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傳統學術中疑古辨偽思想的發展
古史辨派的產生離不開中國傳統學術的深厚根柢和豐富滋養。萌生於春秋戰國時期的
疑古思想﹐在兩千余年的史學發展中始終一脈相承﹐不斷光大。與此同時﹐在傳統史學的
漫長行程中﹐舊史學日益顯露出內在的矛盾和惰性﹐從而激發了學者們大膽疑古、開拓新
風的勇氣。以顧頡剛為首的一批學者終於沖破傳統史學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的藩蘺﹐在五
四反封建思想與科學觀念和方法的激盪下﹐在舊學的廢墟上掀起了一場震動一時的古史辨
運動。
（一）傳統史學中疑古辨偽思想的深遠影響
中國對古書、古史的疑辨有著悠久的歷史﹐疑古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當
時子貢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1]這是
說商紂王不會像古史中所描繪的那樣殘暴﹐是後人把天下的惡行都歸之於其一身的緣故。
戰國時﹐孟子對《尚書‧武成》所記周武王伐紂時“血流漂杵”產生懷疑﹐認為“以至仁
伐至不仁﹐不應如此”﹐“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2].顯然
這流露出孟子的疑古思想。實際上孟子理想中的“仁義之師”是不可能存在的﹐戰爭中必
然會有傷亡和流血﹐《尚書‧武成》的記載可能是真實的﹐《逸周書‧克殷解》可為之作
証。一百年後﹐韓非發現儒、墨兩個學派的各個分支皆自稱得孔、墨之真傳﹐而孔子、墨
子又自稱得堯、舜之真諦﹐對此他發出詰問﹕“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
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
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如果有人不顧
古史荒遠難征﹐相信了某一學派的自我宣揚﹐一味要定儒、墨之真﹐欲審堯舜之道﹐其結
果則是“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
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3]韓非的反詰體現了他對諸子百家自
我標榜、托古立說的懷疑。一百年後﹐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賓客進一步指出﹕“三代之稱
﹐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4]他們認為儒家吹捧的禹、湯、文王、
武王這些所謂的聖君明主﹐實際上並沒有那麼神聖﹐而是被“千歲之積譽”粉飾成光輝的
形象﹔儒家所貶抑的夏桀、商紂﹐實際上也沒有書上所描繪的那樣殘暴﹐而是被“千歲之
積毀”大大地醜化了。除了懷疑古史﹐劉安及其賓客還揭示出造偽和信偽的人的心理以及
偽史、偽書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
帝而後能入說。亂世暗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
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5]即世人頭腦中“尊古而賤今”的觀念和統
治者“厚古薄今”的做法﹐造成了道家借重黃帝、醫家借重神農以及黃帝、墨家借重禹來
抬高自己學術地位的現象﹐並產生了托名於古代聖君明主的偽史和偽書。因而本來是新出
的文章﹐為了有更多的人讀﹐就冒充是孔、墨所作﹕“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
子句指而受者必眾矣。”[6]這樣一來就會有人誦讀、傳抄﹐偽書也得以流傳下去了。
司馬遷生於戰國百家寓言之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他發現﹕“五帝、三王之記
﹐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殷商時期還沒有三皇五帝的記載
﹐西周以後卻越來越多﹐這確是一種可疑的現象。而“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
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可闕﹐不可錄”。這說
明孔子作《春秋》因有史文可憑﹐所以年月日都記載得很詳細﹔至於序《尚書》因無所依
據﹐就沒有年月了﹐隻有持“疑則傳疑”的慎重態度。通過對孔子修《春秋》和《尚書》
的比較﹐司馬遷詮釋了孔子所恪守的信史原則並深受啟發﹐因而他在撰寫《史記》時﹐面
對有關上古歷史的不同說法﹐力求通過比勘抉擇找到一種有儒家典籍作依據的﹐有故老傳
說或歷史遺跡可驗証的比較可信的歷史﹐意欲做到“疑則傳疑﹐蓋其慎也”[7].本來司馬
遷在傳說中知道有神農氏（《五帝本紀》）、伏羲氏（《自序》）、無懷氏和泰帝（《封
禪書》）﹐但他還是毅然以黃帝為起始斷限﹐發揚孔子“多聞闕疑﹐慎言其余”、重視對
文獻征驗考核的精神﹐對黃帝以前的史事一概不記﹐於帝王能舍伏羲、神農、燧人、有巢
﹐名人能舍許由、務光、列御寇﹐不盲從﹐不附會﹐頗有疑古之膽量。因此顧頡剛評價司
馬遷說﹕“他一說到上古﹐就嘆一聲‘尚矣’﹐於是接著說﹐這‘不可記’了﹐‘不可考
’了﹐‘吾不知’了﹐‘余不敢言’了。這種老實承認不知道的態度﹐試問比了一班儒者
自以為萬事萬物都能明白﹐雖是文獻無征之世也可用了排列法來排出它的制度的﹐要光明
磊落了多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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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是選用史料的重要依據﹕“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9]如寫《殷本紀》主要
依據的就是《尚書》和《詩經》。這一原則有相當的合理因素﹕從史學角度而言﹐經書中
的史料與所記史事時代接近﹐產生的訛誤較少﹐可信度較高﹐可納入原始史料的范圍﹔以
歷史認識論的觀點來看﹐經書被視為聖人著作的典籍﹐與戰國、秦、漢間百家異說相比﹐
其價值取向更趨近於客觀事實﹐較為真實可信。因此在考古學還沒有發達的時候﹐“考信
於六藝”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與此相反﹐司馬遷對儒家經典之外的記載多持懷疑
態度﹐《貨殖列傳》開篇即道﹕“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這裡的“吾不知已”顯然是
托詞﹐究其因主要是他對傳說中古史記載的真實性表示懷疑﹐不敢采用。《大宛列傳》稱
﹕“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
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10]其中緣由也與此相
類。二是“擇其言尤雅者”。司馬遷在《五帝本紀》中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
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這體現了他懷疑和
擯棄百家敘述的黃帝事跡﹐主要依據《尚書》、《國語》、《左傳》、《世本》等典籍﹐
從中“擇其言尤雅者”來編撰《史記》﹔而對那些奇異不雅或荒誕不經的傳說﹐則慎之又
慎抑或刪除不錄。三是用事實來考辨偽說。《史記》以《五帝本紀》開篇﹐當時要寫這段
上古史有兩類史料可供選用﹐一類是百家雜語﹐另一類是《左傳》、《國語》、《五帝德
》、《帝系姓》這些儒家典籍。司馬遷認為第一類“其言不雅馴”﹐無法印証。而第二類
經過他在全國范圍內的調查訪問﹐采訪故老傳說﹐都能得到印証﹕“孔子所傳《宰予問五
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
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索隱》
﹕古文即《帝德》、《帝系》二書也﹐近是聖人之說。）[11]正是通過事實的考証﹐做到
取舍有據﹐史料精審﹐才能成就一部“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12] 的信史實
錄。如在《周本紀》中﹐他針對“周伐紂﹐居洛邑”的說法﹐以事實反駁道﹕“綜其實不
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
於洛邑。”[13]司馬遷對史料嚴謹詳審的“考信”態度和方法﹐是儒家樸素的理性思想在
史料考辨上的體現和發揚﹐對於後代學者產生深遠的影響。難怪樑啟超雲﹕“我們可以說
作史學的始祖是司馬遷﹐辨偽學的始祖也是司馬遷。從他以後﹐漢朝學者對於書的真偽已
有很明了的辨別眼光。”[14]而西漢末的今古文之爭﹐更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疑古辨偽
思想的發展。
到了東漢﹐統治階級把儒經和讖緯公開結合起來﹐不斷加強儒家神學思想的統治地位
。在此背景下﹐王充（27─約96）“疾虛妄”、“求實誠”、著《論衡》﹐目的是為了“
詮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後進曉見然否之分”[1
5].他對當時盛行的讖緯迷信進行了批判﹐對於俗儒穿鑿附會的傳記﹐乃至聖人憑空立說的
經書﹐都持懷疑態度。王充在《論衡》中指出許多古事訛偽不可信﹐又通過《書虛》、《
儒增》、《藝增》等篇對經書和子書舉發了不少的疑點﹐進行了大膽的“訂其真偽﹐辨其
實虛”的考辨工作。如儒家經傳常常美化堯、舜、周文王、周武王這些古代的聖君明主﹐
甚至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
錯不用四十余年”。王充認為此乃虛美不實之辭﹕“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
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
也。”[16]此外﹐王充指出儒家經傳在美化古代聖君的同時﹐還對商紂王之類的君主進行
了故意的醜化。《論衡》中專立《正說》篇考辨儒經﹐對五經從作者、成書、流傳等方面
驗明其真偽﹐指出﹕“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17]總之﹐這種“疾妄求實
”的疑辨思想也對後來的辨偽學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此後不久﹐古文經學家馬融在研究《尚書》時﹐對《泰誓》篇產生懷疑。《泰誓》本
為漢武帝末年發現的一本周初的書﹐被立於學官﹐取得了定本教科書的地位﹐而馬融竟敢
於大膽置疑﹐專門作文加以考辨。他說﹕“《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雲﹕”八
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雕。至五﹐以
谷俱來﹐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18]”今
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
“[19]馬融考証的理由有兩點﹕一是《泰誓》中記載了許多神怪之事﹐不符合孔子編修《
尚書》的標準。二是古書中引用《泰誓》的話都不見於今本《泰誓》篇﹐而今本《泰誓》
中的文字又絕不見引用於先秦諸子﹐據此他斷定今本《泰誓》是西漢時偽造的。顧頡剛高
度評價了這篇辨偽文章﹐譽之為”可算做考據性的辨偽的第一聲“[20].
從三國到隋﹐學者們熱衷於清談和辭章﹐疏於考証﹐雖ド帡唌撒u幌５寫媯□縟□?
