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晚清今文學派疑經辨偽思想的影響及經學子學的互動
（一）晚清今文學派疑古辨偽思想對古史辨派的影響
清朝初年﹐漢學復興﹐這是中國傳統學術發展史上繼漢代經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
之後的又一重要學術宗派﹐說到清代漢學要追溯到漢代的經今、古文學之爭。漢初﹐經過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大多數經書都殘缺散佚了﹐後來﹐人們把那些在民間口耳相傳的“經
”﹐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在竹帛上﹐這就是所謂的“今文經”。不久﹐各經都立了博士﹐
從“私學”變為“官學”。西漢中期﹐用先秦字體書寫的經籍文本不斷出土或被發現﹐被
稱為“古文經”。西漢末對古文經有特殊偏好的劉歆借王莽之力﹐使一批古文經與今文經
同立博士﹐從此﹐長達兩千余年的今古文之爭發韌而起﹐劉歆也成為今文學派嫉恨的對象
。今文家認為劉歆偽造了《左傳》和《周禮》﹐同時還“遍偽群經”﹐直至竄亂《史記》
﹐遂開啟了對《左傳》和《周禮》真實性的考辨。此後封建社會結構漸趨穩定﹐主張“尊
古”、傾向保守的古文經學更適合於封建政治統治。到了東漢末年﹐鄭玄遍注群經﹐主古
文學說而兼采今文﹐實際上把今文學說統一於古文之中﹐於是古文經學盛行﹐以公羊學츿
主體的今文經學遂從西漢的顯學地位墜落低谷。自東漢末至清中葉長達千余年間﹐今文經
學幾乎無人問津。清代漢學的興起實際上是對宋明理學的一種反動﹐目的是要從空談心性
中走出來﹐恢復漢代的學術傳統﹐故而清初仍以考証為主的古文經學盛行。嘉慶以後﹐今
文經學興起﹐並結合現實社會的需要成為倡導變革的思想武器﹐疑古辨偽之風再度復興。
一些學者站在經今文學的立場上力求打敗古文學﹐對古文家的幾部經傳進行抨擊﹐考訂出
史書中的許多偽誤﹐掀起了長達百年之久的考辨高潮﹐湧現出一批辨偽學者。如劉逢祿（
1776─1829）潛心研究今文經學﹐作《左氏春秋考証》﹐從書的內容到其傳授系統﹐証明
了《左傳》和《春秋》是兩部書﹐《左傳》乃劉歆偽作。他還從多方面闡述公羊學說﹐証
明其為有義理、有例証、自成體系和義法的學說﹐把今文經學的發展推向新階段。故樑啟
超稱他“大張其軍”﹐其辨偽成果標志著今文經學開始取代以古文經學為指導的乾嘉考証
學的地位。此後﹐龔自珍懷疑《左傳》、《谷樑》和《周禮》等﹐他和魏源對公羊三世說
進行革命性的改造﹐今文經學逐漸同晚清社會的時代脈搏相合拍﹐成為鼓吹變革、呼吁救
亡圖強的有力武器。
1913年顧頡剛在北京大學讀預科時﹐經常冒著雪夜的寒風去聽古文家章太炎的國學演
講﹐“覺得他的話既是淵博﹐又有系統﹐又有宗旨和批評”。他對孔教會的抨擊﹐使顧頡
剛深受啟發﹐“古文家主張《六經》皆史﹐把孔子當作哲學家和史學家看待﹐我深信這是
極合理的”。古文經學注重六經的客觀性﹐以求真為治學目的來闡釋六經本義﹔而今文經
學強調六經的功用性﹐往往以現實需要解釋六經。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相比﹐求真大於求
用﹐顧頡剛從章太炎那裡繼承的就是這種治學精神﹐他曾說﹕“在應用吇笝廕p米饔杏糜?
無用的區別﹐但在學問上則隻當問真不真﹐不當問用不用。”而這種治學態度是他學術上
“成功的根源”﹐“追尋最有力的啟發就在太炎先生功擊今文家的‘通經致用’上”。他
時他對今文學也產生了一些偏見﹐“以為古文家是合理的﹐今文家則全是些妄人”[1].但
顧氏並不盲目追隨某一學派﹐而是有自己獨立的觀點﹕“章太炎也是一個敢於批判古人和
古書的人﹐但膽量卻不如鄭、姚、崔三大家。”[2]對於“極佩服的人像太炎先生﹐也禁不
住我的抨擊”[3].顧頡剛曾指出章太炎是古文學家﹐談到古史問題時總想回証古文家的說
法﹐因而對他固守古文經學的藩籬應持批評的態度﹐甚至“終想用自己的努力去超過他﹐
故自署名曰﹕”上炎‘“[4].
作為戊戌維新運動之領袖的康有為（1858─1927）﹐曾經歷了由古文經向今文經的轉
化。1891年他的《新學偽經考》問世後﹐因其觀點與居正統地位的古文經學完全對立而震
動一時﹐上海及各省曾翻印五版﹐被視為反對古文經傳的一面旗幟。該書指出﹐西漢博士
的今文經傳是傳自於秦博士﹐而秦博士的藏書不在秦始皇焚書的范圍內﹐顯然由秦、漢博
士傳授的都是足本“聖經”﹐更為可信。而東漢以來迄於清末所傳的古文經﹐多為劉歆助
莽篡漢﹐利用整理宮廷藏書之便所造的贗品。東漢的古文家賈逵、馬融和許慎等都知道這
個奧秘﹐於是從不同方面續造偽証。鄭玄更是混合今古文﹐用今文經說詮釋古文經傳﹐從
此孔子的真經亡而劉歆的偽經興﹐“新學偽經”得以代代相傳。故此﹐清朝尊信的儒家經
籍大部分不是孔子的本經﹐而是劉歆編造的“偽經”﹕“清儒服膺的漢學也根本不是孔子
的真傳﹐而是劉歆替新莽統治尋找合法根據﹐變亂孔子之道的‘新學’。”[5]《新學偽經
考》從辨偽、糾謬出發﹐多層面、多角度考痋憔艉魽慼憤O□□譚穸□舜□賴墓盼木□□?
