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香堂集》
文集。明代陳繼儒所撰。共十卷﹐崇禎年間刻。
陳繼儒家世﹐生平、作品見前篇所敘。陳繼儒是晚明名士﹐工詩善文﹐尤其對於那種“芽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韻外韻”的小品文十分傾心﹐因而在他的《晚香堂集》中有不少反映其名士心態和生活情趣的小品文字﹐有些評論家以輕佻纖巧貶抑這類文章﹐其實這些作品比那些文以載道的宏文更富有文學色彩﹐更值得一讀。
陳繼儒的散文創作﹐題材十分駁雜﹐內容非常廣泛﹐世俗化、情趣化的傾向較為明顯。他談茶﹐認為它能給人以“幽韻如雲”的情趣﹐他談酒﹐提倡微醺﹕“予不飲酒﹐即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清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敬。”隻有“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他談奇好﹐要求人們“無以六經解嘲”。他談園林﹐注意“荒坡遺跡”。他談人生的種種體驗﹐有情也有豪﹔有奇﹐也有素﹐可謂豐富多彩。散文的形式也呈現出多樣化的面貌﹐有的寫得簡樸﹐有的寫得艷麗﹐有的寫得空靈﹐他的散文創作正是晚明文化具有市民化特征的必然反映。
陳繼儒是晚明遺民﹐明末清初很多文章都談到過他﹐都說他在晚明時期名氣很大。《列朝詩集》載﹐許多人都想與陳繼儒交友﹐唯恐配不上他。陳繼儒又到處招吳越一帶的窮儒志者﹐“使之尋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瑣言僻事﹐蒼■成書﹐流傳遠近﹐款啟寡聞者﹐爭購為枕中之秘。於是眉公之名﹐傾動寰宇。”遠到夷酋土司﹐都搜尋他的文章詩作﹔近到酒樓荼館﹐都懸掛他的畫像。甚至窮鄉小鎮裡﹐那些賣大餅﹐賣豆豉的人都知陳陣繼儒的名字﹐天子都聽說了他的聲名﹐屢次下詔征用他為官﹐《靜志居詩話》載﹕“仲醇以處士虛聲﹐傾動朝野。”
府縣官員的好壞與否﹐都由他一句話說了算﹔詩歌文章的優劣與否﹐也都由他看過了才行。甚至吳越一帶的綢布﹐都用他來命名﹐燒水女子、賣餅師傅都以稱呼陳繼儒的字為榮耀。這些當然有些名不符實﹐不過﹐陳繼儒在當時倒的的確確是一位大名士﹐否則﹐不會有那麼多書都用“名聲傾動朝野”來形容他。由於陳繼儒的名聲很大﹐所以請他題詩作序的人便接踵而至﹐絡繹不絕。陳繼儒為人十分隨和﹐凡來向他求詩作文的人﹐無論是村野小民﹐還是王公大臣﹐一概都來者不拒。他替人題詩作文喜歡援古論今﹐旁征博引﹐以此來顯示自己見多識廣﹐學問淵博﹐正因為如此﹐他的《晚香堂集》才會無意中在清代遭到禁毀。
