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禁書解題| 《三朝野史》《宋元通鑒》《七錄齋集》

　　
　　《三朝野史》
　　《三朝野史》一名《三朝野記》。筆記體史料匯編﹐明末清初文人李遜之所著﹐共七卷。清《荊駝逸史》叢書有刊本。
　　李遜之﹐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詳。他是明末東林黨領袖、大臣李應升的兒子。李應升在與魏忠賢宦官集團鬥爭中被殺害﹐以後崇禎帝即位﹐為其平反。因此﹐李遜之就編輯了此書﹐將明末黨爭之事﹐以其親身經歷﹐加上各種裨官野史之說綜合而成。文末他自稱“江上遺民”。大約作此書於清初。
　　《三朝野史》系指泰昌、天啟、崇禎之三代明帝的時期﹐此三朝是明代滅亡的最後三朝﹐其中泰昌朝僅存在一個月就告結束﹐因而更主要的是天啟和崇禎二朝﹐在這短短的二十幾年中﹐以東林黨和閹黨鬥爭為特征的明末政治十分腐敗﹐最終葬送了明王朝。李遜之作為明代遺民﹐痛定思痛﹐覺得有必要將這段經歷寫出來﹐一來為紀念先人﹐一則為警誡後人。他在《自序》中說﹕“況自庚申至甲申凡二十余年間﹐內有朋黨之禍﹐外有邊隅之憂。加以奄尹播虐﹐赤眉煽亂﹐下者已甘飲狂藥﹐上者亦漸醉宿醒﹐相率為愚為罔而不知所底﹐即有忠義之士﹐或殉忠於殿陛﹐或戮力於疆場﹐但能以身自清﹐告無罪於皇天後土而已﹐不能說滄海之橫流﹐回狂瀾於即倒也﹗以哲皇之優柔蒙蔽﹐而猶幸承床襲安﹐以烈皇之英明剛毅﹐而竟至國亡身殉﹐豈運會不同也﹖抑或蘊毒在先﹐而潰敗在後耶﹖又或治亂有時、氣數有定﹐不可測識耶﹗”在這段序言中﹐李遜之將明末流弊歷數一通﹐並提出三個疑問﹐實際是對明亡的三個總結。應當說其思想較其他明代遺民之愚忠有很大進步﹐也有一定的深度。
　　明代至嘉靖末年以來﹐宮廷內的政治鬥爭在和朝中官員日益結合的基礎上﹐往往形成一股股勢力﹐並在各自思想意識和政治利益為出發點下﹐拉幫結派﹐黨同伐異﹐一有風吹草動﹐往往群起而攻之﹐一件小事也會鬧得沸反盈天﹐而真正的國家大事卻無人過問﹐皇帝可以不上朝﹐大臣可以不理事。這就是李遜之所說的“朋黨之禍”﹐他在文中詳細地記載了這三朝以來的黨爭紀實﹐並征引了大量的朝臣奏議、詔書懿旨。因而材料相當豐富﹐為我們了解那段黑暗的歷史提供很多依據。
　　《三朝野史》共七卷﹐卷一為《泰昌朝記事》﹐記錄了明泰昌帝即光宗朱常洛即位到死不足四十天的事情。別看隻有四十天﹐可明後期頑癥根源都源於此。書中記載了光宗那個不幸的一生。光宗之父明神宗久無子嗣﹐卻不料在偶然和一名宮女的苟合中生了一個兒子﹐神宗很不喜歡這母子﹐但諸臣卻認定此乃太子也﹐一個勁地保奏其為太子﹐神宗始終置之不理。不久﹐其寵妃鄭貴妃也生了個兒子﹐因此廢長立幼便始終盤踞在神宗心頭﹐在他的這種曖昧狀態下﹐鄭貴妃一幹人等甚至發展到派人用棗木棍去謀害太子﹐這簡直是亙古未聞的奇事﹐史稱“梃擊”案。
　　幸虧東林黨人據理力爭﹐拼命保護﹐光宗總算熬到了登基那一天。光宗登基後﹐鄭貴妃一伙人害怕他打擊報復﹐就送了許多美女去討好光宗﹐朱常洛荒淫了幾天﹐就“聖容桓減”﹐害起了大病﹐這時的太醫也不知是誤診﹐還是另有圖謀﹐竟給光宗開了瀉藥﹐令他雪上加霜﹐“支離床褥間”。將皇長子朱由校托孤給東林黨人﹐已然預備後事。正在這時﹐鴻臚寺卿李可灼進獻“紅丸”﹐稱保治百病﹐光宗吃下一粒﹐果然立時精神振作﹐好象要病癒的樣子﹐為了維持藥效﹐他又服了二丸﹐結果夜裡暴死﹐沒有留下一句遺言﹐死時也無一位大臣在場﹐為新君的繼立和朝中政治勢力的平衡蒙上很大的陰影﹐從此就黨爭不息﹐國無寧日了。
　　《天啟朝紀事》共四卷。記錄了東林黨人與閹黨集團作殊死鬥爭、最終不敵對手、被瓦解與打擊的過程﹐這也是李遜之重點總結的經驗和教訓﹐篇幅很大﹐史料也最為詳細。