在康有為手裡﹐公羊學解釋“微言大義”﹐便於發揮新思想的特點得到了充分發揚﹐從根
本上動搖了古文經學的正統觀念。在學術上﹐《新學偽經考》對一些偽書（如《詩序》、
《書序》等）的懷疑和駁難頗具說服力﹐樑啟超稱它“把西漢迄清今古文之爭算一個總帳
……使古書的大部分如《周禮》《左傳》《毛詩》《毛詩傳》和劉歆所改竄的書根本搖動
﹐使當時的思想界也跟著發生激烈的搖動”[6].它所表現出的疑古精神遠遠超出經學的范
圍﹐在一些知識分子中逐漸形成了一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潮流﹐直接影響了後世的辨
偽工作。它和後來的《孔子改制考》開啟了近代學者重新審查古籍的風氣﹐破除了封建時
代學者“尊古”、“泥古”、“嗜古”的陋習。樑啟超曾比喻《新學偽經考》的著成是思
想界之一大颶風﹐而《孔子改制考》的著成更是“火山大噴發、大地震”。這兩部書﹐前
者立意於破﹐通過攻擊長期高踞於廟堂之上的古文經學﹐否定恪守古訓、因循守舊的傳統
觀念﹔後者立意於立﹐通過闡釋孔子“改制”學說宣傳變法的合法性、迫切性﹐兩部書共
同奠定了維新變法的理論體系。但是《新學偽經考》也突出地表現了康有為主觀武斷的學
風﹐“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証據或曲解証據”[7] ﹐對於不利於自己的材
料﹐即宣布是劉歆偽造。後來古史辨派在考辨古史上有疑古過頭的弊病﹐有時甚至玉石俱
焚﹐這與接受康有為的消極影響是有關系的。
晚清公羊學的盛行引發了今古文之爭﹐在雙方的論戰中﹐疑辨精神得以光大﹐在史學
界逐步達成了重新審查古書和古史的共識﹐促進了20世紀初新史學思潮──古史辨派的興
起。1915年﹐顧頡剛翻覽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發現它論辯的基礎完全建立於歷史
的証據上。如康有為認為﹕“始作偽﹐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篡孔統者﹐成於鄭
玄。閱二千年歲月日時之綿曖﹐……咸奉偽經為聖法﹐誦讀尊信﹐奉持施行。”[8]“歆既
飾經佐篡﹐身為新臣﹐則經為‘新學’。”[9]顧頡剛繼承了康氏經學以懷疑精神為主的劉
歆造偽經的觀點﹕“劉歆爭立幾種古文經傳﹐我們承認他是一番好意﹐但他的偽竄是一件
確然的事實。”“劉歆既經造了假古董來開新文化﹐為要使得它流行﹐便不得不插入些時
代的需要﹐作鼓勵有勢力者護法的方術。”[10]顧氏認為崔述的辨偽清理了東周以前的歷
史﹐給古史系統以沉重的打擊﹐但沒有擊中其要害﹐“到了十九世紀之末﹐康長素先生（
有為）起來﹐大膽作《新學偽經考》把經傳中的一部分也排除出去。這才鞭辟入裡﹐打碎
了這個系統”[11].不久他又讀到康氏的《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論上古事茫昧無稽﹐“六
經以前﹐無復書記﹔夏殷無征﹐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識﹔秦漢以後﹐乃得詳記”
[12]﹐而孔子時夏、殷的文獻已苦於不足﹐何況三皇五帝的史事。對這些觀點顧頡剛以為
“愜心饜理”﹐對康有為“銳敏的觀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對於今文家平心了
不少”﹐並直接啟發了他推翻舊古史體系的動機。他曾說﹕“自從讀了《孔子改制考》的
第一篇之後﹐經過了五六年的醞釀﹐到這時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識和清楚的計劃。”
[13]余英時把康有為“上古茫昧無稽”的斷語作為“層累造成的中國古史”說的一個起點
[14]﹐ 這也是對顧頡剛接受康氏影響的肯定。此外﹐《孔子改制考》還匯集了諸子托古改
制的事實﹐很清楚地把戰國時的學風敘述出來﹐不失為一部好的學術史。雖然顧頡剛對康
氏所說的孔子作《六經》的話不相信﹐對今文家拿辨偽作手段、把改制作目的的方式不能
接受﹐但是對康有為敏銳的觀察力十分敬佩﹐並體會出今文家自有其立足點﹐古文家亦有
不可信之處。顧頡剛曾說﹕“我承認我的工作是清代學者把今古文問題討論了百余年後所
應有的工作﹐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工作應比清代的今文家更進一步。”[15]康有為的一些
觀點也成為古史辨派的思想來源之一﹐對他們考辨古史﹐探求可信的古史體系產生了直接
的影響。
此外﹐錢玄同對顧頡剛認識經學問題也很有影響。錢氏兼通今、古文但對兩者均不滿
意﹐顧頡剛曾說錢玄同“屢屢說起經書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許多應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經部
