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清談與中古辯風
中古士人之清談﹐崇尚談辯的傾向十分突出。辯論的才能是清談家必須具備的﹐因為辯才的高下直接決定著清談的勝負﹐也間接地影響著清談家的聲名與前途。因此﹐考察這一現象的歷史發展﹐無疑有助於我們加深對清談文化的認識。
崇尚談辯﹐自古已然。思想活躍的時代和精神自由的時代都會孕育一大批能言善辯的人物。如春秋戰國時期的名家和縱橫家都以善長辯論獨立於士林。名家學派是十分重視辯才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惠施和公孫龍。其學說由《莊子‧天下篇》可見一斑。《天下篇》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篇學術史﹐專門評論春秋時代各家學派的學說。惠子和公孫龍子被置於此篇之末﹐顯然被視為末流。惠施認為任何事物都不是永恆不變的﹐所以說“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也就是說﹐事物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和區別。惠施對此做了極端的夸張﹐並且“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惠施又推衍出“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火不熱”等觀點﹐於是流於詭辯。惠施與公孫龍都是善長口辯的。＊s菔┬□諤福□砸暈□釹停□惶斕仄渥澈?!”他們以口辯為業﹐而不關心理論與實際的關系﹐正如《天下篇》所說﹐“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其出發點在於“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即以違反常理的言論和詭異怪誕的辭說﹐來戰勝別人﹐以顯示其與眾不同。《荀子‧非十二子篇》雲﹕“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荀子認為名家的學說無益於國家政治﹐沒有任何用處﹐然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具有很大的欺騙性。惠子和公孫龍子所代表的名辯思潮自有其積極意義﹐二者之間亦有差別﹐此不具論。他們都崇尚辯論﹐這是其共同的的傾向。至戰國時代﹐縱橫家思想流行一時。當時群雄逐鹿﹐英傑虎爭﹐外交往來頻繁﹐縱橫之說紛紜﹐談辯之士蜂起﹐逐漸形成一種談辯之學。張儀、蘇秦和公孫衍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資治通鑒》卷三《周紀三》“赧王五年”（310 B.C.）﹕
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余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紜遍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縱橫家們憑借靈牙利齒和滔滔辯口幹謁時君﹐各陳己說﹐以獲取高官厚祿。正如劉勰所言﹕“暨戰國爭雄﹐辨士雲湧﹔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文心雕龍‧論說》）中古時代的辯論之風正與名家學派以及縱橫家的辯論遙遙嗣響。從東漢至三國﹐辯論之風復起﹐至兩晉而大盛﹐南朝紹其余緒﹐辯才雲蒸﹐如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令人目不暇接。
一、漢魏之際﹕中古辯風的開端
（一）東漢時期的辯風
自漢武帝以後﹐由於思想專制﹐中國知識界已無復百家爭鳴的氣象。到東漢中葉﹐儒學定於一尊的局面開始被打破﹐於是辯論之風漸開。本書（頁7）曾經援引《後漢書‧仇覽傳》﹐謂諸生們在太學聚會暢談﹐仇覽目之為“遊談”（虛浮無根之談）。這說明當時在太學之中辯論的風氣已經盛行﹐許多人有辯才而無實學﹐故仇覽鄙薄之。《後漢書》卷六八《符融傳》﹕
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李）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
符融之所以見重於李膺﹐是因為他談功不凡﹐而符融之嗟服郭林宗﹐也與其口才不無關系。《後漢書‧郭林宗傳》稱林宗“善談論﹐美音制”﹐而其平日過從的密友也多為辯士。如謝甄與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同上﹐《郭林宗傳》附《謝甄傳》）。《後漢書》卷八0上《文苑列傳‧邊韶》﹕
邊韶字孝先﹐陳留濬儀人也。以文章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韶之才捷皆此類也。
邊韶才思敏捷﹐靈牙利齒﹐發口成韻﹐令人嘆服。邊讓也是“辭對”的專家。《後漢書》卷八0下《文苑列傳‧邊讓》﹕
少辯博﹐能屬文。……讓善佔[射]﹐能辭對﹐時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並修刺候焉。
“能辭對”﹐即擅長辭令﹐應對敏捷。在當時﹐動聽的言詞﹐美妙的議論﹐是特別受人讚許的。東漢末年﹐盛行清議﹐談辯之風的昌熾與清議有密切關系（參見本書頁2~4）。以上所涉及的東漢名流﹐有許多人是清議方面的專家﹐如郭林宗、符融和李膺等等。隨著兩次“黨錮”的興起﹐辯士們就鉗口不言了。直到漢末、三國時代﹐辯論之風才復熾於世。
（二） 漢末、三國時代的辯風
東漢末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以武力震懾四方。曹操崇尚文學﹐所以形成了鄴下文人集團。其中的傑出之士如王粲（177~217）、陳琳（156~217）和劉楨（﹖~217）﹐既以詩文創作飲譽當世﹐也以辯論之才馳名一時。《三國志‧王粲傳》裴鬆之注引《典略》﹕“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這一點在王粲勸說劉琮歸順曹操一事上有生動的體現﹐他說﹕
如粲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略冠時﹐智謀出世﹐摧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余梟夷盪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同上﹐裴鬆之注引《文士傳》）
王粲歷數曹操的功業﹐勸說劉琮“卷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同上）﹐儼然戰國縱橫家之聲口。陳琳曾經寫過一篇著名的檄文《為袁紹檄豫州》（《文選》卷四四）﹐文章痛斥曹操的罪過﹐極罵其父祖之無行。後來陳琳歸順曹操﹐曹操說﹕“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 陳琳回答說﹕“矢在弦上﹐不可不發。”（同上﹐李善注引《魏志》）陳琳之檄文作於建安五年（200）﹐具體時間在官渡大戰之前不久﹐正值雙方劍拔弩張之時﹐陳琳此年大約四十四歲（見俞紹初先生《建安七子年譜》﹐《建安七子集》﹐頁395）。所謂“矢在弦上﹐不可不發”﹐意謂情勢所迫﹐不由自主﹐實非本願。他珙鬮虀|笠□撓□越□約旱腦鶉吻崆岱魘喂□□□懿僖幌虯□□筒牛□謔且簿褪腿揮諢沉恕Ａ蹊宓目誆旁淞敖ｏ財咦印敝兇釵□懷觥﹗妒浪敵掠鎩□雜鎩芬?0劉孝標注引《文士傳》﹕
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 ”楨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又《三國志‧王粲傳》裴鬆之注引《典略》﹕
文帝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嘲楨雲﹕“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後之寶﹔隨侯之珠﹐燭眾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污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為諸公子所親愛。……
顯然﹐陳琳和劉楨的被赦免以及見重於曹氏兄弟﹐都與其辯才有關。後來在魏國﹐像陳、劉這類才辯之士還有很多。如孟達“才辯過人﹐眾莫不矚目”（《三國志》卷三《明帝紀》裴鬆之注引《魏略》）﹔公孫瓚“性辯慧﹐每白事不肯稍入﹐常總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三國志》卷八《公孫瓚傳》裴鬆之注引《典略》）﹔夏侯和“清辯有才論”﹐ “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燕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遊”（《三國志》卷九《夏侯淵傳》裴鬆之注引《世郠j罰□環鼻鍘耙暈牟嘔□紓□俚妹□諶輟Ⅱ﹗保ａ度□□盡□豸喲□放崴芍□14□兜瀆浴罰□揮φ輟吧僖圓盼牛□芴嘎邸保ㄍ□希□□段惱灤鷳肌罰□□鵲取Ｖ鬱硨禿□□喑□詒緶郟骸?
