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事實纂要》
三百卷﹐錄於千頃堂書目。但更著名的版本為慕立甫鈔本的《神廟留中奏疏匯要》﹐四千卷、目錄一卷。明董其昌輯。
董其昌﹐字立宰﹐號思白﹐香山居士﹐華亭（上海鬆江）人﹐明代詩文作家、書畫家。萬歷七年（1589）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去世時已是八十三歲老人﹐謚號文敏。
董其昌是著名的才子﹐劉之誠在本書的序中說“世但知世昌文采風流﹐照映天下後世﹐而不知中所蘊蓄如此”﹐據說他精於鑒賞﹐尤其對畫稿能明辨真偽﹐品格高下一望便知。他擅長山水畫﹐意境飄渺﹐楚楚有致。他不但畫得好﹐還有一整套作畫的理論﹐著有《畫禪室隨筆》、《畫旨》、《畫眼》等﹐將自己作畫、証畫、鑒畫的指導思想一一用暢達明致的語言剖析出來﹐他提出的“畫旨”標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不僅畫作得好﹐他還是一位著名的書法家﹐與邢侗、米萬鐘、張瑞圖並稱“明末四大書家”。他的書法分行布白﹐疏朗大氣的筆勢中透露出一股透逸文氣﹐在當時自成一體﹐引起很多人的求學模仿﹐有許多碑文、題名皆出自他的手筆。董其昌在事業上有很高的建樹﹐但口碑很差﹐被認為是薄幸詩人。最初他中進士後﹐授送為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之職﹐被派往湖廣一帶任湖廣副使。要說這是一個不錯的職位﹐但他覺得那兒氣侯炎熱﹐文化經濟不發達﹐幾次三番央求朝廷﹐被調回京城﹐史書上記為“乞歸”。又被派為山東副使、河南參政、他竟堅持不去。然而他的“抗旨不尊”竟引起了皇帝的興趣﹐被召為太常少卿﹐從此官運亨通。據說﹐董其昌這個人為人好色﹐在當時他的“風流”是與文才同樣出名的。他不僅象許多風流文人一樣流連於青樓妓館、歌舞場榭﹐與許多名妓有很深的交往﹐而且還貪戀他人美妻。倚仗自己的權勢把別人的妻子強行搶到自己的府邸﹐納為小妾﹐這種舉動引起當時老百姓極大的反感﹐罵聲一片﹐他竟毫不在乎﹐照行不誤。但皇帝愛惜他的辦事能力與才學﹐也不究辦他﹐采用息事寧人的方法把這件事醜聞敷衍了過去﹐這一劣績又在史書上給他添了不光彩的一筆“為人好色﹐奪他人之妻為妾﹐激起民憤。”
當時的神宗朱翊鈞怠於政治﹐卻好貨成癖﹐自從大學士張居正離開相位後﹐國內一片大亂。皇宮內的太監們以“收礦稅”的名義到全國各地搜括錢財、珍稀寶物﹐宰相沈一貫、王錫爵等人則結黨營私﹐欺下瞞上﹐在朝庭命官中劃分了許多派系﹐之間互相打擊﹐再加上萬歷年間著名的“國本”“楚獄”“京察”三件大事﹐許多無辜的百姓慘遭屠殺﹐一些大官也革官或受到株連﹐全國上下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為了改變國內“一盤沙”的狀況﹐許多人於是奮起著奏章﹐希望改變這一狀況﹐這就引出了神宗出了名的“留中”法﹐也是本書《萬歷事實纂要》能夠得以編輯並存世的原因。
