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疑古派”與中國現代學術走向
以胡適、顧頡剛、錢玄同及其弟子楊向奎、童書業、楊寬等人為主體的古史辨派﹐在
20年代到40年代的20年余間﹐經歷了由實驗主義到今文家言﹐由經學到史料學﹐再由史料
學到神話學的轉變過程。由於古史辨派延續時間之久﹐涉及領域之廣﹐關聯學者之多﹐對
於“古史辨派”概念的理解也多不一致。由此體現出的不僅是對於古史辨派的評價和定位
問題﹐而且是對於20世紀學術史和現代學術方向的描述問題。
自30年代起﹐學術界關於“古史辨派”概念主要有馮友蘭“信古、疑古、釋古”三階
段、顧頡剛“疑古並不能自成一派”和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三說。
（一）馮友蘭“信古、疑古、釋古”三階段說
為古史辨派學者經常征引的歷代辨偽著作﹐大略有“疑古”（劉知幾《史通‧疑古篇
》）、“正訛”（胡應麟《四部正訛》）、“辨妄”（鄭樵《詩辨妄》）、“偽書考”（
姚際恆《古今偽書考》）、“通考”（ 姚際恆《九經通考》﹐其中包括“存真”、“別偽
”二類）、“疏証”（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証》）、“考証”（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証》
）、“考信”（崔述《考信錄》）、“征信”（章太炎《征信論》）、“偽經考”（康有
為《新學偽經考》）、“古學考”（廖平《古學考》）等等題名。但就古史辨派學者所側
重的內容而言﹐基本不出“辨偽”和“疑古”二義。1920年﹐胡適與顧頡剛決定整理出版
多卷本資料集﹐題名《辨偽叢刊》﹐分集的題名則有張西堂輯點的《唐人辨偽書語》和白
壽彝輯點的《朱熹辨偽書語》等。胡適最初對顧頡剛提出他有編寫有關“學史”的想法時
﹐題名是“訂疑學”或“訂疑學小史”。1998年顧頡剛的《漢代學術史略》改題為《秦漢
的方士與儒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時﹐附錄了1935年所作的《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
辨偽》﹐改題為《中國辨偽史略》。1926年顧頡剛為《古史辨》第一冊所作《自序》談到
該書性質﹐使用了“辨論”（原文如此──筆者注）、“討論”、“辨明”、“辨証”、
“辨偽”、“懷疑”、“疑竇”、“偽造”、“造偽”、“推翻”、“破壞”等詞語﹐其
中使用得最多的是“辨論”和“討論”﹐而書名則采取了較為修飾的字詞﹐題為《古史辨
》。至四五十年代﹐顧頡剛又有編撰《古史鑰》和《古史勘》的計劃[1]﹐題名同樣具有模
糊性。自古史辨派產生﹐學界多以“疑古派”或“古史辨派”相稱﹐而將“信古、疑古、
釋古”三派並稱﹐則始於馮友蘭。[2]
1937年馮友蘭在為《古史辨》第六冊所作的《馮序》中說﹕“我曾說過﹐中國現在之
史學界有三種趨勢﹐即信古、疑古及釋古。就中信古一派﹐與其說是一種趨勢﹐毋寧說是
一種抱殘守缺的人的殘余勢力﹐大概不久就要消滅﹔即不消滅﹐對於中國將來的史學也是
沒有什麼影響的。真正的史學家﹐對於史料﹐沒有不加以審查而即直信其票面價值。疑古
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審查史料。釋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將史料融會貫通。
就整個的史學說﹐一個歷史的完成﹐必須經過審查史料及融會貫通兩個階段﹐而且必須到
融會貫通的階段﹐歷史方能完成。但就一個歷史家的工作說﹐他盡可作此兩階段中之任何
階段﹐或任何階段中之任何部分。任何一種的學問﹐對於一個人﹐都是太大了。一個人隻
能作任何事的一部分。分工合作在任何事都須如此。由此觀點看﹐無論疑古釋古﹐都是中
國史學所需要的﹐這期間無所謂孰輕孰重。”[3]
這裡﹐馮友蘭是將信古、疑古、釋古三者放在一起並稱的﹐在稱謂上也使用了“趨勢
”、“階段”和“派”三種詞語。其中論及疑古、釋古二派及在“審查史料及融會貫通兩
個階段”的分工﹐這其實也是顧頡剛當時屢屢討論的﹐顧頡剛甚至還說到清代學者“他們
的校勘訓詁是第一級﹐我們的考証事實是第二級。等到我們把古書和古史的真偽弄清楚﹐
這一層的根柢又打好了﹐將來從事唯物史觀的人要搜取材料時就更方便了﹐不會得錯用了
。是則我們的‘下學’適以利唯物史觀者的‘上達’”。[4]但是馮友蘭論及疑古、釋古兩
派﹐指明不分輕重﹐亦不明言先後﹐隻是在行文上將疑古派的審查史料放在了前面﹐將釋
古派的融會貫通放在了後面﹐較之顧頡剛是更顯溫和的。
馮友蘭的三階段說很快得到學界認同。較馮友蘭稍晚﹐“集疑古學大成”的楊寬在19
38年重申了馮友蘭的觀點﹐同時在三派中間補充了考古一派﹐成為四派。楊寬說﹕“近人
分我國古史學之派別為四﹕曰信古﹐曰疑古﹐曰考古﹐曰釋古。主信古者動謂戰國秦漢之
書盡古﹐所記傳說必有所本﹐一切皆為實錄﹐未可輕疑﹔主疑古者以古書既有真偽﹐所傳
古書又不免失實﹐苟無精密之考証批判﹐未可輕信﹔主考古者﹐輒病於傳說之紛繁﹐莫由
遵循﹐又鑒於近人爭辨古史﹐立論絕異而均不出故紙堆之范圍﹐乃謂但有紙上之材料無用
﹐非有待於鋤頭考古學之發掘不為功﹔主釋古者﹐則以古人十口之相傳﹐‘事出有因’﹐
必有史實之殘影存乎其間﹐莫容一概抹殺﹐苟據新史觀加以歸納推理﹐即為可信之古史。