時期譙周撰《古史考》25篇﹐以糾正《史記》中的“謬誤”﹐西晉司馬彪據《汲塚紀年》
﹐臚列《古史考》中122事為“不當”﹐但這段時期卻沒有一部專司辨偽的書籍。直到唐初
孔穎達的《五經正義》對一些古書的辨偽才喚醒了沉睡多時的辨偽之風。在唐代首倡辨偽
的學者當推劉知幾（661─721）﹐他繼承孔子之志﹐發揚了王充“疾妄求實”的疑辨思想
和學說﹐充分肯定了《論衡》對《論語》的諸多批評。他在《史通》中大膽懷疑《春秋》
、《論語》等經書﹐不為傳統所惑﹐不為權威所拘﹐其矛頭直指封建學術權威﹐對古史、
古說也多有考辨﹐《疑古》、《惑經》即是他疑古辨偽的兩個專篇。其中提出了《尚書》
的可疑之事十點﹐《春秋》“所未諭”者十二、“虛美”者五﹐剝去了《尚書》和《春秋
》的神聖外衣﹐把它們和一般的史著置於平等的地位﹐成為把經學還原為史學的創舉。
《疑古》篇利用晉代出土的《竹書紀年》和儒家經典的矛盾等等﹐揭示出古聖先王的
賢明和功績是後人粉飾、附加的結果﹐而孔子等聖人隱惡揚善、虛美損醜的說教是造成偽
事、偽說的主要原因之一。他還針對《論語》、《尚書》相互矛盾的記載尖銳地指出﹕“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雲三分有二﹐商
紂為獨夫﹔語殷之敗也﹐又雲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
焉。又案武王為《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為晉絕秦﹐陳琳為袁檄魏﹐欲加
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偽說﹐競列紂罪﹐有倍五經。”[21]這段文字體現了
劉知幾對經注、諸子傳說的“紂之惡”的質疑﹕既然商紂王能有臣民億萬之數﹐戰敗時竟
至於“血流漂杵”﹐又怎能集諸惡於一身﹖《疑古》篇特別對孔子以後儒家所美化的堯、
舜、禹、湯等古代帝王的事跡提出質疑﹐懷疑經書﹐譏議聖賢﹐批評《尚書》的隱惡虛美
、前後矛盾﹐表現出大膽的疑古思想和批判精神。《惑經》篇是專辨《春秋》的﹐它從修
史的原則、方法、體例等方面﹐尖銳地批評了孔子和《春秋》。劉知幾認為孔子修史不實
事求是﹐並對《春秋》記事多依據別國不確切的傳言進行了批評﹕“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
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而《春秋》記他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
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弒而不以弒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
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22]這導致了其所記史事真偽難辨﹐是非混淆﹐也說明
孔子記載別國史事﹐對史料缺乏分析、鑒別和選擇﹐常有取舍不當、繁簡失調之處。此外
﹐劉知幾還根據《春秋》書法的“事同書異”的參差相異﹐指出它是因襲舊文、經過刪削
的魯國舊史﹐而非孔子先定下義例而著成。他批評了後人對《春秋》的盲目崇拜和讚揚﹐
對千百年來人們尊聖崇經的信仰予以猛烈的抨擊﹐在客觀上起了一定的破除迷信的作用。
總之﹐劉知幾對盲目崇拜古代、迷信聖人的觀念進行的批判﹐在辨偽學衰微已久的空氣中
﹐重新開啟了疑古之風。
唐代中後期的柳宗元（773─819年）曾從陸淳受學﹐深受啖助、趙匡、陸淳疑辨思想
的影響﹐用他們研究《春秋》的方法研究諸子﹐成為第一個從事考辨子書年代的人。柳宗
元的辨偽思想已經有了一定的系統性和章法﹐他疑辨古書的方法靈活多樣﹐能夠從其作者
、內容、著錄流傳情況、反映的思想觀點、史料的來源取舍、句子文辭的時代特色等多處
著手進行考証。如辨《列子》就是從列子所處的時代進行分析﹐他據劉向《別錄》所言“
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考証說﹕“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雲
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五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
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
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23]盡管柳宗元進行的辨偽尚有失誤﹐甚至還
有失嚴謹﹐但仍不能掩蓋其疑辨思想的理性之光。他的疑古勇氣和辨別偽書的方法對後人
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激發和推動了後世辨偽學的發展。
（二）古史辨派對傳統學術中疑古辨偽思想的繼承和超越
自唐代拉開了辨偽的序幕﹐疑古辨偽作為一支學術源流一直存在並發展著﹐歷代進行
辨偽的學者們無不從中汲取堅韌不拔的疑辨精神和實事求是的考史態度﹐在考辨古史上做
出艱苦的努力。到了宋代﹐學術界的疑古辨偽已蔚然成風﹐十分盛行﹐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由於宋代的學問和漢學對立﹐更易對漢以來相傳的古書、古事產生疑問﹐因而形成了一
代富有懷疑的學風。
開創宋代疑古思潮的先驅者是歐陽修（1007─1072）﹐他擺脫了漢、唐注疏的桎梏﹐
放言高論﹐抒發己見﹐成為有宋一代新學風的開創者。他的疑辨思想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第一﹐尊經疑傳。他強調從經的自身理解﹐否定後儒對經的臆斷和曲解﹕“六經﹐萬世之
法”﹐然而“自秦漢以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24].所以“經之所書﹐予所
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25].在篤信經傳、墨守注疏的時代﹐歐陽修力排舊說﹐超越
注疏﹐疑辨經傳﹐對先儒注疏無法說通之處不牽強附會地解說﹐而是從經義本身出發進行
闡釋﹐勇斷不惑且簡易明了﹐其膽識非凡。第二﹐疑古意在求真。在考辨經傳的同時﹐歐
陽修發現有些經書非聖人所作﹐他從十翼的語言文字、內容及經傳之間的關系上﹐判定《
易傳》為聖人之作實屬偽說﹕“余之所以知《系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
而乖戾也。”[26]而《文言》中的“子曰”也不是聖人之言﹐卻是經師解說《易》的“講
師之言”﹐其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
”[27]這就從思想統一、內容統一的角度條理出辨偽的原則﹐說明《易傳》既不是聖人所
作﹐也不是一人之言。其他的諸如《系辭》是“僭偽之書”﹐《說卦》、《雜卦》為“筮
人之佔書”。至於十翼﹕“謂其說出於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
怪也﹔謂其說出於一人﹐則是繁衍叢脞之言也﹔其遂以為聖人之作﹐則又大謬矣。”[28]
總之﹐歐陽修對《易傳》的疑辨﹐廓除了前人蒙在《周易》上的迷霧。歐陽修還大膽疑辨
《周禮》﹐他從《周禮》設官之煩﹐不為後世所用兩個方面揭露其可疑之處﹕“六官之屬
略見於經者五萬余人﹐而裡閭縣都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另一方面﹐漢以後的制
度基本上都是沿用秦制﹐“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29]這兩點論
証﹐無論從邏輯分析方法和說服力上﹐都十分精當。第三﹐歐陽修對《史記》的古史系統
產生懷疑。他依據《史記》本紀排列出遠古帝王的世次圖﹐發現前後抵牾﹐舛錯叢生﹐竟
至於“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歐陽修以闕疑求信的態度﹐指出了從黃帝
以來到堯、舜這段古史是司馬遷因“盡集諸說而論次”[30]增益進古史的﹐這表明他已意
識到歷代相傳的古史系統是逐漸積累起來的。雖然這一認識還顯得朦朧隱晦﹐但比之子貢
、劉安隻看到古史因時代和人們的毀譽積累而來﹐顯然是一次認識上的飛躍﹐也體現出歐
陽修的疑古思想有探尋歷史之“理”的趨向。
除了前文所述﹐歐陽修還有不少辨偽著作﹐如《泰誓論》疑《尚書》﹐《請刪定正義
疏》疑唐人《正義》﹐辨《石鼓文》等。尤其是他的《詩本義》疑《詩序》並辨毛、鄭《
詩》之說﹐在《詩》學史上引發了疑辨之聲。清代學者陳澧評論道﹕“歐陽子掊擊經傳何
其勇也﹗其於《易》﹐則以為《系辭》非聖人之作﹔又以為《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
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其於《周禮》﹐則以為實有可疑﹐反秦制之不若。其於《中
庸》﹐則以為其說有異於聖人﹐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其於《春秋》三傳﹐則以為妄
異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至其通論諸經﹐則以為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
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又以諸經所載鳳凰、玄鳥、河圖、洛書、龜、龍、
六□、鸚鵒、麟暨騶虞﹐皆為語怪﹐啟秦漢以來諸儒所述之荒虛怪誕。然則如歐陽子之說
﹐六經真可焚矣。”[31]由他發端﹐鄭樵、朱熹等繼之排《詩序》﹐此後數百年﹐左右分
袒﹐各持己說﹐而對《詩》的研究也隨之深入。歐陽修疑辨思想激發了後世學者疑古的勇
氣和決心﹐宋代出現了不少的辨偽學者﹐像王安石疑《春秋》﹐蘇軾疑《莊子》﹐司馬光
疑《孟子》﹐程頤作為一個嚴肅的理學家﹐對偽書偽史也有許多匡正。
鄭樵（1104─1162）生當兩宋之交﹐繼承了歐陽修的疑古思想﹐一生著述等身﹐主要
著作《通志》、《夾漈遺稿》、《爾雅注》、《詩辨妄》等流傳下來﹐其他多已亡佚。據
文獻記載﹐他的著作有84種﹐一千多卷。鄭樵的《詩辨妄》是一部專攻《毛詩》之妄、考
辨《詩序》作者的辨偽專著﹐對於齊、魯、韓、毛、鄭五家解釋《詩經》的說法都有批評
﹐本來它已經亡佚﹐經過顧頡剛的輯佚才得以重現於世。根據顧頡剛的輯佚本﹐《詩辨妄