陳繼儒有個朋友叫顧玄岳﹐官居南雄知府﹐其子元善為平湖令。有一次﹐顧元善把自己所做的詩文集《虎嘯軒稿》寄給陳繼儒。由於求序的人是自己的兒子﹐更需要美言一番。於是他便從集名的“虎”字上片發開來。他說﹐文章猶如一隻猛席﹐題目有鬥而且有糾﹐元善解開了它。他的筆如同達摩異僧的禪杖一樣神奇。題勢猛悍﹐可是元善左右逢源﹐駕馭自如﹐就如同楊忠打虎時的左手挾腰﹐右手拔舌。全篇文章題意貫而題名不出現﹐這又好比李廣射箭﹐見虎而不見石。從文章來看。元善的才識膽略非同一般﹐很有些英雄氣概﹔然而文章小技﹐筆墨偏師﹐根本不足以展露其八面之才於萬一。
現在全國形勢動盪不安﹐東省黔蜀一帶表面上看好像還比較安定﹐沒有敵人的騷擾和侵略﹔但是全遼幾千余裡的土地上已經飄盪起侏離之樂﹐敵人的狼煙已在那裡點燃。而且“奴酋”還企圖引誘蒙古﹐凱覦朝鮮。元善寫的這本《虎嘯軒》稿﹐恐怕不僅僅是要在文章中表現他的俠義之氣﹐他的英雄的意念可是深遠的很。這篇文章中由於觸犯了清朝統治者的忌諱﹐所以使整本文集都遭到了禁毀的命運﹐因為陳繼儒在文章中提到的“侏離”是東夷的音樂﹐而“奴酋”當時則是指清太祖努爾哈赤。
需要說明的是﹐陳繼儒此書被禁不僅僅隻是因為這一篇文章﹐因為他替別人作的文章實在太多﹐所以留下的把柄自然也多。我們不妨再舉一例。新安漁村有叔侄二人﹐叔叔程沖鬥﹐侄子程見我﹐在種地打漁之余﹐都喜歡擺弄弓箭﹐時間一長﹐關於立法、身法、手法、審法挽法、措法、決拾法、調弓矢法、藏弓矢法等等﹐也摸索出了一些經驗。於是﹐叔侄二人便合作寫成一本關於射箭道理的小冊子﹐取名叫《射經》。為了替自己的書增加點光彩﹐他們還去求當時名聲極大的陳繼儒給他們的書寫一篇序文。陳繼儒欣然允諾﹐大筆一揮﹐慷慨成文﹐為他們美言了一番。文章按陳繼儒的慣例﹐從援古開始。他說﹐《春秋》之義﹐大夫不藏甲﹐可是對於射箭一事卻從不諱言。《春秋》上所說的“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這些大概是取之於《易經》上的癸卦﹐《禮記》上也曾說過﹐天子、諸侯、卿大夫的射禮有三種﹐一為大射﹐二為賓射﹐三為燕射。《周禮》上則記載有管理弓矢的人掌管六弓、四弩﹐八矢的方法。傳說中黃帝的臣子揮作弓﹐夷牟作矢﹔而且孔子也曾經在瞿相之圃學習射箭﹐以致周圍觀看的人擠得滿滿的。這些都說明古人的聖賢對射箭這件事都是非常重視的。現在我朝規定﹐學宮的旁邊都要設立射圃﹐每年冬季時節召集材官良家子弟考試時﹐也是先考騎射功夫﹐後考文藝﹐可是能射箭沒鏃的人﹐一百個人當中也挑不出一個來。這難道能責怪他們嗎﹖因為射箭的決竅沒有留傳不來啊。從前王思永在成都學習射箭﹐技工曹嚴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於是寫成了《嚴悟射決》一書﹐韋韞向張宗學習射箭﹐也寫出了《九鏡射經》。