此四說者﹐除信古一派外﹐無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5]由楊寬對四派的界定來看﹐似
乎四派完全是並存的﹐其中概述疑古、考古、釋古三派的特點﹐較之馮友蘭的“審查史料
”“融會貫通”更加具體了。
稍後﹐在1940年﹐柳存仁也重申了馮友蘭的三階段說。柳存仁說﹕“自從錢先生和其
他的‘辨偽’的學者們的努力提倡研究古史以來﹐十余年間﹐古史的研究﹐因著參加者的
進行方法和實際工作的不同﹐已經轉變過好幾次了﹐轉變的途徑是很自然的﹐就是﹐我們
最初都是疑古的﹐由疑古進而釋古﹐又由釋古進而考古……我們現在想到《古史辨》出版
到了第七冊了﹐國內外其他的書籍刊物商討中國古史的新著作﹐匯集起來也有好幾百種﹐
正是釋古的風氣極盛﹐考古的發掘萌芽的時代。”[6]
這裡﹐柳存仁對疑古、釋古、考古三派的界定也是以“進行方法和實際工作”來劃分
的﹐與馮友蘭、顧頡剛相同。隻是他還明顯地將三派描述成前後承接的關系﹐指出很多人
的治學經歷都走過從疑古到釋古再到考古的過程。其中將考古排列在釋古之後﹐與楊寬略
有差別。
對馮友蘭的三階段說﹐近年來已有學者提出異議。廖名春認為﹐“釋古”離不開“信
”或“疑”﹐沒有對古書的“信”或“疑”﹐“釋古”就無從“釋”起。比如《老子》一
書的作者問題﹐“信古”者相信古書的記載﹐以其為春秋末期的老聃所作﹕“疑古”者不
承認﹐以為系戰國時人甚至秦漢時人的作品。而“釋古”者無論怎麼釋﹐無論怎麼“折衷
”﹐都免不了對“歷史舊說”的“信”或“疑”。“釋古”並不成為問題﹐成為問題的是
“釋”哪些“古”﹐是根據哪些“古”來“釋”。不回答這一問題而提出“釋古”﹐實質
是虛晃一槍﹐答非所問。[7]郭沂認為﹐“釋古”這個概念本身就有問題﹐它和“信古”、
“疑古”並不是一個層面上的問題。所謂“信古”和“疑古”﹐都是對傳統古史學可靠性
的判斷﹐而從“釋古”一詞本身則看不出這種判斷。雖然馮友蘭對這一概念作過定義﹐即
是“將史料融會貫通”﹐但人們不禁要問﹐有哪一種史料研究不是“將史料融會貫通”呢
﹖難道“信古”不是“釋”古﹐不是“將史料融會貫通”﹖難道“疑古”不是“釋”古﹐
不是“將史料融會貫通”﹖[8]
（二）顧頡剛“疑古並不能自成一派”說
1940年﹐當《古史辨》出版到第七冊並已有了“相對的結論”時﹐童書業正是以“疑
古”自稱的﹐他說﹕“這幾十年中﹐學術隨著時勢的進展﹐‘疑古’的學風更是前進得飛
快……最近的疑古大師﹐誰都知道是顧頡剛先生。”[9]顧頡剛的兩位女公子顧潮、顧洪薪
火相傳﹐都研究古史辨派﹐但二人的看法不盡相同﹐如顧潮女士曾說﹕“先生將自己與他
人討論古史古籍的文章編為《古史辨》﹐創立了‘古史辨派’﹐在國內外學術界之影響歷
久不衰。”[10] 文中仍以“古史辨派”相稱。而以出版《古史續辨》著稱的劉起釪﹐也稱
顧頡剛為“一位以疑古辨偽擅名於學術界、創建了‘古史辨學派’、開啟新的史學之門的
顧先生”[11].所使用的稱謂是“古史辨學派”。
如前所述﹐顧頡剛在三四十年代直至建國後一直強調疑古辨偽與考古學、史觀派的學
術分工﹐而到1980年發表的《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一文﹐顧頡剛卻提出了“疑
古並不能自成一派”的觀點﹐說﹕“以前有人說﹕”現在人對於古史可分為三派﹕一派是
信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釋古﹐正合於辯証法的正、反、合三個階段。‘我的意思﹐疑
古並不能自成一派﹐因為他們所以有疑﹐為的是有信﹔不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標準﹐凡
是不合於這標準的則疑之。信古派信的是偽古﹐釋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標準。“[1
2]
“疑古並不能自成一派”﹐那麼“疑古”應當和誰成為一派﹐顧頡剛沒有說。但從文
意來看﹐他是在強調疑古派也有“信”的一面﹐而如果所信的為真古﹐那麼這就叫做釋古
。顧頡剛最後的意思似乎是說隻應該有信古與釋古兩派﹐言外之意疑古是要屬於釋古派了
。
對於顧頡剛晚年的這一聲明﹐也有學者表示認同。如羅義俊認為﹕“現在﹐如果相應
於馮友蘭信古疑古釋古三派之說﹐那末﹐從方法論史料學層面看﹐與其說顧先生的古史辨
是疑古派﹐勿寧謂之釋古派﹐或經正名為辨古派。此始是顧先生自己的意思﹐故其書名曰
《古史辨》。”[13]顧洪女士也認為﹕“馮友蘭曾說……他將這三種趨勢稱為‘三派’﹐
其實疑古並不能自成一派﹐因為他們疑的前提是建立了信的標準﹐符合其標準者始信﹐反
之則疑。信古派信的是偽古﹐釋古派信的是真古﹐都各有其標準﹐而真古正是由疑古者整
理發掘而來的。馮氏又說……很顯然﹐馮氏劃分疑、釋兩派是從史學研究分工的不同角度
而言。近來有些人不得馮氏要旨﹐平面（原文如此──筆者注）地加以套用﹐動輒以疑、
釋相區分﹐這從邏輯上很難說通。因為疑古本身就是一種釋古﹐所以疑古與釋古不可以絕
對劃分為兩橛﹐依此推理﹐信古也是一種釋古﹐疑與信是站在不同立場上解釋古史﹐何由
而來三派﹖”[14]
這裡﹐羅義俊與顧洪二人的觀點都是從尊重本人的立場出發的。羅義俊的觀點更側重
顧頡剛的言外之意﹐將疑古派直接正名為釋古派。顧洪更側重顧頡剛不自成一派的字面含
義﹐從語義學的角度提出疑嘔k且恢質凸牛□毆乓彩且恢質凸牛□□叨際鞘凸牛□傭□□?