》由“詩序辨”、“傳箋辨”等幾部分構成。《詩序辨》首先論証出傳統觀點──子夏作
《詩序》乃是謬說﹕“設如有子夏所傳之《序》﹐因何齊、魯間先出﹐學者卻不傳﹐返出
於趙也﹖《序》既晚出於趙﹐於何處而傳此學﹖”[32]此觀點被清代學者崔述肯定。關於
《詩序》的作者﹐異說甚多。蕭統的《昭明文選》以為是子夏所作﹐《隋書‧經籍志》認
為是子夏所創﹐毛公、衛宏加以潤色﹐王安石以為是詩人自制﹐程頤認為《小序》為國史
舊文﹐《大序》為孔子所作。鄭樵在《六經奧論》“詩序辨”中提出了衛宏作《小序》說
﹐又舉出數例說明衛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
者﹐有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因為此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
。惟黃初四年有‘曹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
”。其次﹐鄭樵把《詩序》和《詩》的內容進行比照、驗証﹐發現兩者矛盾重重。比如《
正月》這首詩﹐《詩序》稱“《正月》﹐大夫刺幽王也”﹔然而《詩》中雲“赫赫宗周﹐
褒姒滅之”。鄭樵認為“平王東遷於王城﹐故以鎬京為‘宗周’”﹐幽王時尚無“宗周”
之概念﹐因此他認為這是一首“刺桓王詩”。他還發現有些《詩序》是作序者望文生義﹐
穿鑿詩題而作﹕“《召旻》詩首章言‘旻天疾威’﹐卒章言‘有如召公’﹐是取始卒章之
一字合為題﹐更無他義。序者曰﹕”是（顧頡剛案﹕“是‘疑是’旻 ‘誤）﹐閔也﹐閔天
下無如召公之臣也。’《盪》是‘盪盪上帝’者﹐謂天之盪盪然無涯也﹐故取‘盪’名篇
。彼亦不知所出﹐則曰﹕”天下盪盪無綱紀文章‘﹐其乖脫有如此者﹗“[33] 總之﹐經鄭
樵考辨後﹐其造偽痕跡昭然若揭﹕《詩序》或附會史書﹐或附會謚號﹐或曲解詩意﹐或望
文生義﹐並非子夏所作﹐”皆是村野妄人所作“[34] .此外《詩辨妄》還考辨了《毛傳》
、《鄭箋》之誤﹐把毛、鄭斥為”村裡陋儒“﹐說﹕”鄭書生家﹐太泥於《三禮》刑名度
數。“”亂先王之典籍而紛惑其說﹐使後學不知大道之本﹐自漢儒始。“[35]這些觀點都
是發前人所未發抑或不敢發之言﹐其見解精辟﹐言辭犀利﹐為後人所嘆服。
鄭樵是一個廣博多識的學者﹐其疑古的膽量較之前人更為勇悍。他認為《易經》的《
彖》、《象》不是出於孔子﹐而是成於《離騷》之後﹔石鼓也非史籀所書﹐而是秦物﹔他
還把《詩》當成樂歌﹐放到聲歌的地位去研究。對此﹐顧頡剛給予了充分肯定﹕“《詩》
本來是樂歌﹐與後世的樂府詩詞同其性質﹐則樂府詩詞正是它的最好的比較材料。鄭樵能
夠理會這一點﹐所以他要把《詩經》放到聲歌的地位上去研究。這是戰國以後的儒者想不
到的一件事。”[36]遺憾的是﹐《詩辨妄》流傳之後不久就亡逸了﹐直到20世紀20年代初
﹐顧頡剛“最早從周孚《非詩辨妄》裡見到他所引的碎語﹐就驚訝鄭樵立論的勇敢”﹐於
是將其從《非詩辨妄》等書中輯逸出許多條來﹐後由樸社出版。顧氏研究《詩辨妄》時﹐
發現漢儒和宋儒對《詩經》的錯誤解釋﹐產生“要把漢學和宋學一起推翻﹐赤裸裸地看出
它的真相來”[37]的信念。此外﹐顧氏還撰寫了《鄭樵傳》和《鄭樵著述考》﹐以及《〈
非詩辨妄〉跋》等幾篇文章﹐介紹和鼓吹鄭樵的辨偽精神。他認為﹕“鄭樵的學問﹐鄭樵
的著作﹐綜括一句﹐是富於科學的精神的。”他“最富的精神就是中國學術界最缺乏的精
神”[38].鄭樵的《通志》“綜合了作者一生的學問﹐涉及范圍極廣﹐而且甚有批判精神﹐
有創見”[39].顧頡剛不但對鄭樵評價很高﹐而且深受他的啟發﹕“我的學術工作﹐開始就
是從鄭樵和姚（際恆）、崔（述）兩人來的。……鄭樵的書啟發我做學問要融會貫通”。
“他膽子大﹐敢於批判前人……他說﹕《詩》、《書》可信﹐然而不必字字可信。……鄭
樵啟發了我對《詩經》的懷疑﹐我一方面研究鄭樵的思想﹐一方面研究《詩經》。”[40]
事實確如其所說﹐在鄭樵的啟發下﹐顧頡剛撰寫了幾篇掃除傳箋塵障﹐考辨《詩經》的論
文。可見﹐鄭樵對儒家經典的疑辨深得古史辨派的青睞﹐成為其產生的一個重要的學術淵
源。
《詩辨妄》對於後世有關《詩序》、《毛傳》、《鄭箋》的考辨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可
低估的﹐朱熹（1130─1200）《詩序辨說》、崔述《讀風偶識》都受其影響。如朱熹懷疑
《詩序》正是因鄭樵引發﹕“《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 《詩序
》……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
不足信。”為了考辨《詩序》之真偽﹐他著有《詩序辨說》一冊﹐認為是﹕“《詩序》多
是後人妄意推想詩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41]也就是說《詩序》不僅沒有得到甚
至是徹底違背了《詩經》的原意。在前人辨偽的基礎上﹐朱熹作了更深廣的開拓﹐除了考
辨《詩序》﹐他還質疑《左傳》和諸子著作﹐並對《書序》、《孔傳》和《孝徑》等書進
行了辨偽。他在辨偽學上的一個突出成就就是對偽《古文尚書》的考辨﹐他在北宋末吳棫
的啟發下﹐屢辨《古文尚書》。他指出﹕“孔壁所出《尚書》……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
讀。”令人奇怪的是﹕“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鬥書﹐以伏生《書》字文考之方讀得
﹐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42]引
人深思的是﹐為什麼伏生口傳的難讀而藏在壁中斷爛難認的反倒易讀﹖朱熹的詰問使得偽
《古文尚書》受到了致命傷的打擊。他的學生蔡沈遵循他的意願著有《書集傳》﹐在每集
之下都注明“古文、今文皆有”或“今文無﹐古文有”﹐使人們對今、古文的區別一目了
然﹐同時暗示了“今文有”的是出自漢代真《尚書》﹐“今文無”的則是後來才出現的﹐
這是對偽《古文尚書》又一次痛擊。朱熹還揭穿了所謂“孔安國”為《古文尚書》作的《
傳》和《序》（即所謂《書大序》）的偽訛﹐啟發了清代學者辨別這是王肅的偽作。因此
﹐趙貞信在《書序辨‧序》中評價道﹕“自朱子以來﹐《書序》的作者問題到此得一大改
變。近年學術界頗多相信這一說。推倒孔子作的發動人是朱（熹）、蔡（沈）。”[43]對
於《左傳》的作者﹐鄭樵曾指出﹕“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4
4]朱熹頗信此說﹐認為“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他還指出﹕“《左傳
》是後來人作。”[45]並斷言它“是六卿分晉、田氏篡齊以後之書”[46].關於《左傳》中
所謂“虞不臘”的記載﹐他認為“秦始有臘祭”﹐“是秦時文字分明”[47].朱熹在漳州刊
印四經時﹐專門把《易經》和《易傳》、《書經》和每篇的“序”、《詩經》和《詩序》
、《春秋》和《左傳》分開﹐使經、傳回歸到各自產生的社會和歷史氛圍中﹐體現出不能
以傳代經、以傳惑經的歷史觀念﹐劃清了經、傳產生於不同時代的文化分野。朱熹使經、
傳涇渭分明﹐啟發了清代崔述致力於考信於經﹐擯棄傳、記的種種附會﹐推動了辨偽學的
發展。朱熹對偽書、偽史的疑辨不僅涉及領域較寬﹐而且以義理之學重新論定和解釋各種
經籍文獻﹐並注意總結和靈活運用多種辨偽方法﹐他在《答袁機仲（樞）》中提出了考辨
偽書的兩種主要方法﹕一是從理論上看其“義理之所當否”﹔二是從証據上看其“左驗之
異同”[48].這涵蓋了從書的內容、思想、邏輯層次、選材出處、史料審查、語言文字、文
章風格等多方面進行考辨的方法﹐體現了他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所以白壽彝說﹕“在當
時能提出一種辨偽書的具體方案﹐並能應用這樣多的方法的人﹐恐怕還是要推朱熹為第一
人了。他辨偽書的話雖大半過於簡單﹐但在簡單的話裡﹐頗有一些精彩的見解﹐給後來辨
偽書的人不少的刺激。”[49]實際上朱熹的疑辨思想不僅啟發了後世對偽《古文尚書》的
考辨﹐更重要的是﹐他大大鼓勵了後世學者疑辨的勇氣﹐擴大了人們對偽書、偽史考辨的
視野﹐也為古史辨派提供了思想給養。顧頡剛晚年在《湯山小記》的一則讀書筆記中談到
其疑古思想的由來﹕“予之疑古思想﹐首先植根於姚際恆﹐康有為、夏曾佑之書﹐其後又
受崔述、崔適、朱熹、閻若璩諸人之啟發。……我之學術思想悉由宋、清兩代學人來﹐不
過將其零碎文章組成一系統而已。”[50]
明清時代是我國辨偽學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學者們認真總結前人的疑辨成果﹐在實
踐中勇於探索、大膽創新﹐產生了不少的辨偽學家和辨偽著作。如明初宋濂的《諸子辨》
是我國辨偽學史上考辨子書的第一部專著﹔晚明胡應麟的辨偽專著《四部正訛》的問世﹐
則標志著我國辨偽學的誕生。盡管明代造偽的風氣頗盛﹐一些學者既疑古又造偽﹐但是在
宋代疑辨之風的影響下﹐明代的疑古仍似一股涓涓之水在不息地流淌著。其中﹐梅鷟是與
古史辨派有一些學術淵源的辨偽學家﹐他在宋代吳棫、朱熹、元代吳澄等人考辨偽《古文
尚書》的基礎上﹐汲取經驗成果、拓展思路方法﹐撰著了《尚書譜》和《尚書考異》。《
尚書譜》足以“驚作偽者之魄”[51]﹐《尚書考異》則堪稱是一部承上啟下、頗有識見的
辨偽名著﹐它對二十九篇《今文尚書》、二十五篇《古文尚書》、孔安國的《書序》和孔
安國傳進行了較為詳實的考辨。梅鷟首先考察了《今文尚書》的來源和傳授系統﹐指出﹕
“先漢之古文﹐實為安國之家傳﹐而東晉之古文﹐乃自皇甫謐而突出……後乎謐而上之者
曰梅賾。”[52]即視孔安國和皇甫謐為《古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的作者﹐雖然此結
論不正確﹐但他已將孔安國家傳的與東晉梅賾所獻的《古文尚書》分辨開來﹐其辨偽之功
不容抹煞。其次﹐梅鷟從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的大部分篇章中擷取一些語句﹐一一找
出它剽竊古籍的出處﹐証明偽《古文尚書》是雜取先秦及後代文獻中的語句而成。再次﹐
他又從文章體例、句法特點、文字風格上揭示作偽痕跡﹐有力地揭露了偽《古文尚書》的
造偽真相。總之﹐梅鷟以嚴謹科學的治史態度﹐多角度、多層面、深層次地廣泛搜集証據
﹐挖掘疑竇﹐把偽《古文尚書》的考辨推上一個新的高度﹐為清代閻若璩、惠棟的考証起
了導夫先路的作用。因此胡適曾說道﹕“閻若璩的先鋒是梅鷟.”梅鷟的“《古文尚書考異
》﹐處處用証據來証明偽《古文尚書》的娘家。這個方法到了閻若璩的手裡﹐運用更精熟
了﹐搜羅也更豐富了﹐遂成為《尚書古文疏証》﹐遂定了偽古文的鐵案”[53].