原來﹐明神宗是個極其懶散的皇帝﹐為了可以通宵達旦的玩樂﹐免受“黎明即起﹐萬機待理”的早朝之苦﹐他將日復一日的早朝改為三日一次﹐每逢三、六、九日早期﹐後來仍覺麻煩﹐索性再不早朝。這樣一個懶皇帝﹐面對堆積如山的奏折﹐自然頭疼﹐怎麼辦呢﹖自然有那些會見風使舵的官來投帝所好﹐他就是萬歷帝的那守日講官內閣首輔申時行。當神宗向他報怨看奏疏看得頭疼時﹐申時行趁機說﹕“這些奏折其實看看也就行了﹐沒必要什麼都拿來出示外廷﹐回復這些地方官。出示外廷往往會引起爭論﹐更添許多麻煩。留著不發﹐還有許多好處﹐最要緊的是﹐上疏的人一心惦著他的奏疏﹐不會生出別的事物﹐您也就會清靜許多了。”神宗聽後﹐龍顏大悅。這就是著名的萬歷帝“留中”﹐從此﹐他把那些地方官辛辛苦苦寫出來的奏疏和顏悅色地收了上來﹐然後理也不理地擱在一邊。奏疏堆積如山﹐他在一旁樂得清靜快活。這就是為什麼萬歷一朝的政事言論﹐世人莫由窺見的原因。
明天啟二年纂修神宗實錄﹐正巧董其昌也在這一年被提到為太常寺正聊兼侍讀學士。編神宗實錄。正是他份內的活。他得到升遷正是春風得意之時﹐很想有點作為﹐報效朝廷﹐於是接下了這個任務﹐還推薦了南京太常卿李維損與他一起主持這項工作。他們在南京太常寺埋頭於先朝的日歷邸鈔中﹐把奏疏和遺事廣搜博采﹐精心地編出三百本﹐這就是《萬歷事實纂要》三百卷。
董其昌在書序中說“臣常觀嘉靖朝有若大政編﹐識余聞見諸錄﹐萬歷朝有若筆麈、邸鈔﹐泰昌、天啟朝有若日錄、從信、紀政﹐或出自侍臣隨事載筆﹐或本之通儒有故發憤﹐皆可為紀述之光。”由此可見﹐董其昌是以寫史的認真嚴肅態度來完成這部書的編輯的﹐希望能填萬歷一朝記史之漏﹐把史補充完整。在序中﹐他還談了自己的創作態度﹐就是讓史實本身來說活﹐記敘盡量客觀真實﹐言辭力求公正公允﹐不妄加評判﹐以使史書蒙羞﹐他說“愧臣力衰謝﹐不能筆削而統一之﹐無俾折衷為憾﹐則諸書■駁﹐各有出入﹐不言而意自見。又江右程策﹐以私史史為之惑術﹐稱其厚誣不根﹐承虛淺夫諸病。而以正史之中﹐亦有升天按地﹐上下其手者。”他對史書寫法的評論可以說是比確合理的持平之論。
董其昌把《萬歷事實纂要》三百卷中國本、藩封、人才、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關第密切的留中之疏別出四十卷﹐名曰《神廟留中奏疏匯要》﹐這是我們現今所能找到的較全的本子。
在《留中奏疏匯要》中﹐董其昌模仿史讚文例﹐為每篇奏疏都題以筆斷。書成表進﹐以便宣揚讚美令世人知曉。在這些筆斷中﹐他對朝庭命官的政績一一加以評判﹐對他認為稱職的臣子指出優點﹐不合格的則加以批評“稱臣以貨獻替﹐稱職以辨是非﹐無所見則闕之。”評論很慎重﹐如萬歷三十六年三月初九日﹐兵部職方主事葉世英所參的“留中”奏折﹐他認為東夷（案﹐即女真人）漸熾可虞﹐即勢力越來越強大﹐因此認為對軍隊的糧餉應增加而不是減少﹐以使得明軍有充足的戰備力量來對付女真人的襲擊。葉世英還建議在鎮江堡（今遼寧安東縣地）和寬奠（明屬東衛）之間加強防守。