打散信古、疑古、釋古三派的界定。
（三）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說
90年代初﹐李學勤針對疑古思潮提出了“走出疑古時代”的觀點。李學勤在1992年一
次學術座談會上作了題為《走出疑古時代》的發言﹐後發表在《中國文化》第7 期。1994
年3月李學勤出版了題為《走出疑古時代》的論文集﹐上述發言被編為《導論》。1997年1
2月論文集出版修訂版﹐增加了《談“信古、疑古、釋古”》和《對〈走出疑古時代〉的幾
個說明》二文。1998年9月北京“二十世紀疑古思潮回顧學術研討會”李學勤的發言﹐整理
後題為《疑古思潮與重構古史》﹐發表在《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春之卷）。李學
勤是近年來倡導“走出疑古時代”和提出對古書古史進行“第二次大反思”的第一人。
李學勤說﹕“‘信古、疑古、釋古’之說﹐涉及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公案。‘信古’
一名之生﹐是由於疑古思潮的興起﹐在疑古出現以前並無其說﹔而‘釋古’一名的提出﹐
又是為了與疑古有所區別。所以﹐‘信古、疑古、釋古’一說的出現﹐關鍵仍在疑古思潮
的盛行。疑古思潮最盛的時期﹐正是在本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馮友蘭先生‘信古、疑古、
釋古’之說﹐是針對當時業已充分展開的這一思潮及其影響提出的……我不很清楚馮友蘭
先生所講的融會貫通的釋古究竟是指什麼﹐不過在二三十年代﹐重建古史的正面工作實際
已在開始了。我們看中國古史研究之所以有今天的局面﹐主要是由於有了新的理論觀點和
考古發現﹐而這兩者都可追溯到20年代……這裡當然要提到王國維先生……我們還要提到
郭沫若先生……把古書的記載與考古的成果結合起來﹐再上升到理論的高度﹐郭沫若先生
開拓的這條道路﹐決定了此後很多年中國古書研究的走向。應該說這已經超出疑古﹐而進
入新的時代了。”[15]
在對待馮友蘭所說“信古、疑古、釋古”問題上﹐李學勤基本是承接著馮友蘭的概念
﹐承認“信古、疑古、釋古”既是三種“趨勢”﹐也是三個“階段”。[16]但是李李學勤
又並沒有沿著三階段的思路延伸﹐去討論釋古是什麼﹐釋古之後又是什麼﹐而隻側重提出
要“走出”疑古時代﹐猶言結束疑古時代。這裡﹐李學勤首先是在與釋古對應的階段﹐提
到了王國維、郭沫若及其二重証據法和上升到“理論高度”的研究﹐其次是將這一研究方
向上溯到了二三十年代﹐也就是說﹐如果這一研究方向是與釋古的概念對應的﹐那麼釋古
與疑古的關系就不是前後嬗替而是平行發展﹐雖然釋古也許一開始還不是學術主流。
李學勤的觀點還有一個突出之處﹐就是將“疑古”視為一個“時代”。“時代”是從
事古史研究特別是考古學研究經常使用的一個概念。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的《自序
》中講述他之所以提出“層累說”的原因﹐是“先從時勢說”[17]說起的﹐認為“我能承
受我的時勢﹐我敢隨順我的個性﹐我肯不錯過我的境遇﹕由這三者的湊合﹐所以我會得建
立這一種主張”[18].李學勤也強調應從“時代”的立場給予疑古思潮以肯定的評價﹐“無
論如何﹐龔自珍到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和20年代興起的疑古思潮﹐都起過重要的進步作用
。”[19]另一方面﹐說到疑古思潮是否已落後於時代﹐是否已應當走出﹐李學勤與顧頡剛
二家的分歧就比較大了。
顧頡剛早在1933年《古史辨》第四冊《顧序》中已曾說到﹐即使有“近年唯物史觀風
靡一世”的背景﹐《古史辨》這書也“沒有出齊的日子﹐希望到我死後還有人繼續編下去
呢”[20].建國初﹐在批判繼承古代文化遺產的觀念背景下﹐顧頡剛仍然堅持說﹕“批判接
受的前提就是要作一回大整理……所以《古史辨》的工作還該完成。”[21]直到80年代發
表的《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一文﹐顧頡剛還特別提出﹕“又有人說﹕”《古史
辨》的時代已過去了﹗‘這句話我也不以為然。因為《古史辨》本不曾獨佔一個時代﹐以
考証方式發現新事實﹐推倒偽史書﹐自宋至清不斷地在工作﹐《古史辨》隻是承接其流而
已。至於沒有考出結果來的﹐將來還得考﹐例如’今古文問題‘。這一項工作既是上接千
年﹐下推百世﹐又哪裡說得上’過去‘。凡是會過去的隻有一時的風氣﹐正似時裝可以過
去﹐吃飯便不能過去。所以即使我停筆不寫了﹐到安定的社會裡還會有人繼續寫的﹐隻有
問題得到了合乎事實的令人信服的結論﹐像《偽古文尚書》一案﹐才沒有人會浪費精神去
寫﹐這是我敢作預言的。“[22]前引顧洪的文章﹐對此問題也作了專門的強調。[23]而李
學勤則同樣特別指出﹐”今天的學術界﹐有些地方還沒有從’疑古‘的階段脫離出來“[2