自東晉梅賾獻上《古文尚書》﹐後被列於學官﹐置博士﹐到清康熙年間已經歷時一千
三百多年﹐流傳久遠﹐根深柢固。尤其是唐太宗時﹐孔穎達撰《五經正義》采用此書﹐遂
成定本﹐得廁於“十三經”﹐成為士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科書﹐其地位為世
所公認。但在疑古思潮勃發的兩宋之際﹐吳棫首發質疑﹐使後人對《古文尚書》的疑辨之
河從微波漣漪進而風鼓浪擊直至洶湧激盪﹐最終閻若璩（1636─1704）“毅然悍然辭而辟
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54]閻氏在充分肯定、廣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
﹐居建瓴之地﹐窮畢生之力﹐遠稽近考﹐補偏救弊﹐撰成《尚書古文疏証》八卷﹐舉出12
8條証據全面系統地考辨了偽《古文尚書》。既追根溯源地尋出偽《古文尚書》的來源﹐又
探賾索隱地揭破作偽者抄襲古書而又抄錯的地方﹐還明察秋毫地檢舉了偽書中與古代實際
或古本《尚書》、漢代經師解釋不合的篇數、篇名、編次、文字、文體、語言風格、典制
、典籍、史實、歷法、地理等內容﹐昭示了偽《古文尚書》的種種內在矛盾。如卷一第一
“言兩漢書載古文篇數與今異”[55]﹐拿偽《古文尚書》的篇數與《漢書‧儒林傳》、《
漢書‧藝文志》、《漢書‧楚元王傳》、《後漢書‧杜林傳》中所載有關《古文尚書》篇
數的說法相對勘﹐知道偽《古文尚書》的篇數不合於《古文尚書》。卷二第二十三“言晚
出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56]﹐拿偽《古文尚書》與鄭康成《尚書注》所引十六篇《古文
尚書》及蔡邕熹平四年（175年）所刻《熹平石經》中的《尚書》相對勘﹐知道偽《古文尚
書》與《古文尚書》和《今文尚書》不隻是文字有異﹐而且史實亦有舛訛。閻若璩對前人
考辨《古文尚書》的優劣得失非常了解﹐因此他在考辨的過程中﹐棄虛蹈實、繁征博引、
反復厘剔、有條有據﹐吸收前人的成果﹐彌補他們論証的不足﹐作了更為嚴密、細致、多
角度的論証﹐並有不少發明。他對偽《古文尚書》中最神聖的信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予以摧陷廓清﹐滌盪塵埃﹐終於推翻了這部千余年來神聖不可
侵犯的竊踞經典寶座的偽書﹐使這場積疑長達五六百年之久的疑辨至此已基本定案。黃宗
羲評價說﹕“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皆足以袪後儒之敝”[57].樑啟超稱
讚《尚書古文疏証》“不能不認為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58]﹐“委實是不朽之
作”﹐閻若璩“在清代學界委實是第一流”[59].顧頡剛在20歲以前就讀過《國朝先正事略
》中的《閻若璩傳》﹐認為其疑辨思想“注定了我畢生的治學的命運”[60]﹐對他整理史
料、疑辨偽史的方法十分推崇﹕“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証》﹐每篇正文之後有附錄若幹
條﹐錄其自己的札記及和他人的討論﹐有時自行駁詰而不割棄以前的議論。固然是零碎和
支蔓﹐被人認為著者體例不謹嚴﹔但若沒有此附錄﹐這正文是多麼枯燥呵﹖現在他把這些
結論的來源發表出來﹐我們正可就此尋出其論証的階段而批評之﹐他的幾十年研究的苦心
就不致埋沒﹐我們繼續加功也易為力了。”[61]可見閻若璩的思想對顧氏的古史辨偽也產
生了較大影響。
與閻若璩同時代的姚際恆（1647─約1715）也是清初最勇於疑古的學者﹐一生勤學刻
苦﹐著述等身﹐其學問堪稱博究群書﹐撐腸萬卷。他“敢於大膽批判前人﹐不但敢批判宋
代的學術權威朱熹﹐還敢批判漢代的學術權威鄭玄﹐不但敢疑‘傳、注’﹐而且敢於疑‘
經’”[62]﹐其辨偽的范圍比閻氏的更寬廣﹐態度也更徹底。姚際恆繼承了前人的考辨成
果並有所創新﹐可惜其疑古思想過於超前為世所不容﹐大部分著作已經亡逸﹐隻有《九經
通論》中的《詩經通論》、《古今偽書考》和《好古堂書畫記》完整地流傳下來﹐其他著
述多散見於別人的著作中。總的來說﹐姚際恆的辨偽成就表現在﹕
第一﹐撰寫了《古今偽書考》考辨經、史、子部的群書。在書前的《小序》中﹐姚氏
表述了著書的宗旨﹕“造偽書者﹐古今代出其人﹐故偽書滋多於世。學者於此﹐真偽莫辨
﹐而尚可謂之讀書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讀書第一義也。予輒不自量﹐以世所傳偽書分
經、史、子三類﹐考証於後。明宋濂有《諸子辨》﹔予合經、史、子而辨之。凡今世不傳
者﹐與夫瑣細無多者﹐皆不錄焉。其有前人辨論精確者﹐悉載於前﹐以見非予之私說雲。
”[63]這段話反映了姚際恆十分重視古書的辨偽和前人的考辨成果﹐並在此基礎上闡發己
見﹐有所創造。該書對經類書籍的考辨成果主要集中在辨偽《子貢詩傳》和《申培詩說》
中﹐姚氏從著錄、取材、流傳的情況等多方面詳盡分析了二書的作偽及流傳﹐闡述了其精
思獨得的創見。考辨《孝經》時﹐他指出﹕“是書來歷出於漢儒﹐不惟非孔子作﹐並非周
、秦之言也。”還一一指明《孝經》襲用《左傳》語言﹐乃漢儒所偽作。而《孝經》之名
也露出偽跡﹕“諸經古不系以‘經’字﹐惟曰《易》﹐曰《詩》﹐曰《書》﹐其經字乃俗
所加也。此名《孝經》﹐自可知非否﹔若去‘經’字﹐又非如《易》、《詩》、《書》之
可以一字名者矣。班固似亦知之﹐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
故曰《孝經》。‘此曲說也。安有取’天之經‘’經‘字﹐配’孝‘字以名書﹐而遺去’
天‘字﹐且遺去’地之義‘諸句之字者乎﹖書名取章首之字或有之﹐況此又為第七章中語
耶﹗“姚氏還批評了朱熹《孝經刊誤》是”疑信相參﹐妄以意分經、傳﹐皆附會牽合。其
不能牽合者﹐則曰’此不解經﹐別發一義‘﹐可笑也。“[64] 這些論述不拘於前人之說﹐
能發前人所未發﹐足見姚氏辨偽之膽略。
在史部和子部書籍的考辨中﹐姚際恆多承襲集列前人之說﹐偶述己見。如考辨《孫子
》時﹐他在前人發疑的基礎上﹐提出二疑﹕“一則名之不見《左傳》也。《史記》載孫武
﹐齊人﹐而用於吳﹐在闔閭時﹐破楚入郢﹐有大功。《左傳》於吳事最詳﹐其功灼灼如是
﹐不應遺之也。……一則篇數之不侔也。史遷稱《孫子》十三篇﹐而《漢志》有八十二篇
。後應少於前﹐何以反多於前乎﹖杜牧《注》所傳者十三篇﹐後少於前矣﹐然何以又適符
於前之前耶﹖”他進而懷疑“孫武者﹐其有耶﹖其無耶ㄚT盵65] 故而將《孫子》列入“未
足定其著書之人”的類別。這充分體現了姚氏疑古之勇烈﹐難怪樑啟超說﹕“自《易經》
的孔子十翼起﹐下至許多經注﹐許多子書﹐他都懷疑﹐真算一位‘疑古的急先鋒’了。”
[66]然而﹐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且《孫子兵
法》逸文中有兩處提及“十三篇”﹐這使得姚氏的質疑無以立足﹐不攻自破﹐可見姚際恆
的辨偽也有不當之處。此外﹐《古今偽書考》“體例頗凌雜﹐篇帙亦太簡單﹐未能盡其辭
﹐所斷亦不必盡當”[67].實際上﹐流傳下來的《古今偽書考》隻是一冊筆記﹐本身的學術
價值有限﹐但姚氏能提出“古今偽書”一詞是頗有膽量的﹐他“敢於把人們不敢疑的經書
（《易傳》、《孝經》、《爾雅》等）一起放在偽書裡﹐使得初學者對著一大堆材料﹐茫
無別擇﹐最易陷於輕信的時候﹐驟然聽到一個大聲的警告﹐知道故紙堆裡有無數記載不是
真話﹐又有無數問題未經解決﹐則這本書實在具有發聾振聵的功效”[68].而顧頡剛也深受
姚際恆的影響﹐他17歲時就讀了《古今偽書考》﹕
不料讀了之後﹐我的頭腦裡忽然起了一次大革命。這因為我的“枕中鴻寶”《漢魏叢
書》所收的書﹐向來看為戰國、秦、漢人所作的﹐被他一陣地打﹐十之七八都打到偽書堆
裡去了。我向來對古人著作毫不發生問題的﹐到這時都引起問題來了。
我在二十歲以前﹐所受的學術上的洪大的震盪隻有兩次。第一次是讀了一部監本《書
經》﹐又讀了一篇《先正事略》中的《閻若璩傳》﹐第二次就是這一回﹐翻看了一部《漢
魏叢書》﹐又讀了一本《古今偽書考》。我深信這兩次給我的刺激深深地注定了我的畢生
的治學的命運﹐我再也離不開他們的道路了﹗[69]
顧頡剛把宋以後的辨偽史進行了總結﹐認為“這一條微小而不息的川流流到了清代﹐
就成了姚際恆的《古今偽書考》﹐公然用了一個‘偽書’的類名來判定古今的書籍﹐激起
了學者的注意了”[70].他還“因姚氏辨《孝經》為偽書說得極痛快”﹐“此考最精之言莫
《孝經》條若”[71]﹐專立《讀孝經日鈔》﹐搜尋其偽証。1920年底他遵胡適之囑著手標
點《古今偽書考》﹐為了使附注更為詳細﹐顧氏欲將姚際恆引用的書都注明卷帙及版本﹐
對其征引的人注明生卒和地域。不料有的資料查不到﹐有的雖然查到了﹐然而根上還有根
﹐“一本薄極的書就牽引到無數書上﹐不但我自己的書不夠用﹐連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書也
不夠用了﹐我就天天上京師圖書館去。做了一二個月﹐注解依然沒有做成﹐但古今來造偽
和辨偽的人物和事跡倒弄得很清楚了﹐知道在現代以前﹐學術界上已經斷斷續續地起了多
少次攻擊偽書的運動﹐隻因從前人的信古的觀念太強﹐不是置之不理﹐便是用了強力去壓
服它﹐因此若無其事而已。現在我們既知道辨偽的必要﹐正可接受了他們的遺產﹐就他們
的腳步所終止的地方再走下去。因為這樣﹐我便想把前人的辨偽的成績算一個總帳”[72]
.編輯《辨偽叢刊》的計劃也由此而生了。顧頡剛的其他古史研究工作也與姚際恆的影響有
關﹐如“由於姚際恆在《古今偽書考》的短序中說的‘明宋景濂有《諸子辨》﹐予合經、
史、子而辨之’一句話”[73].知道了宋濂的《諸子辨》﹐後來他標點《古今偽書考》時﹐
找到了《諸子辨》的兩種版本﹐他將兩者相互比勘﹐擇善而從﹐點校了《諸子辨》。
第二﹐姚際恆著有專攻偽《古文尚書》的《古文尚書通論》十卷﹐可惜這一辨偽專著
已經亡佚。所幸的是﹐康熙三年（1693年）﹐他與閻若璩相遇時出示其書﹐閻氏閱後認為
“多超人意見外”[74] ﹐因而喜歡極了﹐手抄許多﹐散見於《尚書古文疏証》各條之中。
這對閻若璩關於偽《古文尚書》的考辨及定案產生了直接的影響﹐而我們也能透過閻著管
中窺豹﹐發掘姚氏考辨偽《古文尚書》的成果。首先﹐姚際恆從史料的來源論証了偽《古
文尚書》各篇是襲用各種古籍和引文而來。如他指出《舜典》中的“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八字是南齊姚方興襲用王延壽的《魯靈光賦》和王粲的《七釋》之語言而又有所改易﹔
《畢命》篇則是據《尚書》逸文附會成篇。其次﹐從典制上辨偽。姚氏在考辨《古文尚書
‧周官》時指出﹕“周家三年一朝﹐故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間朝以講禮。‘杜注
謂﹕“十二年有四朝’是也﹐逮春秋文、襄之霸﹐至五歲而朝﹐子大叔稱其不煩諸侯。果
如偽書六年一朝﹐子大叔不妄語乎﹖且上雲六服﹐此雲五服﹐少卻一服﹐則多卻一年﹐又
不知如何分年作朝法耳。”[75]也就是說﹐周制為三年一朝﹐春秋時改為五年一朝﹐而偽
《周官》卻稱﹕“六年五服一朝”﹐這顯然與事實不符。通過不同書籍中對這一政治制度
記載的自相矛盾﹐姚際恆揭示了《古文尚書‧周官》的作偽痕跡。此外﹐閻若璩在《尚書
古文疏証》指出﹕“姚際恆立方亦以經與傳同出一手﹐偽則俱偽﹐笑世人但知辨偽傳而不
知辨偽經﹐未免觸處成礙耳。”[76]說明二人在考辨偽《書》、偽《孔傳》上的意見基本
一致。除了多方汲取姚氏的辨偽成果﹐閻氏在《尚書古文疏証》中專列有《言姚際恆攻偽
〈古文〉有勝余數條載於篇》[77]﹐可見其受姚氏影響之深﹐對他評價之高。由於姚際恆
勇於疑古尤其是敢於疑辨儒經﹐故受到封建正統史學的攻擊﹐說他剽竊諸人之論﹐因此他
的著作中唯有一部《庸言錄》被《四庫全書》存目﹐其他著作如160多卷的《九經通論》等
﹐其家族不敢刻﹐四庫不願收﹐使其一生苦心孤詣的成果付之東去﹐甚為縣W□Ｈ歡闆毒?