嚴幹字公仲﹐……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鐘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析長短。繇為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為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韓宣字景然﹐渤海人也。……嘗於鄴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閡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雲﹕“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 ”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為下士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為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 ”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為太子言﹐以為辯。（《三國志》卷二三《裴潛傳》裴鬆之注引《魏略‧列傳》）
司隸鐘繇（151~230）是著名的書法家和傑出的學者﹐他在辯論方面勝過嚴幹﹐並不取決於其所持的道理如何﹐而主要在於口才勝他一籌。漢末士林的這種崇尚辭辯而漠視義理的傾向對中古清談是有很大影響的（參見本書頁114~115）。文中的太子是指曹丕。曹氏兄弟對於韓宣這樣的辯士特別欣賞﹐所以在他們身邊聚集了很多這樣的人才。《三國志‧崔琰傳》裴鬆之注引司馬彪《九州春秋》稱孔融（153~208）﹕
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
他是長於辯論而無治實的人﹐故語言雖然動人﹐卻往往不合實際（可見晉代末流清談家虛浮不實的作風確實是淵源有自的）。但從哲學思辯的角度講﹐孔融的辯論也有可取之處。因為隻有遠離現實的高談闊論﹐才有可能演變為抽象的玄論。孔融忽略具體的事實﹐僅僅就“教令”而發議論﹐這體現了一定的思辯傾向。
魏晉玄學的誕生幾乎是與辯論的發展同步的。何晏、王弼二人皆長於口辯﹐對玄學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因為玄學家既要能著述﹐又要善於論說﹐而何、王正是兩方面兼長的人物。《三國志》卷二八《鐘會傳》說﹕“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裴鬆之注﹕“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辯能言。”玄學家裴徽曾評論何晏說﹕“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三國志‧管輅傳》裴鬆之注引《輅別傳》）“辭”與“理”相較﹐何晏在“辭”的方面更突出一些。“辭”就是言辭﹐也就是口才。晉簡文帝司馬昱說何晏“巧累於理”（《世說新語‧品藻》三一）﹐意思是說他的辯論語言巧得過分﹐反而違背了義理﹐其看法與裴徽不謀而合。其實何晏的口才也不如王弼。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征引的關於王、何的材料已經表現得很清楚（見本書頁83）。
吳、蜀兩國的士人﹐經常在外交的過程中顯示自己的才華﹐滔滔辯口﹐朗朗音辭﹐格外引人注目。而兩國使者之言語交鋒尤為頻繁﹐敏捷機速者往往能夠出奇制勝。《三國志》卷三八《秦宓傳》﹕
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眾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 ”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 ”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庛鵀虜桹靺e疤□型泛?? ”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 ”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 ”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雲﹕‘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 ”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雲﹕‘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 ”宓曰﹕“有。”溫曰﹕“何姓? ”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 ”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
張溫以“天”為題﹐接連向秦宓提出了五個問題﹐聲勢咄咄逼人﹐間不容發。而秦宓征引《詩經》﹐應聲而答﹐遊刃有余﹐其精彩的辯辭﹐令人拍案叫絕。小說家羅貫中將這個故事寫入《三國演義》第八十六回“難張溫秦宓呈天辯”﹐可見他對秦宓的辯才也是十分欣賞的。《三國志》卷三八《伊籍傳》﹕
……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 ”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
伊籍平日朝拜的對象是劉備﹐而此時朝拜之對象為孫權﹐伊籍一語雙關﹐巧借其問語﹐對孫權進行了委婉、微妙的諷刺﹐正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孫權聞言沒有惱怒﹐反而對其口才深感驚異﹐可見他也是非常看重才辯之士的。三國時代的外交家們各呈天辯﹐以為其所效忠的國家和君主服務﹐因而特別重視語言的修飾和論辯的技巧。他們的言論雖然不完全屬於清談的范圍﹐但是他們那種重視言語的風氣以及苦心修練言語藝術的興趣﹐對清談文化的發展肯定是有影響的。
（三）劉卲的辯學理論﹕《人物志‧材理》
在漢魏以來士人崇尚談辯的風氣的影響下﹐魏國著名人才學家劉卲在《人物志》一書中對這方面的情況進行了理論上的總結。劉卲的名字﹐通常作劉劭﹐實際應該是劉卲。案《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人物志》三卷﹐魏劉卲撰。卲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官散騎常侍﹐正始中賜爵關內侯﹐事跡具《三國魏志》。別本或作劉劭﹐或作劉邵﹐此書末有宋庠跋雲﹕‘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別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義。《說文》則為卲﹐音同上﹐但召旁從□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卲”是也。’所辨精核﹐今從之。”此說﹐是。
劉卲作為三國時期的著名學者﹐平生重視法律的建設與人才的甄拔。其晚年所著《人物志》一書﹐集當時人才學之大成﹐馳譽後世﹐也是今人研治中古文化的必讀書。清代四庫館臣評論《人物志》說﹕“其書主於論辨人才﹐以外見之符﹐驗內藏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著錄於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核近理﹐視尹文之說兼陳黃老申韓、公孫龍之說惟析堅白同異者﹐迥乎不同。蓋其學雖近乎名家﹐其理則弗乖於儒者也。”（同上）湯用彤先生謂《人物志》﹕“書中大義可注意者有八。一曰品人物則由形所顯觀心所蘊。……二曰分別才性而詳其所宜。……三曰驗之行為以正其名目。……四曰重人倫則尚談論。……五曰察人物常失於奇尤。……六曰致太平必賴聖人。……七曰創大業則尚英雄。……八曰美君德則主中庸無為。”（《讀ａ人物志?》﹐《湯用彤學術論文集》﹐頁196～201）而對劉氏之學給予高度評價。錢鐘書先生認為《人物志》是“我國有關‘性格類型’（personality types）的最早專著”（《中國詩與中國畫》﹐《七綴集》ㄐ밿9）。凡此諸家之說皆足以表明其特殊的文化價值。《人物志》大約成書於正始時期（240~248）﹐相當於吳國孫權赤烏三年至二十一年和蜀國劉備延熙三年至十一年。劉卲吸取了東漢以來人物品藻的豐富成果﹐從性格、情性和心理諸方面對人才加以細致的區分與研究。此書之作﹐主要是為曹魏統治集團選拔官吏提供理論依據。劉卲說﹕“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誠智﹐則眾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人物志‧自序》）在他看來﹐自古聖賢皆以能知人為貴﹐因為知人者可以使各種人才處於合適的位置﹐更好地發揮他們的才能﹐從而使治理國家的大業興旺發達。這就是劉卲寫作《人物志》的目的。