4]”這一思潮的基本學說﹐如顧頡剛先生在1922年建立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至今
仍影響著海內外的學術界“[25]等等。
李學勤的觀點在學界產生了較大反響﹐如宋健1996年5月在夏商周斷代工程會議的發言
提綱﹐發表時題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其中即提及李學勤這部論文集﹐並援引尹達
的觀點﹕“他認為﹐考古學的發展已經‘充分証明這些神話的傳說自有真正的史實素地﹐
切不可一概抹煞’。”同時不指名地批評了錢玄同﹕“有近代史學家自稱為疑古派﹐索性
改名為‘疑古’﹐與‘十宿道人’（指李約瑟──筆者注）形成對照。”[26]
由李學勤 “走出疑古時代”而引發出來的討論﹐最值得關注的是從事考古學研究的許
宏提出的“走進考古新階段”的觀點。許宏提出﹐在考古學上﹐要提出一個概念、一個時
代來﹐就要規定它的上限和下限﹐要對這個時代進行分期。李學勤講“走出疑古時代”﹐
那麼這個時代上限和下限何在﹖上限的時間可以上溯到本世紀初﹐核心人物是顧頡剛﹐下
限是到建國以後﹐至少在中國大陸范圍內疑古學派不再佔主流地位。這之後﹐李學勤提出
“走出疑古時代”﹐那麼走向哪裡﹖借用馮友蘭“三段論”的說法﹐就是“走進考古新階
段”。信古、疑古、釋古﹐然後是考古。這種考古是以考古學為基礎的、對古史的全面考
察﹐而不是考古學本身。馮友蘭所說的“釋古”﹐主要是從社會發展規律來對整個歷史做
出闡釋﹐代表人物是郭沫若。從50年代到70年代﹐一直是釋古佔上風。而王國維的“二重
証據法”還應該歸到考古。到70年代末﹐中國考古學有了大發展﹐在探討以文明起源為中
心的中國文明史問題等方面﹐利用大批的出土的文獻驗証古代文獻的記載﹐到80年代初就
開始探討“走出疑古時代”。現在人們用考古材料和文獻材料全方位地、采用多重証據法
來重新審視中國文明史﹐從這時候開始可以叫做進入了科學的考古時代﹐許宏稱之為“以
考古學為基礎的科學、全面的對古史的全面考察階段”。[27]
這裡﹐許宏與李學勤的觀點還有所不同﹐其中最大的區別在於二人的視點有異。許宏
在解釋“以考古學為基礎的考古學新階段”時﹐曾提出如果地下出土的材料與傳世文獻不
一致﹐則以考古材料居第一位﹐著眼點畢竟是在考古學上。而李學勤則經常強調中國考古
學的特點就是與文獻學的緊密結合﹐認為“當前大家說考古﹐基本上是指田野考古﹐其涵
義恐怕不像‘釋古’那麼寬廣”[28]﹐著眼點是更為廣泛的綜合創新。
（四）由胡適“剝皮主義”與錢穆“高山下石”之喻反思樑啟超“先秦學佔學界第一
之位置”
樑啟超自1902年3月起﹐在日本《新民叢報》上陸續刊載《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其中刊於1904年的最後部分論《近世之學術》﹐提出明末清初以來學術發展有一至四
期﹐第一期學術中心為程朱陸王問題﹐第二期為漢宋問題﹐第三期為今古文問題﹐第四期
為孟荀問題和孔老墨問題﹐各期均依“時勢”的變化而變化﹐說﹕“吾論次中國學術史﹐
見夫明末之可以變為清初﹐清初之可以變為乾嘉﹐乾嘉之可以變為今日﹐而嘆時勢之影響
於人心者正巨且劇也﹐而又信乎人事與時勢迭相左右也。”[29]
1920年樑啟超寫出《清代學術概論》﹐開頭一段就是論“時代思潮”。書中說﹕“今
之恆言﹐曰‘時代思潮’。此其語最妙於形容。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於一時期中﹐因
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向﹐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
。始焉其勢甚微﹐幾莫之覺﹔寢假而漲──漲──漲﹐而達於滿度﹔過時焉則落﹐以漸至
於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於其時
代之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其在
我國自秦以後﹐確能成為時代思潮者﹐則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清之考
據學﹐四者而已。”[30]接著又提出了各時代逐次復古的觀念﹐指出﹕清代“二百余年之
學史﹐其影響及於全思想者﹐一言蔽之曰﹕”以思想為解放。‘第一步﹐復宋學之古﹐對
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
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樑啟超還預見﹕”夫則
已復秦漢之古﹐則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31]﹐”故先秦學佔學界第一之位置
“[32].