在按語中﹐董其昌高度讚揚了葉世英的計策﹐並為這樣好的奏折受到留中的冷遇感到惋惜﹐他說“此疏在奴酋未發難之前十年﹐可謂曲突徒薪之謀。使當時早見其可行﹐防於未然則遼之禍當不若是之烈矣。”接著﹐他又高度評價了葉世英的計策“其曰鎮江寬奠之間逼近虜巢﹐必先壯其聲氣﹐乃能伐其狡謀﹐此即毛文龍牽制之勢。”最後﹐他對葉世英其人這樣褒揚﹕“世英生長於遼﹐究心邊計如此﹐惜乎遼事起而其人不用矣。”短短的按語一波三折﹐敘事清楚﹐評價肯肖﹐可謂優秀的史書（詳細內容見《容台集》介紹）這部書在送交史館之後並沒有受到重視﹐而是被擱置了起來﹐編輯以及付印都由於閹黨擅權而一再受挫﹐“當其昌與修兩朝實錄（萬歷泰昌）﹐正閹黨擅權之日﹐知不得行其志﹐乃出而奉使輯錄南太常邸邸鈔﹐此留中奏疏匯要之所由成也﹐既維楨薦（其昌薦）而不用﹐光宗實錄成而再改﹐神宗實錄成於顧秉謙之手﹐”“則閹黨余勢猶橫﹐其昌所進雖付史館﹐不蒙采錄可知﹐而此書所以別行﹐是正實錄違失﹐又可知也。”這部書在完成之初即受很好的評價﹐董其昌自己也認為所選的都是議論時政精鑒﹐具有很高的借鑒參考價值﹐董其昌是身歷明神光熹毅四朝的老臣﹐親眼見過許多重大的事件﹐並且“加以筆斷尤為剴切﹐冀有以革姦弊﹐而振紀綱﹐用心至為深遠”。因此董氏認為此書“可為後事師。”
錢謙益評這部書“著作在廓廟﹐碑版照四裔”﹐將其史學推崇極高﹐劉之誠說“蓋即堆服其史學﹐特疑虞山、昆山、四明史學遙遙紹自雲間﹐不則亦互相輝映﹐殆必居其一矣。”薛瀛伯也在跋中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蓋明自中葉以後﹐百度漸隳﹐洎乎神宗荒怠尤甚﹐朝政已極■敗﹐邊禍日益蔓延﹐而一時台省諸臣﹐公忠謀國﹐尚存謇諤之風操﹐乃卒莫起瘺痹﹐一蹶不振者﹐實原奏牘留中未曾一見采納施行也。”他認為這部書倘若在當時受到很好的重視﹐明朝也不會亡國。《留中奏疏匯要》在明朝一直未曾刊行﹐到了清朝更是遭到了禁毀的命運。由於其中的很多地方稱女真為“東夷”﹐犯了清的忌諱﹐並且兵部一類﹐“多痛言奴酋反側”﹐講的多是女真怎樣兇殘暴虜的﹐還詳細地分析了邊防的情勢﹐尤為清人所厭聽﹐因此被禁毀其中《南京翰林志十二卷》也有蔑視女真的語言﹐被全毀。這樣一部紀錄明歷史的史書﹐被蒙塵三百余年不得展其光芒。每思至此﹐令很多學人痛心﹐薛瀛伯說﹕“是其書仍付諸東閣空談……無中表見﹐可為掩卷三嘆。”
《留中奏疏匯要》被隱沒三百多年直至民國才得以面世。共計吏部八卷、戶部八卷、禮部四卷、兵部十二卷、刑部四卷、工部四卷、目錄一卷。薛瀛伯在民國二十六年將此書刊行的時候﹐又列上了董其昌《報命疏》、《進書表》二篇。他希望這部書能對當時的讀者有促進作用﹐使其在國難當頭之時﹐能夠從中學習一些經驗方法﹐“望讀是書者﹐當觀其經國謨猷﹐救時忠志。”他自謙地說﹐雖然盡心竭力使這部書終於面世﹐但苦於沒有善本﹐因此希望讀者“曲為體會﹐不予瑕茲﹐庶有以得董氏纂輯之初心﹐而知本館丞為刊傳文微意也。”劉之誠在前面的序言也說“（這部書）當黨爭最列﹐而能為持平這論﹐以明正義﹐兵事最詳﹐吏戶次之。要其所錄皆有關系之作。慎所持擇﹐又後之侈言整理檔案者所當取法也。”他是明確指出了這部書的可貴之處以及後世之所學習的地方的。