　　光宗死得不明不白﹐群臣都以為是宮廷政變所致﹐但當務之急還是繼立新君﹐不料此時卻橫生枝節﹐光宗寵妃李選侍竟然把皇長子朱由校給藏在乾清宮內﹐不許與群臣見面﹐這也是咄咄怪事﹐按封建禮法﹐皇上死了﹐必須要由群臣哭靈﹐並於靈前扶新君即位﹐老皇帝才可歸葬。群臣見不到幼主。又加上故君死得太古怪離奇﹐遂與李選侍及一幹太監發生沖突﹐最後他們將朱由校搶出來﹐安放在御座上﹐即行禮稱萬歲﹐史稱天啟帝。李選侍沒了王牌﹐幹脆耍賴撒潑﹐霸佔了乾清宮不走﹐群臣大嘩﹐紛紛上本要求她離開﹐因為乾清宮是皇帝的專利﹐其他任何人等不得居住﹐最後﹐李選侍不敵群臣﹐加上天啟帝下詔﹐歷數她曾“毆斃國母﹐虐待新君”﹐隻好搬出來﹐這就代表著以葉向高、楊漣等為首的東林黨人控制了朝廷的大權。這幾件事﹐如“梃擊”、“紅丸”、“移宮”也被稱為明宮三案。
　　東林黨人執政後﹐頗有一番除舊革新的氣象﹐百姓們也翹首企盼出現國家安寧的局面﹐但好景不長﹐不久就又出現了以魏忠賢為首的太監集團。魏本人也是個太監﹐他與天啟帝的奶媽客氏也不知怎麼勾搭上了﹐而天啟帝又與他奶媽感情很深﹐因此魏忠賢也頗為天啟帝信任﹐命他為司禮監秉筆太監﹐替皇帝審閱公文。自己則專心致志地去做小木匠。漸漸地﹐魏忠賢就代替皇帝來處理政務﹐把群臣架空﹐而且魏忠賢本人是無賴出身﹐因此左右親信也都是些為非作歹﹐橫行不法的姦徒﹐搞得朝政大亂﹐除此而外﹐他還掌握著明朝的特務機構﹐借此來打擊陷害政敵。這下可惹惱了東林黨人﹐雙方就此展開了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起初﹐魏忠賢勢力還並不很大﹐因此東林領袖楊漣、左光鬥聯合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但由於內閣首輔（相當於宰相）葉向高不很支持這件事﹐他認為時機不成熟﹐因而這次魏忠賢隻是被天啟帝罵了幾句了事。這下可打草驚蛇﹐魏忠賢開始陰謀打擊東林黨人了。
　　他先借口東林黨人起用的邊將熊廷弼三關失守﹐來打擊他們﹐一時間﹐二年之內﹐東林黨人執掌權柄的領袖人物如葉向高、高攀龍、趙南星、左光鬥、楊漣等都被貶職﹐趕回原籍。趁機﹐魏忠賢把自己的黨羽都安插在這些權力機構中﹐形成內外權柄﹐操其一人之手的局面﹐然後開始對東林黨人進行人身迫害。他捏造了許多罪名﹐將東林領袖逮至京師問罪﹐而東林黨人卻明知是個陰謀﹐仍抱著對明室的忠義﹐都紛紛自動來送死。果不其然﹐被逮捕進京的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鬥、萬□景、李應升等都被迫害而死﹐他們想象的與魏忠賢當面辯駁根本沒有發生﹐在沒見著敵人面的情況下﹐就被一群爪牙酷刑虐待而亡。雖然他們忠義節烈﹐卻死得不明不白。更重要的是他們一死﹐東林黨人群龍無首﹐因而自動瓦解﹐這使閹黨更加得勢﹐爪牙遍布全國各地、朝廷內外達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魏忠賢勢力達到頂峰。各地爪牙甚至為其建“生祠”而向其獻媚﹐適逢袁崇煥在邊關炮斃努爾哈赤﹐這些功勞也歸於魏的名下。
　　不久﹐其爪牙向天啟帝獻“靈露飲”﹐把天啟帝喝得滿身浮腫﹐又一天坐船溺水﹐受了驚嚇﹐一病不起﹐將帝位傳給其弟信王朱由儉後﹐不日而死。《崇禎朝記事》原本四卷﹐但在長期傳流過程中佚失了中間二卷﹐僅存第一、第四卷。文中首先介紹了信王即崇禎帝朱由檢的生平﹐他是光宗的第五子﹐他一向和魏忠賢水火不容﹐因此生怕遭了暗算﹐熹宗死後他進宮拜靈﹐“上危甚﹐袖食物以進﹐不敢食宮中物”﹐由於他有了防備﹐終於順利登基。