經通論》不愧是中國學術史上一部十分偉大的著作﹐清掃了兩千多年來的古史塵霧﹐不但
敢疑“傳”﹐還敢疑“經”﹐矛頭直指清代漢、宋的學術權威﹐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它所蘊含的疑辨精神給顧頡剛以很大的鼓舞。如顧頡剛讀《左傳》時﹐相信書中所說的
《碩人》一詩的史事﹐但是“後讀姚際恆的《詩經通論》﹐又把《左傳》上的記載懷疑了
。近讀崔述的《讀風偶識》﹐見他對於《碩人》也有很好的解釋。他與姚際恆一樣的對於
《詩序》攻擊﹐一樣的對於《左傳》寬恕他文句的疵病﹔但他比姚際恆講得周到些”[78]
.難怪顧氏曾說﹕“崔東壁的書啟發我‘傳、記’不可信﹐姚際恆的書則啟發我不但‘傳、
記’不可信﹐連‘經’也不可盡信。……所以我的膽子越來越大了﹐敢於打倒‘經’和‘
傳、記’中的一切偶像。”[79]
繼閻若璩、姚際恆之後﹐乾嘉時期出色的辨偽學家崔述（1740─1816）耗費40多年的
心血寫成了一部辨偽專著《考信錄》36卷﹐把中國上古至秦統一以前的古史作了一番系統
的整理。崔述在少年讀書時就常常發現經傳之間的矛盾﹐於是開始懷疑古帝王史事記載的
真實性。他不輕信傳聞﹐在《考信錄》開篇即講道﹕“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
能事事而親見也﹐況千古以上﹐吾安從而知之﹗人之言可盡信乎﹗……余自幼時聞人之言
多矣﹐日食止於十分﹐月食有至十余分者。世人不通歷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為
已嘗親見之者。余雖尚幼﹐未見歷書﹐然心獨疑之。會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寢以觀之﹐
竟夜初未嘗再食也。唯食既之後﹐良久未生光﹐計其時刻約當食四分有奇之數﹐疑即指此
而言。”[80]可見在日常生活中﹐凡事有可疑﹐崔述總要親自考察﹐尋根探底﹐以小見大
。以這種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態度考察古史﹐他認為﹕“周道既衰﹐異端並起﹐楊
、墨、名、法、縱橫、陰陽諸家莫不造言設事以誣聖賢。漢儒習聞其說而不加察﹐遂以為
其事固然﹐而載之傳記。若《尚書大傳》、《韓詩外傳》、《史記》、《戴記》、《說苑
》、《新序》之屬﹐率皆旁采卮言﹐真偽相淆。”[81]這段話反映了崔述對儒家以外的諸
子百家﹐尤其是漢代人的著作不予輕信（甚至包括《史記》）﹐而是主張“凡其說出於戰
國以後者﹐必詳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見於漢人之書者遂真以為三代之事也”[82].即認
為後世所傳的上古史事﹐有不少是戰國諸子及漢儒依托、夸大或杜撰的﹐因此對戰國以後
的記載需嚴加考証﹐追溯其本源﹐達到“考而後信”﹐方可入錄﹐《考信錄》就是崔述進
行疑古辨偽﹐探索真實古史體系的可貴嘗試。難怪胡適說﹕“《考信錄》在清代要算一大
奇書……古今來沒有第二個人能比他的大膽和辣手的了。”[83]
崔述治學以“疑古”聞名﹐所疑之“古”包括古書（先秦、兩漢的古籍）和古史（上
古至東周的歷史）﹐意欲通過對考辨古書古史﹐廓除前人附會、杜撰的古史體系﹐達到古
史“信”的層次。他對三代先王的懷疑﹐動搖了千百年來人們心目中的傳統偶像﹐基本上
打破了傳統的三皇五帝系統﹔在揭示五帝與五德之間互有關系問題上﹐剖析了封建政權維
護統治的政治理論思想──“五德終始說”形成的過程和本質﹐有著首創之功﹔還通過對
古代典籍的詳細考辨﹐闡發了對有關史料的真知灼見。
關於上古史的三皇五帝﹐崔述先對相傳三皇、五帝所著的《三墳》、《五典》表示懷
疑﹐繼而對收錄兩書的《周官》進行了辨偽﹐再通過一系列史書的記載對上古帝王提出質
疑﹕“自《易》、《春秋傳》始頗言羲、農、黃帝時事﹐蓋皆得之傳聞﹐或後人所追記…
…逮譙周《古史縝棡@□矢□住兜弁跏蘭汀罰□□梢嬖櫻□滯貧□現□□壩陟萑恕□□恕?
至《河圖》、《三五歷》、《外紀》、《皇王大紀》以降﹐且有始於天皇氏、盤古氏者矣
。於是邪說□詞雜陳混列﹐世代族系紊亂龐雜﹐不可復問﹐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為其
所淆。”[84]通過此番考辨﹐崔述認為先秦典籍《詩經》、《尚書》、《論語》等記載的
上古史比較可信﹔《易》、《春秋》開始記述伏羲、神農、黃帝時的史事﹐但也是因事論
及﹐舖張夸大的成份比較少。從戰國至秦漢﹐《國語》、《大戴禮記》等“妄造名號﹐偽
撰事跡”[85]﹐ 使上古史矛盾重重﹐真偽相舛。司馬遷的《史記》起自黃帝﹐擯棄了一些
不可信的古史。到晉代譙周的《古史考》﹐皇甫謐的《帝王世紀》﹐不但“所采益雜”﹐
還出現了更早的燧人氏、包羲氏。此後的《河圖》、《三五歷》等﹐進而出現天皇氏、盤
古氏。在崔述看來﹐堯、舜及上溯至黃帝是比較可信的古史﹐再往前的古史則荒遠難征﹐
後人附會甚多。舊的古史體系從戰國開始經過不斷偽造加工﹐離儒家經典越來越遠﹐不足
為信。至於上古帝王世系﹐也大都是後世學者“以今度古”附會出來的﹐他們根據自己所
處時代帝王相繼的史實﹐推及古代﹐認為古代帝王也是相繼而出的。由此﹐崔述得出一條
重要結論﹕“夫《尚書》但始於唐、虞﹐及司馬遷作《史記》乃起於黃帝﹐譙周、皇甫謐
又推之以至於伏羲氏﹐而徐整以後諸家遂上溯於開辟之初﹐豈非以其識癒下則其稱引癒遠
﹐其世癒後則其傳聞癒繁乎﹖”[86]這一思想體現了崔述對上古帝王世系的考辨以及對歷
史發展全面思考的自覺意識﹐廓清了前人杜撰的古史體系﹐清晰地勾勒出可信古史體系的
層次。崔述對上古三代天子與諸侯的關系也有獨到的見解﹐他認為上古各諸侯國基本上是
獨立的﹐與天子之間並無固定的君臣關系[87]﹔他們實行的制度也不相同﹐因此三政並行
於諸侯國[88].過去的經學家一直把貢助徹法說成是夏商周之歷史性的區別﹐崔述卻看出它
是三代圻內之地區性的區別[89]﹐這種三代與秦漢在政治制度上的區別已被現代考古學的
研究所証實。
在五帝與五德的互有關系上﹐傳統說法認為陰陽五行說的依據是《尚書》的《甘誓》
和《洪范》﹐兩漢時期五行為黃帝所建之說已深入人心﹐五德終始說也更加系統完備﹐十
分盛行。崔述則力斥其妄﹕“帝王之興果以五德終始﹐則此乃天下之大事也﹐二帝之典﹐
三王之誓誥必有言之者。即不言﹐若《易》、《春秋傳》窮陰陽之變﹐征黃、炎之事﹐述
神怪之說﹐詳矣﹐亦何得不置一言也﹖下至《國語》、《大戴記》﹐所稱五帝事最為荒唐
﹐然猶絕無一言及之。然則是戰國以前原無此說也明矣……五德終始之說起於鄒衍﹔而其
施諸朝廷政令則在秦並天下之初……然衍雖有五德終始之說﹐而初不以母傳子﹐固未嘗以
木、火、土、金、水為五帝相承之次第也。以母傳子之說﹐始於劉氏向、歆父子﹔而其施
諸朝廷政令﹐革故說﹐從新制﹐則在王莽篡漢之時。”[90]其實﹐五行本是自然物質﹐五
行相勝相生是自然界物質演化的規律。戰國時期鄒衍利用五德終始說解釋上古帝王更迭的
社會歷史現象﹐不過是附會古史﹐意欲“顯於諸侯”﹔後來的野心家更是利用它謀求私利
﹐甚至作為竊取政權的借口。崔述的剖析可謂深刻有據﹐尤其是明確指出了劉歆創立五行
相生論﹐為王莽篡漢設計理論依據﹐直接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劉歆﹐這是我國學術界首次提
出劉歆以學術幹政的觀點﹐成為他廓除舊的古史體系上的一個創新。
此外﹐崔述還否定了一些神話傳說﹐如對“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之說的否定﹕
“自戰國以後﹐陰陽之術興﹐始以五行分配五帝……宣、元以後﹐讖緯之學日盛﹐劉歆不
考其詳﹐遂以五行相生之序為五帝先後之序﹐而太昊遂反前於炎帝﹐炎帝遂反前於黃帝矣
﹗然考之《易傳》﹐前乎黃帝者為庖羲、神農﹐其名不符﹔考之《春秋傳》﹐炎帝﹐太昊
皆在黃帝之後﹐其世次又不合。於是不得已﹐謂太昊即庖羲氏﹐炎帝即神農氏”[91].自戰
國以來相傳的三皇五帝之事眾說紛紜﹐崔述對一些傳說的否定自成一說。然而“太昊伏羲
氏、炎帝神農氏”之說﹐雖經崔述否定﹐至今仍流行不衰﹐說明人們的成見之深。對於戰
國以來盛傳的“河圖洛書”之說﹐崔述也進行了考証。《易‧系辭》雲﹕“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漢書‧天文志》引﹕“劉歆以為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
畫之﹐八卦是也。”[92]歷代儒家學者包括朱熹﹐大都相信此說﹐崔述卻考証出它出自緯
書﹐其內容無歷史根據而且荒誕不經。[93]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本無伏羲其人﹐八卦也決
非某人所造。可是在崔述的時代﹐伏羲畫八卦之說深入人心﹐欲破除這種迷信實屬不易﹐
由此顯示出崔述疑古辨偽的非凡膽識。
崔述治史善於發現古書、古史中的矛盾和可疑之處﹐有自覺追求証據確鑿、邏輯嚴密
的樸素理性主義精神。如他在《古文尚書辨偽》中頗有見地地指出﹕“所謂《古文尚書》
者﹐非孔壁之《古文尚書》﹐乃齊、樑以來江左之《偽尚書》﹔所謂《今文尚書》者﹐乃
孔壁之《古文尚書書》也。”[94] 這揭示出了今、古文《尚書》的源流和真偽。關於《古
文尚書》的辨偽﹐自宋明學者揭發﹐到清初閻若璩那部全面系統的《古文尚書疏証》﹐揭
出其偽文的來源﹐確定其偽書性質已成定案。崔述雖然未見閻著﹐卻與之結論相同﹐尤其
指出了今本《尚書》非漢之今文﹐乃漢之古文﹐更是獨到之見﹐其“識力所至﹐暗與古合
﹐更有發前人所未發者”[95].可以說在探討33篇《今文尚書》源於何本的問題上﹐崔述解
決了自唐代以降至乾嘉時期學術界從未弄清的一個疑難點。他還溯流窮源﹐以“六証”、
“六駁”﹐從《古文尚書》的篇數、文體、流傳情況以及被他書引証等方面究作偽之由、
述異真之故﹐辨析論証了《古文尚書》之偽﹔又用四點答疑闡明已見﹐証據確鑿、條理清
晰、考辨簡潔明了﹐雖然不如閻著那樣精深豐富﹐但體現出崔述辨偽的科學態度和敏銳的
歷史洞察力。還可再舉一例說明﹐據唐人張守節《史記‧殷本紀》“正義”注引《竹書紀
年》雲﹕“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遷都。”可是《今本竹書紀年》
卻說盤庚遷殷之後﹐殷都又遷了三次﹐二者相互矛盾﹐二說之中必有一偽。崔述對此作了
嚴密的考辨﹕“是都已三徙矣﹐張氏何以謂之更不徙都﹖且今書盤庚於十四年遷殷﹐歷十
五年﹐至二十八年而王陟﹐又歷十一君二百三十七年﹐至紂五十二年而殷亡﹐共三百五十
二年﹐其年數亦不合。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96] 即前者（古本）為真﹐那麼後者（
今本）必偽。《四庫提要》作者在考辨今本《竹書紀年》時﹐卻未能辨明此點。可見崔述
的考証﹐有的地方比清代漢學家還在敏銳、縝密。胡適稱他是“科學的古史家”﹐其“‘
考信’態度是道地的科學精神﹐也正是道地的科學方法”[97].這也是中國傳統史學中可以
與近代“科學精神”相容的部分。具體地說﹐崔述的“科學性”在於他重証據、不輕信、
講邏輯﹐這與德國蘭克學派重事實、講証據頗為相似﹐可見崔述學術思想中蘊含著樸素的
理性主義精神。此外﹐崔述進行古史辨偽自出機杼﹐十分重視史學方法的總結﹐他有專門
提煉出來講方法的著述《考信錄提要》﹐他有條理地列出歷史知識流傳中的種種情形和辨
偽袪疑的方法﹐頗具理論色彩。齊思和認為《考信錄提要》“詳述古史傳說的造成﹐和舊
史料多半不可信的原因﹐是清代第一部講史學方法的書﹐直到現在﹐凡治古史的人﹐都應
當細讀”[98].