1923年﹐樑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的基礎上寫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開頭一
章以《反動與先驅》作為標題﹐說道﹕“凡研究一個時代思潮﹐必須把前頭的時代略為認
清﹐才能知道那來龍去脈。本講義所講的時代﹐是從它前頭的時代反動出來。”[33]
在此方面﹐清末古文家葉德輝也曾說到﹕“有漢學之攘宋﹐必有西漢之攘東漢﹐吾恐
異日必更有以戰國諸子之學攘西漢矣﹗”[34]雖所處立場不同﹐而所述各時代因緣相承﹐
正與樑啟超之說類同。
樑啟超的觀念對錢穆有很大影響﹐錢穆不僅深表讚同﹐而且熟記大意﹐對樑啟超“高
山下石”之喻尤多感發。在批評顧頡剛的《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
文中﹐錢穆一開始即援引樑啟超的觀點﹐他說﹕“曾記樑任公在《清代學術概論》裡有一
番話﹐大意是說﹐（手邊無其書﹐不能直引﹐）清代一代學術﹐以復古為解放﹔最後到今
文學家上復西漢之古來解放東漢鄭許之學﹐譬如高山下石﹐不達不止﹐為學術思想上必有
之一境。其說良是。惟其不免自站在今文學家一面﹐專為清代學術立說﹐其實所謂以復古
為解放者﹐至於晚清今文學派﹐尚未達到最後之一境。自今以往正該復先秦七國之古來解
放西漢﹐再復東周春秋之古來解放七國﹐復西周之古來解放東周﹐復殷商之古來解放西周
﹐復虞夏之古來解放殷商﹐溯源尋根﹐把中國從來的文化學術思想從頭整理一過﹐給予一
種較為新鮮而近真的認識﹐對於將來新文化新思想的發展上定有極大的幫助。而且這種趨
勢正如樑氏所謂高山下石﹐不達不止﹐若從西漢以上一段古史﹐還是渾混模糊﹐繳繞不清
﹐無論其是喜新或篤舊的學者﹐總覺是一件不痛快而急待解決的事。我想整理古代文化學
術思想﹐雖則文獻無征﹐有許多困難存在﹐而或者還認為是不急之務﹐然而在此學術思想
新舊交替巨變的時代﹐又恰承著清儒那種以復古為解放的未竟之余波﹐為此後新文化萌茁
生機的一個旁助﹐實是件至要的事。”錢穆也預見﹕“或者因種種緣力﹐在最近五十年百
年之間能達到此種期望﹐也未可知。”[35]之所以如此﹐深思其旨﹐乃是因為樑啟超的復
古說確實標示了中國近現代學術發展的正確指向。復古意即恢復古代歷史真相﹐即求真﹐
即求根據。自兩漢以下﹐歷晉唐至宋明﹐學術史上各家各派﹐均有待於先秦學術的重新認
識而梳理定位。
除“高山下石”之外﹐樑啟超論中國學術史又有“剝春筍”、“啖甘蔗”的比喻﹐說
﹕“由此觀之﹐本朝二百年之學術﹐實取此前二千年之學術﹐倒影而繅演之﹐如剝春筍﹐
癒剝而癒盡裡﹐如啖甘蔗﹐癒啖而癒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宋學極盛數百年
﹐故受以漢學﹔漢學極盛數百年﹐故受以先秦。循茲例也﹐此通諸時代而皆同者也。”[3
6]
在古史辨派興起之初﹐1924年2月8日胡適在《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中曾稱道顧頡剛研
究古史的方法﹐實際上是借以闡發他自己的實驗主義觀點。他說﹕“這三層意思都是治古
史的重要工具。顧先生的這個見解﹐我想叫他做‘剝皮主義’﹐譬如剝筍﹐剝進去方才有
筍可吃。這個見解起於崔述……崔述剝古史的皮﹐僅剝到經為止﹐還不算澈底。顧先生還
要進一步﹐不但剝的更深﹐並且還要研究那一層一層的皮是怎樣堆砌起來的。他說﹕”我
們看史跡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看它最先是怎樣﹐以後逐
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這種見解重在每一種傳說的’經歷‘與演進。這是用歷史演進的
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這是顧先生這一次討論古史的根本見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
。“[37]這裡胡適雖在解釋崔述的見解﹐但”譬如剝筍“的比喻卻是來自樑啟超的。
顧頡剛的疑古辨偽最初曾受到胡適所倡導的實驗主義的較大影響﹐因此文中也屢有關
於時勢、時代和時代思潮的論述﹐但其中也有直接來自樑啟超的因素。據《顧頡剛書話》
所載《錢基博評康樑書》一條﹐顧頡剛曾抄錄錢基博《後東塾讀書雜志》中評樑啟超《清
代學術概論》[38]一文﹐此文編輯者未標出抄錄時間﹐但由錢文出處《青鶴》一卷五期出
版於1932年分析﹐當在收錄了樑啟超多篇文章的《古史辨》第四冊出版前後。又據《顧頡
剛學術文化隨筆》所載未標出時間的《近三百年學術可分四階段》一條﹐說到“近三百年
之學術工作似乎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辨朱、陸異同﹔第二階段為辨漢、宋異同
﹔第三階段為辨今、古文異同﹔第四階段為辨經、傳異同。”[39]所論四個階段與樑啟超
完全相同。
但是在論及各時代的興替時﹐顧頡剛沒有像錢穆那樣引述樑啟超的觀點﹐而是引述了
葉德輝之說。在《古史辨》第二冊的《自序》中﹐顧頡剛說﹕“我承認我的工作是清代學
者把今古文問題討論了百余年後所應有的工作﹐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工作應比清代的今文
家更進一步。從前葉德輝（他是一個東漢訓詁學的信徒）很痛心地說﹕”有漢學之攘宋﹐
必有西漢之攘東漢﹐吾恐異日必有以戰國諸子之學攘西漢者矣。‘我真想拿戰國之學來打
破西漢之學﹐還拿了戰國以前的材料來打破戰國之學﹐攻進這最後兩道防線﹐完成清代學
者所未完之工。“[40]到1940年4月﹐楊寬為《古史辨》第七冊寫《楊序》並發表《中國上
古史導論》時﹐即由此出發﹐引述顧頡剛之語﹐說道﹕”我這部《導論》﹐目的也就在利
用新的武器──神話學──對西漢戰國這最後兩道防線﹐作一次突擊﹐好讓《古史辨》的
勝利再進展一程的。“又說﹕”西漢戰國這最後兩道防線上重要的據點ㄐ憎部撬[峭黃屏?