　　他登基後立即打擊閹黨﹐先是“奉聖夫人客氏準出外宅”﹐將這個心腹之患除去﹐然後假裝信任魏忠賢﹐“優禮客魏者﹐一如熹廟”。但暗中調換護衛和太監﹐又裁撤魏黨爪牙崔呈秀﹐並借此發動自己的親信官員彈劾魏忠賢﹐最終以“擅竊國柄、江盜中印、誣陷中直、草菅多命”的罪名將魏忠賢及其黨羽一網打盡﹐將這個萬惡滔天的太監除去﹐大快人心﹐百姓皆稱其賢明。
　　除此而外﹐他還撤去監軍太監﹐給兵部很大的用人權﹐準其“相機行事”。又撫恤東林黨人的子孫﹐很有一番振作的新氣象。特別是委派袁崇煥為寧錦都師﹐對於抵抗後金的侵略有很大作用。
　　但是正如李遜之序中所說﹐明政府已是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了。加上崇禎用人疑心太重﹐“十七年換五十二相”。各地連年災荒﹐大旱經年不解﹐農民軍已經成了氣候﹐“流賊橫行江北”﹐“水淹汴城﹐”崇禎已回天無力﹐日日調重臣廷對﹐書中連寫他與內閣五輔、與劉宗周、金光宸等商議國事﹐倒也勤於政務。其文到此結束﹐沒有敘述崇禎國滅身殉之事﹐恐怕是不忍心寫。
　　縱觀《三朝野史》﹐其目的主要在於講述東林黨人的政治活動﹐旁及閹黨等﹐因而對此案中所涉及的原始檔案都詳加征引﹐如楊漣、左光鬥彈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的奏折、魏忠賢矯詔捉拿東林黨人的聖旨、崇禎撫恤東林黨死難大臣的語句都歷歷在目﹐保存了不少資料。
　　作者自己就是東林一案的受害者﹐因而其事件全過程他都很清楚。一條條寫來﹐層次清楚﹐原委分明﹐將原本沉亂復雜的事敘述得井井有條﹐脈絡枝節都一清二楚﹐頗便後人了解其事。
　　當然﹐由於作者是站在東林黨人的立場上來寫書﹐故而其他事件敘述多節略﹐並對明代三個皇帝多方回護掩飾﹐這是時代使然﹐不可苛求於古人。
　　本書的寫作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李遜之自己很少發表見解﹐全文大部分都是引用的各種奏折、諭旨、君臣對話等﹐以事實來說明其主旨﹐但這些原始材料經作者一擺﹐就使是非曲直一目了然﹐其寫作技巧和史料裁剪都有獨到之處﹐值得後人學習。
　　《三朝野史》在清代遭禁﹐這很大原因在於其涉及到袁崇煥在北邊御虜的記載﹐盡管在《荊駝逸史》中凡涉及到女真和後金等文皆寫作“北口”﹐但仍不能逃脫遭禁的命運。另外清代對明朝史實一向諱莫如深﹐凡是涉及該朝代的一切正史野史、筆記叢談﹐一概禁絕。別說象《三朝野史》這樣犯了忌諱的在劫難逃﹐就連象《啟禎兩朝剝復錄》那樣對清朝隱諱之事“秋毫無犯”的作品也不放過。本書的版本很少。因而文中誤漏百出﹐民國時期神州國光社編輯部曾對本書進行校對﹐並列入《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於1936年發行。解放後﹐將該叢書更名為《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由上海書店發行﹐1982年5月又重新印行﹐是目前使用最方便、最可靠的本子。
　　
　　
　　《宋元通鑒》
　　《宋元通鑒》﹐編年體史書﹐明薛應■撰﹐共一百八十卷﹐有最早刻本即明天啟十年自刻本傳世﹐現存北京圖書館。
　　薛應■﹐字仲常﹐江蘇武進人。生於明弘治十三年（即1500年）﹐幼時天資甚為聰穎﹐於四書五經無所不喜﹐尤其喜歡讀史書。嘉靖十三年中進士﹐被授浙江慈溪縣任縣令﹐時年三十六歲。踏上仕途後﹐他仍醉心於學術﹐在嘉靖二十二年刊行了《六朝詩集》﹐共收二十四家獺熱恣慼澆畯丑撫㈱}□詰筆輩□□歡ｕ撓跋□ＱΡ救艘脖惶嶸□□暇├舨靠脊λ糾芍小?