自東漢以來﹐名實之爭一直在學術界進行著﹐王充、仲長統、崔寔和徐幹等著名學者對此問題都有專門的研究。這種學問叫做刑（形）名學﹐又稱名理之學。劉卲就是一位傑出的名理學家。三國鼎峙﹐辯才雲蒸﹐所以受到劉卲的關注。而出於選擇人才、爭奪天下的實際需要﹐在擺脫漢代大一統的桎梏之後﹐辯論之風格外活躍。《太平御覽》卷四六四引劉卲《趙都賦》﹕
辯論之士﹐則智凌狙兵﹐材過東裡﹐分摘滯義﹐割擗纖理﹐論折堅白﹐辯藏三耳。
“堅白”﹐指公孫龍子的堅白同異之論﹐“論折堅白”﹐謂趙都“辯論之士”富於辯才﹐足以摧折“堅白”之說。由此可知﹐當時辯論之風甚盛﹐但這並不足以說明“有許多人在研究名家的學說”（劉大傑《魏晉思想論》﹐頁172）。劉卲與眾不同﹐他對名家理論有精湛的研究﹐並受到很大影響﹐“他的《人物志》正是根據公孫龍的名實論和他的論証方法﹐而對於人物的性情才能各方面加以分析解剖的好作品”（同上）。實際上﹐劉卲的論証方法與名家的先驅者也有很大不同﹐他沒有走極端﹐也沒采取詭辯的方式﹐而是條分縷析、細致嚴密地構建了一個人才學理論體系（關於《人物志》的人才學思想﹐拙著《人物志詳解》將進行全面的研討﹐茲不具論）。其《人物志》十二篇﹐處處閃耀著論辯藝術的光輝。劉卲認為“論辨理繹”是一種獨立的性格﹐它“能在釋結”﹐“失在流宕”﹐即能夠解決疑難問題﹐倘若言辭過於枝蔓﹐也可能不切合情理﹐產生“流宕”的失誤。劉卲稱這種人為“辨博之人”﹐其特點是“論理贍給﹐不戒其辭之泛濫﹐而以楷為系﹐遂其流”﹐長處是“可與泛序”﹐短處是“難與立約”（以上引文均見《人物志‧體別》）。他認為這樣的人是一種“偏才”。劉卲本人亦長於清談和論辯。夏侯惠《薦劉卲》稱﹕“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為朝庭奇其器量。”(《全三國文》卷二一)而劉卲特別推重辯才﹐乃出於考察人物的實際需要。他說﹕“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接識》）但以言知人﹐殊非易事。必須首先申明言辭與義理之關系﹐而後識鑒人物﹐才有準則。因此﹐劉卲全面、系統地總結了關於論辯的理論﹐名其篇曰《材理》。因之﹐我們可以將它視為一篇極有價值的辯學專論。劉卲首先指出﹐在論難的過程中﹐常常出現“理失而事違”的情況﹐即失去正確道理﹐違背客觀事實。他說﹕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事違也。
他認為“建事立義”﹐需要依據正確的道理。至於論辯詰難﹐往往得不出什麼結果﹐其原因就在於理有不同的品類而人的才質也各有差別。道理多種多樣則難以溝通﹐人的才質各異則性情復雜﹐由此而導致道理不明與事情悖獺慼蚰挺鵅樟e觶骸胺蚶磧興牟濬□饔興募遙□橛芯牌□□饔舋咚疲□滌腥□□□延辛□梗□ㄓ邪四堋﹗閉餛吒齦拍睿□依□慫□繆□礪鄣娜□俊?
1﹒四部之理。劉卲說﹕
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法制正事﹐事之理也﹔禮教宜適﹐義之理也﹔人情樞機﹐情之理也。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
以上四種“理”﹐必須依靠心智的清明而得以彰顯﹐心智的清明又需依賴人的才質得以具體的展示。因此﹐人的才質與理一致﹐二者相互作用而能產生明識﹐這樣就可以發現“理”﹐而足以名家了。因此﹐他又提出“明有四家。”
2﹒明之四家。劉卲說﹕
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質性警徹﹐權略機捷﹐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辯其得失﹐義理之家也﹔質性機解﹐推情原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
也就是說﹐性情平淡﹐思維玄妙、精微﹐能夠與自然溝通﹐為道理之家﹔性情機敏簡潔﹐權謀韜略過人﹐能夠處理煩亂的事物﹐為事理之家﹔性情溫和平易﹐能夠論述、闡釋禮儀教化﹐分析、辨別此類事物的曲直得失﹐為義理之家﹔性情機敏練達﹐能夠推情度理﹐探求本意﹐適應各種變化﹐為情理之家。劉卲說﹕“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四家之明”是與“九偏之情”相對立的。
3﹒九偏之情。劉卲說﹕
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抗厲之人﹐不能回撓。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涉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即大義﹐則恢愕而不笪腺楚f林□耍□荒艸了肌Ｐ蚴枋□□蜇G達而傲博﹔立事要﹐則爁炎而不定。淺解之人﹐不能深難。聽辯說﹐則擬鍔而愉悅﹔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溫柔之人﹐力不休強。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擬疑難﹐則濡□而不盡。 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造權譎﹐則倜儻而□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
在這裡﹐劉卲重點討論了人的性情對於辯論的影響。應該說﹐這一視角是極為新穎的。他認為剛略的人﹐不能疏理玄微﹐所以一方面﹐他闡論大事﹐表現得弘闊、廣博而且見識高遠﹔另一方面﹐處理小事則顯得放盪而疏狂。抗厲的人﹐不善於周旋商量﹐一方面﹐說到依法行事﹐則遵守法令而公正無私﹔另一方面﹐說到變通﹐則乖戾不通難以施行。堅勁的人﹐喜好講求實際﹐一方面﹐剖析事物的內在機理﹐聰穎、智慧而且清晰詳盡﹔另一方面﹐涉及大的道理﹐則膚淺而片面。辯給的人﹐言辭滔滔而意氣銳進﹐一方面﹐推斷人事﹐所見精辟且窮究根柢﹔另一方面﹐論及大義﹐則疏闊放言而不周全。浮沉的人﹐不能深入思考﹐一方面﹐閒聊漫談﹐豁達、廣博而且心高氣傲﹔另一方面﹐談論正事時﹐雖滔滔不絕而言不及義。淺解的人﹐不能對疑難問題深思熟慮﹐一方面﹐聽到精彩的言論﹐則會摹擬高明而愉悅﹔另一方面﹐探究精微的道理﹐往往因煩難而掉轉方向﹐虛浮無根。寬恕的人﹐不能迅速快捷﹐一方面﹐論說仁義禮智﹐弘大、詳盡而又合於規范﹔另一方面﹐從事具體事務﹐則遲緩舒慢而不能濟急。溫柔的人﹐力量不夠強大﹐一方面﹐體味道理﹐行之有效﹐且和平暢通﹔另一方面﹐遇到疑難問題﹐則軟弱無能而逃避開脫。好奇的人﹐橫逆縱心而追求新異﹐一方面﹐涉及權略譎詐﹐不受禮法拘束而舉止宏壯﹔另一方面﹐查考清正的道理﹐則流於詭異而未免浮夸怪誕。劉卲的這些觀點在今日仍然很值得回味﹐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4﹒七似
劉卲說﹕“若乃性不精□﹐則流有七似。”“性不精□”﹐是指人的性情有滯礙。“七似”是“性不精□”造成的﹐具體包括﹕
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有理多端﹐似若博意者﹔有回說合意﹐似若讚解者﹔有處後持長﹐從眾所安﹐似能聽斷者﹔有避難不應﹐似若有余﹐而實不知者﹔有慕通口解﹐似悅而不懌者﹔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跌則掎摭﹐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凡此七似﹐眾人之所惑也。
“七似”是辯難過程中經常出現的七種情況。這些情況都是假象﹐很容易迷惑人。
5﹒說之“三失”
劉卲說﹕“夫辯有理勝﹐有辭勝。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此為第一失。“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雜。同則相解﹐反則相非﹐雜則相恢。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歷之不動﹐則不說也﹔傍無聽達﹐則不難也。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此為第二失。“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是說之三失也。”此“三失”﹐是論說過程中經常出現的三種不良情況。所謂“理勝”和“辭勝”﹐在中古清談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現（參見本書頁126~128）。
6﹒難之“六構”
劉卲認為在論辯過程當中﹐由於難者的失誤﹐容易造成(“構”)成以下六種情況﹕
善難者﹐務釋事本﹔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則辭構矣。善攻強者﹐下其盛銳﹐扶其本指﹐以漸攻之。不善攻強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挫其銳意﹐則氣構矣。善躡失者﹐指其所跌 ﹔不善躡失者﹐因屈而抵其性。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或常所思求﹐久乃耋情慼撓~溱腿耍□瞬凰僦□□蛞暈□掩汀Ｒ暈□掩停□蚍薰掛印７蚴20閻□保□湮竽啞取９噬頗顏擼□髦□夠梗徊簧頗顏擼□瓚□□□Ｋ漵□私澹□涫莆抻傘Ｆ涫莆抻桑□蟯□掛印７踩誦撓興□跡□蚨□也荒芴□□槍什７季闥擔□合嘀浦梗□□酥□□骸Ｈ艘嘁雲浞剿賈□剩□渙思閡猓□蛞暈□喚狻Ｈ飼檳□換洳喚猓□洳喚庠蚺□掛印﹗?