《神廟留中奏疏匯要》四十卷目錄一卷﹐現北京圖書館藏有慕立甫鈔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鉛印本。
《容台集》
明代詩文別集﹐董其昌（號容台）著。初刻於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計有文集九卷﹐詩集四卷﹐別集四卷﹐集前有陳繼儒作的序。《四庫全書》存目依據此刻本著錄﹐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又重新翻刻﹐增加二卷﹐計有文集十卷﹐詩集四卷﹐別集五卷﹐共十九卷﹐增加了黃道周、葉有聲、沈鼎科的序﹐今也存有此刻本。
董其昌傳略見《萬歷事實纂要》。他是當時一位著名的詩人。他的詩作頗能體現他精於鑒賞、長於闡述的才能﹐如詩集中《畫家霜景與煙景渚亂﹐余未有以易也。丁酉冬﹐燕山道上乃始司文﹐題詩驛樓》一詩“曉角寒聲散柳堤﹐行林雪色亞枝低。行人不到邯鄲道﹐一種煙霜也目迷。”詩的開篇即渲染了早冬清冷的景色﹐柳堤上散落著白雪﹐也幽幽地響著吹角聲﹐輕輕地透露出清而不凄的的寒意。接著畫面轉到了柳堤外的樹林中﹐那裡覆蓋著一片白雪﹐密密的枝椏被雪壓得沉沉地垂了下來﹐頭兩句﹐為我們描繪出一片雪景。寫景是為了抒情﹐“柳”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是一種送別的意象﹐象征著依依不舍﹐《詩經》曾寫“昔我往矣﹐柳柳依依”﹐都是訴著別情﹐於是這楊柳、這清冷響徹的角聲不禁牽動了遊子的思緒”行人不到邯鄲道﹐一種煙霜也目迷”﹐留給人無限暇想。
他的《自畫吾鬆小昆山》﹕“昆山雖婉孌﹐卻以魯家丘。故作廬峰勢﹐青天瀑布流。”這是一首題畫小詩﹐在表現畫幅的意境時﹐顯得楚楚有致﹐在他筆下﹐昆山是如此的溫婉可愛﹐青翠怡人。又如《長鬆高士圖》“虯鬆繡青銅﹐峭壁立積鐵。下有逃虛人﹐長嘯空山裂。”天空時態﹐融合駘盪如在眼前。
《容台集》之所以被清朝禁毀﹐並不是因為這些清新的小詩﹐而是由於收錄了《神廟留中匯要》（四十卷）中的筆斷。這些筆斷都是董其昌對其中收錄的留中之疏的評論﹐仿史讚之例﹐寫在秦疏之後的。董其昌希望自己的這些評論能夠起到警醒人心﹐改革時弊的作用﹐因此十分重視這些按語的寫作﹐從中申明自己的觀點﹐褒貶分明﹐以期作為後事之師。“加以筆斷尤為剴切﹐冀有以革姦弊﹐而振紀綱﹐用心至為深遠。”（劉之誠《序》）。
《留中奏疏匯要》雖終明之世未曾刊行﹐但這些筆斷於由於收在董其昌《容台集》﹐專門列為一卷﹐經以“筆斷”命名﹐因此能夠集中起來在明代得以見世人。
《筆斷》共分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六類。其中兵部一類大量涉及明王朝與女真族的關系、交往、很多地觸到了清統治者的痛處﹐大致說來﹐其內容有以下幾類。