　　這時當權的姦相嚴嵩對薛應■極力拉攏﹐薛則不肯與之合作。嚴嵩打擊政敵王燁﹐薛應■不僅不與其他大臣一齊落井下石﹐造謠中傷﹐反為王燁辯解﹐被嚴嵩視為眼中釘﹐自嘉靖二十四年將其貶官外放﹐為建昌通判。過了七年﹐嚴嵩失勢﹐薛應■被提升為浙江提學副使﹐他體察下情﹐勤於政事﹐對徐渭頗為賞識﹐屢加提拔。不久﹐薛應■改調陝西﹐任膚延地方官﹐他仍然不改其性﹐為上司所忤怒﹐借“大計”﹐將薛應■罷官返鄉﹐時在嘉靖三十五年﹐薛應■五十六歲。罷官回鄉後﹐薛應■有了充足的時間與精力去從事文史工作﹐陸續編撰出版了《方山文錄》、《四書人物考》。同時與一些當地名人共同探討學術﹐如王■、唐鶴征等。嘉靖四十五年﹐即薛應■罷官回鄉十年之際﹐他刊刻了《宋元資治通鑒》一百五十七卷。當時薛應■已名滿蘇浙﹐乃江南文人領袖之姿﹐東林黨人顧憲成、顧允成兄弟也拜在其門下求學﹐後二人均成為東林首領。明萬歷元年（即1573年）薛應■老病而死﹐時年七十四歲。
　　薛應■一生著述頗豐﹐除《宋元通鑒》外﹐還有《壬申即事》、《考亭源淵錄》、《甲子會紀》、《薛子庸語》等等﹐乃明中葉一代巨匠。
　　《宋元通鑒》是薛應■的代表作﹐其卷幀浩繁﹐以其一人之力﹐積掇而成﹐確實很不容易。據薛氏自序中說﹐他幼時學習歷史﹐常苦於二十一史的浩瀚﹐令人不著邊際﹐而對荀悅、袁宏、范祖禹、司馬光等人編寫的編年體史書頗有好感﹐認為這種史體歷敘史事﹐“事跡燦若指掌矣”。他尤其對司馬光佩服至極﹐一心想學他那樣編成一部大部頭的續作。他對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劉時舉、陳■的續作都不滿意﹐說他們“記載失次、筆削未當”。因此開始自己動手寫作。不過很快芊憫援K鮮送荊□□穹泵χ□啵□湫□傷謂鷦□氖匪嬪恚□次茨鼙槔饋４由攣靼展倩□液螅□□□汲料灤睦創醋髡獠烤拗闢□猿剖恰把芯□唄牽□旄此氖罰□詵菜臥□□酥□□□壹且笆罰□薏瘓裾□囊□□肯□呶矗□找故質椋□□□曇洌□□荻迅澹□緙贛□妗保□晌椒掀尥□場14掛約倘鍘５□暇掛涯杲熗□□□□λ□耍□砸蝗酥□ψ攀的巖暈□獺Ｐ液謎饈毖τΑ□衙□□煜攏□鋇毓僭蓖醯佬小18斕茸□排閃艘慌□槔羥巴□□姨藶跡□庋□□薷母模□止□慫奈迥輳□講乓磺芯托鰨□蠊Ω娉傘?
