刈員校□庸麼□□鋇幕氨礱髁慫□鈑諧歉□□夏鄙釧恪５鵲焦彩宥握□狡鴇□保□□檔摹翱梢印倍□直礱髁慫□訓攘撕芫昧恕Ｎ□裁粗Ｗ□□□鵲焦彩宥握□狡鴇□輩攀帳八□□澂輝繚綞□鄭空庖彩撬□夏鄙釧愕謀硐幀Ｋ□庋□觶□梢員硎咀約菏遣壞靡眩□約翰槐氐５比魏巫錈□□唄畚□翱傷擔□裨蛺□興鷯謐約旱男蝸罅恕５彼□諍罄捶11鐘□蓋子辛遜歟□興鷯謐約旱男蝸螅□贍艿５輩恍５淖錈□保□□砩細謀淞順踔裕□□蓋字毓橛諍茫□蜆□謔髁２□約盒19擁男蝸蟆Ｔ謖舛蚊櫳粗校□Ｗ□□囊謊砸恍形薏槐硐殖鏊□搶夏鄙釧恪12槲苯普╕男願瘛﹗蹲蟠□分校□嗨樸謚Ｗ□□庋□拿櫳純梢運當缺冉允恰?
《左傳》還注意描寫人物性格的發展變化﹐而不是靜止不動的。晉文公重耳就是這樣的典型例子。重耳年輕時﹐重耳的父親晉獻公聽信了寵姬驪姬的讒言﹐逼死太子申生﹐因而連累重耳。在隨舅父和大臣們奔狄﹐經過衛、齊、曹等國時﹐重耳還是個花花公子。如在狄和齊時﹐娶妻生子﹐貪圖安逸。在齊國﹐他又娶了姜氏﹐臨走時不聽妻子勸說﹐喝醉酒後﹐還用戈追刺舅父。這些情節﹐說明重耳天真、幼稚﹐且胸無大志。但是﹐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使他逐漸成熟﹐返國後終於成為一個雄心勃勃的創立霸業的國君。他在城濮之戰中“退避三舍”以報楚﹐在“踐士之盟”中“出入三覲”等﹐無不表現了他的成熟與老謀深算。他的成熟與老謀深算使他最終成了春秋五霸之一。這樣寫來﹐不僅勾勒出重耳一生的大致輪廓﹐而且表現了他性格的發展演變。在《左傳》中﹐有很多類似於重耳這樣的例子。
另外﹐《左傳》的語言既有精練傳神的一面﹐又有善於辭藻的一蟾窖熀椈砡u□□鈉□吵□字□降拿櫳粗校□茇鄣撓□約蚨潭□揮懈魴浴Ｈ緲□沸床茇鄞鷥聰縟說幕埃骸叭饈痴弒桑□茨茉賭薄保□驕倉瀉□□恚□硐至瞬茇鄱源錒俟筧說那□佑胱孕擰Ｐ慈爰□笥胱□□奈蝕穡□茇鄣撓鍥□婊豪渚玻□硐至瞬茇勰托奶窖埃□12右運伎嫉那樽礎Ｕ匠∩希□茇鬯□檔摹拔純傘薄Ⅰ翱梢印薄Ⅰ拔純傘薄Ⅰ翱梢印保□浞直硐至瞬茇鄣墓□嫌兄骷□Ｗ詈蟛茇墼謐芙□秸□□□腦□蚴保□直硐至瞬茇凵樸諮源牽□哉秸□兇派羈痰募□狻?
在敘述語言上﹐也充分表現了精確、簡煉、傳神的特點。如用“乃入見”表現毅然入見﹔用“公將鼓之”、“公將弛之”﹐表現莊公那種急於求成的急躁性格﹔“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用“視”、“望”分別表示下看和遠眺﹐等。無論是敘述語言還是人物語言﹐都表現簡煉傳神的特點。所以清人馮李驊《讀左■言》說《左傳》“凡聲情意態﹐緩者緩之﹐急者急之﹐喜怒曲直﹐莫不逼肖。”同時《左傳》又有追求辭藻的一面。例如﹐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季札論樂﹕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這裡﹐作者用了大量的排偶句來排飾語言﹐顯得華美而流利。季札仿佛不是在評論《頌》﹐而更像是六朝人在作賦。正因為如此﹐所以韓癒在《進學解》中說“《左氏》浮夸。”
《左傳》不僅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也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及思想價值。
《左傳》的史料價值主要有表現在三方面﹕第一﹐史料的真實性。《左傳》作為一部歷史著作﹐它所寫的一些人物和故事以及軍事、外交、宗教、貿易、經濟等方面的情況﹐都不是憑空捏造的ㄐ慼憬譬i妨俠叢吹模□渲械拇蠖嗍□際欽媸悼尚諾摹６□矣捎誆□□氖貝□顯紓□植皇槍俜絞肥椋□蚨□仙偌苫洌□梢員冉獻雜傻匭醋鰨□槐匚□鷲□洌□櫓寫罅坑泄馗□□持握叱笮械拿櫳純梢災□髯髡呤竊諞恢直冉獻雜傻幕肪持行醋韉模□餼塗梢員Ｖ□□貝嬲媯□□秩【□□恍槎瘢□灰□瘛８□笫賴墓俜絞肥橄啾齲□□□噠媸敵浴?