“辭構”、“氣構”、“怨構”、“忿構”、“妄構”和“怒構”﹐總為“六構”﹐它們對論難的正常進行有很大的阻礙。一旦此中的一種情況產生﹐論難之士就會遠離真理的城池﹐也就達不到辯名析理的目的。劉卲說﹕“凡此六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若說而不難﹐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矣。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眇矣。”他認“六構”乃生“變”之根源﹐盡管有“變構”﹐還是有收獲的﹐即多多少少澄清了一點是非﹔如果隻是各自陳說己見﹐而無人質難﹐就會莫終一是﹐是非難辨。因此﹐論難是必不可少的。但論難既然常常難以正常進行(由於“六構”)﹐那麼通過談辯來“定理”的可能性也就很小了。由此可見﹐劉卲對當時名士清談的情況也是非常了解的。
7﹒“八美”與“八材”
劉卲又提出“八美”之說﹐與此相對應的是“八材”﹕
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予﹐謂之貿說之材。
“八美”對於論難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一能﹐則所達者偏﹐而有所異目矣。”也就是說﹐以上“八美”皆系偏才所有者﹐必須兼而有之﹐成為兼才之人﹐才能“通於天下之理”﹐並且“能通人”﹐因此﹐劉卲說﹕
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與眾人言﹐則察色而順性。雖明包眾理﹐不以尚人﹔聰睿資給﹐不以先人。善言出己﹐理足則止。鄙誤在人﹐過而不迫。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婟。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長。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采蟲聲之善音﹐讚愚人之偶得。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方其勝難﹐勝而不矜。心平志諭﹐無適無莫﹐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
劉卲的意思是說﹐才質通達的人﹐既然兼有這八種才能﹐就會將它們運用於實際的辯論中去。如果與通達的人交流﹐就會相互理解﹐心靈默契﹔如果與普通人交流﹐就會觀察對方的顏色而順應其性情。雖然洞明各種道理﹐卻不以此向別人炫耀﹔聰睿而言行裕如﹐卻不因此而自居於人前。美好的言辭從自己的口中說出﹐道理講明白了就適可而止﹔鄙陋和錯誤發生在別人身上﹐指出他的過失而不壓迫對方。讓別人盡情地暢所欲言﹐扶助別人發揮本身的才能。談話辯論﹐常懷仁厚﹐既不借題嘲諷對方的短處﹐也不借機炫耀自己的長處。在論說正直和權變之際﹐沒有什麼畏懼的﹐也沒有什麼厭惡的。能夠吸納蟲子叫聲中的美妙聲音﹐能夠讚賞才質平庸的人的偶然發現。奪取和給予都非常適宜﹐離開與接近也沒什麼留戀。當對方盛氣在胸的時候﹐能夠待以謙卑遜謝之禮﹔而當自己在辯論中已經取勝的時候﹐卻不以此驕傲於人。待人處世心境平和、明暢﹐沒有什麼可以﹐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目的在於求得根本的道理。這樣的人就可以和他共同分析治理社會和民眾的道理了。可見具備“八美”的“八材”﹐乃是劉卲心目中理想的辯士。
以上我們簡單地評析了劉卲的辯學理論。劉卲的理論是有深厚的現實依據的﹐故其中包含著溧c壞奈幕□畔Ⅲ□□裕□頤譴致緣鈉牢鍪竊對恫還壞摹?
二、兩晉和南朝﹕中古辯風的深化
（一）兩晉時代的辯風
如前所述﹐先秦時代的名家與縱橫家開啟了中古士人辯論的先河。但在中古時期﹐這兩個學派的思想﹐仿佛是在遙遠的天際閃耀的兩點星光﹐時隱時現。而當時直接以縱橫家自命的人似乎也確實不多。一是三國時代魏國的劉陶。《三國志》卷一四《劉曄傳》裴鬆之注引《王弼傳》﹕
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
《王弼傳》為何劭所作。《三國志‧鐘會傳》裴鬆之注引此傳﹐在以上兩句話的下面還說﹕“每與弼語﹐常屈弼。”可見此人之辯才確實非同凡響。《三國志‧劉曄傳》裴鬆之注引《傅子》稱劉陶﹕
陶字季冶﹐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為選部郎﹐鄧□之徒稱之以為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群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裡舍﹐乃謝其言之過。
又引幹寶《晉紀》﹕
毌丘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答依違。大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為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二是西晉的王衍。王衍為縱橫家﹐這一點劉大傑先生已經指出了（《魏晉思想論》﹐頁170）。案《晉書‧王衍傳》﹕“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舉以為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他的這種轉向或許是時代風氣使然﹐因為在他生活的西晉時代﹐清談之風已經大暢於士林﹐他不願意抱殘守缺﹐所以就開始追趕時髦了。其三是東晉的袁悅。《世說新語‧讒險》二﹕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堨疻銕憿摹L□□謀煥裼觥﹕蠖【瑁□□□苟跡□□濉墩焦□摺范□選Ｓ鍶嗽唬骸吧倌曄倍痢堵塾鎩貳獨獻印罰□摯礎蹲□貳兌住罰□私允遣⊥詞攏□焙嗡□嫘??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
《戰國策》一名《短長書》﹐此處所謂“短長說”﹐是指縱橫捭闔之說。《戰國策》多載縱橫家之言﹐袁悅信奉之﹐故攜以自隨﹐以為濟世之良方。他所說的“病痛事”﹐可能是指西晉覆亡的歷史悲劇。《世說新語‧輕詆》一一﹕“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悅的話與桓溫的話意思大致相同。王衍、樂廣等名士崇尚老莊﹐而皆未免於悲劇的命運﹐所以袁悅稱讀這類書是病痛之事。然而司馬孝文王（即會稽王司馬道子）本是崇尚玄談的風流人物﹐袁悅之進說﹐選錯了對象﹐結果慘遭不幸。以上三位縱橫家在理論上有可取之處﹐但落實到具體的實踐則往往犯錯誤。他們全部死於非命﹐這與縱橫之術的不合時宜是有關系的。我們看蜀國名士李權和秦宓的對話﹕
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縱橫﹐用之何為﹖”權曰﹕“仲尼、嚴平﹐會聚眾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博識為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盪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睹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范》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三國志》卷三八《秦宓傳》）
戰國時代是一個崇尚譎詐、權變的時代﹐而“譎權”的行為與儒家宣揚的“德行”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秦宓認為《戰國策》作為一部“戰國縱橫”之書﹐是於世無益於人無補的。由此可見﹐當時縱橫之術是不受人歡迎的。但無論如何﹐在三國、兩晉時期﹐縱橫家的言語修養和論辯技巧對清談家是有影響的。