　　《宋元通鑒》記述內容﹐乃承接司馬光《資治通鑒》而作﹐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即公元960年﹐下訖元至正二十七年﹐即公元1368年﹐所記共四百零八年歷史。洋洋灑灑﹐共計一百五十七卷﹐（也有的刊本一百八十卷）。其中詳記了北宋仁宗朝史事﹐共十三卷﹔南宋高宗朝史事、二十一卷﹔元順帝朝史事﹐十一卷。其他各帝或簡或繁不一。總體說來﹐其史料相當豐富。
　　其編年次序﹐仍依照宋為正統﹐遼與金皆作陪襯﹐南宋末年﹐則一直寫到帝■亡﹐始采用元代紀年﹐即南宋祥興二年﹐此時元朝已定都建國十余年矣﹐其夷夏之防的觀點十分明顯。其史料剪裁上就更加明顯﹐遼金史事一概削而不載﹐專一記錄有宋一代。後人有的以此批評薛應■史料取舍不當﹐確屬事出有因。統觀《宋元通鑒》全書﹐他基本上采用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鑒》的寫作手法﹐以時間為序﹐依次敘述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諸事﹐無所不包。內容十分豐富。薛應■自己也說﹕“凡有關於身心、性命之微﹔禮樂、刑政之大﹔姦良邪正之辯﹐治亂安危之機﹔災祥休咎之征﹐可以為法﹐可以為戒者﹐皆直書備錄。”
　　在薛應■看來﹐宋以堂堂華夏、泱泱大國竟淪為夷狄統治之下﹐實乃亙古未有之奇事﹐因而討論宋之所以失國﹐是其編書的最終目的﹐也是“大可鑒戒者”。他在文中﹐歷數自宋初以來﹐君子與小人並用﹐而漸漸君子竟被小人排擠而遭擯斥﹐姦佞因而得意顯融﹐靖康之變的慘痛教訓﹐也並未使宋統治者清醒過來﹐偏安江南的南宋小朝廷仍然是小人得道﹐百余年間﹐共有汪伯彥、黃潛善、秦檜、湯思退、韓佗胄、史彌遠、賈似道等七個姦人為相﹐遂致李綱、趙鼎、宗澤、張所、岳飛、韓世忠等一幹正人君子﹐或貶或殺﹐使善類消亡﹐則小人無賴益發猖狂。宋人陳亮說“舉國上下皆風痹不知痛癢﹐竟忘君父之大仇﹗”﹐以是遼金雖滅﹐元朝遂趁機滅亡宋。最後﹐薛應■得出結論﹕“故元之亂華﹐皆本於宋之用匪其人所致﹐而十萬世來﹐鑒莫有大於是也﹗”
　　正是基於這種目的﹐所以他文中對遼、金的史事基本上不談﹐隻是附帶提到﹐而且用語多有蔑視之祠﹐如虜、狄、女真等詞﹐成為日後犯禁的病根。
　　但是﹐元朝代宋是不爭的事實﹐因此﹐薛應■也不得不承認元的正統地位﹐他引用明太祖朱元璋的話﹐說“天命真人於沙漠”﹐以此來解釋宋元交替﹐但一俟明建國﹐尚未統一金國﹐他便用明朝年號取代元﹐與南宋亡國十余年仍存帝號相比﹐其華夷之見豈不昭然若揭﹐而且他在全文最後﹐又引用了劉基的一段話﹕“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靡沸﹐鴟張狠顧之豪彌漫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答告﹐天乃命我太祖皇帝﹐肅將威武﹐代伐不道﹐於是拾宋掇秦、攀趙拔燕﹐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這段話可以是他寫作的最終概括﹐但也是這話極大地刺激了清代統治者﹐既然明代建國是“天命有在也”﹐那麼清代明就自然是僭越了﹐因此文網一興﹐《宋元通鑒》就在劫難逃了。
　　薛應■做史書也頗有幾點值得稱道。眾所周知﹐史著歷來有簡約派和富全派。如司馬遷寫《史記》﹐三千年事僅五十萬言﹐而班固著《漢書》﹐二百年事竟達八十萬言﹐雙方的差異主要在於對一些原始文獻的取舍上。到了宋代﹐修史流行簡約﹐歐陽修更是極力鼓吹這種史風﹐結果他寫成得《新五代史》有的地方辭不達意﹐有的地方竟因文害意﹐為此﹐薛應■在本書中﹐凡是宋代史料中﹐無論實錄、名記、詔令、奏議、疏論、啟札﹐“有可為世法戒者﹐直掇全文﹐多不裁剪﹐恐其抑而不揚﹐則志意不舒、事體不悉”。因此書中保存不少宋代原始資料﹐如卷六十七中就全文刊載了李綱的《勿以敵退為喜疏》。這種有文直錄的手法還是正確的。