方面也有可以擴充的境界。”[16]錢玄同還不止一次地對顧說﹕“今文學是孔子學派所傳
衍﹐經長期的蛻化而失掉它的真面目的。古文經異軍突起﹐古文家得到了一點古代材料﹐
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整理改造﹐七拼八湊而成其古文學﹐目的是用它做工具而和今文家唱對
台戲。所以今文家攻擊古文經偽造﹐這話對﹔古文家攻擊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這話也
對。我們今天﹐該用古文家的話來批評今文家﹐又該用今文家的話來批評古文家﹐把他們
的假面目一齊撕破﹐方好顯露出他們的真相。”對此顧頡剛曾回憶說﹕“這番議論從現在
看來也不免偏﹐……但在那時﹐當許多經學家在今、古文問題上長期鬥爭之後﹐我覺得這
是一個極銳利、極徹底的批評﹐是一個擊碎玉連環的解決方法﹐我的眼前仿佛已經打開了
一座門﹐讓我們進去對這個二千余年來學術史上的一件大公案作最後的判斷了。”[17]正
因為錢玄同有這樣深刻的見識﹐當顧頡剛認識他以後﹐又為得到這一良師而倍感到欣喜。
在辨偽經方面﹐他的的思想啟發和推動了顧頡剛從經學轉向史學﹐把經學問題放到古代學
術思想史的角度作深入的考察。顧氏對他的觀點深表讚同﹐“我們的推倒古文家﹐並不是
要陛漿艨疰嬪甡該V□頤且謊□□謎庵址椒ｇ詞帳敖裎募搖﹗盵18]認為對今古文問題“倘
使不用了信仰的態度去看而用了研究的態度去看﹐則這種迂謬的和偽造的東西﹐我們正可
利用了它們而認識它們的時代背景”[19].1921年顧頡剛與錢玄同通信﹐專門討論經部辨偽
問題﹐顧氏問﹕“我們的辨偽﹐還是專在‘偽書’上呢﹐還是並及於‘偽事’呢﹖”[20]
錢回函說﹕“我以為二者宜兼及之﹔而且辨‘偽事’比辨‘偽書’尤為重要。”“‘經’
之辨偽與‘子’有同等之重要──或且過之。因為‘子’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
尚多取懷疑之態度﹔而‘經’則自來為學者所尊崇﹐無論講什麼﹐總要征引它﹐信仰它﹐
（直到現在﹐還有人根據《周禮》來講周史的﹗）故‘偽經辨証集說’之編纂尤不容緩也
。” “我以為推倒‘群經’比疑辨‘諸子’尤為重要。”[21]他認為崔東壁、康有為、崔
適諸人考定“偽書”之識見不為不精﹐隻因為被“偽事”所蔽﹐甚至於他們據以駁“偽書
”之材料比“偽書”還有更荒唐難信的。這一辨“偽事”更甚於辨“偽書”的主張與顧氏
的辨偽思想不謀而同﹐使其深受鼓舞﹐也促使疑古運動真正進入史學領域。
1923年初﹐顧頡剛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詩經的厄運與幸運（上）》﹐其中談到
﹕“我久想做一篇文字﹐說明《詩經》在歷來儒者手裡玩弄﹐好久蒙著真相”﹐“《詩經
》的一個雛形已經在春秋時大略固定”﹐“是為了種種的應用而產生的﹐……它是一部入
樂的詩集”。但是到了戰國﹐由於人們不懂古樂詩﹐因而胡亂揣測。孟子要藉《詩經》來
推行他的王道﹐“造出春秋時人所未有的附會﹐下開漢人‘信口開河’與‘割裂時代’的
先聲”[22].而在此文發表前﹐錢玄同看到預告﹐於是致信顧頡剛﹐極盡鼓勵之辭﹕“先生
對於《詩經》的研究最為精辟﹔雖專篇未見﹐然即兩年來所見先生‘東鱗西爪’之《詩》
說﹐覺得無一不好。我極望先生將此書好好地整理它一番。救《詩》於漢宋腐儒之手﹐剝
下它喬裝的聖賢面具﹐歸還它原來的文學真相”﹐希望顧頡剛能還原《詩經》的真面目﹐
寫出研究專著。他還向顧為北京大學的《國學季刊》約稿﹐“希望北大底《國學季刊》中
多些‘離經叛道’‘非聖無法’之材料﹐免得它漸漸地‘遺老化’”[23].顧頡剛回憶道﹕
“這一封痛快淋漓的長信﹐很使我精神上得著一種興奮。”[24]它“不但回答了我所提出
的問題﹐而且也告訴我他所新得到的材料。我不禁大大地喜歡接受”。正是由於這封信﹐
顧頡剛復信給錢﹐信的上半篇談《詩經》﹐下半篇為《國學季刊》作文一事作了答復﹐提
出要寫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並將自己的古史見解寫出了一個大概﹐“把半年
來胸中積蓄的問題及其假設的解答盡情地向他說了”。[25]“想不到這一個概要就成了後
來種種討論的骨幹﹗”[26]但這封信寄出去後﹐遲遲沒有收到回信。1924年4月﹐適逢胡適
辦的《讀書雜志》約稿﹐顧頡剛想到給錢玄同的信已有兩個月﹐仍沒有回音﹐就想借此催
促一下﹐遂將他給錢的信截取了下半篇﹐加題《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發表在《讀書
雜志》第九期上﹐正式向學術界公布了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沒想到這篇
文字一發表﹐竟成了轟炸中國古史的一個原子彈﹐讚成的文章寥若晨星﹐反對的文章紛至
沓來﹐指責顧頡剛“著了魔﹐竟敢把一座聖朝一下子一拳打成一堆泥﹗”[27]劉掞藜、胡