如果說兩晉時代縱橫家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清談的言語功夫上﹐那麼名家的因素對清談則有雙方面的滲透﹕一方面是清談家們的富於邏輯性的論辯﹐另一方面是作為清談內容之一的名家理論。前一方面﹐我們姑且置而不論﹔後一方面﹐我想列舉幾個事例。《三國志》卷二八《鄧艾傳》裴鬆之注引荀綽《冀州記》曰﹕
（爰）邵起自幹吏﹐位至衛尉。……翰子俞﹐字世都﹐清貞貴素﹐辯於論議﹐采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中中書令﹐遷為監。
案爰俞﹐《晉書》卷八六《張軌傳》作“爰瑜”﹐傳雲﹕“更以侍中爰瑜為涼州刺史。”而上引裴鬆之注說﹕“至侍中中書令。”則二書記載相合﹐爰瑜和爰俞必為一人無疑。爰俞的祖父爰邵為鄧艾殄虜護軍（見《三國志‧鄧艾傳》）﹐其時正當曹魏之末﹐至爰俞時已歷三世﹐則爰俞當為西晉人。爰俞之名﹐當作“瑜”﹐瑜為美玉﹐與他的字“世都”的意義相吻合﹐故當從《晉書》。爰俞是從論辯語言和方法論的角度來吸收名家學派的營養﹐並融入到玄學辯論中去的。又《世說新語‧文學》二四﹕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為論以示謝。於是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嘆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本條劉孝標注引《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雲﹕‘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又引《中興書》曰﹕“裕甚精論難。”根據劉孝標的這兩條注文﹐我們可以知道阮裕的這篇論文思辯性較強﹐寫得十分出色。在晉代﹐研究名家學說的人不多﹐而長於此道者就更為罕見﹐所以謝安學《白馬論》要請人講解﹐阮裕作文為他解釋﹐他又不能馬上理解﹐阮裕不禁發出了“能言人”難得﹐“解人亦不可得”的慨嘆。但我們可以肯定﹐當時“白馬非馬”的名家學說是清談的題目之一﹐而且似乎討論這個題目的人還有不少。《列子‧仲尼篇》“白馬非馬”﹐晉‧張湛注曰﹕“此論見存﹐多有辨之者。辨之者皆不弘通﹐故闕而不論也。”盡管研習者多﹐精通者卻是寥寥無幾。阮裕是研究《白馬論》的專家﹐所以深感知音難覓。《世說新語‧文學》五八﹕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莊子‧天下篇》雲﹕“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司馬越提出的問題來源於此。他認為惠施的理論與當時流行的玄理無涉﹐而惠子著述又多﹐所以感到迷惑不解﹔謝玄認為惠施本來應有入玄之言﹐隻是其“妙處”沒有流傳下來而已。由此可知﹐魏晉清談家對名家學說是十分關注的﹐但畢竟資料太少﹐我們今日難以做深入的探究。晉人魯勝在闡述了名家學說的重要意義之後說﹕
……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余歲﹐遂亡絕。……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雜集為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注墨辯敘》﹐《全晉文》卷八九）
謝玄說惠子的理論“妙處不傳”﹐而魯勝之書﹐正是為了興微繼絕﹐傳其“妙處”﹐但時代的間隔畢竟太久遠了﹐所以回天無力。盡管如此﹐名家與縱橫家崇尚談辯的精神在晉人身上仍然大放異彩﹐成為幾代人所共同追求的東西﹐這一點是非常值得珍視的。
清談家在辯論藝術方面是頗為考究的﹐他們對此都有比較深入的鑽研﹐並且能夠熟練地運用到清談的具體實踐中去。能言善辯是清談名士必須具備的一種修養一種功夫。裴楷“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亡倦”（《晉書‧裴楷傳》）﹔司馬虓“少好學馳譽﹐研考經記﹐清辯能言論”（ 同上﹐卷三七《宗室列傳‧范陽康王綏傳》附《司馬虓傳》）﹔馮紞“少博涉經史﹐識悟機辯”（ 同上﹐卷三九本傳）﹔華譚“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為鄰裡所重”（ 同上﹐卷五二本傳）﹔牽秀“博辯有文才”（ 同上﹐卷六0本傳）﹔郗超“善談論﹐義理精微”（ 同上﹐卷六七本傳）﹔趙至“論議精辯﹐有從橫才氣”（ 同上﹐卷九二《文苑列傳‧趙至》）﹔應貞“善談論﹐以才學稱”（ 同上﹐《應貞》）﹔戴逵“少博學﹐好談論”（同上﹐卷九四《隱逸列傳‧戴逵》）﹔陸雲“儒雅有俊才”﹐“口敏能談”（《世說新語‧賞譽》二0劉孝標注引《陸雲別傳》）﹔戴儼“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同上﹐五四﹐劉孝標注引虞預《晉書》）﹔王□“風情秀發﹐才辭富贍（同上﹐一五二﹐劉孝標注引《續晉陽秋》）﹔王恭“清辯過人”（同上﹐一五五﹐劉孝標注引《中興書》）……凡此等等﹐不勝枚舉。
晉人特別崇尚機敏、迅捷的辯答。《世說新語‧言語》八三劉孝標注引《續晉陽秋》﹕
……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嘆其要捷。……
袁宏見扇而知意﹐於是動人的話語脫口而出﹐謝安非郭猺旭h□牟拍埽□□諶艘采釕畹卦□硭□Ｅ崢□簿哂姓庋□牟拍堋﹗妒浪敵掠鎩□雜鎩芬瘓牛骸?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系此多少。帝既不說﹐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群臣嘆服。”
本條劉孝標注引《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宇。咸熙二年受魏禪。”又引王弼《老子注》雲﹕“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在群臣萬分惶恐的時刻﹐他巧妙地征引了《老子》中的成句﹐使皇帝轉怒為喜﹐雖然有拍馬之嫌﹐但其出語的迅速和巧妙﹐確實令人讚佩。《世說新語‧言語》二二﹕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群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俊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余﹐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昆侖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蔡洪先以珠、璧之產地作比﹐隨後又舉出生於偏遠之地的聖賢﹐至此﹐問者已經不容置喙﹔隨後他又反戈一擊﹐指斥發問諸人是殷紂頑民的孑遺。其咄咄逼人的聲勢﹐真有戰國縱橫家的氣派。這種機捷的辯詞在日常生活的趣談、調笑中也時時閃現。《晉書》卷八二《習鑿齒傳》﹕
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
兩位名士相見﹐各以大言為自己張目﹐雄辯滔滔﹐劍拔弩張之勢躍然紙上。本書（頁95）引《世說新語‧排調》九﹐案華亭所在之地﹐古稱雲間﹐陸機與陸雲在此地盤桓有十年之久﹐所以他自稱“雲間陸士龍”﹔日下﹐本指西晉的京城洛陽﹐荀隱為穎川人﹐與洛陽相近﹐所以自稱“日下荀鳴鶴”。二人出語不凡﹐各不相讓﹐隨後陸機又以張弓布矢的喻辭向對手挑戰﹐而荀隱指斥所謂“雲龍”不過是“山鹿野麋”﹐自謂雖持強弩而不忍向弱獸發射﹐語意高妙﹐顯然要勝過對手一籌。《晉書》卷八六《張軌傳》附《張天錫傳》﹕
（韓）博有口才﹐（桓）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 ”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嘆焉。
初讀此文﹐頗令人費解﹕何以韓博說了一句“短尾者則為刁”﹐便使“一坐推嘆”呢?原來﹐韓盧是戰國時韓國的名犬。《戰國策‧秦策三》﹕“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逐蹇兔也。”大概此種名犬尾巴可能是比較短的。可知韓博所謂“短尾”乃是雙關之語。他大智若愚﹐寓微意於巧妙之言﹐所以使對手既難招架﹐更難還擊。《晉書》卷五二《華譚傳》附《袁甫傳》﹕