　　史書難免要臧否人物﹐因而對歷史人物的描述也有很大差別﹐但長久以來﹐史家述史﹐凡眾所好者﹐雖他們做的事未必全對﹐也千方百計為之回護、附和﹐以成其善﹔凡眾所惡者﹐雖然他也做過好事﹐但也略而不書﹐專揀他的缺點﹐甚至無中生有地給他按個罪名﹐公然進行毀謗。薛應■認為這些都不足取﹐他采用“博綜並觀、據事直述而善惡自不相掩”的手法﹐秉筆直書。如元相脫脫﹐薛應■既寫了他忠心為國﹐鞠躬盡瘁﹐也寫了他偏聽偏信﹐不顧漢臣成瑞的極力反對﹐一意修治黃河﹐結果導致人民起義﹐最終滅亡元朝。最後薛應■在評價脫脫時﹐也用了一分為二的手法﹐說﹕“脫脫事君始終﹐不失臣節﹐然惑於群小﹐急病私仇﹐君子病焉”。
　　這種全面對待歷史人物的觀點在封建史家中是很少見的。宋元的理學逐漸向心性之學過渡﹐以至明代形成浮華空疏的風氣。薛應■對此十分反感﹐為了尋根求源﹐他致力於挖掘宋代理學分化並發展的過程﹐指出“道德和功業相為體用”。那種傍倚道德而視功業為庸俗和追求功業而視道德為玄虛的想法都是偏蔽淺陋之徒。隻有把兩者結合起來﹐才能濟世救民。這種經世致用的學風在清初得到發揚﹐論其開端﹐薛應■功不可沒。
　　官修諸史一般都將注意力放在名臣碩輔身上﹐大談他們如何治理國家、經綸世務。而對於那些民間的碩儒和隱逸之士﹐往往不屑提及。薛應■認為不應該這樣﹐以“窮達”為是否入史的依據﹐但凡有道者﹐都可以列入史書﹐以為後人訓誡。故而他對宋朝以來﹐儒學的各門各派﹐如宋初三先生﹕胡炎、石休、孫孚﹔宋學五子﹕周敦頤、程頤、程邈、邵庸、張載﹐以及後來的朱學、陸學、呂學等等都一一詳加考訂﹐旁征博引﹐甚至從各人的著作中搜尋資料﹐因而頗能補正史之不足﹐成為該書的一大特色。後人籍此以了解宋代以來儒學的各大分支的源流及發展﹐頗為方便。
　　《宋元通鑒》的不足之處是顯而易見的。史學界歷來視《宋史》為繁蕪之作﹐而該書之冗長也不下於《宋史》。這種現象的原因就在於薛氏在征引文獻時﹐太多太濫﹐搞得如同家牒相仿﹐令人不忍卒讀。再者該書卷幀太過浩繁﹐又是薛應■一人之作﹐暮年精力又不比往昔﹐因而重復之處特別多﹐有的一人兩傳、有的一事互見。如永寧公主“衣帖繡舖翠襦﹐入宮以請以金飾肩輿”為藝祖所阻事﹐既載於開寶五年﹐又復見於開寶八年﹐隻是把永寧公主換成永康公主﹐其事幾乎一模一樣﹐肯定是搞重了。諸如此類﹐不可枚舉。
　　薛應■雖喜歡治史﹐但他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更像文學家﹐因而他對史料的取舍抉擇很不規范﹐甚至引用一些道聽途說的傳聞來書寫正史﹐有時不辯虛實﹐專一求新求異。如他說吳羲未叛時﹐“一日夜歸﹐羲方垂鞭四視﹐仰見月中有一人騎馬垂鞭﹐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為駭﹐默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由是乃叛”。這種無稽之談編入正史當中是很不慎重的﹐自然影響了本書的價值。它未能列入諸史之中﹐甚至不為史家所重﹐其原因也恐在此。
　　該書甫出﹐即有人反對﹐清初朱彝尊更是對它大加譏諷﹐說它“孤陋寡聞”﹐到了修四庫全書時﹐更加貶抑﹐先說它“以商輅《通鑒綱目續編》為藍本﹐而稍摭他書附益之”﹐明顯在說薛應■剽竊別人成果﹐後又說它“所紀之事﹐尤為疏漏”﹐總之一無是處﹐從而為禁絕此書找到依據。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但清代禁此書所造成的後果是嚴重的﹐該書現在很難看到﹐至於全本就更為稀罕。公允地說﹐薛應■一人編此巨著﹐錯誤在所難免﹐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時有那麼多助手﹐又是官修﹐費時十九年﹐書成也不敢保証無誤﹐何況薛氏一老叟﹗不應苛責古人。
　　
　　
　　《七錄齋集》
　　《七錄齋集》﹐詩文集﹐明張溥撰。此書於崇禎年間刻成﹐有六卷本與七卷本行世。