堇人、柳詒徵等人發表文章﹐指責“層累說”是“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底附會﹐真是奇得
駭人了﹗”[28]“這般望文生義的解釋﹐如何叫人信服呢﹖”[29]“勇於疑古﹐實屬疏於
讀書”。[30]
然而在這場論戰中﹐錢玄同一直是古史辨派的一名勇將。在“層累說”發布之前﹐他
就懷疑過堯、舜的真實性﹐認為他們是周代人想像出來的人物﹐中國的歷史應該從禹說起
﹐這與顧頡剛的古史觀甚為契合。因而他認為顧頡剛的“層累說”“真是精當絕倫。舉堯
﹐舜﹐禹﹐稷﹐及三皇﹐五帝﹐三代相承的傳說為証﹐我看了以後﹐惟有歡喜讚嘆﹐希望
先生用這方法﹐常常考查多多發明﹐廓清雲霧﹐斬盡葛籐﹐使後來學子不致再被一切偽史
所蒙。”[31]對於劉掞藜、胡堇人的反詰﹐錢玄同充分肯定了顧頡剛疑古的精神﹕“學術
之有進步全由於學者的善疑﹐而‘贗鼎’最多的國學界尤非用極熾烈的懷疑精神去打掃一
番不可。近來如樑啟超君疑《老子》﹐胡適君和陸侃如君疑《屈賦》﹐顧頡剛君疑古史﹐
這都是國學界狠好的現象。我希望研究國學的人都要有他們這樣懷疑的精神。”同時指出
﹕“劉胡二君的文章中狠有‘信經’的色彩”[32].前代學者“正因為缺乏‘勇於疑古’的
膽量﹐所以‘創獲’未免太少了﹔正因為太‘熟讀許書’﹐對於假字誤體不敢‘議疑古’
﹐所以承誤襲謬的解說又未免太多了。”[33]1930年顧頡剛發表了《論〈易系辭傳〉中觀
象制器的故事》﹐錢玄同隨即去信表示讚賞﹕“大著謂《易系辭傳》下‘古者庖犧氏……
’一大段系京氏學者所竄入。細讀尊論﹐覺得精確不刊﹐真是戴東原所謂‘十分之見’。
其功不在閻惠辟《古文尚書》﹐康崔辟劉歆偽經之下﹔蓋自王弼韓康伯以來未解之謎﹐一
旦被老兄揭破了﹐真痛快煞人也﹗”[34]20世紀30年代顧頡剛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
歷史》與《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先後問世﹐據他自己講﹐就是在錢玄同議論經學的啟發下
產生靈感﹐進一步研究的成果[35].錢玄同是堅定的疑古派﹐他與顧頡剛、胡適多次通信討
論疑古問題﹐明確提出自己的看法。當古史辨派的陣營出現分化時﹐錢玄同還是堅定地與
顧頡剛站在一起。
總之﹐在今古文學派的相互對立、相互指責的論爭中﹐在師友的啟發影響下﹐顧頡剛
認識到今、古文兩派的不足﹐清除了前人在辨偽觀念上的局限和束縛。難能可貴的是﹐他
沒有因對兩學派的不滿把它們全部打倒﹐而是對“別人的長處擇善而從﹐不受家派的節制
”[36].從雙方的學術中汲取許多有益的觀點和成果﹐順承清代學者的經學研究﹐對今、古
文學有了全面的、客觀的認識﹐為自己脫離家派之間相互攻訐的窠臼﹐進行深入的古史研
究奠定了紮實的基礎。因此﹐顧氏談到自己的的學術淵源時說﹕“我的《古史辨》的指導
思想﹐從遠的來說就是起源於鄭、姚、崔三人的思想﹐從近的來說則是受了胡適、錢玄同
二人的啟發和幫助。”[37]
1924年﹐在顧頡剛、錢玄同、劉掞藜、胡堇人等人討論古史9個月以後﹐胡適先後發表
了《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和《介紹幾部新出的史學書》等文﹐明確表示站在顧頡剛、錢玄
同一邊﹐為古史辨派搖旗吶喊﹐並對反對觀點進行了有力的反駁。而此前﹐這場討論所形
成的一系列文章共8萬字﹐都在《讀書雜志》上發表﹐從這個意義上說﹐胡適在古史辨派的
形成過程中不僅起到了開路的作用﹐還成為了古史討論的組織者。針對劉掞藜指出的顧頡
剛的翻案“很有影響我國的人心和史界”[38]的反詰﹐胡適指出﹕“否認古史某部分的真
實﹐可以影響於史界﹐那是自然的事。但這事決不會在人心上發生惡影響。我們不信盤古
氏和天皇地皇人皇氏﹐人心並不因此變壞。……如果我們的翻案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們的
翻案隻算是破了一件幾千年的大騙案﹐於人心隻有好影響﹐而無惡影響。即使我們的証據
不夠完全翻案﹐隻夠引起我們對於古史某部分的懷疑﹐這也是警告人們不要輕易信仰﹐這
也是好影響﹐並不是惡影響。”總之﹐“這回的論爭是一個真偽問題﹔去偽存真﹐決不會
有害於人心”﹐“顧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見解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3
9]﹐“我們可以說﹐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中心學說已替中國史學界開了
一個新紀元了。中國的古史是逐漸地﹐層累地堆砌起來的﹐──‘譬如積薪﹐後來居上’
──這是決無可諱的事實”。盡管顧氏的“結論也許不能完全沒有錯誤﹔他舉的例也許有
錯的”﹐“但他的基本方法是不能推翻的﹔他的做學問的基本精神是永遠不能埋沒的”[4