……（袁甫）以詞辯稱。……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辯﹐豈知壽陽以西何以恆旱?壽陽以東何以恆水? ”甫曰﹕“壽陽以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嘆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恆澇也。壽陽以西皆是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強扶弱﹐先疏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嘆其敏捷。
袁甫借用天人相感的漢儒學說來解釋壽陽東部和西部的旱、澇差異﹐如此推理本來是荒唐的﹐但當時的人以辯捷為貴﹐至於所說道理是否正確﹐人們往往不予深究﹐所以大家對他也很欽佩。這種情況是在玄風昌熾的特殊文化環境中出現的。
兩晉之際﹐玄風大盛﹐無論公座﹐還是私庭﹐辯論之聲隨處可聞。《裴啟語林》一二九﹕
王長史問孫興公曰﹕“郭象如何人? ”答曰﹕“其辭清雅﹐奕奕有余﹐吐章成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郭象著有《莊子注》﹐風行一時。他既能著書﹐又長於口辯﹐可謂清談家中的全才。《世說新語‧賞譽》七六﹕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苟子問曰﹕“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舋舋。為來逼人。”
“舋舋”﹐形容侃侃而談的情狀。謝尚《談賦》雲﹕“斐斐舋舋﹐若有若無。理玄旨邈﹐辭簡心虛。”（《全晉文》卷八三）“為來逼人”﹐謂其語鋒甚健﹐銳不可當。可見青年時代的謝安具有十分出色的辯才。但僅僅善辯﹐在清談場上也未必能夠稱雄﹐必須平日對玄學著作及其義理有勤苦、精湛的研究和深刻、獨到的體悟﹐在此基礎上﹐若輔以卓越的辯才﹐則所向無敵了。有時清談家喜歡在大庭廣眾之下向某一論敵挑戰﹐大有後世小說家所描寫的貔貅猛將叫陣的味道。《世說新語‧文學》一九﹕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婿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婿。”
王、裴二族都是清談世家﹐時人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世說新語‧品藻》六）這些人物在政界與學界都有很高的地位。裴遐是王衍的女婿﹐著有《崇有論》的裴頠是王戎的女婿。上文是說新婚三日後回門﹐裴、王二族子弟舉行盛大的清談聚會﹐其熱烈、隆重的場面自然非同一般。首先＃侲晙H徽健鋇氖橋徨諍凸□蟆Ｃ娑孕□該□□□徨諍斂換怕遙□願揮欣碇隆18嘸□該艿撓□韻蚵鄣蟹２鸞□□□□笏淙徊嘔□簧模□□坪甏螅□匆裁揮刑值槳氳愣□鬩恕Ｋ□宰魑□徨讜欄傅耐躚芊淺Ｗ院賴廝擔骸熬□參鷂□□□□芾□訝伺□觥﹗幣饉際撬擔□忝僑綣□儼煥鮮檔幕埃□遺□隹隙ㄒ□帳澳忝恰５筆鋇娜酥厥穎綺牛□□耘獷Q作《辯才論》﹐對這方面的問題加以研究。《晉書》卷三五《裴秀傳》附《裴頠傳》﹕
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為言談之林藪 。……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辨釋焉﹐未成而遇禍。
裴頠是一位富於辯才的清談家﹐鐘會說“裴公之談﹐經日不竭”（《世說新語‧賞譽》五）其《辯才論》當為清談史上的重要文獻﹐可惜裴頠在三十四歲時即死於非命﹐當時這篇重要的論文還沒有完成。
由於辯論的空前興盛﹐所以就產生了詭辯。盡管這不是玄學論戰的主流﹐但是搞這種把戲的人也確實不少。《世說新語‧文學》三四﹕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
同門五一﹕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殷浩是研究“四本”問題的專家﹐在這一領域﹐別人根本無法與他抗衡。“四本”是最艱深的玄學問題之一﹐一般人是不敢問津的。《世說新語‧文學》六0﹕“殷仲堪精核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嘆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不翅爾”﹐意謂不止如此。本條劉孝標注引周祗《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殷浩深知自己在這方面佔有別人無法比擬的優勢﹐於是便采用了誘敵深入的戰術﹐雖然支遁“改轍遠之”﹐最後還是被他拐彎抹角地引入早已設置好的玄學圈套─“四本”的范圍之中﹐司馬昱一見這種情狀﹐便知道支遁沒有獲勝的希望了﹐所以說“此是其勝場﹐安可爭鋒”。殷浩真不愧是清談場上的“軍事家”﹐他能戰勝支公﹐固然與其通曉“四本”之學有關﹐但故意將論題拉到這上面來﹐顯然是用了詭辯的手法。《世說新語‧賞譽》八六﹕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本條劉孝標注引《中興書》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使論敵墜入雲霧之中﹐而對方竟無知覺﹐足見殷浩的詭辯之術頗為高明。殷浩是有實學的人﹐魏晉清談家之末流﹐往往沒有精義﹐學問根基亦不深厚﹐但這些人利口辯給﹐飾以華巧之辭﹐也足以動人心目。《世說新語‧文學》三八﹕
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苟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又《世說新語‧輕詆》二一﹕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
清談是為研討玄理的﹐清談的勝負應該由玄理是否正確、深刻是否具有新意來決定﹐論辯的技巧應該放在次要的地位。然而許氏一人執持玄理之兩端﹐而且無論執持哪一端都可以勝人﹐可見他依靠的是詭辯。既為詭辯﹐當然也就不注重真理的研討﹐而是把工夫用在如何以巧妙的辭令戰勝論敵上了。這種詭辯式的口頭遊戲﹐實際上與真理的探討已經毫不相幹了。本書（툿91）曾經征引《世說新語‧文學》一二以及劉孝標注的兩條材料﹐談及裴頠的《崇有論》。這確實是一篇好文章。但從這兩條材料可以看出﹐同樣的道理出自不同的人的口中﹐結果卻不一樣﹐這說明王衍善長詭辯。就詭辯而言﹐似乎宿構的東西更能擊敗對手。這一點我們從《世說新語‧文學》四五對“於法開始與支公爭名”的記述（見本書頁89）可以看出。在這個故事中﹐於法開費盡心思﹐終於找到了《小品》舊義的一個死角﹐苦心教授弟子﹐最後達到了復仇的目的。但支遁是明眼人﹐對於法開的幕後導演﹐他是了然於心的。像這種辯論﹐純然以求勝為目的﹐意氣用事﹐同時又帶有鉤心鬥角的色彩﹐這對學術研究當然是一種玷污。劉勰在《文心雕龍‧論說》中指出﹕
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數﹐究於無形﹐鑽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
他講的是論說文的寫作問題﹐但同樣的情況在清談中也是屢見不鮮的。史載王衍“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晉書》本傳）。對這位“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同上）的大名士來說﹐“義理”在他的口中不過是可以隨便翻來倒去的玩物﹐他耍弄的僅僅是漂亮的詞句而已。我們對此大可不必驚怪。因為這種以學者的面目出現而又“比較吃香”的“人物”﹐實際上是狗彘不如的文化敗類。這種敗類幾乎每個時代都有﹐而且似乎越來越多。如果說世俗的惡人在死後要下地獄的話﹐那麼這種“高雅的”、“脫俗的”的家伙就連下地獄的資格都喪吽撓肸丐鉡D杏辛賈□難□擼□磺邪□謎□淼娜嗣牽□加ψ躍醯囟雲浣□刑７□偷種疲□□潿□誒□返某莧柚□稀６□一突突□拿褡逅刮鬧□蛔梗□樸莆邇□匚幕□□儺闢□耆□覽滌詼哉嫻難□醯淖非蠛投哉嫻惱□淼暮次潰?