其一、褒揚那些指出朝政弊端﹐忠誠正直的朝臣或邊鎮將領。如萬歷三十七年薊遼總督王向乾上疏所奏﹐言辭急切地指出“遼鎮阽危已極﹐薊鎮兵力難續”的危險﹐王向乾在奏章中詳細地分析了邊防情況﹐將遼的蠢蠢欲動、逐漸興起和明邊境的防御疲弱、急待增兵的兩方實力對比一一列出﹐希望皇帝“垂聖明察”向薊遼一帶增兵﹐加強防守力量﹐以對付遼兵的不斷襲擊﹐防止“千裡之堤﹐潰於蟻穴”﹐扼制遼的發展壯大。對此﹐董其昌撫今追昔﹐深有同感﹐認為當時的朝廷倘若照著王象乾的話去做﹐也不會將遼姑息至此﹐養虎成患﹐並由此評價王象乾是有智謀的“此疏在萬歷三十七年﹐去扶順之役七八載﹐而虜情■然如此﹐老成謀國豈虛哉﹗”讚嘆之情﹐躍然紙上。又如萬歷三十六年三月初九﹐兵部職方主事葉世英奏清明部在鎮江堡和寬虞加強防守一折﹐也是得到了董其昌的大加讚揚“惜乎遼事起而其人不用矣。”
其二、尖銳地批評那些優柔寡斷、麻痹大意、姑息養姦的當權大臣﹐對遼管轄以及控制本是兵部之職責﹐但董其昌卻在一份禮部的奏本中發現﹐禮部發現兵部疏於職守之事。起因是這樣的﹐女真族在明朝時是受明管轄的﹐年年要向明廷進貢﹐建州女真自壯大以來常慫恿其他部落不向朝朝廷進貢﹐這事到了努爾哈赤崛起後尤為突出。萬歷三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禮部案驗証實﹐海西女真與建州女真已經有兩年未曾入貢﹐因此呈上一本名為《海建二酋逾期違貢謹循職掌據實據實題明以清宸斷事疏》。董其昌閱後不禁回憶起其後十年發生的撫順之戰。
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列敘了對明廷的“七大恨”﹐直接與明廷對抗﹐5月8日率領一萬軍隊直撲撫順。撫順是當時的重要貿易城市和軍事重鎮﹐當時駐守撫順的是明朝將領李永芳。李永芳在努爾哈赤的威逼利誘下﹐在金隻發動一次進攻後就率所千余戶投降了。撫順陷落﹐其後的援軍也被擊潰﹐帶給明朝極大的恥辱。明廷先後有大將楊鎬、熊廷弼、李應泰組織軍隊向金進攻﹐但一一被打敗。從此遼河以東﹐明軍重鎮錦州以北的全部地區都被金軍佔領。撫順之戰是轉折點。因此﹐當董其昌面對著岌岌可危的明形勢﹐面對這樣一本言詞中肯指出危機的奏折﹐不能不發生感嘆。
他評論說﹕“《周易》上有“履霜附冰至”的話﹐這是說考慮問題要防微社漸﹐及早提高警惕。努爾哈赤兩年不進貢﹐這說明他心有所恃。可是我們的兵部大臣卻內心恬然﹐無動於衷。幸虧禮部大臣揭發了努爾哈赤的陰謀﹐這才引起了明朝廷的重視。戊午之役（即撫順之戰）正好印証了禮部的預言。考慮國家大事的人都象兵部大臣這樣麻痹大意怎麼行呢﹖
其三﹐指出努爾哈赤的狡詐以及明朝臣的昏庸無辨、沾沾自喜。被努爾哈赤列為“七大恨”中的“老女之爭”一事﹐御史王雅量妄存僥幸的奏本被董其昌痛加斥責。”老女之爭”事情是這樣的﹐女真葉赫部布場古其妹艷麗多姿﹐是當時名傳滿蒙的美女﹐十五歲許給努爾哈赤。其後﹐葉赫部曾與建州部發生過戰爭﹐布揚古之父、葉赫布寨貝勒被建州士卒武談“掩爾殺之”﹐戰後葉赫索要遺體﹐努爾哈赤竟將布寨貝勒的遺體剖為兩半﹐僅還一半給葉赫﹐既殺其身﹐又辱其屍﹐這樣的不共戴天之仇豈能不報﹐布揚古怎能讓妹妹與仇人永結絲羅之好。其妹納林布祿改許給哈達蒙格布祿、寫拉布佔泰貝勒後﹐又被而布揚古許了給蒙古喀爾喀部巴哈達爾漢貝勒之子莽古爾岱台吉。努爾哈赤為此發兵爭搶。當時艷麗如花的美女在多次改聘後成為政治角還的犧牲品﹐直到三十三歲仍未婚娶﹐成為“老婦”﹐最後嫁與蒙古﹐一年而亡﹐實為可悲。”