第二﹐記事詳贍。春秋時代由於年代久遠﹐今天我們已很難了解其詳情了。要研究這一段歷史﹐隻有借助於《春秋》及《左傳》等書了。而《春秋》記事過於簡單﹐有時一件事隻用一個字來寫﹐多的不過十多字﹐讀者在讀《春秋》時﹐往往不知它所記事情的起始本末﹐因而如墜煙霧。相比之下﹐《左傳》就詳細全面得多了。而且《左傳》與《春秋》所記載的年代基本相同﹐兩相對照﹐就更能顯示出《左傳》的史料價值了。如描寫鄭莊公與其弟共叔段之間的矛盾沖突﹐《春秋》隻有“鄭伯克段於鄢”六字﹐而《左傳》不令說明了鄭莊公與母親姜氏、弟弟共叔段之間矛盾的起因﹐更詳細地描寫了姜氏與共叔段如何內外勾結﹐準備把鄭莊公趕下台﹐以及鄭莊公如何粉碎母親和弟弟的陰謀﹐結尾還有鄭莊公與母親如何和好如初的戲劇性描寫。
首尾詳備﹐清楚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交代得一清二楚。假如沒有《左傳》﹐我們無論如何是難以明白“鄭伯克段於鄢”的具體過程的。所以桓譚說﹕“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裡﹐相待而成。有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太平御覽》卷610）桓譚雖然是從解釋《春秋》的角度來評價《左傳》的﹐實際上也指出了《左傳》史料詳贍的特點。第三﹐記事全面。《左傳》不僅記事詳贍﹐而且記事全面。由於它的字數比《春秋》多得多﹐因而《春秋》中許多沒有記載的事﹐在《左傳》中卻有記載。假如沒有《左傳》的記載﹐這些事就很可能永遠湮沒無聞了。
從涉及的范圍來說﹐《左傳》的涉及面很廣﹐大到軍國大事﹐小到家庭瑣事﹐政治、經經濟、外交、宗教、天災、貿易等﹐無所不包﹐為我們研究春秋時期的各國情況提供了大量史料。它所引述的古代史料如魯昭公十七年的郯子論官、魯襄公四年的魏絳論和戎、魯昭公二十六年的王子朝告諸侯等﹐為我們研究上古圖騰崇拜﹐夏初的後羿寒浞﹐西周王室興衰提供了難得的史料。我們今天所了解的春秋時代的歷史狀況﹐主要就是靠《左傳》提供的基本線索﹐再由其他資料配合加以說明。所以﹐沒有《左傳》記事的全面性﹐春秋時期的許多事情就隻能付之闕如了。
作為一部歷史著作﹐《左傳》表現出來的一些思想觀點和政治傾向是十分可取的﹐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對統治者的一些暴行、醜行作了無情的揭露。如在宣公二年載﹕“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台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而熊□番不熟﹐殺之﹐置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揭露了晉靈公的殘暴。正因為作者認為晉靈公是一個“不君”（不合為君之道）的國君﹐所以﹐以後晉靈公被大臣所殺﹐作者也認為理所當然。又如宣公十年載﹕“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征命似女（汝）。’對曰﹕‘亦似君。’”陳靈公君臣與夏姬通姦﹐所以以夏姬的兒子征舒開玩笑。這裡寫出了陳靈公君臣的無恥。
第二﹐比較重視民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民本思想。《左傳》常常通過一些歷史事件﹐說明民在政權得失上和戰爭勝敗上的重大作用。如魯國大臣季氏由於采取了一些有利於民的措施而取得了魯國的政權﹐魯昭公卻因為失掉民心而被逐出國。於是作者在昭公二十五年借樂祁的話說﹕“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又借史墨的話對這件事評論道﹕“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說魯君因失掉民心死在外面﹐也不值得同情﹐其感情傾向是十分明顯的。又如襄公十四年記載師曠就衛獻公被國人趕跑的事對晉悼公說﹕“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這樣的君主是不會被趕走的﹐而像衛獻公那樣的“困民之主”﹐使民絕望﹐弗去何為﹖”公開主張將“困民之主”趕下台。