然而﹐崔述的疑古考據之學也存在不少的局限性﹐首先他的疑古是建立在尊經的基礎
上﹐其考辨古史的依據是“但取信於《經》”[99].在崔述的心目中﹐聖人的道德無比高尚
﹐“五經”所體現的古聖先王之道是人類的最高境界﹐應為萬世之準則。他沒有意識到﹐
聖人也是生活在一定的歷史條件、社會時代背景中﹐由於個人見聞和學識的限制﹐經書上
的記載不可能事事確切。關於這一點﹐對崔述深表欽佩的顧頡剛也提出了批評﹕“《考信
錄》一書固然不少客觀的研究﹐但也不少主觀甚重的衛道議論。凡是關於聖人的記載﹐說
聖人壞的大都認為偽﹐反之則大都認為真﹐這不夠淆亂事實嗎﹖”[100]其次﹐崔述過分尊
崇聖人﹐認為考辨古書古史的目的就是闡釋蘊藏在經書中的儒家精義﹐實現聖人之道。他
把詮釋《五經》和發掘聖人本意作為經史研究的崇高使命﹐反對舍經典以求聖人之道﹐凡
與經傳不合者﹐皆當作理解者的主觀成見或曲解而不予置信。結果﹐崔述在經史考証中﹐
常放棄自己的理性判斷以及大膽疑古的思想﹐盲目遵從經書的權威。前文談到崔述對三代
先王、五德終始說等古史的考辨﹐正是由於不見於經傳﹐他才大膽懷疑﹐而迷信聖人的偏
見始終制約著他的古史研究。誠如顧頡剛對崔述的認識﹕“他著書的目的是要替古聖人揭
出他們的聖道王功﹐辨偽隻是手段。……所以他隻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
”[101]再次﹐在建構古史體系上﹐崔述意欲用經書直接整理出古史﹐破傳而不疑經﹐隻重
“破”而不在乎“立”。以現代史學觀念評判﹐崔述的經史研究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對
儒家聖賢和經書的信仰﹐二是歷史事實的真偽與否。因此﹐在客觀上他不可能重建一部系
統的信史。此外﹐崔述治學是閉門自修﹐獨學無友﹐少於交遊﹐主張學貴於精﹐讀書不必
多﹐他本人確實有“鄙陋少文﹐學問不廣”[102]的一面。在進行古史辨偽時﹐崔述常常依
靠實際經驗和邏輯推理﹐結論多由演繹法得出﹐其著述難免有偏頗失實之處。然而﹐瑕不
掩瑜﹐盡管其治史的目的是在維護道統﹐但他辨偽的結果卻破除了許多偽說﹐足以毀壞道
統﹐並終於在近代反傳統的疑古風氣下破土而出﹐癒見其璀璨的光華。
在我國從清代開始﹐傳統史學已經走到了其漫長行程的最後階段﹐舊史學日益顯露出
內在的矛盾和惰性﹐與此同時在傳統史學內部也逐步醞釀積聚起新的活力。這一時期不斷
有人懷疑和揭露上古文獻的虛偽﹐正是這種懷疑精神開啟了近代疑古思想的先河﹐其中﹐
不畏艱險、勇倡疑古之風的崔述是首當其沖的一人。然而《考信錄》問世近一個世紀中﹐
其古史辨偽學說非但不入清代學術主流﹐還備受漢學、宋學兩派學者之排斥。誠如顧頡剛
所言﹕“崔氏書在舊日學界﹐殆是外道﹐故甚不為人所稱。”[103]究其原因﹐崔述生當乾
嘉樸學之世﹐漢學盛行﹐當時的風尚除了講理學﹐求科舉外﹐在考據方面﹐則講求如何恪
守漢儒的經注。在那個盲目信古、唯漢儒之說是從的時代﹐欲致力於摧陷廓清﹐去偽存真
﹐推翻戰國以後經傳、箋注對古史的附會和假托﹐確實面臨著重重困難。盡管崔述不敢疑
經﹐力圖衛護聖賢之道﹐但他考辨的結果仍破除了許多偽說﹐足以毀壞道統﹐不免為當時
的衛道者所詆諆﹐因此《考信錄》在當時受到冷遇和攻擊﹐實屬正常。直到20世紀初﹐生
前湮沒不彰的崔述首先受到史學近代化較早的日本學界的重視﹐那珂通世稱《崔東壁遺書
》是“日本東洋史學家不可缺之良書也”﹐其“著者議論高明精確”[104]﹐並將其點校出
版﹐此後才引起我國學術界的注意。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崔述的古史辨偽學說更顯示出
其反對傳統、合乎新的學術潮流的價值﹐深得胡適、顧頡剛等人的重視和推崇。胡適曾說
﹕“這樣一個偉大的學者﹐這樣一部偉大的著作﹐竟被時代埋沒了一百年﹐究竟不能不算
是中國學術界的奇恥﹗”[105] 顧頡剛少年時便知道崔述整理古史的事跡﹐但一直無機會
讀到他的著作﹔直到1921年他終於讀到崔著﹐覺得十分痛快。尤其令他驚訝和深有同感的
是﹐崔述也喜歡“打碎沙鍋紋（問）到底”﹐“想不到這種‘過細而問多’毛病﹐我竟與
崔先生同樣地犯著”[106].可見﹐他兩人都具有善於發現問題、多聞存疑、勇於探索的治
學精神﹔而性格上的相近﹐更堅定了顧頡剛疑古辨偽、完成崔述未竟事業的決心。據他自
己講﹐其學術工作就是從鄭樵、姚際恆和崔述而來的。其中﹐崔述對他的影響最為直接、
巨大﹐他曾明確表示﹕“我們今日講疑古辨偽﹐大部分隻是承受和改進他的研究。”[107
]此言說明﹐在顧頡剛疑古思想的背後﹐隱藏著一種與崔述的歷史觀頗為相似的東西﹐即視
舊的古史系統有不少地方系後人附加甚至是杜撰的。他指出“在崔氏信經而重新審查了傳
、記裡的資料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連經書本身也要走著姚際恆的路子﹐去分析它的可信
程度。這就是《古史辨》的產生過程”[108].這更清晰地指明了顧氏與前代辨偽家的學術
關聯。
此外﹐許多學者也都認同二人在學術上的相承關系。20世紀20年代曹養吾就明確表示
﹕“他（顧頡剛）的思想來源﹐當然是多方面的﹐近代學術思想呀﹐師友的討究呀……都
是﹔而影響他最大的要算上述這個聲名很小的東壁先生了。”[109]錢穆也持此說﹕“頡剛
史學啥弗q詿薅□謚□犢夾怕肌罰□潿□□□□擻小豆攀繁妗分□酒稹﹗盵110]胡適則肯定
了兩人間的承繼關系﹕“崔述在十八世紀的晚年﹐用了‘考而後信’的一把大斧頭﹐一劈
就削去了幾百年的上古史。（他的《補上古考信錄》是很可佩服的。）但崔述還留下了不
少的古帝王﹔凡是‘經’裡有名的﹐他都不敢推翻。頡剛現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頭﹐膽子
更大了﹐一劈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連堯帶舜）都送上封神台上去﹗連禹和後稷
都不免發生問題了。故在中國古史學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顧頡剛是第二次革命﹐這是
不須辯証的事實。”[111]顧頡剛還由衷地表達了對崔述的欽佩﹕“我弄了幾時辨偽的工作
﹐很有許多是自認為創獲的﹐但他的書裡已經辯証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這樣一部
規模弘大而議論精銳的辨偽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我高興極了﹐立志把它標點印行。”
[112]此後﹐他便不遺余力地搜集、整理、標點、校定《崔東壁遺書》﹐終於耗費十余年的
心血出版了崔氏遺著。在研究過程中﹐顧頡剛深受崔述之學的啟發和影響﹐繼承他的疑辨
思想、汲取他的理論精髓﹐並“蓄意要辯論中國的古史﹐比崔述更進一步”[113].