0].對劉掞藜所說的“我對於古史﹐隻采取‘察傳’的態度﹐參之以情﹐驗之以理﹐斷之以
証”[41]﹐胡適也進行了反駁﹕“成見久居於腦中﹐不經考察﹐久而久之便成了情與理了
。”“自以為‘度之以情﹐’而不知隻是度之以成見”﹐“歷史家隻應該從材料裡﹐從証
據裡去尋出客觀的條理。如果我們先存一個‘理’在腦中﹐用理去‘驗’事物﹐那樣的‘
理’往往隻是一些主觀的意見。”“名為‘驗之以理﹐’而其實仍是‘以己度人﹐以今度
古。’”“劉先生以情與理揣度古史﹐而後‘斷之以証﹐’這樣的方法很有危險。”[42]
在《古史辨》一書中﹐除第七冊外﹐各冊都有胡適的文章和函件﹐共計26篇之多。其
中標志古史辨派產生的第一冊裡﹐共收錄了胡適的文論12篇。上編的10封信函是在《與錢
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發表前的文字﹐主要內容是向顧頡剛提出辨偽書和商討辨偽工作的計
劃﹐體現了胡適對古史辨派思想的啟發和引導。中編的《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則是胡適為
古史辨派正名和助陣的文章。下編的《論帝天及九鼎書》一文﹐提出了《今文尚書》的真
偽問題﹐開啟了古史辨派對《今文尚書》的辨偽工程。引人注意的是第四冊為考辨諸子年
代的論文集﹐其上、下編都是以胡適的文章作為開篇之作﹐反映出顧頡剛對他的推崇和重
視。種種跡象表明﹕胡適不僅直接參加了古史辨史學的醞釀﹐以自己的學術研究參與了古
史古書的考辨工作﹐成為古史辨派史學的引路人、組織者、支持者。盡管到後來﹐胡適從
疑古轉為信古﹐與古史辨派最終分道揚鑣﹐但他對古史辨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煞的。
（二）經學與子學互動激發了學術界解放思想的勇氣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尊儒貶子作為一種文化定式為歷代學者所遵循、比照。自晚清以
來在經今、古文的激烈論爭中﹐儒學地位逐漸衰落﹐諸子學開始復興。而子學的復興實際
上是重新評價儒學與非儒學的問題﹐是對儒家獨尊、經書神聖的沖擊和挑戰。
最早高揚子學大旗的鬥士是章太炎﹐19世紀末他的思想是儒法並重﹐但他重視儒家體
現在推重荀子一派﹐認為孔子之後﹐荀子傳經有功﹐隻有荀子可以稱為“後聖”。同時﹐
章太炎以西學為參照﹐重視法家學說﹐把肯定法家與尊荀緊密聯系起來﹐他認為法家“猶
西方所謂政治家也﹐非膠於刑律而已。”[43]在近代﹐最先肯定管子“侈靡”經濟思想的
就是章太炎﹐他指出﹕“管子之言﹐興時化者﹐莫善於《侈靡》﹐斯可謂知天地之際會﹐
而為《輕重》諸篇之本﹐亦泰西商務所自出矣。”在此﹐他改變了以農為本﹐重本崇儉的
傳統經濟觀﹐認識到社會“癒久而癒文明﹐則亦不得不癒久而癒侈靡”的歷史趨勢﹐看到
了“侈靡者﹐工藝之所自出”﹐ [44]刺激生產的客觀作用﹐從而在近代工商立國的潮流中
肯定了《管子》。並且章太炎重視法家的傾向未因其轉向革命而改變。20世紀初﹐章太炎
以傳諸子之學自命﹐其學術貫通於諸子研究﹐闡明諸子學的“義理”﹐對子學的研究日漸
深化﹐其觀點也楷插慼憔{□韻惹□鈄穎硐治□鎰□秩濉?1906年﹐他發表了聲震學界的《
諸子學略說》﹐後來又相繼出版《莊子解故》、《國故論衡》、《齊物論釋》﹐其思想表
現為佛道並重﹐並將墨家邏輯與印度因明學、歐洲的三段論相比較﹐他的佛學研究對其諸
子學有不少推動作用。他不僅皈依佛門﹐而且一面大膽地批評儒學和孔子﹐一面鑽研《莊
子》﹐對莊學推崇備至。他把莊子列於諸子之首﹐又因釋《齊物論》增強了對老子的認識
﹐肯定老子崇尚自然﹐“知生存競爭、自然進化﹐故一切以放任為主”﹐同時又批評了老
子的愚民說教等。雖然他對老子的評價有過一些變化﹐但推崇道家的傾向是很明顯的。章
太炎對儒家的評論較多﹐他認為“儒”的層次相差很大﹐可謂“魚目混珠”。但他沒有否
定孔子的學術貢獻﹐而是把孔子作為有傑出貢獻的歷史家﹐把儒家作為先秦諸子之一﹐主
要是從經師上肯定孔子﹐反對定孔儒為一尊﹐反對建立類似西方宗教的“孔教”。這與他
對先秦非儒學派的推崇形成鮮明的對照。章太炎研究諸子的著作不多﹐就其篇幅而言顯然
不及五四時期的一些學者。然而﹐他確立了一種批判、繼承先秦諸子的文化范式﹐對諸子
進行了新的詮釋。他批判、否定了“獨尊儒術”和建立“孔教”的主張﹐著意發揮先秦非
儒學派如老莊、法家等有價值的思想﹐從而體現了推崇諸子的思想傾向。在康有為那裡﹐
發掘先秦諸子是為建立孔教服務的﹐而章氏則相反﹐他是以批判孔教為歸依的。章太炎和
康有為對諸子的詮釋確立了兩種不同的文化范式﹐章氏所作的無疑是開創了繼承先秦古文
化的嶄新途徑﹐這種范式在當時和五四時期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如關於孔子的評價﹐《訄
書》重訂本否定孔教而把孔子看作古代之“良史”﹐與有功經、史的劉歆相提並論。對此
﹐當時有人提出﹕“余杭梐v稀□埵欏□□烈鑰鬃酉鹵攘蹯□□□鬃鈾齏笫□浼壑怠Ｒ皇?