又如在魯哀公元年記載逢滑對陳懷公說﹕“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是否重視民﹐是福禍的根本所在﹐這就把民放到了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第三﹐比較重視人的作用。殷周以來﹐有神論的天命思想在社會上廣為流行﹐並成了一種居於支配地位的思想。這種思想認為﹐天神或上帝是天地間最高的主宰﹐所有自然現象的變化以及人類社會的活動﹐都是受天或上帝的意志支配的。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天或上帝、神支配一切的觀念開始動搖了。《左傳》就反映了人們在一定程度上主張“天人相分”﹐天道或神不能幹預或者不能完全幹預人事的思想觀念。如昭公十八年﹐記載鄭國發生的一件事。
當時由於大風﹐宋、衛、陳、鄭幾個國家都接連發生火災。鄭國大夫裨灶主張用寶物祭神以■除火災。而主持鄭國政事的子產卻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意思是天道遠不可及﹐不如不去管它﹔人道近在眼前﹐為何舍近求遠﹖後來的事實証明﹐子產的看法是正確的﹐鄭國並沒有因為沒有祭神而發生了火災。又如桓公六年﹐記述了季樑與隨侯的一段對話。當時楚武王正要伐隨﹐隨侯要大舉祀神﹐認為這樣就可以取勝﹐而季樑卻勸說道﹕“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聽從了勸說﹐沒有祀神﹐而是努力“修政而親兄弟之國”﹐楚國知道後﹐就不敢進攻隨了。這裡實際上是用事實証明了國家安危全在人事﹐而非神道。
所有這些都表明了《左傳》的作者已很重視人的作用﹐而對天道、鬼神則有一定程度的懷疑。此外﹐《左傳》對愛國主義的讚揚也是很明顯的。如僖公三十三年記載了鄭國商人弦高犒賞秦師﹐從而解救了鄭國。定公四年記載了楚國申包胥哭秦庭﹐終於說服秦國出兵﹐拯救了祖國的危亡﹐等等﹐都表明了《左傳》對愛國主義的讚揚。當然﹐《左傳》有不少地方宣揚了封建道德思想和某些宿命論的觀點。但是﹐瑕不掩瑜﹐《左傳》作為一部在史學、思想、文學上具有重大價值的歷史名著﹐將永不失魅力。樑啟超認為《左傳》的出現是“商周以來史界之革命”、“秦漢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中國歷史研究法》）這話一點也不過分。
《國語》
◇一《國語》一名《春秋外傳》﹐又叫《左氏外傳》。西漢時著名史學家司馬遷說過﹕“左氏失明﹐厥有《國語》”。古人據此認為《國語》與《左傳》的作者一樣﹐都是左丘明。因《左傳》是左丘明的主要著作﹐而《國語》的內容與《左傳》有相似處﹐所以稱之為《左氏外傳》。《國語解‧韋昭序》說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因《春秋》作《左傳》﹐因“雅思未盡﹐故復興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論魯悼、智伯之誅﹐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
但從唐代開始﹐人們懷疑左丘明是《國語》的作者。原因是﹐《左傳》的作者不一定是左丘明﹐《國語》的作者也就不能肯定了。從《國語》和《左傳》兩部書的風格看﹐不像是出於一人一手﹐而是兩部風格截然不同的著作。就是在《國語》本身﹐各部分的作者可能就不一樣。例如《周語》、《魯語》語言平緩﹐而《吳語》、《越語》語言恣放。《國語》各部分的起訖時間和記載方式自成系統﹐並多有重復的記載。這些都說明﹐《國語》不一定出於一人之手﹐很可能是各國史官的記載﹐經過某人的整理編纂而成。
《國語》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國別史﹐在體例上與《春秋》和《左傳》不同﹐它是分國記事﹐而非按年記事。它全書共二十一卷﹐內有《周語》三卷、《魯語》二卷、《齊語》一卷、《晉語》九卷、《鄭語》一卷、《楚語》二卷、《吳語》一卷、《越語》二卷﹐分別記載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的史事。《國語》所記的事﹐各部分有所差別。《周語》始於穆王﹐終於敬王﹔《晉語》始於武公﹐終於昭公﹔《楚語》始於莊王﹐終於白公之亂﹔《魯語》始於莊公長勺之戰﹐終於春秋末年﹔《齊語》專記管仲輔佐桓公稱霸的事跡﹔《吳語》、《越語》主要記吳越爭霸、夫差與勾踐的事﹔《鄭語》僅記鄭恆公的事。年代及內容各不相同。
總的說來﹐《國語》所記的事﹐上起周穆王征伐犬戎（約公元前967年）﹐下至晉智伯被滅（公元前453年）﹐共約五百多年的歷史。其中﹐除《周語》、《鄭語》記有少量西周歷史外﹐多數記的是春秋時期的歷史。春秋時期﹐各國爭霸﹐出現了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夫差、越王勾踐這五霸﹐在這五霸中﹐晉國稱霸的時間最長﹐所以《國語》中對齊、楚、晉、吳、越這五霸興衰的過程都有詳細的記載﹐尤以《晉語》為最詳。雖然《晉語》最詳﹐所佔篇幅最多﹐但並不意味著全書是以晉國為中心來記事的。