後來又有很多關於射訣的書寫成﹕張仲殷有《射訓》﹐王越石有《射議》﹐錢師益有《益律射格》等等。可惜現在的青年一輩對這些古人的書都沒聽說也見不到﹐那些老將雖然學到了一點可是又沒有精通。因此語焉不詳。幸虧程沖鬥、程見我叔侄二人采擇其中的要旨加入一部分自己的發明創造﹐並且用圖畫來表示﹐所以這本《射經》非常完備﹐深得射中三昧﹐程沖鬥、程見我叔侄二人可不是想要憑借此書與■兜夷牟之輩鬥技搏肘﹐然後以此撈個一官半職。他們隻是恨東夷不自量力﹐侵略中原﹐深入為寇寂﹔又恨士大夫們隻知道手捧著寶箱玉版之書刻苦攻讀﹐卻不懂得練習射箭是練兵的基礎。現在如果把這本《射經》轉呈朝廷﹐然後頒示全國各地良家子弟﹐那麼人人都會成為李廣﹐成為養由基﹐處處都成了青城澗﹐假如哪裡有小人作亂﹐隻要以一矢相加﹐就能叫他們變得服服貼貼。那樣一來﹐還怕什麼東夷呢﹖陳繼儒寫這篇序文的本意是要把程氏叔侄的人品和書吹捧一番﹐但是他這樣從古到今海闊天空地寫﹐卻觸犯了清朝統治者的忌諱﹐因為序文中所提到的東夷﹐在明代就是指女真人﹐這是清朝統治者絕對不能忍受的。
陳繼儒的這本《晚香堂集》﹐就是在類似以上兩篇那樣為別人寫的序文中觸犯了清朝的忌諱在乾隆時期遭到了禁毀。
《陳眉公集》
詩文別集﹐明代陳繼儒所撰。共六十卷。崇禎年間刻。
陳繼儒（1558─1630）﹐明代詩文作家、書畫家、字仲醇﹐自號空青﹐又號眉公﹐一號麋公﹐亦稱白石山樵﹐華亭（上海鬆江）人。年少之時乃高材生﹐與董其昌、王衡齊名。二十一歲補諸生﹐二十八歲棄去﹐取儒衣冠齊焚之﹐隱居於小昆山之陽﹐設館課士﹐但結交仍然十分廣泛。清亡後﹐築室東佘山﹐杜門著述。他為人重然諾﹐饒智略﹐對於達官貴人﹐不顯清高﹐樂於往還﹔對於窮困儒生﹐也不加嫌棄﹐盡心資助﹐人稱他為“山中宰相”﹐在當時影響極大。陳繼儒著述繁豐﹐據《四庫全書》所收﹐達三十余種﹐其詩文初刊刻成《白石樵真稿》二十四卷﹐尺牘四卷﹐集前有崇禎九年（1636年）﹐董其昌序﹐章台鼎序。後來由其贅婿湯天節輯刻成《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二十四卷﹐集前有王思任序﹐陶挺序。
後由其子陳夢蓮及吳震元等人輯刻成《陳眉公先生全集》﹐凡六十卷﹐卷首一卷﹐集前有方岳貢序。本來全集有四刻﹐此為一刻﹐但此集刻成後﹐未幾明亡﹐後面三刻也未付梓。此外。他還有重訂的《眉公雜著》四十八卷﹐《古今詩話》八卷。散曲集《清明曲》一卷﹐《古文品外錄》三十四卷﹐《秦漢文膾》五卷﹐《古逸民傳》二十二卷。《古論大觀》四十卷﹐《文奇豹斑》十二卷﹐《樂府先存》三卷等。輯《國朝名公詩選》十二卷﹐上自高啟、王冕﹐下迄李贄、屠隆等。所輯《寶顏堂秘笈》四百五十七卷﹐保存了一些小說和掌故資料。
陳繼儒工詩善文﹐兼善繪畫﹐對小說﹐戲曲亦有研究﹐曾注釋《西廂記》、《紅拂記》、《琵琶記》等﹐作雜劇《真傀儡》其詩也以小詩取勝﹐陳田在《明詩紀事》中認為﹕“眉公小詩頗有別趣。”他的許多詩重在表現情趣﹐如《花朝》就充分體現了這個特點﹕“美滿春眠起較遲﹐五更常失憶橋期。愁添白發餐雲母﹐戲寫青山付雪兒。暖玉棋消千日酒﹐冷金箋寫百花詩。近來學得長生訣﹐一味賣呆兼賣疾﹐”所作詩歌﹐淺近明白﹐瀟灑自如﹐有些小詩尚有民歌風味。
《陳眉公集》在清代之所以被禁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集中的《建州策》一文。在此文中﹐陳繼儒站在明朝的立場上﹐向朝廷獻計獻策﹐同時書中還有些地方提到明末建州女真的事﹐這是清帝極為忌諱的﹐所以這本集於也當然遭到了禁毀的命運。