　　此集之所以命名《七錄齋集》是有一段典故的。張溥的父親有十個孩子﹐溥為婢子所生﹐名不正則言不順﹐所以不被宗黨所重﹐就連僕人們都不把他放在眼裡。有一次﹐伯父的家人無端制造事端在溥的父親面前誣陷他﹐他聽說了這事﹐又羞又憤﹐當時咬破手指﹐在牆壁寫上“不報此仇﹐就不是人養”幾個大字。那個僕人聽說後﹐仍然譏笑張溥﹐說“塌蒲屢兒（庶出）能有什麼作為呢﹖”。張溥受到很大的刺激﹐遂發憤讀書﹐每讀一本書﹐必親自手抄﹐抄好了背誦後就燒掉﹐然後又抄﹐如此反復七遍才罷手。因此他讀書的地方叫做“七錄齋”﹐詩文集也稱作《七錄齋集》。
　　張溥字天如﹐太倉（今屬江蘇）人（1602──1641）崇禎四年中進士﹐後改庶吉士﹐與同裡張采齊名﹐號稱“婁東二張。”張溥的其他著作有《春秋三書》三十二卷、《歷代史論二編》十卷﹐《詩經注疏大全合篆》三十四卷。此外﹐張溥還輯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為《宋史紀事本末》及《元史記事本末》補撰論正。
　　張溥青年時代﹐正值魏忠賢閹黨專政﹐勾結客氏﹐擅作威福﹐排斥異己﹐趨附他們的也都是一群勢利小人。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起義相繼爆發﹐又加上後金不斷進攻威脅﹐朝廷內外交困。當時﹐主張改良政治反對閹黨弄權的﹐主要是以東林黨人為核心的正派官僚士大夫。這雖然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但是東林黨人的鬥爭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市民階層和知識界的同情與支持。張溥滿懷憂國憂民的強烈願望繼承東林黨人的傳統﹐廣納社會上崇尚氣節、不滿閹黨專權的有識之士﹐重視發現和推舉有學識﹐有操守的學者﹐組織“復社”。“復社”以復興古學為名而結社﹐表面上以文會友﹐實是評議時政﹐並與貴族大官僚鬥爭的政治集團﹐以復興古學為號召﹐力圖挽救明王朝的危機。
　　參加復社的成員大部分是年輕士子﹐心地單純﹐年輕氣盛﹐有一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他們從不趨炎附勢﹐隻承認世間“公理”﹐所以朝廷發生了什麼事﹐制定什麼政策﹐都要切磋評議一番﹐“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世稱“清議”。雖是“清議”﹐影響卻並不小﹐據說魏忠賢的余孽阮大鋮就因被他們的議論趕跑到南京城門外的牛首山﹐再也不敢出頭露面了。“復社”在當時影響之大可以想象。據《七錄齋集‧同表序》描述復社活動的盛況“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觀﹐無有不知復社者”。由於“復社”的影響﹐張溥聲望極高﹐朱彝尊說他“一言以為月旦”（《明清綜》）。“月旦”就是品評人物﹐就是說﹐人物是好與壞﹐隻要他一句話說了算。《明史》也稱“其所品題甲乙﹐頗為榮辱”。但也正因為他的名聲太大﹐遭到執政大僚的忌恨﹐張溥被誣為“倡復社﹐亂天下。”裡人陸文聲要求入“復社”被拒﹐因向朝廷告發﹐嚴迫不已﹐直到崇禎十四年（1641）﹐張溥已死﹐而案猶未結。
　　在文學上﹐張溥提出“興復古學”的主張但是他認為“居今之世”﹐必須“為今之言”﹐“各為有用”﹐他關心國家的危亡和民生的疾苦﹐在參與鬥爭實踐中﹐逐漸改變了復古派的作風﹐寫出具有時代精神﹐藝術上有獨特成就的作品﹐《七錄齋集》就之其代表作之一。
　　作為“復社”領袖的張溥﹐其書議論時政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針對閹黨專政﹐他收錄在《七錄齋集》中的《五人墓碑記》﹐為一時人們傳誦的佳作。《五人墓碑記》寫於魏忠賢閹黨垮台的第二年崇禎元年（1628）。它的中心內容是表彰在這次反對閹黨鬥爭中湧現出來的顏佩韋等五個民間英雄﹐歌頌他們敢於鬥爭和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同時也間接地批判了那些沒有骨氣﹐碌碌無為的士大夫﹐從而說明兩種不同的生與死的意義和價值。文章的結構嚴謹﹐井然有序。先概述五人墓建立的經過﹐然後以富貴之死而無聞作襯墊﹐從對比中提出問題﹔再正面敘述當時反對閹黨鬥爭和顏佩韋等就義的經過﹐說明“五人■■”的原因。