《國語》雖然以國家為線索來記事的﹐但在編排上並不是沒有一定的順序和全面的安排的。當代著名史學家白壽彝先生指出﹐《戰國策》的編排主要按照兩個原則﹕一是以周王朝為中心﹐按周與魯齊晉鄭的關系﹐諸夏與蠻夷的關系來安排﹔二是以各國興起的先後順序為順序。首列《周語》﹐顯然反映了作者尊崇周的意思。其次是《魯語》、《齊語》﹐這是因為這兩國是西周建立的股肱之國﹐魯是周公長子伯禽的封國﹐齊是姜尚的封國﹐先魯後齊﹐這是由於魯跟周王朝的關系更加親密。再次是《晉語》、《鄭語》﹐這兩國是在西周末年逐漸興起的﹐曾對周平王東遷盡了力﹐是東周建立過程中的兩個股肱之國。最後是《楚語》、《吳語》、《越語》﹐這三國是所謂荊蠻之國﹐自當排在中原各國之後﹐而在三國之間則按興起的先後為順序。
與《左傳》和其他先秦史書相比﹐《國語》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側重於記言﹐記事則比較簡略。例如﹐《左傳》與《國語》都記載了齊魯長勺之戰。《國語》用了一百九十三字﹐《左傳》用了二百一十八字﹐篇幅基本相同。《國語》記載曹劌問戰與曹莊公對話用了一百七十一字﹐對於曹劌問戰的原委、長勺之戰的經過基本不記﹐僅用“長勺之役”四字交待曹劌問戰的時間和背景。《左傳》則完全不同﹐寫曹劌為什麼問戰的原因用了四十三字﹐長勺之戰的經過用了五十二字﹐分析長勺之戰齊敗魯勝的原因用了五十四字﹐而記載曹劌問戰與魯莊公的對話僅六十一字。
由此可見《國語》與《左傳》的不同。下面的這段文字可見《國語》的特點﹕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在這段二百三十多字的文章中﹐記載了周厲王被流放的原因、經過。其中﹐邵公的說話（言）佔了幾乎百分八十的篇幅。而事情的緣起及結局則寫得十分簡單﹐往往一筆就帶過。這可以看出作者的重點所在。
當然﹐《國語》中的言並不是殘叢瑣語﹐而是有關國計民生、國家興亡的“治國之善言”﹐從上文所引“邵公諫厲王弭謗”中邵公所講的話可見一斑。《國語》在寫法上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在每件事情的議論結束後﹐往往要點明這一事件發展的結果或它在歷史上產生的影響。例如上文所引“邵公諫厲王弭謗”﹐在邵公的議論之後﹐寫了周厲王不聽勸諫的結果﹕“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又如《國語》中記載虢文公諫宣王不籍千畝﹐以“王不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寫出周宣王不籍千畝的結局。這種卒章顯其志式的結束方式﹐一方面顯示出作者的感情傾向﹐另一方面也加強了議論﹐以事實証明了議論中心的觀點。
◇二《國語》在寫作上有鮮明的特色﹐同時又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價值的歷史著作。可以說﹐其史料價值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國語》基本上勾畫了西周至春秋時期社會政治變動的大致情況。《國語》與《左傳》在內容上有一致的地方﹐但由於《左傳》是編年史﹐因此﹐受體例的限制﹐一些完整的歷史事件被分割開來了。而《國語》則可以更完整更連貫地反映出事件的全過程。周、魯、齊、晉、鄭、楚、吳、越的重要歷史事件基本上得到了反映。以《晉語》為例﹐它先記載了武公伐翼、獻公伐驪戎、獻公作二軍以伐霍﹐描述了晉的興起過程﹐再記載獻公死後晉國內亂、惠公與秦的戰爭以及失敗、文公重耳的流亡以及回國後稱霸、靈公中衰、悼公復霸、平公時諸侯叛晉﹐霸業衰落﹐最後以韓、趙、魏三家分晉﹐完整地反映了晉國由興而盛﹐由盛而衰的歷史﹐線索非常清楚。又如《越語》不僅記載了越國是如何被吳國滅亡的﹐更生動地記載了越王勾踐如何經過臥薪嘗膽﹐發奮圖強﹐最終滅亡了吳國的全過程。
二、《國語》中包含著豐富的反映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資料。例如﹐說明當時土地制度、賦稅變化的﹕“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陵阜陸□堇﹐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逐。’”（《齊語》）這裡“相地而衰征”﹐就是說要根據不同的土地征收不同數量的稅﹐這是春秋時的一種征收賦稅方法。這就為研究春秋賦稅制度提供了資料。說明當時冶煉情況的﹕“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鋤、夷、斤、■﹐試諸壤土。”（《晉語》）說明當時刑制的﹕“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