群言﹐多攻孔子矣。”[45]可見﹐章氏在《諸子學略說》中明確批判孔子和儒學﹐其震憾
力是不言而喻的。雖然章太炎在五四時期明顯地落伍了﹐但其成熟於辛亥革命時期的學術
范式卻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淵源。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重新評價、闡
釋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先秦諸子。胡適、吳虞、易白沙、陳獨秀等人均在否定孔教、批
判傳統儒學的同時﹐推重先秦非儒學派﹐五四激進知識分子在這方面直接受到了章太炎的
啟發。例如﹐1906年﹐吳虞在《國粹學報》上讀到章氏重評孔儒的文章後﹐對孔子的迷信
開始動搖﹐悔悟到賢聖誤人深﹐其後便開始撰文批孔﹐胡適、易白沙關於這方面的事例亦
不少。所以﹐從章太炎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兩代人對先秦諸子的評釋雖然不一致﹐
但後者在一定程度上繼承、發展了章氏的學術精神﹐這是毋庸置疑的。
20世紀初﹐樑啟超張揚墨學﹐最先把墨子納入西方學術系統進行分析﹐著有《子墨子
學說》﹐20年代撰有《墨子學案》、《先秦政治思想史》等著作。樑氏對墨子這位古代著
名思想家及其精深的學說滿懷高度的讚譽之情﹐表達了對墨學的極力推崇和對民族文化珍
品的自豪。他認為“兼愛”是墨子的根本觀念﹐它的提出是為了救世﹐反抗當時各國紛爭
的時代潮流。在“兼愛”的基礎上力主“非攻”﹐並且不知疲倦地到處奔走﹐阻止國與國
之間的戰爭﹐墨子這種不畏艱險、隨時準備犧牲自我的精神﹐顯示出“人類向上的元氣”
。樑氏指出﹐墨子經濟思想的核心是“兼相愛交相利”﹐愛、利並舉﹐這比儒家思想更具
進步性。儒家專主“以己度人”﹐因愛己身﹐推而愛人﹐己與他之間存在差別﹐即“親親
之殺、尊尊之等”﹐是一種有差別的愛。墨子對此釵晌}齜炊蘊□齲□髡擰鞍□耍□□馨?
人然後為愛”﹐即實行平等周遍的愛﹐否則到彼我有利害沖突時﹐就會為了利己而犧牲他
人﹐墨家視這種差別觀念為罪惡。而儒家從孟子、董仲舒以下以言利為大戒﹐“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使道德標準遠離生活實際﹐成為儒家學說的莫大流弊。相比
之下﹐墨子愛利並舉的主張有明顯的進步意義。此外﹐樑啟超對墨子在知識論、邏輯學和
自然科學方面的成就﹐也有許多精到的見解﹐稱墨學為“祖先遺下的無價之寶”﹔墨子學
說的最大價值﹐在於樹立了舍己救人、“摩頂放踵利天下”的精神﹐兩千年來深入人心﹐
特別是存在於下層民眾之中﹐成為民族生命力的一部分。千百年來﹐華夏兒女反對向外征
戰﹐勇於保衛民族國家﹐為國捐軀﹐民族英雄受到崇拜頌揚﹐這種優良傳統也發源於墨子
。
與章、樑不同的是﹐胡適從學術整理上重評諸子的價值﹐不分“經學”、“子學”﹐
對各家思想一視同仁。他在1917年指出﹕“非儒學派的恢復是絕對需要的﹐因為在這些學
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學和科學最佳成果的合適土壤。”[46]胡適深受西方文化的濡染
﹐而諸子學一直是他的學術研究中心之一﹐他對諸子學的沖擊來自《諸子不出於王官論》
和《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其中《諸子不出於王官論》涉及到胡適對先秦諸子學緣
起的看法和他對先秦諸子的一些最基本的觀點﹐這些看法和觀點﹐構成了《先秦名學史》
和《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的指導性思想﹐可以作為解讀其諸子學研究的一把鑰匙。
胡適從近代西方民主和自由的立場出發﹐認為先秦諸子的勃興和學術自由﹐與獨裁並主張
輿論一律的王官南轅北轍﹐有著尖銳的矛盾﹐是故諸子學不可能出於王官。由此反映出胡
適撰寫《諸子不出於王官論》﹐最初是有著一層“反毓誥樴X乃枷肫裘珊吞岢□□趺裰韉?
動機的。他一方面要肅清千年以來《漢書‧藝文志》的影響﹔另一方面﹐欲“立”必“破
”﹐意欲打破章太炎諸子出於王官的觀點﹐不如此胡適的整個諸子學研究體系就建立不起
來。[47]關於諸子學的起源﹐自漢代劉歆、班固創立諸子出於王官說﹐傳承久遠。直到晚
清章太炎仍認為﹕“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百姓之家﹐則務農商畜牧﹐無所
謂學問也。”諸子百家“大抵出於王官”[48]﹐這一說法幾成學術界的定論。胡適卻對這
一傳統觀點提出異議﹕“古者學在王官是一事﹐諸子之學是否出於王官又是一事。”在胡
適看來﹐先秦諸子的學說博大宏富﹐其思想價值遠在王官之學之上﹐而“古代之王官定無
學術可言”。 諸子之學與王官之教不可同日而語﹐且存在對立之處﹐“諸子之學不但決不
能出於王官﹐果使能與王官並世﹐亦定不為所容﹐而必為所焚燒坑殺耳”。這一思路與清
代許多士大夫援子入儒的價值觀念根本不同﹐包含著彰顯諸子學說的意向。雖然胡適沒有
從社會歷史條件深入闡發諸子的起源問題﹐但他已經明確認識到“諸子自老聃、孔丘至於
韓非﹐皆憂世之亂而思有以拯濟之﹐故其學皆應時而生﹐與王官無涉”﹐“諸子之學皆春
秋戰國之時勢世變所產生﹐其一家之興無非應時而起”[49].這表明胡適已清醒地意識到社
會環境對學術思想的深刻影響﹐較之前人僅僅從學術傳承角度研究學術史具有更廣闊的視
野﹐從而加深了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胡適對傳統學術觀點的挑戰﹐事實上也引發了一場關於諸子起源的討論。五四以後﹐
仍堅持“諸子出於王官論”者已不多見。在討論中﹐學者們從不同方面談論諸子學的內在
淵源﹐同時又注重春秋、戰國之際的社會歷史條件﹐這與胡適的開拓性貢獻是分不開的。
誠然﹐諸子奮興本刐l幸桓齜17溝墓□蹋□７譴又髡龐唄□宦傻耐豕僦□□幸歡ｎ頭17共?