對“老女之爭”的分析﹐王雅量是這樣寫的﹕努爾哈赤與蒙古暖免（喀爾喀部）都很強大﹐一旦聯合起來﹐遼東的局面就無法支持﹔而現在努爾哈赤與暖免爭婚﹐勢不驟合﹐而葉赫由於與蒙古通婚（葉赫親明朝）﹐於是有了強大的後盾﹐這對中國非常有利。王雅量於是沾沾自喜地預測﹕明朝隻要在遼陽以東設防﹐按甲不動就可以了。不但坐收漁翁之利﹐努爾哈赤的滅亡也是翹首可待的事了。對此種言論﹐董其昌加以否認﹐他在筆斷中指出﹐努爾哈赤之所以借老婦之爭挑起與葉赫和蒙古的戰爭﹐形成劍拔弩張之勢﹐其主要目的並不是為布揚古之妹以及什麼改聘之恥﹐仍然是圖謀遼陽﹐“老女之爭”隻是個幌子﹐這樣﹐看起來好象夷人之間互相仇視的復仇之戰﹐但如果我們放鬆了警惕﹐就正好中了他們的計策。由此。董其昌指出努爾哈赤的本性是很狡猾的﹐明廷不應被其詭計所蒙騙﹐他希望大臣們打消對努爾哈赤的僥幸心理﹐提高警惕﹐否則情況會更加嚴重。其四、嚴加斥責努爾哈赤等遼統治者的嗜殺成性﹐他痛責努爾哈赤的將領們草菅人命﹐指出﹐女真百姓的生活是很痛苦的﹐怨聲載道如“奴酋好殺﹐遼之怨恨上通於天”﹐這些言証必不會被清所容忍。
其五、並且是佔最大比重的﹐是關於針對遼的防邊之策﹐作者在詳細分析後﹐提出以下策略。
（一）軍事上﹕１集中兵力打擊敵人﹐避其強勢打擊弱勢﹐如萬歷四十七年九月熊廷弼在撫順之陷後給神宗奏疏後的筆斷。２實行屯守的政策﹐將防衛落實到邊境每戶人家上﹐平時在民間組織軍隊並進行操練﹐一有戰事派往戰場﹐如萬歷二十六年兵科給事中赫敬呈神宗奏疏後的筆斷﹔３用重金收買遼營掌握軍機之人﹐或派心腹深入內部刺探敵情﹐以期對遼軍事動向有所準備﹐及早制定有效的克敵措施﹐避免措手不及勿忙應戰﹐如萬歷四十二年二月初十日遼東巡撫張濤星神宗疏的筆斷﹔４實行堅壁清野政策﹐在邊境地區嚴加防范﹐並招募土著之兵﹐利用他們驍勇善戰熟悉地形的優勢﹐組成精銳部隊﹐打擊遼兵入侵﹐如萬歷四十七年九月初一日戶部主事郝敬呈神宗以筆斷。
（二）經濟上﹕１控制邊境貿易﹐尤其是禁止女真盛產的人參、貂皮的買賣﹐控制明物產尤其是糧食的外流﹐摧毀女真族的經濟﹐使他們困厄疲憊﹐坐困致敗（如萬歷四十八年三月初十日）南京部主事牛維曜呈神宗奏疏筆斷﹔２用優撫政策吸引流向女真的漢族回來重操舊業﹐幫助他們安家並發展生產﹐對有才能的人回中國給予獎勵﹐以此削弱努爾哈赤的實力﹐使他們民心渙散如萬歷三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呈神宗的奏疏筆斷。
這些策略不能不說是很有見地的﹐由此可看出董其昌的軍事才能。隻可惜這些建議並沒受到明統治者的重視﹐董其昌的苦心付之東流水。至明滅後﹐清統治者然自不會讓這些筆斷存世﹐《容台集》被列為禁書是情理之中的。