總體說來﹐晉人對玄學辯論所持的態度還是嚴肅、認真的﹐辯論作為思想交鋒的外在表現形式﹐對玄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當時﹐詭辯受到了有識之士的自覺抵制﹐所以它沒有成為思辯的主流﹐其影響相對也比較微弱。
（二）南朝的辯風
相對於晉人來說﹐南朝士人對談辯的崇尚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劉宋的王鎮惡、張敷、張暢、王惠、謝瞻、謝弘微、周續之、謝莊、王僧虔和王彧﹐南齊的劉繪、蕭長懋、王斌、孔廣和王融﹐樑代的王僧辯、朱異、蕭景、蕭琛、殷鈞、夏侯亶、徐摛、蕭子顯、王規、卞華和蕭繹﹐陳朝的徐孝克和戚袞等等﹐都是馳名一時的才辯之士。其談辯的內容比晉人更為廣闊﹐幾乎涉及了當時社會的各個方面。從史書的記載來看﹐南朝時代有關玄學的大規模聚談似乎並不很多﹐其熱烈的程度也遠不及兩晉時代。兩晉時代﹐儒學稍衰﹐至南朝則開始抬頭。當時關於儒學的論辯非常激烈（參見本書頁73）。《宋書》卷七三《顏延之傳》﹕
雁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征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
“自敷釋”﹐即自問自答﹐也就是自為客主。這是一場有皇帝參加並擔任主持人的儒學辯論盛會﹐論者是周續之和顏延之。《樑書》卷二五《周捨傳》﹕
建武中﹐魏人吳包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祏招包講﹐捨造坐﹐累折包﹐辭理遒逸﹐由是名為口辯﹜詍椐龤慼歐蝖慼戮@□彌□□儻□韃荊□□露轡□傘﹗?
樑高祖在詔書中稱周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同上）﹐而吳包與周捨辯論的也是儒學問題﹐周捨善於口辯﹐最後獲勝﹐並由這次勝利得到了主簿的官職。這個故事與阮修（270﹖~312﹖）“三語掾”的故事（引見本書頁64）非常相似。他們都是憑借清談場上的輝煌業績得到肥缺的。但前者偏重儒學﹐後者偏重玄學﹔前者以辭理遒逸見重於人﹐後者以簡言雋語得到讚賞。盡管在南朝清談中儒學因素比較突出﹐但總的來看﹐南朝的清談是玄、儒、佛兼有﹐呈現出一種交融的狀態﹔同時﹐大規模的清談往往是有組織的學術研討會﹐比較規范﹐也比較官方化﹐因為皇帝常常介入其中。《南史》卷七一《儒林傳‧戚袞》﹕
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從橫﹐難以答抗﹐諸儒懾氣。時袞說朝聘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領答如流﹐簡文深加嘆賞。
簡文帝蕭綱是這場辯論的主持人。這個角色﹐類似於現代田徑比賽中的發令員﹐他先命道學專家們互相問難﹐後命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參加這場辯論的人﹐都是按照固定的程序來發言的﹐必須遵守皇帝的指令。徐摛擊退了群儒﹐又與戚袞相對抗﹐結果不分勝負。他們二人論戰的具體內容﹐我們今日不得而知﹐但從簡文帝“宴集玄儒之士”一語來看﹐這是一場有關玄學和儒學的論戰。《南史》卷七六《隱逸列傳下‧馬樞》﹕
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樑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為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眾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
參加這場辯論的有道俗聽眾兩千人﹐主持人是樑邵陵王蕭綸。蕭綸通曉《大品經》﹐也善於講論。馬樞是主要的演講者﹐演講的題目是《維摩經》《老子》和《周易》﹐這涉及了佛學與玄學兩個領域。馬樞在當時聲望甚高﹐又受到邵陵王蕭綸的寵愛﹐所以蕭綸為袪除人們的顧忌心理﹐特意告戒眾人說﹕“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權提問﹐提出的問題要實實在在﹐要有的放矢。他的這番指示為此次清談奠定了民主自由的基調。於是數家學者各發問端﹐毫不客氣。馬樞依次剖析﹐應付裕如﹐人們隻能拱默聽受﹐而不能抗其一詞。在這場規模盛大﹐世所罕見﹐廣涉玄佛的大辯論中﹐馬樞能夠獨居鰲首﹐翼翼在前﹐確實很不簡單。
盡管東晉後期﹐玄、佛、儒三家已呈交融的態勢﹐但像這樣同時涉及諸多領域的重要問題的清談盛會還沒有舉行過。同時﹐晉人之清談﹐多系個人的行為﹐盡管個別皇帝也參與其間﹐但都不是有組織有程序的官方行為。同時﹐晉代的清談﹐隻徘徊於高門望族的雕樑畫棟之下﹐與老百姓是沒有任何關系的。清談規模的擴大﹐與佛教的流行有密切關系。在齊樑時代﹐佛教成為國教﹐上至皇帝、公卿﹐下到平民百姓﹐多有信奉者。因此在清談場上﹐才可能出現“道俗聽者兩千人”同時與會的盛況。正是由於佛學賦予人們以眾生平等的觀念﹐平民百姓才得以進入清談文化的殿堂來觀聽和欣賞的。
在外交方面﹐南朝士人也顯示了傑出的辯才。《南史》卷七二《文學列傳‧丘巨源傳》附《司馬憲傳》﹕“憲字景思﹐河內溫人﹐待詔東觀﹐為學士﹐至殿中郎﹐口辯有才地﹐使魏見稱於北。”司馬憲仕於齊、樑二朝﹐當時像他這樣以口辯之才擔當使者之任的名士有很多。對這些外交家來說﹐善辯是一種極為重要的能力。這種能力不僅關系著個人的毀譽﹐也關系著國家的榮辱。《南齊書》卷四七《王融傳》﹕
上（世祖）以融才辯﹐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逾其半。”……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為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不能復嗣? ”宋弁曰﹕“不容虛偽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遍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為懃懃於千裡? ”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裡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
北魏所獻良馬名不符實﹐釀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為了維護國君的尊嚴﹐王融痛斥北魏失信負義的行為﹐而北魏使者以馬“不習土地”為由開脫其責任﹐試圖挽回被動的局面。於是王融以周穆王駕馬行遍天下的故事推翻其“不習土地”的謬論。此時雙方的火氣都很盛﹐所以開始鑽牛角尖﹕宋弁以為沒有必要使良馬有千裡之勞﹐王融棋高一著﹐說良馬千裡之行﹐是為了使魏國人知其優劣﹐“若千裡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宋弁馬上抓住了這個話柄﹐說原來既然需要良馬﹐則無論何時皇帝都不會駕鼓車出行﹐言之鑿鑿﹐似無轉圜的余地。但王融又申其辯口於戰國﹐拉來了燕昭王與郭隗買千裡馬遺骨的故事﹐變被動為主動﹐將自己的國君抬高到燕昭王的歷史地位﹐從而使宋弁啞口無言。類似的人物還有徐陵。《陳書》卷二六本傳言其“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出使魏國時﹐正值天氣炎熱﹐主客魏收嘲笑他說␀e敖袢罩□齲□庇尚斐Ｊ湯礎﹗斃熗昊卮鶿擔骸拔敉跛嘀鏈耍□□菏賈評褚牽喚裎依雌福□骨涓粗□□睢﹗蔽菏沾笪□哺選Ｐ熗曄悄銑□□□氖□耍□菏帳潛蔽鶴骷遙□喑勖□皇保□熗瓴喚鱸諼難□矯媸□□□□□冶綺乓哺哂謁□□□暈菏嶄械椒淺Ｄ芽啊５筆蹦銑□拋傭嗲撇黃鴇憊□氖俊Ｌ啤□批|《朝野僉載》卷六﹕
樑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余驢鳴犬吠﹐聒耳而已。”
從實際情況看﹐北朝士人的素質和成就確實遠遠遜色於南國文士。這種差距也同樣反映在辯才方面。我們看南朝史書的記載﹐在南北文人乃至朝廷使者的晤談當中﹐佔上風的大都是南方人﹐而南方人也頗以辯才自負。《南齊書》卷四八《劉繪傳》﹕
後北虜使來﹐繪以辭辯﹐敕接虜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