明萬歷四十七年﹐薩爾滸之戰明軍大敗之後﹐許多官僚士大大夫極為震驚。女真人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以漢族傳統觀念看﹐這叫“乾坤反覆﹐中原陸沉”﹐“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在一部分知識分子中間有著相當激烈的民族敵愾情緒﹐他們自此十分關注遼東的形勢﹐紛紛為明廷出謀獻策。陳繼儒這時雖已隱居昆山﹐但對於時事卻仍然十分關心。天啟三年﹐他也向朝廷獻上了一篇關於對付後金的策文﹐即《建州策》。在此文中﹐陳繼儒提出了幾點關於對付後金努爾哈赤的辦法﹐陳氏認為﹐從當前的形勢來看﹐如果僅僅是建酋努爾哈赤本人並不是很難對付﹐怕的是他與東西兩方面的敵人聯合起來﹐這樣勢必會給明朝的社稷江山造成極大的威脅。當初李寧遠攻打阿台時﹐誤殺了努爾哈赤的祖父和父親﹐由於可憐努爾哈赤的孤苦﹐因此賞給了他龍虎將軍的尊貴官爵。
於是﹐努爾哈赤才得以號召東方﹐盡收各家的故地﹐並且連南關（即海西女真一部﹐由於居處於開原以南﹐故有此稱呼。居處於開原以北的海西女真則稱為北關）也吞並了﹐現在他又與北關之婿宰賽婚好﹐企圖引誘宰賽吞並北關﹐所以北關的形勢也已經岌岌可危﹐這就是努爾哈赤的東合之策。什麼是西合呢﹖由於北關地處於開原之處﹐是東蒙古和西蒙古的喉嚥骨梗之處﹐因此努爾哈赤要想在遼左有所作為﹐稱霸此地﹐一定要聯合西蒙古﹐而聯通西蒙古則一定要經過北關。萬歷甲午（公元1594年）之戰﹐邊臣企圖誘殺宰賽﹐努爾哈赤給宰賽通風報信﹐宰賽才得以逃脫幸免﹐所以從此以後他一方面感激努爾哈赤救命的恩德﹐一方面對於北關不把消息告訴他而怨恨於心。
現在蒙古二十四營中隻有宰賽的實力最強大﹐宰賽不動則諸營不敢動﹐宰賽動則諸營不敢不動。如果一旦宰賽和努爾哈赤聯合起來﹐那麼北關必然就會落入努爾哈赤的手中﹐而西蒙土蠻﹐拱免等營也就會控弦鳴鏑而起﹐與努爾赤聯成一氣﹐這就是努爾哈赤所謂的西合之策﹐敵人無所不合﹐那麼我朝的軍隊則不得不分﹐如此一來﹐明朝的社稷江山就危如累卵了。所以﹐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必須用“離”的辦法來對付努爾哈赤的“東合”、“西合”﹐而“離”的手段則是“款”。“款”並不是要向敵人獻媚﹐也不是要向敵人納歲幣或割地稱臣﹐這些隻會有損我朝的威嚴。我們所謂的“款”其實是采用文帝開創的爵號封賞的辦法﹐給敵人加上空頭的爵號﹐以示我朝的恩德﹐以此來籠絡人心。
當然﹐對於努爾哈赤則絕對沒有用“款”的道理﹐對於他惟有決戰。我們是要用“款”來連橫宰賽﹐與此同時﹐還要派遣重兵擁護北關﹐這樣一來﹐努爾哈赤的東合之術就可被拆離了﹐北並既然受到了阻礙﹐那麼努爾哈赤就無法越過北關向西而去﹐西蒙古也無法越赤北關自樂而出﹐這樣﹐努爾哈赤就無法和西蒙連橫﹐他的西合之策也就行不通了﹐打破了努爾哈赤的東合和西合的策路﹐將其孤立起來﹐就無法對明朝江山構成威脅﹐這就是對付努爾哈赤的定局。