出諸子之學來。胡適因過於看重諸子學的“現代意義”﹐故不免割斷了“歷史”和諸子學
的聯系與影響﹐使其立論走向偏勇。1917年顧頡剛讀了胡適的《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對
先秦諸子的看法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他說﹕
我那幾年中頗喜治子﹐但別人和自己的解說總覺得有些不對﹐雖則說不出所以然來。
自讀此篇﹐仿佛把我的頭腦洗刷了一下﹐使我認到了一條光明之路。從此我不信有九流﹐
更不信九流之出於王官﹐而承認諸子的興起各有其背景﹐其立說在各求其所需要。諸子的
先天的關聯既失了存在﹐後天的攻擊又出於其立場的不同﹐以前所不得消釋的糾纏和抵牾
都消釋了。再與《孔子改制考》合讀﹐整部的諸子的歷史似乎已被我鳥瞰過了。……到民
國十一年的春天﹐樑任公先生發表其《老子》書作於戰國之末的意見﹐始把我的頭腦又洗
了一下。凡古人所噴的厚霧﹐所建著的障壁﹐得此兩回提示﹐覺得有肅清的可能了。這真
是學術史應當紀念的大事﹗[50]
胡適於191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一部以西方學術系統為框架和西方思想
方法為指針貫通諸子學研究的力作。它撇開三皇五帝的傳說﹐直接從老子講起﹐對老莊、
孔孟、墨子、荀子等家及其學派的思想學說一一評述。蔡元培在推介此書時指出它的四處
特長﹕“証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研究”[51].在書中
﹐胡適反對盲目崇拜古學﹐主張進行“客觀的”評判﹐對孔孟闡述得不多﹐對老莊、墨荀
論述較詳﹐而最感興趣且最具創見的是對老學和墨學的研究﹐老墨的思想對他一生的影響
也最為突出。他對墨學的研究是在樑、章的基礎上進行的﹐章太炎對先秦諸子的態度直接
為胡適繼承﹐在承襲章氏《諸子學略說》、《國故論衡》的學術傳統時﹐他還明顯受到樑
啟超的影響。胡適承認樑氏“在《新民叢報》裡曾有許多關於墨學的文章﹐在當時曾引起
了許多人對於墨學的新興趣。我自己便是那許多人中的一個”[52]﹐但胡適對墨家邏輯等
方面的研究較之樑、章以及同時期的人更為系統、完整。他的諸子評價不是局限於子儒關
系、子學是否合乎儒學的準繩﹐而是著意於子學的客觀實效和影響﹐這基本上適應了五四
時期新的學術范式和文化思潮的需要。正因為如此﹐《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不到兩月即
再版﹐兩年中共印了七次﹐發行一萬六千冊﹐可謂風行一時﹐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巨大
反響﹐它成為近代諸子學發展的裡程碑﹐奠定了胡適在諸子學領域的地位。
胡適認為古人讀書、編書最不細心﹐往往把不相幹的人的思想並入某人的學說﹐對諸
子的著作需用“正確的手段﹐科學的方法﹐精密的心思﹐從所有的史料裡面﹐求出各位哲
學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淵源沿革和學說的真面目”。[53]如《韓非子》的第一篇《初見秦
》是張儀說秦王的書﹔《墨子‧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諸篇﹐決
不是墨子的書﹔《管子》、《關尹子》、《晏子春秋》等是把假書當作真書﹐諸如此類的
謬妄很多﹐因而失去了各家學說的真相。胡適認為﹕“表面上看來﹐古代哲學史的重要材
料﹐如孔、老、墨、莊、孟、荀、韓非的書﹐都還存在。仔細研究起來﹐這些書差不多沒
有一部是完全可靠的。”關於諸子書的真偽﹐胡適指出﹐《老子》中假的最少。盡管宋代
懷疑《孟子》的人很多﹐依他看來《孟子》“大約是真的”[54].稱道“子曰”或“孔子曰
”的書極多﹐但真正可靠的不多。《墨子》、《荀子》這兩部書裡有很多後人雜湊偽造的
文字。《莊子》一書﹐大概十分之八九是假造的。《韓非子》也隻有十分之一二可靠﹐等
等。尤為可貴的是﹐胡適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諸子﹐擺脫了前人尊經貶子抑或揚子抑儒的思
想糾葛﹐主要從學術整理上重新評價諸子的價值。指出各家的長處和缺點﹐還它們以本來
的面目﹐表現了他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
胡適諸子學研究的一個重心是老學﹐他的老子年代考証引發了學術界強烈的反響。長
期以來﹐人們對“老子先於孔子並著《道德經》”並無異議。唐宋時雖然有人對此質疑﹐
但無論証。乾嘉時期﹐畢沅、汪中、崔述明確論証了老子晚出說。胡適通過考証斷定﹕老
子生於公元前570年左右﹐“比孔子至多不過大二十歲”﹐肯定孔子向老子問禮之事[55].