﹐《古史辨》的最後勝利﹐確乎已不在遠。“[41]
樑啟超所說學術發展的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實際上也正
是顧頡剛研究計劃中所要進行的﹐如其所說﹕“我真想拿戰國之學來打破西漢之學﹐還拿
了戰國以前的材料來打破戰國之學”。但是由於顧頡剛所作的研究不是通過探討前一時代
的學術“真相”﹐來突破後一時代學者的“闡釋”﹐因而其結果則是對於前後時代學術的
雙雙否定。
1930年寫出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和1935年寫出的《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
與辨偽》二文奠定了他一生戰國秦漢學術史研究的基礎。二文在思維模式上﹐受到錢玄同
“該用古文家的話來批評今文家﹐又該用今文家的話來批評古文家”[42] 的影響﹐而實際
上今古文二者都屬中國史學中最優秀的學術傳統﹐是則兩是﹐非則兩非。顧頡剛將古史辨
派最初的疑古辨偽、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整理國故的設想引入錢玄同等“以今文打破古文
、以古文打破今文”及“超今古文”之說﹐其實際結果是兩難成立﹐所以不但未能實現樑
啟超、錢穆“因種種緣力﹐在最近五十年百年之間能達到此種期望”的預想﹐實際上還打
亂了“高山下石”的趨向﹐延緩了“不達不止”的過程。
（五）信古、疑古、考古、釋古四階段說與樑啟超四階段說的對應關系
顧頡剛雖然在信古、疑古、釋古三階段的觀點上並不讚成馮友蘭﹐但卻是沿著馮友蘭
的思路對於信古、疑古、釋古三派給出了詞義學上的解釋。
馮友蘭當時說這段話有其特定的學術背景﹐由今日的學術知識而言﹐隻是一時之語﹐
正如李學勤所說﹐疑古派一語是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公案﹐信古、疑古、釋古
三名的起因都是由於疑古思潮的興起。正因如此﹐除了論述古史辨派的專書以外﹐一般現
代史學史的通論著作都不采用馮友蘭的這一分類。如果過於刻求對信古、疑古、釋古三派
名稱進行詞義學的解釋﹐就會使學派劃分與學理指向的梳理產生混亂﹐包括史觀派的釋古
與考古學的釋古以及考古是否在三派之外單獨成為一派的爭論﹐還有疑古派、古史辨派是
否自成一派的爭論﹐都會連帶產生。
正因為是一時特指﹐時過境遷﹐馮友蘭的三階段界定逐漸暴露出嚴重的不足。馮友蘭
當時大概是以“疑古”專指古史辨派﹐而以“釋古”統稱諸如樑啟超的中國學術史研究、
王國維的古史研究、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錢穆的中國文化史研究、郭沫若的史觀派研
究等等多方面的以現代科學方法為指導的研究﹐也包括他自己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在內﹐是
綜合的一大類﹐它與疑古相對而言﹐除了疑古派、古史辨派以外﹐凡是在古史范圍內的有
代表性的研究方向都可以包含在內。那麼疑古與釋古兩派的劃分首先在比例上就不合理。
疑古派﹐馮友蘭稱其“所作的工夫即是審查史料”﹐又說“《古史辨》是中國近世以來疑
古文獻的大成”﹐有學者將其視為馮友蘭對古史辨派的肯定和讚譽﹐實際上這裡馮友蘭將
古史辨派定位為史料學﹐與胡繩在60年代將古史辨派定位為史料學的做法一樣[43]﹐都隻
是一種最低限度的認同﹐未能體現古史辨派的全部意義。特別是關於“信古”一派的解釋
﹐完全是出於虛擬。因為在當時情況下﹐沒有哪一位學者肯於承認自己是信古派。就通常
的學術研究而言﹐也沒有哪一位學者是出於信古的目的而會對史料“不加以審查”。羅振
玉評價王國維﹐曾有“反經信古”[44]之語﹐胡適也曾自稱“信古”[45]﹐實際上他們當
然不是信古派。在《古史辨》各冊中和古史辨派持反對意見的學者﹐也都隻能歸入釋古一
派﹐而不能視為信古派。如童書業曾試圖對繆鳳林加以“信古”之稱﹐其實做得非常勉強
。童書業說﹕“繆先生素來是以‘信古’著名的﹐但他也不是一味的迷信古初﹔他實在受
崔述的影響很大﹐他隻是一個儒家正統派的古史學者……他確也有些‘疑古’的精神。”
[46]那麼在信古、疑古、釋古三派劃分上﹐信古派就缺無其人﹐疑古派隻有顧頡剛等少數
人﹐其他學者則一概都要歸為釋古派。換句話說﹐讚同顧頡剛的都是疑古派﹐不讚同的就
都是釋古派了。馮友蘭這樣一種理解﹐在評價古史辨派問題上具有意義﹐在描述當代學術
發展方向上意義就不大了。
而顧頡剛承接著馮友蘭的三階段說﹐對於信古、疑古、釋古三派進而給予詞義學上的
解釋﹐筆者認為是存在較大問題的。
首先﹐信古、疑古、釋古三派的得名﹐都是由“疑古”而來﹐在當時情況下﹐三派的
得名都是有特指的﹐不可以用於泛稱。“疑古”一詞﹐無論其稱為“疑古”或是“辨偽”
﹐抑或是其他名稱﹐都是指的古史辨派。如羅義俊所指出的﹕“將‘疑古’確定為顧先生
‘古史辨’的特征﹐大概不論讚成與否的各家已經成為一種共識。顧先生弟子甚至稱之為
‘一個以疑古為旗幟的”古史辨派“’。（《顧頡剛先生學述》﹐第131頁。）”[47]古史
辨派對於自己古史研究中的考信因素盡可列出﹐但對疑古派一語的特指性是不宜否認的。
第二、既然疑古派說自己疑中有信﹐那麼信古派也可以說自己信中有疑。疑古和信古
﹐各有疑各有信。疑古者疑其不信﹐信其疑﹔信古者信其信﹐疑其不信。那麼到底誰為疑
古誰為信古﹐便會造成含義上的混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二者既不能自証﹐
也不能互証﹕“心如明鏡台”與“明鏡亦非台”﹐其結果隻能是不可言說。
錢穆晚年曾稱古史辨派“儻中國古史盡由偽造﹐則中國人專務偽造﹐又成瑤姨鰨切ꄿ
[48]其評價傾向鮮明﹐但在稱謂上則屢屢模糊﹐如稱顧頡剛的疑古為“極端之懷疑論”﹐