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撲﹐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魯語》）是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寶貴資料。說明當時樂制的﹕“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大小器用於是乎生﹐故聖人慎之。”（《周語》）由於《國語》反映的社會生活很廣﹐內容很豐富﹐所以樑啟超說﹕《國語》“其敘述不局於政治﹐常涉及全社會之各方面”﹐對於“所謂‘瑣語’之一類﹐亦采擇不遺。故能寫出當時社會之活態﹐予吾輩以頗明了之印象”（《中國歷史研究法》）。
三、在《國語》中保留了許多遠古傳說﹐是研究中國上古史及神話傳說的寶貴資料。例如《鄭語》中載﹕“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栗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
又如《魯語》載﹕“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後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後氏■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以上材料是研究夏、商、周歷史的寶貴材料。而《魯語》中記載的防風氏被舜殺後﹐其骨專車的傳說﹐則是研究上古神話傳說的可貴資料。諸如此類的記載﹐在《國語》中不計其數。
四、《國語》可補《左傳》之不足。總的來看﹐《左傳》的內容要比《國語》豐富﹐但是﹐《國語》又可在很多方面補《左傳》之不足。例如﹐《左傳》對周王室記載得很簡略﹐而《國語》則有三卷《周語》﹐從周穆王開始﹐經恭、厲、幽、宣、襄、定、靈、景、敬﹐共記載了十王大事﹐完全可以從中了解西周後斯周王室的衰弱﹐東遷後五室的內亂以及各大諸侯國對周王室的幹預。又如《左傳》對吳、越兩國的記載很少﹐《國語》則相當完整的記載了吳、越兩國的興衰。從文學價值來說﹐《國語》在整體上不如《左傳》﹐這是因為《國語》側重記言﹐缺乏對人物性格的塑造刻畫。
但《國語》也有其長處和特色。其具體的表現是﹐在語言上﹐《國語》較平易曉暢﹐不像《左傳》那樣古奧。《國語》在結構上更完整系統﹐敘事有始有終﹐無支離破碎之感。由於以議論為主﹐其中的很多議論實際上是相當完整的論說文。在描寫上﹐《國語》也有其生動傳神之處。如《晉語四》寫晉公子重耳流亡齊國時﹐其妻姜氏勉勵他回國﹕“有晉國者﹐其子而誰﹖”重耳胸無大志﹐貪圖安逸﹐卻說﹕“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其妻苦勸不聽﹐隻得與重耳的舅父子犯商量﹐采取了以下措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知饜乎﹖”
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子犯）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這一段記述﹐具體而有趣味﹐人物的言行、性格栩栩如生。相比之下﹐《左傳》也寫到了同樣的內容﹐但不如《國語》生動。再如《越語》中寫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奮發圖強的過程﹐栩栩如生地寫出了越王勾踐不屈不撓的性格﹐因而使之成為中國歷史文學中的名篇。而正因為其生動性﹐所以臥薪嘗膽等成了今天還襲用的成語﹐勾踐的故事成為激勵人們奮發圖強的典范。從這個意義上說﹐《越語》塑造了一個百代不朽的形象。
《國語》無論在寫法還是內容上都有創造性的貢獻﹐既是史學名著﹐又有一定的文學價值。然而﹐秦朝焚書時﹐它也屬被毀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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饑食維生素﹐渴飲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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