其次﹐要召募土著遼人來對付努爾哈赤。聽說朝廷打算要到吳越一帶征集客兵到遼作戰﹐在我看來﹐這是極不妥當的﹐征集客兵﹐讓他們拋妻別子遠離家園到那麼遼遠的地方去作戰﹐不僅於人情有礙﹐造成軍心不定﹐而且連糧餉也很成問題﹐時間一長恐怕容易發生嘩變。最好的辦法不如召募土著遼人。也許有人會說﹐近日遼人中有人叛降。其實﹐叛降怕什麼﹖叛降的人可以由其族屬下詔將其召回﹐如果有能夠改邪歸正殺掉努爾哈赤的人﹐就給他封以世官的爵位﹐否則的話其全族死罪不赦。這樣一來﹐努爾哈赤和叛臣之間就會互相猜忌﹐那些叛臣則可以歸來。
我聽說努爾哈赤在遼東攻破城池之後﹐把男女老幼全部抓來﹐或磔﹐或臠﹐或舂﹐或搗﹐或炮烙﹐甚至於用一根繩子穿四五十個人﹐象拴雞一樣﹐把他們系於鞍馬之間﹐然後打馬奔跑﹐使其受盡折磨。努爾哈赤如此兇猛殘暴﹐遼人怨恨他已經深入骨髓﹐我們正可以利用這一點﹐因遼人對努爾哈赤的怨恨而將他們招募來﹐讓他們報父兄姐妹的仇﹐這樣軍隊的戰鬥力自然提高百倍﹐我朝就會無所不勝了。
《陳眉公集》的《建州策》一文﹐對當時的明末知識分子來說﹐是極普通的一篇策文﹐可是在清代﹐對於入主中原處於統治地位的滿州貴族而言﹐那卻是有礙清朝體面的文字﹐文中所謂的悖逆忌諱文字﹐大概可以分為以下幾類﹕（一）、不加尊稱﹐直呼清室先祖名字﹔僅此一項﹐對於封建統治者來說﹐藐視其先祖﹔此書就禁無可赦。
（二）貶低和歪曲清太祖努爾哈赤。書中作者對努爾哈赤本人進行了攻擊﹐說他“性狡獪無常﹐俄而人﹐俄而犬羊﹐俄而豺狼﹐俄而蜂躉﹐俄而鑽刀說誓﹐俄而令傳箭會食﹐俄而零竊﹐俄而恫喝以恐我﹐俄而弭貼以緩我”等﹐如此大不敬的語言﹐清代統治者當然不會讓它流傳下來。
（三）將清朝的“龍興”說成“夷患”﹐稱清朝先祖和清兵為“賊”、“夷”。明萬歷四十七年﹐努爾哈赤初次在遼東發難﹐明朝誤用楊鎬為經略﹐急謀成功﹐四路出師﹐三路潰敗﹐致使勁兵宿將損於一旦﹐從此努爾哈赤的力量日益強大﹐努爾哈赤崛起於遼東﹐清人皆自詡為“龍興”﹐而此書則稱為“夷患”﹐當然遭到禁毀的命運。
（四）此文在向朝廷獻策的同時﹐並且對女真人的一些原始的生活習慣做了一些考証﹐說他們“□敢啖生肉”﹐“嚼米為酒﹐醉則溺而盥面”。父母秋冬死就投屍餌貂﹐夏天死了就刳開腸胃放在日中曝曬﹐這些對於清廷是極為忌諱的文字。清朝統治者對於陳繼儒獻給明廷的這些計策和侮辱他們祖先的文字﹐必然要將其禁毀。
《崇相集》
詩文集。明代董應舉所撰。共十八卷。
董應舉﹐明代詩文作家﹐字崇相﹐閩縣（今福建福州）人﹐生卒年不詳﹐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進士﹐授廣州府教授﹐升南京國子博士﹐歷吏部郎中、南京大理寺丞、太常少卿、太僕卿等職﹐官終工部右侍郎﹐罷歸家居﹐八十余歲卒。董應舉為人浩然正氣﹐慷慨任事。在初做廣州府學教授之時﹐就敢於與朝廷欽差稅監李風爭奪府學旁邊的土地。李鳳的舍人在文廟前跑馬﹐他就把那舍人的馬扣下﹐傳說連鬼神都畏懼他﹐他在壯年之時﹐有一次去參加宴會﹐宴會上有一個客人會奇術﹐能使酒杯走到每位客人的面前﹐撞擊他的酒杯﹐但是酒杯走到他面前時﹐卻突然停下﹐不敢撞擊他的酒杯﹐那個會奇術的客人再三斥責﹐那酒杯反而退到其他酒案上不動了。這種精神體現在其詩文中“所為諸疏奏條議﹐以及敘贈酬答﹐一語之不本乎經濟﹐公弗妄脫諸口也”。