《容台集》在明代曾在崇禎八年被增版翻刻﹐黃道周序說明了翻刻情況﹕“曩在京師見容台集﹐就未甚備﹐近董長公來自閩中﹐以建寧固稱書窟﹐先生之轍存焉﹐因而鐫之﹐是為建本。僕始得盡讀其文辭﹐與諸筆載諸篇﹐始復瞠然嘆“昔者睹先生之未有盡也。”由此可見《容台集》在當時影響是很大的﹐尤其是筆斷一卷﹐與董其昌的詩風截然不同﹐頗有運籌在握的將帥風范。而清代將《容台集》也隻是部分禁毀﹐如四庫館臣認為﹕“其昌以書畫擅名﹐論者比之趙孟□。然其詩文多率爾而成﹐不暇研煉﹐詞章之學蓋不及孟□多矣。”事實上還是比較欣賞他清新流暢的文筆和那些楚楚有致的小詩的。現代人則更看重其中的筆斷部分認為其兵部類涉及遼事者頗繁﹐如與留中奏疏匯要比較而觀之則於當時情勢更可■然矣”。
《霏雲居續集》
詩文別集。明代張燮所撰。共六十六卷。明崇禎十一年刻本。
張燮﹐字紹和﹐龍溪人﹐萬歷甲午年間舉人。在《明史‧黃道周傳》中﹐稱此人“志尚高雅﹐博學多通”﹐他在當時很有名氣﹐人稱“龍溪舉人”﹐張燮著述非常豐富﹐有與明人袁表共同編撰的《閩中十子詩》﹐有輯錄漢魏六朝詩文的《七十二家集》﹐還有講述世界地理知識的《東西詳考》。自己撰寫的則有《群玉樓集》、《霏雲居集》五十四卷﹐《霏雲居續集》六十六卷。
《霏雲居續集》的內容﹐大多是寫張燮本人造訪朋友﹐飲酒酣歌﹐或者烹茗煮茶吟詩唱和﹐或者賞花問月﹐行踏山水的瀟灑生活。這一點表現在他的文集中﹐則有許多以描寫山水亭台為對象的遊記﹐敘寫其尋幽探勝、吟賞煙霞的快意之情﹐還有不少往來的書信﹐抒寫其詢聲問友﹐敘舊慰情的自足之心。這種情懷表現在他的詩集中﹐則有不少寫其與親朋好友相聚酌飲而恬然自適的詩作﹐如《過林子丘茂之伯仲華林館留酌》﹕“隔籬種樹時臨水﹐列石留雲更作峰。坐起筆床聊送日﹐寒花插對酒杯濃。”
作者以“樹”、“水”、“石”、“雲”四字非常簡煉地寫出了自己所居處的自然景致﹕樹木參差﹐臨水可見倒影﹐石似奇峰﹐雲亦似峰﹐周圍的環境可謂美不勝收。作者每日的生活則是恬淡自如﹐無羈無束﹐吟詩作文﹐誦對唱和。和友人相約飲酒﹐有寒花助興﹐酒興更濃。同時﹐在《霏雲居續集》中﹐還有寫作者乘興閒遊而情滿山水﹐意趣盎然的詩篇﹐如《重遊九鯉》僅二句就將九鯉山的景致描寫得淋漓盡致。又如《遊古蘭序》﹕“亂煙經癖少人過﹐野老猶談晉永和。”筆下出現的意然宛似桃花源。“修竹茂林堪息影﹐情深懷古舞婆娑。”景中有情﹐情中亦有景﹐渲染出作者對於自然的喜愛嘆賞之情。張燮的這一類詩在《霏雲居續集》中還有很多﹐大都蒙上一層士大夫怡情山野、隨緣安逸的人生情調。張燮與鄒迪光﹐顧起元等交往非常密切﹐曾有交遊暢飲詩文很多篇。如《顧太初司成招飲宅上》、《訪鄒彥吉學憲齋頭酒集》等。
張燮雖然醉心於遠山鬆壑竹林梅館而樂不知疲﹐暢意於同仁相娛友朋互樂而飲不知醉﹐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但實際上﹐他也“強半談時事”﹐依然寄心於明朝的社稷江山﹐關注天下的安定危亡﹐憂慮於國家的興衰存亡﹐海防邊警也時時激起他心中的波瀾﹐當時﹐倭寇常常侵擾中國沿海﹐給當地的人民造成極大的損失。由於張燮身居閩地﹐因此對閩海佞夷的侵擾表現了更大的關注﹐他有相當數量的詩文與駐閩平倭的將帥相關涉﹐對他們驅逐海寇﹐安邦樂民的行為給予了熱情的讚頌和高度的評價。與此同時﹐遼地邊關的狼煙戰火也同樣激起他壯懷激烈的情懷﹐他曾經為赴“遼陽峰火急”的衛士賦詩作歌﹐又曾經為遼左之後的受挫而抒寫深沉的感慨﹐他的以遼左戰事為內容的《遼師失利四首》就是他心存廟堂﹐情寄國事的集中反映。