顧頡剛疑古思想的核心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它總結了傳說中古史的演變
過程。為了闡釋“層累說”的涵義﹐顧頡剛通過對上古帝王世系的考証進行說明。他在《
詩經》中發現﹐自西周至春秋初年人們對古代沒有太悠久的推測﹐一個民族隻有一個民族
的始祖﹐而沒有許多民族公認的始祖。除了自己的始祖﹐他們隻知道一個最古的人王“禹
”﹐而這時的禹和“夏”沒有什麼關系。人們認為禹是開天辟地的人﹐夏桀是被湯征伐的
人﹐兩者漠不相幹。他又從《論語》上看﹐發現東周的末年才有了堯舜。在《論語》中﹐
兩次連稱堯、舜﹐一次連稱舜、禹﹐又接連讚美堯、舜、禹﹐可見當時在禹之前有了更古
的堯、舜。孔子還說舜“無為而治”﹐但此時堯、舜、禹之間的關系還沒有被提起。《論
語》之後﹐堯、舜的事跡編造得完備了﹐《堯典》、《皋陶謨》、《禹貢》等篇的出現﹐
使堯與舜有了翁婿關系﹐舜與禹有了君臣關系﹐堯、舜的德行政事也粲然大備了﹐而此前
堯舜的觀念還是空洞的。從戰國到西漢﹐偽史被充分地創造﹐在堯、舜之前更加上了許多
古皇帝。如秦靈公祭黃帝﹐把黃帝立在堯、舜之前﹔許行等人抬出了神農﹐將其立於黃帝
之前﹔《易‧系辭》抬出庖羲氏﹐又立於神農之前﹔李斯等人更把天皇、地皇、泰皇立在
庖羲氏之前。而《世本》的出現﹐硬替古代名人造了世系﹐使中華民族都成了黃帝的子孫
。自從漢代與苗族有了交通聯系﹐便把苗族的始祖傳過來﹐於是盤古成了開天辟地的人﹐
更在天皇之前了。經過此番精到嚴謹的考証﹐顧頡剛用汲黯的“譬如積薪﹐後來居上”來
總結人為造史的情狀﹐即“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無征﹐知道的古史越多”
[114].由此可以看出﹐傳說中的古帝王從原本唯一可知的人王“禹”﹐逐步一層層累積疊
加出現了三皇五帝﹐最終構建出一個上古帝王體系﹕從開天辟地的盤古開始﹐先後是天皇
、地皇、泰皇、庖羲、神農、黃帝、堯、舜、禹。在這一體系中﹐“禹”從最古的人王被
置於最末位的人王﹐這不能不令人懷疑該體系的真實性﹔顧頡剛透過現象抓住了本質﹐認
為這是人為造史的例証﹐“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
”[115]﹐“層累說”由此誕生了。
上述顧氏對三皇五帝的考証以及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層累說”﹐明顯地可以從崔述那
裡找到淵源﹐崔述的《考信錄》對戰國、秦漢古書中關於上古的記載進行了大膽的懷疑﹐
否定了有關三皇五帝的各種傳說。他指出“蓋三皇、五帝之名本起於戰國之後﹔《周官》
後人所撰﹐是以從而述之……古者本無皇稱﹐而帝亦不以五限”[116].“羲、農以前未有
書契﹐所謂三皇、十紀帝王之名號﹐後人何由知之﹖”[117]前文已經談到崔述考証上古帝
王世系得出的結論﹕“其識癒下則其稱引癒遠﹐其世癒後則其傳聞癒繁”﹐而且“世癒近
而史追述益遠”﹐這主要是由於“大抵古人多貴精﹐後人多尚博﹔世益古則其取舍益慎﹐
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118] 造成的。這些理論觀點說明了古籍記載時代的遠近與古史內
容繁簡的關系﹐揭示了古籍中所載古史癒後癒詳的現象。雖然未能明確闡發古史體系的層
累現象﹐但與顧頡剛的“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無征﹐知道的古史越多”如
出一轍﹐也與“層累說”的前兩層意思基本吻合。胡適曾把“層累說”稱之為“剝皮主義
”﹐就像剝筍﹐剝進去才有筍吃﹐而這個見解也起於崔述[119]. 崔述指出﹕“世益古則其
取舍益慎﹐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作《史記》乃
始於黃帝。……近世以來……乃始於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開辟之初盤古氏者﹐
且並其不雅馴者而亦載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誠不料後人之學之博之至於如是也
﹗”[120]盡管崔述剝古人的皮僅剝到“經”為止﹐還不徹底﹔但顧頡剛則立志要比他更進
一步﹐不但剝得更深﹐還要研究哪一層一層的皮是如何堆砌起來的。
在“層累說”提出後不久﹐顧頡剛進一步提出了推翻古史中非信史的四項標準﹕第一
﹐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第二﹐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第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觀
念。第四﹐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121]其中第一項是指在對我國古史的認識上﹐民
族一元邈h墓勰□ㄉ璧檬□治裙蹋□嗣嵌家暈□夜□□飛系陌俅□弁酢７姆街腫褰猿鱟砸?
統的世系。而顧頡剛認為中華民族本是多元的﹐各民族、部落各有各的始祖﹐從未出於一
統。隻是由於春秋以來﹐大國消滅小國﹐疆域日益擴大﹐民族日漸融合﹐種族觀念逐漸淡
化﹐一統的觀念才慢慢形成、趨強﹐從此﹐許多民族始祖的傳說漸漸歸於一線﹐有了先後
、君臣的關系。恰恰這一觀點同樣可以在崔述那裡找到源頭﹐崔氏曾雲﹕“蓋凡說上古者
皆以後世例之﹐故誤以為相承不絕﹔不知古之天子無禪無繼﹐有一聖人出焉﹐則天下皆歸
之而謂之帝﹐聖人既沒則其子孫降而夷於諸侯﹐又數十百年復有聖人出則天下又歸之﹐如
是而已。”[122] 這已揭示出古代帝王世系並非出於一統﹐而是後人憑借“以今度古”的
方法想像、附會出來的。把兩人的論述聯系起來會發現﹐顧氏明顯受到崔述的啟發和影響
。此外﹐顧頡剛還指出商周時人們隻有種族觀念而沒有世界觀念﹐戰國時文化發展了﹐種
族觀念也日益淡化﹐“無形中把‘中國’一個名詞放得很大﹐凡是七國的疆土都變成了中
國了”[123].那時把各國的祖先都串聯到一條線上﹐於是人人都成了黃帝的子孫。顧氏的
這一結論也是立足於崔述的古帝王並非出自一系的思想之上﹐並承襲了崔氏提出的中國古
史體系構建於戰國時期的觀點﹐認為中國地域一統的觀念也確立於戰國。既然要“打破民
族出於一元的觀念”﹐則必然要“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可見顧頡剛提出的四個“
打破”﹐至少有兩點是承襲和引申了崔述之說。
關於“五德終始說”﹐顧頡剛認為﹕“五行之說如果真是黃帝傳到夏商﹐夏商傳到秦
漢﹐則五行思想早已有了強固的基礎﹐孔孟老莊們著書立說﹐縱然不積極提倡﹐也必於無
意中流露出一些以五行為信條的時代色彩。即使他們不窗播鰿a岢□□□矣幸獯蚱普飧鏨?
會信條﹐則更當提出了這個問題而加以攻擊。”[124]於是顧氏推出了自己的觀點﹐即五行
說不是黃帝時建立的﹐而是到了秦漢時才在社會上大大活躍起來的。他認為零碎的五行思
想早已有之﹐但未形成嚴整的五行系統﹐是鄒衍憑藉零碎的五行思想造出完整的一大套五
德說﹐以五行相勝原理附會歷史﹐並被秦始皇加以應用。漢武帝時﹐簡單的五德循環發展
演變為復雜的三統說。西漢末年的《世經》又把五行相勝原理演化為五行相生﹐它所構建
的古史體系對後世有著極大的影響。該歷史系統的出發點是王莽的《自本》﹐其基礎建立
在王氏代劉漢的政權更替上﹐是王莽新朝根據政治統治的需要而對古史系統進行的改造。
比較顧、崔二人關於“五德終始說”的論述﹐我們又會發現兩者有著驚人的相似。首先﹐
顧氏考辨的起點和具體過程與崔述相同或相近。兩人都從五行說的起源﹐逐步揭示五德終
始說的形成和演化。其次﹐兩人都是運用文獻典籍考証五德終始說﹐而且顧頡剛憑借的主
要典籍都在崔述列舉的古書之內。再次﹐顧氏之論幾乎全部接納了崔述之說﹐如崔氏關於
五德終始說的論點[125].由此可見﹐崔述之學對顧頡剛的啟發和影響不僅是多方面的﹐而
且是多層次的。難怪顧氏1933年曾說﹕“十載而還﹐學人多稱道東壁﹔然已大都收入拙編
《古史辨》。”[126]
誠然﹐顧頡剛的古史辨偽思想除了受崔述的啟發外﹐還受到眾多學者的影響﹐如鄭樵
、閻若璩、姚際恆、胡適、康有為、錢玄同、羅振玉、王國維等﹐而非承襲一家之言。比
較二人的學術思想﹐崔述之學帶有明顯的感性認識﹐盡管“其識癒下則其稱引癒遠﹐其世
癒後則其傳聞癒繁”的結論超越了前人﹐有了飛躍性的進步﹐但理性色彩並不突出﹐不能
全面揭示出因附會和杜撰而歷代相傳給蚚k誹逑檔墓媛桑□浼□渡寫嬖諶畢蕁６□蓑「盞?
“層累說”則排除了有關古史流傳現象的淺層認識﹐切中要害地將古帝王神話傳說發生時
代的先後次序﹐與古書中所講的古史排列先後相比較﹐得出兩者的先後恰恰相反的規律性
認識﹐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顯然已超越了崔述之學。具體地說﹐兩人在治學目的、治史方
法、理論主張及古史體系的構建上都不可同日而語。
首先﹐崔述的治學目的在於驅逐妨礙聖道的偽史﹐辨偽隻是手段﹔顧頡剛則要比他更
進一步﹐把前者為了維護儒家經典的純潔性進行的疑古辨偽﹐發展成了為維護歷史和文獻
真實性的疑古辨偽。如錢穆所言﹕“二家之辨﹐易辭言之﹐一則考諸經以信史﹐一則求於
史以疑經﹐其對於經學之見解不同。斯其對於古史之觀點亦異爾。”[127]簡言之﹐崔、顧
二人﹐一為信“經”﹐一為疑“經”﹔一為封閉﹐一為開放。其次﹐在治史方法上﹐除了
繼承傳統史學的考辨方法外﹐顧頡剛還運用了西方科學方法﹐如邏輯的方法﹐假設、求証
的方法﹐歷史演進的方法﹔這與崔述多以演繹法分析史事﹐有時也用歸納法、類比法進行
推理相比較﹐無疑又是一個進步。第三﹐在理論主張上﹐“層累說”較之崔述的理論更加
系統化、理論化。“層累說”從其第一、二層意思抽象升華得出的第三層意思﹐也是顧頡
剛首創的﹐並成為其學說中最有價值的精華之處。而關於“傳說中的中心人物癒放癒大”
的論點﹐兩人的闡述也不盡相同。至於“以今度古”和“世癒後則其傳聞癒繁”這兩個崔
述學說的“終點”﹐恰好成為顧氏理論展開的“起點”。在辨偽成果上﹐崔述認為戰國以
後的史書記載不可信﹐顧頡剛認為對戰國以前的史書記載也應進行考証﹐因此﹐顧氏的辨
偽成果更為豐富、詳實。第四﹐在建構古史體系上﹐崔述相信經書即是信史﹐在確立可信
古史體系上用功不足﹐難有作為。顧頡剛則要剔除“經書即信史”的成見﹐對於“史事﹐
應當看它最先是怎樣的﹐以後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的。我們既沒有實物上的証明﹐單從
書籍上入手﹐隻有這樣做才可得一確當的整理﹐才可盡我們整理的責任”[128].可見﹐顧
氏的“層累說”雖然在形式上與崔述之學有薪火相傳的關聯﹐但其出發點是為了打破“歷
史退化觀”﹐注重從傳說的演變看歷史的進化﹐這與崔述的崇古歷史觀顯然是分道揚鑣了
。
實際上﹐顧頡剛在高度評價崔述學說的同時﹐也多次講到其不足﹐如﹕“他隻是儒者
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129]“他根本的誤處﹐是信古史系統能從古書中建立起
來﹐而不知古書中的材料隻夠打破古史體系而不夠建立古史系統。”[130]以現代史學來看
﹐離開考古學的實物史料就無法建立可信的古史系統﹐這一點崔述認識不到﹐而顧頡剛以
其對史學發展的遠見卻預見到了。他對自己與清人的學術關聯有過很好的表述﹕“考據之
業﹐搜集書籍証據﹐以多為勝﹐此清人之成法也﹐而形式邏輯所解決者唯及於問題之外表
。予性好遠遊﹐從實際生活中發現可以糾正前人成說者不少﹐於是超出都市而入農村﹐超
出中原而至邊疆﹐以今証古﹐足以破舊而立新﹐較之清人舊業自為進步。”[131]處於20世
紀的顧頡剛﹐在繼承傳統懷疑考証之學的基礎上﹐又吸收了西方傳入的現代思想和方法﹐
這是他能夠超越前人的關鍵所在。
縱觀歷史上的疑古辨偽﹐可以看到﹐它萌生於戰國、秦、漢而勃發於唐、宋、元、明
﹐到了清代已趨於成熟﹐顧頡剛曾用圖解表述了這一學術源流。他把孔子與六經這一中國
文化的中心比作北京的皇宮﹐把戰國、西漢（今文經學）、東漢三國（古文經學）、宋人
理學比作圍在皇宮外的的幾層城牆。顧悝募O蚱屏慫穩耍ㄒ約霸□19髁醬□╕姆□危□谷?