董應舉愛談論邊塞防務﹐曾向朝廷抗疏極論﹐但是僅報聞而已﹐當遼陽陷沒後﹐他邀朋友飲酒談論此事﹐目張齒擊﹐仿佛朔風獵獵射窗紙﹐這種情緒在他的詩作中有所反映。如《丙寅聞邊報》﹕“出山已分沙場死﹐今日生還亦主恩。忽報遼陽飛騎近﹐白頭垂泣向江門。”詩中憂國之情非常濃厚﹐他的詩還有諷制官場之辭。如《雜作》﹕“小官事大官﹐曲意逢其喜。事親能若此﹐豈不成孝子﹗”對於官場宦途中的阿諛奉承之輩做了辛辣無情的鞭撻。除此以外﹐他的詩多為友朋贈答之作﹐如《秋日尋孔雀庵通上人》﹕“林深不辨徑﹐積葉翳寒泉﹐屋角留殘日﹐秋階重獨眠﹐問師何所去﹐遙指隔江涸。夕磬無人發﹐林中聞暮蟬。”統覽他的詩作﹐熔煉不足﹐藝術性較差。
《崇相集》除詩一卷以外﹐其余為疏議﹐表啟序書、傳記﹐碑銘及雜文﹐董應舉身處於明未多事之秋﹐加之他熱心國事﹐關心政治﹐所以他的詩文較多的都與當時朝廷的內憂外患聯系在一起﹐萬歷四十六年五月發生日食﹐這時清兵在努爾哈赤的率領下佔領了遼東撫順﹐並不斷地伺機問明王朝發起進攻。董應舉便借日食上疏神宗皇帝﹐向朝廷提出目前威脅明朝江山社稷的禍患﹐要求朝廷及早做好準備﹐疏中說道﹕“目前至切之事﹐莫如夷虜﹐建夷之禍﹐蓄謀已久﹐人皆知而不言﹐彼此相挨﹐惟以甘結勒碑了事﹐養成豺虎﹐使之搏噬。及至今日事變倉皇……無餉、無銀、無兵﹐又無成算﹐熟視拱手鬥口﹐以待時日﹐聽胡夷之合交為嬰城之危。”非常明確地指出日食是強敵吞並中國的征兆﹐應該做好一切反入侵的準備工作﹐而不應當再對建州女真掉以輕心﹐以致貽養成患。
天啟二年正月﹐西平之戰﹐明軍再次大敗﹐兵民死傷極為慘重﹐將士們十分狼狽地逃回關內﹐董應舉懷著感時悲世的沉重心情寫下了《悲遼西》一詩﹕“破壞乾坤繕一隅﹐一隅今已沮皇圖。隻言關外長城在﹐獨使西平戰枯骨。炬火連驅澤雁﹐賊兵三日進城烏。”詩中對於明朝姑息夷禍以求安好以致於釀成大禍表示了隱隱的不滿﹐指責了明廷倚仗長城關口之險﹐使士兵門在關外戰死沙場﹐而自己卻在關內苟且俞生﹐同時向明朝統治者指出﹕形勢已極端危急﹐建夷已勢如破竹﹐向我大明江山逼近。在寫下這首詩的同時﹐董應舉還迅速向朝廷上了《危急效計》一疏﹐詳細分析指出﹕奴賊攻陷西平之後﹐必然進軍廣寧右屯﹐如果廣寧一旦守不住﹐山海關就岌岌可危了﹐山海關一旦失陷於敵手﹐必然危及京城﹐而京城一旦失陷﹐天下就不堪設想了。救廣寧就是守衛山海關﹐保守京城﹐就是保衛天下。
他在疏中還向明朝統治者提出了八條建議﹕一、對於那些聞風喪膽﹐怯懦無能不顧國家危亡﹐托故遷移家庭﹐保全自己一家老小的官員﹐要嚴厲制裁﹐以儆效尤。二、號召文武百官及四方英雄豪傑出救廣寧﹐鎮守各處的關口要寒﹐那些罷官在家賦閒而有治兵率軍之才能的人﹐朝廷也應破格起用。務必要守住廣寧。三、薊東八十裡的蘆台是通往天津的嚥喉要地﹐要令天津、薊、遼速派一支軍隊來鎮守此處﹐絕不能失去這個通向京城的關口。四、京城是天下的根本。