稱自己“所疑皆超於頡剛……疑與信皆須考﹐余與頡剛﹐精神意氣﹐仍同一線﹐實無大異
”及“然竊願以考古名﹐不願以疑古名”[49]﹔又稱信古有廣義和狹義兩種﹕“信亦有廣
有狹。疑者非破信﹐乃所信之廣。信乎此﹐並信乎彼﹐而彼此有不能並信﹐於是乎生疑。
若如世守信者﹐信其一﹐拒其余﹐是非無疑﹐乃信之狹。若必尊信﹐莫如大其信。大其信
而疑生﹐決其疑而信定。則懷疑非破信﹐乃立信”[50]﹔等等﹐亦可見其詞義上的困頓。
關於胡適一生的史學研究﹐有學者稱其“講方法學四十年﹐確是‘隻有淺出﹐並無深
入’﹐難怪近三十年來海內有識之士或譏其淺薄﹐或責其不長進……自少至老……莫不以
史料的審定為務﹐以版本的校勘為主……實際上從未進入史跡考定與史實重建的層次”[5
1]﹕“適之先生在史學上的弱點便是他老人家‘因噎廢食’﹐過分著重‘方法學’而忽視
了用這‘方法’來研究‘學’的本身。一個史學家如果搞來搞去﹐搞不出‘拿証據來’的
圈子﹐那他底史學研究的范圍也就很狹隘了”[52]﹔等等。評論不無道理﹐然而究其原因
﹐未始不是因為在諸多基本問題上始終繳繞不清的緣故。胡適一生強調方法﹐鯁然難為之
心﹐可以想見了。
第三﹐說信古派信的是偽古﹐這不是信古派自己的判斷﹐而是疑古、釋古兩派所加的
。到底何為偽古何為真古﹐這是正在研究中的問題﹐是時至今日都無法作出的判斷。以尚
不能作出的判斷來稱謂三派﹐就是有失偏頗的了。“疑古”一語﹐來自劉知幾《史通》的
《疑古》篇。“信古”一語來自《論語‧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舊
注解為”信者﹐知之﹐明不信必不能好“[53]及”謙己誨人痋憤瞗밵4]﹐在此意義上﹐”
疑古“當指學術研究中一種必備的懷疑精神﹐”信古“當指對於古典的尊重態度﹐這兩種
因素在儒家正統中都不乏其例﹐並非全無積極合理之處。此種意義上的”信古“﹐如果說
它是”大概不久就要消滅﹔即不消滅﹐對於中國將來的史學也是沒有什麼影響的“﹐則是
有失平實之語。如以同理反推﹐既然疑古派、釋古派可以稱信古的人是信古派﹐並且稱其
所信的是偽古﹐那麼以人律己﹐不論顧頡剛是否宣稱”疑古並不能自成一派“﹐人們還是
有理由稱其為疑古派或古史辨派﹐這就又構成了一個矛盾。
筆者認為﹐作為現代學術史上的一個重要概念﹐信古、疑古、釋古三派的合理解釋﹐
不妨回歸胡適的“剝皮主義”和錢穆的“高山下石”之喻﹐也就是樑啟超的各時代逐次復
古的思想。樑啟超所說的第一步“復宋學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的工作﹐已由乾嘉考
據學者做過了。信古一派﹐由疑古派對它的批評而論﹐所對應的是樑啟超的第二步“復漢
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的古文家的工作。顧頡剛的疑古辨偽研究﹐由其全以今文家
為基礎、以“班馬異同法”否定劉歆而言﹐他所作的實際上是樑啟超所說的第三步“復西
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的今文家的工作。而“釋古”與“考古”一派所對應的則為
樑啟超的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隻有做到了“以復古為解放”
﹐或用今天的話來說“以考信為重建”﹐並且充分認識到“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
”及“故先秦學佔學界第一之位置”的學術走向﹐信古、疑古、釋古三派之說才是具有意
義的。
注釋﹕
────────
[1] 印永清﹕《顧頡剛書話》﹐第282頁。
[2] 關於馮友蘭“信古”、“疑古”、“釋古”三階段說﹐最近的研究參見李學勤﹕
《談“信古、疑古、釋古”》﹐見《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廖名春﹕《試論馮友蘭
的“釋古”》﹐1995年10月清華大學紀念馮友蘭誕辰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郭沂﹕
《從“疑古”走向“正古”》﹐見《光明日報》2002年7月16日。
[3] 《古史辨》第六冊《馮序》﹐第1頁。
[4] 羅根澤﹕《古史辨》第四冊《自序》﹐第22－23頁。
[5] 楊 寬﹕《中國上古史導論》﹐見《古史辨》第七冊上編﹐第65頁。
[6] 柳存仁﹕《紀年錢玄同先生》﹐見《古史辨》第七冊上編﹐第3頁。
[7] 廖名春﹕《試論馮友蘭的“釋古”》﹐1995年10月清華大學紀念馮友蘭誕辰100周
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
[8] 郭 沂﹕《從“疑古”走向“正古”》﹐見《光明日報》2002年7月16日。
[9] 《古史辨》第七冊上編﹐第1頁。
[10] 顧 潮﹕《顧頡剛先生小傳》﹐見《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顧頡剛卷》﹐第3頁。
[11] 劉起釪﹕《序》﹐見顧潮、顧洪《顧頡剛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
3頁。
[12]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見《古史辨》第一冊﹐第28頁。
[13] 羅義俊﹕《錢穆與顧頡剛的〈古史辨〉》﹐見《史林》1993年第4期。
[14] 顧 洪﹕《探求治學方法的心路歷程》﹐見顧頡剛《我與〈古史辨〉》﹐第5－
6頁。
[15] 李學勤﹕《談“信古、疑古、釋古”》﹐見《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第3