這組詩是以遼左戰後為寫作背景的﹐即萬歷四十六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揮師伐明﹐奪關掠城﹐連敗明軍﹐造成金遼騷動。為了扭轉這種危難艱險的局面﹐萬歷四十七年﹐明政府集十萬軍兵﹐以遼東經略楊鎬為統帥﹐分兵四路﹐全面進師﹐企圖一舉殲滅努爾哈赤的力量﹐但是由於戰略失策﹐明軍被努爾哈赤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損失士兵四萬余人﹐將領三百多員﹐並且連失開原﹐鐵嶺諸城﹐京師為之震動。張燮深感於遼左之戰的慘敗﹐為明軍的失利而痛惜之余﹐渲染了努爾哈赤侵擾明朝疆城的兇悍氣勢﹐以及戰爭的殘酷和荒涼﹐遂寫成《遼師失利四首》。在詩中﹐張燮描繪了努爾哈赤侵略遼東的囂張氣燄﹕“羈縻勿絕已多年﹐忽漫妖氛屢犯邊。”
不僅不承認努爾哈赤所宣揚的“七大恨”﹐還將努爾哈赤所率領的清軍稱為“妖氛”﹐這種明顯地對滿族的鄙夷和敵視﹐當然會觸怒清朝統治者﹐同時張燮還在詩裡言述了明軍分兵擊奴的事跡﹕“盡日催軍赤羽旗﹐度遼十萬報師期”﹐“中原老將盡從征﹐仗鉞分歌出塞行。”將明軍出征的壯闊場面描述得轟轟烈烈。而“半殘棋局空留恨”﹐“處處漏危傳餉絀﹐借來無數水衡錢”則又道出明軍出遼塞而錢糧軍餉不足﹐士卒軍力未備的事實以及兵敗城失的千古遺恨。作者明確地站在明朝一邊﹐對於明軍在遼左戰役中的慘敗表示了極深的惋惜之情﹐傷痛之意溢於言表﹐在詩中﹐他不僅寫出了塞外野戰的殘酷與悲涼﹐“長纓未系旃裘頸﹐絕漠長膏戰血悲”。
而且抒寫了邊關將士同仇敵愾欲直搗酋穴的凌雲壯志和捐軀赴國難而視死如歸的忠貞氣節﹐“沙磧連天期掃穴﹐陣雲蔽日不歸營。白頭未灑辭家淚﹐青史仍拼報國名。聞說涉危猶轉戰﹐勝於左次棄逃生。”作者對於明軍將士不畏死難﹐英勇報國的氣概給予了極高的讚揚。詩中更以“悲笳學奏劉琨曲﹐胡騎中宵未敢過”一語表示了對以努爾哈赤為代表的滿族勢力的極大蔑視。這些詩在清朝統治者看來﹐是對於他們的大不敬﹐而提及清軍和努爾哈赤之處﹐多用“妖”、“夷”、“酋”等詞﹐這是清朝統治者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霏雲居續集》雖然多抒寫文人墨客的優遊閒散之情﹐恬淡之意﹐但仍以其抗奴滅酋的實在心跡成為清代禁毀書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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饑食維生素﹐渴飲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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