們看見了裡面的一道牆﹐乾隆以前的學者摧破了三國至唐代的粉飾﹐嘉慶以後的學者又摧
破了東漢的粉飾﹐於是人們又看得深了一層。此時顧頡剛已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
﹕我們的責任是要把西漢和戰國諸子粉飾的兩道城牆摧破﹐這樣中國文化的中心就可以明
白的知道了。[132]而他經過深稽博考﹐終於見微知著﹐“辨偽運動已經起了三次了﹕1、
宋代──歐陽修、鄭樵、朱熹諸人﹐因後人變入心性空談而失敗。2、清代──顧炎武、閻
若璩、胡渭諸人﹐因後人變入迷信漢學而失敗。3、現在──我們﹐不知將來如何失敗﹐也
許這次可以成功了。”[133]仔細考察顧頡剛的古史辨偽﹐雖然在很多地方承襲了諸人之學
﹐但他更主要的是居建瓴之地﹐另辟蹊徑﹐終於自成一家﹐實現了對前人學說的超越。
注釋﹕
────────
[1] 《論語‧子張》﹐楊伯峻《論語注譯》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03頁。
[2] 孟 子﹕《孟子‧盡心下》﹐朱熹《孟子集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110頁。
[3] 韓 非﹕《韓非子‧顯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頁。
[4] 劉 安﹕《淮南子‧繆稱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頁。
[5] 劉 安﹕《淮南子‧修務訓》﹐第215頁。
[6] 同上﹐第216頁。
[7] 司馬遷﹕《史記》卷十三《三代世表》﹐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487頁。
[8] 顧頡剛﹕《崔東壁遺書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頁。
[9] 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一《伯夷列傳》﹐第2121頁。
[10] 同上﹐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第3179頁。
[11] 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46頁。
[12] 班 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738頁。
[13] 司馬遷﹕《史記》卷四《周本紀》﹐第170頁。
[14] 樑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見陳引馳編校《樑啟超國學講錄二種》﹐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頁。
[15] 王 充﹕《論衡‧對作》﹐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42－444頁。
[16] 王 充﹕《論衡‧儒增》﹐第121頁。
[17] 王 充﹕《論衡‧正說》﹐第431頁。
[18] 馬融、鄭玄注﹐王應麟撰集﹐孫星衍補集﹕《古文尚書附逸文篇目表‧古文尚書
》卷五﹐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39頁。
[19] 同上﹐第140頁。
[20] 顧頡剛﹕《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序》﹐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3頁。
[21] 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疑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88
頁。
[22] 同上﹐第409頁。
[23] 柳宗元﹕《柳宗元集‧辨列子》﹐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07頁。
[24]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四十八《問進士策四首》﹐中國書店1986年
版﹐第330頁。
[25] 同上﹐卷十八《春秋論上》﹐第131－132頁。
[26]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易童子問》卷三﹐第571頁。
[27] 同上﹐第568頁。
[28] 同上﹐第569頁。
[29] 同上﹐卷四十八﹐《問進士策三首》﹐第326頁。
[30] 同上﹐卷四十三﹐《帝王世次圖序》﹐第300－301頁。
[31] 轉引自顧頡剛﹕《歐陽修疑古》﹐見印永清輯《顧頡剛書話》﹐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172頁。
[32] 鄭樵撰、顧頡剛輯﹕《詩辨妄》﹐樸社1933年版。
[33] 鄭樵撰、顧頡剛輯﹕《詩辨妄》附錄三《六經奧論選錄》。
[34] 朱 熹﹕《朱子全書‧詩綱領》引。
[35] 鄭樵撰、顧頡剛輯﹕《詩辨妄》。
[36] 顧頡剛﹕《重刻〈詩疑〉序》﹐《古史辨》第三冊下編﹐第416頁。
[37]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第47－48頁。
[38] 顧頡剛﹕《鄭樵著述考》﹐《國學季刊》第1卷第1號﹐1923年1月。
[39] 顧 潮﹕《顧頡剛年譜》﹐第44頁。
[40]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見《古史辨》第一冊﹐第12、11頁
。
[41]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八十﹐第2076－2077頁。
[42] 同上﹐卷七十八﹐第1978頁。
[43] 趙貞信﹕《書序辨‧序》﹐見《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第407頁。
[44] 鄭 樵﹕《通志總序》﹐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頁。
[45]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八十三﹐第2153、2152頁。
[46] 同上﹐卷一百二十二﹐第2952頁。
[47] 同上﹐卷八十三﹐第2147頁。
[48] 朱 熹﹕《晦庵先生文集》卷三十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44冊﹐集部
八三別集類﹐第78頁。
[49]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序》﹐見《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第 103頁。
[50] 顧頡剛﹕《顧頡剛讀書筆記》卷七﹐第5507頁。
[51]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証》卷八﹐第119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9
頁。
[52] 梅 鷟﹕《尚書考異》卷一﹐孔安國《尚書注》卷十三。
[53] 胡 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見《胡適文存》三集﹐第94頁。
[54] 樑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頁。
[55]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証》卷一﹐第36－39頁。
[56]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証》卷一﹐第194－199頁。
[57] 黃宗羲﹕《尚書古文疏証‧序》﹐第3頁。
[58] 樑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頁。
[59] 樑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見陳引馳編校《樑啟超國學講錄二種》﹐第2
10頁。
[60] 顧頡剛﹕《古今偽書考‧序》﹐見《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第253頁。
[61] 顧頡剛﹕《古史辨》第三冊《自序》﹐第4頁。
[62]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見《古史辨》第一冊﹐第4頁。
[63] 姚際恆﹕《古今偽書考‧小敘》﹐見《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第273頁。
[64] 姚際恆﹕《古今偽書考‧孝經》﹐見《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第280－281頁。
[65] 姚際恆﹕《古今偽書考‧孫子》﹐見《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第313－314頁。
[66] 樑啟超﹕《清代經學之建設》﹐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89頁。
[67] 樑啟超﹕《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二）﹐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第312－313頁。
[68] 顧頡剛﹕《古今偽書考‧序》﹐見《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第254頁。
[69] 同上﹐第253頁。
[70] 顧頡剛﹕《諸子辨‧序》﹐見《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第786頁。
[71] 顧頡剛﹕《附古今偽書考跋》﹐見《古史辨》第一冊上編﹐第10頁。
[72]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第42頁。
[73] 顧頡剛﹕《諸子辨‧序》﹐見《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第785頁。
[74]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証》卷八第121條﹐第1206頁。
[75] 同上﹐卷四補遺第62條﹐第377頁。
[76] 同上﹐卷八第114條﹐第1134－1135頁。
[77] 同上﹐第121條﹐第1205－1222頁。
[78] 顧頡剛﹕《〈碩人〉是閔莊姜美而無子嗎﹖》﹐見《古史辨》第三冊下編﹐第3
68頁。
[79]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見《古史辨》第一冊﹐第12頁。
[80] 崔 述﹕《崔東壁遺書‧考信錄提要卷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3頁。
[81] 同上﹐第3頁。
[82] 同上﹐第5頁。
[83] 胡 適﹕《自述古史觀書》﹐見《古史辨》第一冊上編﹐第22頁。
[84] 崔 述﹕《崔東壁遺書‧考信錄提要卷下》﹐第17頁。
[85] 同上﹐第17頁。
[86] 崔 述﹕《崔東壁遺書‧補上古考信錄卷上》﹐第28頁。
[87] 崔 述﹕《崔東壁遺書‧商考信錄卷一》﹐第134頁﹔《崔東壁遺書‧豐鎬考信
錄卷一》﹐第168頁。
[88] 崔 述﹕《崔東壁遺書‧王政三大典考卷一》第492－493頁。
[89] 崔 述﹕《崔東壁遺書‧王政三大典考卷三》﹐第515－516頁。
[90] 崔 述﹕《崔東壁遺書‧補上古考信錄卷下》﹐第49－50頁。
[91] 崔 述﹕《崔東壁遺書‧補上古考信錄卷下》﹐第39頁。
[92] 班 固﹕《漢書‧五行志》﹐第1315頁。
[93] 崔 述﹕《崔東壁遺書‧補上古考信錄卷上》﹐第29頁。
[94] 崔 述﹕《崔東壁遺書‧古文尚書辨偽卷一》﹐第582頁。
[95] 陳履和﹕《古文尚書辨偽跋》﹐《崔東壁遺書》﹐第608頁。
[96] 崔 述﹕《崔東壁遺書‧考古續說卷二》﹐第461頁。
[97] 胡 適﹕《關於本書的評論‧胡適序》﹐《崔東壁遺書》第1046頁。
[98] 齊思和﹕《晚清史學的發展》﹐見《中國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第660頁。
[99] 崔 述﹕《崔東壁遺書‧考信錄提要卷上》﹐第4頁。
[100]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課〉第二學期講義序目》﹐見《古史辨》第五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7頁。
[101]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見《古史辨》第一則中編﹐第59頁。
[102] 崔 述﹕《崔東壁遺書‧〈考信錄〉自序》﹐第922頁。
[103] 顧頡剛﹕《關於本書的評論‧目》﹐見《崔東壁遺書》第1041頁。
[104] 那珂通世﹕《關於本書的評論‧那珂通世校定〈東壁遺書〉》﹐見《崔東壁遺
書》第1077頁。
[105] 胡 適﹕《科學的古史家崔述》﹐見《崔東壁遺書》第953頁。
[106]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第45頁。
[107] 顧頡剛﹕《崔東壁遺書序》﹐第60頁。
[108]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見《古史辨》第一冊﹐第9頁。
[109] 曹養吾﹕《辨偽學史》﹐見《古史辨》第二冊下編﹐第411頁。
[110] 錢 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143頁。
[111] 胡 適﹕《介紹幾部新出的史學書》﹐見《古史辨》第二冊下編﹐第338頁。
[112]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第45－46頁。
[113]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見《古史辨》第一冊中編﹐第59頁。
[114]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見《古史辨》第一冊中編﹐第65頁。
[115]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第52頁。
[116] 崔 述﹕《崔東壁遺書‧補上古考信錄卷上》﹐第27頁。
[117] 同上﹐第28頁。
[118] 崔 述﹕《崔東壁遺書‧考信錄提要卷上》﹐第13頁。
[119] 胡 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見《古史辨》第一冊中編﹐第192頁。
[120] 崔 述﹕《崔東壁遺書‧考信錄提要卷上》﹐第13－14頁。
[121] 顧頡剛﹕《答劉胡兩先生書》﹐見《古史辨》第一冊中編﹐딿99－101頁。
[122] 崔 述﹕《崔東壁遺書‧補上古考信錄卷下》﹐第47頁。
[123] 顧頡剛﹕《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象》﹐見《古史辨》第二冊
﹐第4頁。
[124]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見《古史辨》第五冊﹐第405頁。
[125] 崔 述﹕《崔東壁遺書‧補上古考信錄卷下》﹐第49－50頁。
[126] 顧頡剛﹕《關於本書的評論‧又案》﹐見《崔東壁遺書》﹐第1041頁。
[127] 錢 穆﹕《關於本書的評論‧錢穆序》﹐見《崔東壁遺書》﹐第1047－1048頁
。
[128]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見《古史辨》第一冊中編﹐第59－60頁
。
[129] 同上﹐第59頁。
[130] 顧頡剛﹕《崔東壁遺書‧序》﹐第64頁。
[131] 顧頡剛﹕《湯山小記第三冊》﹐見印永清輯《顧頡剛書話》﹐第42頁。
[132] 顧頡剛﹕《顧頡剛讀書筆記》卷三﹐第1170－1171頁。
[133] 同上﹐第11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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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夫﹗古書之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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