實際上﹐胡適基本沿襲歷史上流行的說法﹐然而﹐《中國哲學史大綱》問世於批判孔教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中﹐並風行於學術文化界。他關於老子年代的考訂與民國時期的學術條
件和文化環境密切相關﹐又受到他提倡的“整理國故”運動的推動﹐因此這一觀點很引人
注目﹐成為學術熱點﹐並導致了20世紀學術史上一場持久的老子年代之爭。此後﹐樑啟超
、顧頡剛、錢穆、馮友蘭、唐蘭、郭沫若、高亨、馬敘倫等人紛紛展開爭論。在這一關於
諸子學的學術討論及思想爭鳴的自由氣氛中﹐胡適所起到的篳路藍縷的作用是毫無疑問的
﹐這無疑也激發了顧頡剛考編諸子的靈感﹐於是古史辨派崛然而起。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共
發表考証、爭論老子年代的文章40余篇﹐《古史辨》第四冊和第六冊收錄了其中的主要部
分﹐共三十五、六萬字。這兩冊是考辨諸子的論文集﹐顧氏把胡適的《諸子不出於王官論
》和《老子傳略》分別置於第四冊上、下編的首篇﹐可見對胡適諸子觀點的重視和推崇﹐
還將胡適探討諸子的大部分論文收入這兩冊中。這些文章不僅對諸子學說產生的根源和評
述上別開生面﹐間摹麥s椒□凵峽□裊碩韻惹□鈄猶致鄣男戮置媯□□鵒酥鈄友芯康娜瘸?
﹐也給予了古史辨派以精神上和學術上的滋養。
可見﹐在經學與子學互動的過程中﹐諸子學地位的抬高構成了對儒家獨尊、經書神聖
的沖擊和挑戰﹐“打倒孔家店”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追求民主和科學、反對專制與迷信的
啟蒙精神的口號﹐這一切激發了顧頡剛等人敢於懷疑儒家經典和自堯、舜以下一脈相承的
“道統”的勇氣﹐成為解放思想、結束經學、開創古史學的契機。
注釋﹕
────────
[1]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第23、24、25、26頁。
[2]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見《古史辨》第一冊﹐第12頁。
[3]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第27─28頁。
[4] 轉引自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第36頁。原載1942年7月13日與楊向奎信。
[5] 周予同﹕《孔子改制考敘》解題﹐見周予同主編《中國歷史文選》下冊﹐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9頁。
[6] 樑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卷一﹐見陳引馳編校《樑啟超國學講錄二種》﹐
第169頁。
[7] 樑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78頁。
[8]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頁。
[9]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第3頁。
[10] 顧頡剛﹕《古史辨》第五冊《自序》﹐第7、10頁。
[11]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課〉第二學期講義序目》﹐見《古史辨》第五冊上
編﹐第254頁。
[12] 康有為﹕《孔子改制考》﹐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1頁。
[13]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第26、43頁。
[14]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9頁。
[15] 顧頡剛﹕《古史辨》第二冊《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頁。
[16]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第49頁。
[17]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頁。
[18] 顧頡剛﹕《古史辨》第五冊《自序》﹐第3頁。
[19]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課第二學期講義序目》﹐見《古史辨》第五冊﹐第2
59頁。
[20] 顧頡剛﹕《論〈辨偽叢刊〉分編分集書》﹐見《古史辨》第一冊上編﹐第23頁。
[21] 錢玄同﹕《論近人辨偽見解書》、《論編纂經部辨偽文字書》、《論〈詩〉說及
群經辨偽書》﹐見《古史辨》第一冊上編﹐第24、41、52頁。
[22] 顧頡剛﹕《〈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見《古史辨》第三冊下編﹐第310
、344、344－345、366頁。
[23] 錢玄同﹕《論〈詩〉說及群經辨偽書》﹐見《古史辨》第一冊上編﹐第50頁。
[24]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第54頁。
[25]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見《古史辨》第一冊﹐第17頁。
[26]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第54頁。
[27]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見《古史辨》第一冊﹐第18頁。
[28] 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見《古史辨》第一
冊中編﹐第87頁。
[29] 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見《古史辨》第一冊中編﹐第92頁。
[30] 柳詒徵﹕《論以〈說文〉証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見《古史辨》第一冊下
編﹐第218頁。
[31]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見《古史辨》第一冊中編﹐第67頁。
[32] 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見《古史辨》第一冊中編﹐第104頁
。
[33] 錢玄同﹕《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見《古史辨》第一冊下編﹐第2
34頁。
[34] 錢玄同﹕《論觀象制器的故事出京氏〈易〉書》﹐見《古史辨》第三冊上編﹐第
70頁。
[35]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見《古史辨》第一冊﹐第13─14頁
。
[36] 顧頡剛﹕《論辨偽工作書》﹐見《古史辨》第一冊上編﹐第26頁。
[37]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見《古史辨》第一冊﹐第12頁。
[38] 劉掞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見《古史辨》第一冊見中編﹐第150－151頁
。
[39] 胡 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見《古史辨》第一冊見中編﹐第191頁。
[40] 胡 適﹕《介紹幾部新出的史學書》﹐見《古史辨》第二冊見下編﹐第338－33
9頁。
[41] 劉掞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見《古史辨》第一冊見中編﹐第161頁。
[42] 胡 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見《古史辨》第一冊見中編﹐第195－196頁。
[43] 章太炎﹕《訄書重訂本‧商鞅第三十五》﹐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頁。
[44] 章太炎﹕《讀〈管子〉書後》﹐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中華書局
1977年版﹐第32、33頁。
[45] 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上
冊﹐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46頁。
[46] 胡 適﹕《先秦名學史‧導論》﹐學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9頁。
[47] 路新生﹕《中國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7頁
。
[48] 章太炎﹕《諸子學略說》﹐見《章太炎政論集》上冊﹐第287－288頁。
[49] 胡 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見《中國哲學史大綱‧附錄》﹐第358－359頁
。
[50] 顧頡剛﹕《古史辨》第四冊《顧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頁。
[51] 蔡元培﹕《中國哲學史大綱‧序》﹐第1頁。
[52] 胡 適﹕《樑任公〈墨經校釋〉序》﹐見《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下冊）
》﹐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703頁。
[53] 胡 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第7頁。
[54] 同上﹐第9－10頁。
[55] 胡 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第三篇《老子》﹐第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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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夫﹗古書之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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