43－347頁。
[16] 同上﹐第342－343頁。
[17]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第77頁。
[18] 同上﹐第80頁。
[19] 李學勤﹕《談“信古、疑古、釋古”》﹐見《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第3
44頁。
[20] 《古史辨》第四冊《顧序》﹐第1頁。
[21] 顧 洪﹕《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古史辨〉與史料學》條﹐第250頁。
[22]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見《古史辨》第一冊﹐第29頁。
[23] 顧 洪﹕《探求治學方法的心路歷程》﹐見顧頡剛《我與〈古史辨〉》﹐第6頁
。
[24] 李學勤﹕《導論﹕走出疑古時代》﹐見《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第19頁。
[25] 李學勤﹕《談“信古、疑古、釋古”》﹐見《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第3
44頁。
[26] 宋 健﹕《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見《光明日報》1996年5月21日。
[27] 張京華﹕《眾議疑古思潮──“二十世紀疑古思潮回顧”學術研討會紀要》﹐見
《二十疑古思潮回顧與前瞻》論文集﹐京華出版社、中國書店出版社﹐即出。
[28] 李學勤﹕《導論﹕走出疑古時代》﹐見《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第19頁。
[29] 樑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頁
。
[30] 樑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
[31] 同上﹐第7頁。
[32] 樑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133頁。
[33] 樑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頁。
[34] 葉德輝﹕《翼教叢編》卷七。
[35] 錢 穆﹕《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見《古史辨》第五冊﹐
第618頁。
[36] 樑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33頁。
[37] 胡 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見《古史辨》第一冊﹐第192－193頁。
[38] 印永清﹕《顧頡剛書話》﹐第239－240頁。
[39] 顧 洪﹕《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第301頁。
[40] 顧頡剛﹕《古岏c妗返詼□帷蹲孕頡罰□?6－7頁。
[41] 楊 寬﹕《古史辨》第七冊上編《楊序》﹐第1－2頁。
[42]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王煦華導讀本）序﹐第4頁。
[43] 胡 繩﹕《社會歷史的研究怎樣成為科學──論現代中國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歷史
學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觀念》﹐見胡繩《棗下論叢》（增訂本）。
[44] 羅振玉﹕《海寧王忠愨公傳》（丁戌稿）。
[45]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見《古史辨》第一冊﹐第13頁。
[46] 《古史辨》第七冊上編《三皇考‧童序》﹐第39頁。
[47] 羅義俊﹕《錢穆與顧頡剛的〈古史辨〉》﹐見《史林》1993年第4期。
[48] 錢 穆﹕《維新與守舊──民國七十年來學術思想之簡述》﹐見台灣《幼獅雜志
》1980年第12期。
[49] 錢 穆﹕《師友雜憶》﹐第167－168頁。
[50] 羅根澤﹕《古史辨》第四冊《錢序》﹐第6頁。
[51]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冊）﹐第164－165頁。
[52] 唐德剛﹕《胡適雜憶》﹐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頁。引自耿雲志
主編《胡適評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75頁。
[53] 劉寶楠﹕《論語正義》卷七﹐《十三經注疏匯要》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
6年版。
[54] 朱 熹﹕《論語章句集注》卷七﹐《四書章句集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
--
悲夫﹗古書之不存。
※ 來源:‧水木社區 newsmth.net‧[FROM: 211.151.9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