五方走集﹐姦民所聚﹐人多混雜。要責令五城察院兵馬司嚴加盤查來京的行人﹐以絕姦弊﹐防止敵人混入京城做內應並修繕城內營堡及各種防御器械﹐積極做好抗敵御侮的一切準備。五、打破向來論策取武舉的常規﹐選拔真正精通武藝的人才﹐以備不測之用﹐六、命令把外地倉庫的糧食運到國家倉庫﹐以防敵攻打京城時無糧。七、在這多難之際﹐皇上要以臥薪嘗膽的精神﹐勵精勤政。八、命令各級官員舉賢薦能﹐推舉能守邊的人才﹐以備提拔使用。召呂純如、徐光啟等人進京﹐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
此疏寫成後不久﹐努爾哈赤率軍攻打明朝邊境重鎮廣寧﹐首先攻克廣寧前哨陣地西平堡﹐明軍三萬人前來迎戰﹐被努爾哈赤軍隊擊敗﹐全軍覆沒﹐努爾哈赤率大軍進入廣寧﹐攻佔明朝城堡四十個﹐廣寧失守後﹐董太舉又上了《保衛神宗疏》﹐在疏中他指出﹕廣寧既失﹐出海關就已經岌岌可危了﹐而京城的門戶是通州。敵軍必然會爭奪通州﹐以此切斷我們的嚥喉要地。要守住京師﹐就要使通州之勢與京師聯絡起來。因此﹐必須在通州沿河成對地建築對敵台﹐對敵台上裝備火器﹐選精兵強將在那裡固守。如果敵兵到了﹐就用銃炮襲擊﹔如果敵兵退了﹐就種田習武﹐開掘溝塹﹐神種榆柳﹐布下地網﹐使敵人的騎兵不能馳騁自如。在這前後﹐董應舉還多次上疏朝廷﹐獻計獻策﹐如《請較演處所疏》、《乞招遼兵知會疏》、《報安插遼人支給成數疏》、《進遼冊疏》等等。收到《崇相集》裡的這類奏疏﹐不下數十﹐非常之多。董應舉心系朝朝社稷存亡﹐談及御敵之事的其他文章和詩作﹐在《崇相集》裡也有不少﹐如《贈俞克邁治兵薊門序》、《沈將軍歌》等﹐這類作品雖然藝術性不強﹐但由於其中蘊含了董應舉對於國家社稷的關切之情﹐仍然有一定的價值。
在《崇相集》裡﹐這類以議論抗擊清軍﹐保衛明王朝為主要內容的文章﹐在當時可能會對清人奪取明朝政權產生一定的阻力﹐但是在一百多年後的乾隆時代﹐已經沒有什麼作用。然而﹐這些文章凡是提及清軍之處﹐多用“虜”、“夷”、“夷虜”、“奴賊”、“建酋”、“胡夷”之類的蔑稱﹐清朝統治者對此是絕不能容忍的。由於滿州人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他們自然會禁用“夷”、“虜”之類的鄙稱﹐甚至“明”、“金”等字也在忌諱之列﹐用“明”字﹐怕喚起對於故國的情思﹔而用“金”字﹐又以為是暗指滿州人先祖努爾哈赤所創造的後金政權。《崇相集》中這種有文字違礙的文章非常多﹐所以在乾隆年間才會斷然被禁毀。另外﹐由於董應舉作為明朝臣子﹐關心國事﹐他對於明清之戰的態度﹐完全站在明朝一邊﹐作者在論評中﹐在詩歌裡﹐對明朝的戰敗﹐難免不無感慨唏□之語﹐雙惋惜到悲閏﹐其憂國之情﹐至今猶在﹐淋漓盡致﹐躍然紙上﹐此必招來禍事﹐無怪乎軍機處把《崇相集》列入禁毀書目﹐加以禁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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