　　又以縉紳襯墊﹐極力表彰五人的的功績﹐並就五人之死引出議論﹕一是以閹黨的無恥偷生和反閹黨者的光榮而死作比較﹐一是以五人自己作比較﹐証明人的死生有無意義﹐關系至為重大﹔最後補記為五人請求建墓的三個人姓名﹐並表示稱讚。作者在記敘過程中﹐結合了抒情和議論﹐並緊緊圍繞“義”字而展開。文章所記敘的五位市民首領為抗暴而獻身之“義舉”﹐作者所議論的義舉的重大意義則是“義理”﹐由此而寫的對五位義士的敬仰和讚頌可視為“義情”﹐三者有機結合﹐相輔相成﹐回腸盪氣﹐一唱三嘆﹐給人以極為深刻的感受。
　　在這篇散文中﹐作者集中表現了他的立場觀點﹐是當時人民群眾同情和支持東林黨人的反閹黨鬥爭的真實寫照。閹黨逮捕東林黨人周順昌﹐成為蘇州市民暴動的導火線。蘇州是當時一個重要的工商工業城市﹐是明王朝搜刮財富的重點地區﹐階級鬥爭很激烈。其中表現為群眾和宦官的鬥爭﹐就有好幾次。這次由顏佩韋等領導的反對閹黨的市民暴動﹐實際是前幾次鬥爭的繼續和發展。顏佩韋等屬於下層市民﹐而當時參加暴動的市民有數萬之眾﹐這說明這次鬥爭的性質﹐已遠遠超出了統治階級內部黨爭的范圍﹐帶有萌芽狀態的民主運動﹐當然﹐由於作者的階級歷史局限性﹐並不理解這次市民暴動的深刻意義﹐但是﹐他至少認識到“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集中歌頌了五位市民首領“激於義而死”的英雄氣概﹐抨擊了閹黨的官僚士大夫的卑劣行徑。
　　關心時政確是張溥為文為人的特點﹐由《五人墓碑記》可窺見一斑﹐但也正是由於他太關心時政﹐而不容於世﹐包括他的代表作《七錄齋集》。
　　《七錄齋集》被禁最直接的原因是其中的一篇《女直論》。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有感於後金的威脅﹐因而對朝廷的對外政策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張溥認為﹐努爾哈赤之所以今天成為中國的禍患。主要是由於殺其父罪名不當而授予努爾哈赤本人官爵太重。為什麼作者這樣認為呢﹖努爾哈赤祖父教場與父親﹐他先有協助襲取阿台的功績﹐但最後卻把他們一同殺於圖倫城下﹐這樣做是不應該的﹐而恰恰這件事為努爾哈赤侵略中國提供了口頭。努爾哈赤是他先的遺孤﹐“憐其國絕而封之”﹐讓他繼承父親的職位﹐這也就足夠了﹐但是﹐朝廷卻授於他官爵太重﹐賞他龍虎將軍這樣的尊官﹐並且讓他號召東方﹐兼有諸部﹐這是重大的失策。另一方面﹐邊鎮大臣在處理邊境事務中也有不妥之處。
　　他們往往欺軟怕硬﹐殺那些柔順的無力反抗他們的無罪的人去邀功清賞﹔而對陸樑之黨﹐強悍之徒則避之不及反而極力討好他們﹐盡量向朝廷隱瞞事實真相﹐以逃避罪責。象陳鉞不能撫散赤哈而屠僧格十八族﹐朱永不能擊伏當加而誅貢使哈速等五人﹐竄郎禿等七十余人﹐都是這種情況。而恰恰這種情況﹐教給了努爾哈赤很多東西﹐同時也助長了他侵略中國的野心。同時﹐更有一些大臣不知自重﹐他們貪圖對方的賄賂。利欲熏心﹐在金錢面前丟掉了道義廉恥﹐忘掉了國家的根本大計﹐結果﹐邊防之臣也效法他。金人也恰好摸透了這點﹐巧妙地利用它﹐努爾哈赤甚至不惜拿自己的女兒作交易。終於﹐中國喪失了大片土地﹐弄得不可收拾。
　　顯而易見﹐作者的上述議論是有感於當時朝廷的對外政策以及邊鎮大臣的所作所為而引發的一番感慨﹐是對當時時政的一種批評﹐是他的“為今之言”﹐並沒有對努爾哈赤或後金作出什麼妄譏之語﹐但是﹐因為文中內容牽涉到後金及清太祖努爾哈赤本人。在文字獄肆虐的時代﹐當然不能幸免﹐清乾隆時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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饑食維生素﹐渴飲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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