所謂《語辭》﹐大約相當於今日外交活動中的談話錄、備忘錄之類的東西。王融曾撰有《接虜使語辭》（見《南齊書》本傳）﹐而細味“事畢﹐當撰《語辭》”一語﹐可以推知這可能是南朝的一種制度或者慣例﹐但不知始於何時。劉繪與北國使者談話佔了上風﹐所以便得意地吹起牛來。當時南方的辯士可以說多不勝數﹐所謂“南國辯學”﹐已被北朝的某些有識之士發現了。《樑書》卷二一《王份傳》附《王錫傳》﹕
普通初﹐魏始連和﹐便劉善明來聘﹐敕使中書舍人朱異接之﹐預燕者皆歸化北人。善明負其才氣﹐酒酣謂異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 ”異對曰﹕“異所以得接賓宴者﹐乃分職是司。二國通和﹐所敦親好﹔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冱碥褸簞靺e巴蹺□17噴塚□奔淥□牛□坪慰杉?? ”異具啟﹐敕即使於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異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未嘗訪彼一事﹐善明甚相嘆挹。佗日謂異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為國﹗”
劉善明與王、張二賢所談論的主要是經史問題﹐其中還夾雜著嘲謔之辭。他們所談論的並不是國家大事。這種情況反映了當時朝野辯士的一種心理傾向﹐那就是重視文史之辯。《宋書‧王惠傳》﹕
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籌慚而退。……
所謂“文史間發”﹐就是既談“文”﹐又論“史”。其具體內容我們雖然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這是一場有關文學與歷史問題的論辯。《宋書》卷五八《謝弘微傳》﹕
（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眾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
可知烏衣子弟所進行的辯論也是以“文義”為主的。謝混是謝弘微的叔父（繼叔）。案《文選》卷一八嵇康《琴賦》“雅昶唐堯﹐終詠微子”﹐李善注引《七略》﹕“又曰﹕《微子操》﹐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此“微子”乃微子啟﹐殷朝之賢人。其事具見《史記》卷三八《宋微子世家》（微子啟﹐太史公此文開篇作“微子開”﹐系避漢景帝之諱而改﹐見唐‧司馬貞《史記索引》）。按照孔子的說法﹐微子乃殷朝的“三仁”之一。《世說新語‧品藻》四一劉孝標注引《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幹諫而死。子曰␀e□笥腥□恃傘﹗□勇吩唬骸□腹□憊□泳潰□俸鏊樂□□苤儼凰饋Ｔ晃慈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明乎此﹐可知“微子”之號所以能夠表示“特所敬貴”之意的深層原因﹐而不僅僅由於“謝弘微”三字中有一個“微“字（子燁案﹕弘微本名密﹐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見《宋書》本傳）。同時﹐六朝世族有時喜歡以前人之名號為名號﹐由此而表達某種特殊的寓意（如個人的志趣﹐對孩子的看法﹐或者寄托對晚輩的期望之誠等等﹐參見拙著《<世說新語>研究》﹐頁92~93）。《宋書》卷六九《劉湛傳》﹕
湛負其志氣﹐常慕汲黯、崔琰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
又據《左傳‧文公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帝鴻氏有不才子﹐謂之渾敦”。“八愷”中有仲容（晉‧阮咸字）﹐“八元”中有仲堪（晉‧殷仲堪名）﹐而王渾和王敦更是盡人皆知的名士。由此我們亦可推見“微子”之號表示“特所敬貴”的用意。
其他名士如夏侯亶“涉獵文史﹐辯給能專對”（《樑書》卷二八本傳）﹐見知於時人。又如徐摛﹕
摛幼而好學﹐及長﹐遍覽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高祖甚加嘆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樑書》卷三0本傳）
和蕭子顯﹕
高祖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遍顧訪焉。嘗從容謂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制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為名對。（《樑書》卷三五《蕭子恪傳》附《蕭子顯傳》）
徐、蕭二人都是以善論文史經籍得寵於皇帝的。謝莊和顏延之這兩位著名的詩人也很善長辯論。《南史》卷二0《謝弘微傳》附《謝莊傳》﹕
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裡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
他們各以對方作品中的語句嘲笑對方知識的膚淺﹐當然是攻其一點﹐不計其余的。詩文固然應當別有創意﹐但若完全避免盡人皆知的某些常識﹐既不可能﹐也沒必要。這樣的文藝批評﹐在今日當然不宜提倡﹐但謝莊反應的“捷速”﹐語言的鋒芒﹐還是令人讚佩的。他們二人討論的是詩賦問題﹐也明顯帶有嘲謔的特點。
從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南朝士人的應對和酬答﹐也是以敏捷、迅速為貴﹐同時還要富於機巧。這一點與前代沒什麼差異。王僧辯“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然”（《南史》卷六三《王神念傳》附《王僧辯傳》）﹐卞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為當時之冠”（《樑書》卷四八《儒林傳‧卞華》）﹐“辯捷”﹐“機辯”是十分重要的。但僅僅“機”、“捷”還不夠﹐“才”也不容忽視。蕭琛“少而朗悟﹐有縱橫才辯”（《樑書》卷二六本傳）﹔殷睿“有才辯﹐知名齊世”（同上﹐卷二七《殷鈞傳》）﹔樑元帝“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出言為論﹐音響若鐘”（《南史》卷八《樑本紀下‧蕭繹》）﹔王斌“初為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南史》卷四八《陸慧曉傳》附《陸厥傳》）﹐也是富於才辯的人物。再如﹕
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查何如梨? ”敷曰﹕“梨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宋書‧張敷傳》）
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或雲帝問﹕“我書何如卿? ”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南史》卷二二《王曇首傳》附《王僧虔傳》）
性通悟﹐出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裡﹐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裡? ”此人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裡。”繪默然不答﹐亦無忤意﹐嘆其辯速。……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議﹐皆湊竟陵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彌為清綺﹐而繪音采贍麗﹐雅有風則。……（同上﹐卷三九《劉□傳》附《劉繪傳》）
“機”、“捷”、“才”﹐乃是南國辯學的三要素。如果說“才辯”主要表現在經史、文義的研討和玄學問題的商榷方面﹐那麼“機辯”與“捷辯”則主要顯露於宮廷問對、日常話語和外交辭令當中。南國士人機趣橫生的妙言雋語﹐今日看來也是很值得玩味的。
以上我們討論了中古時期崇尚談辯的風尚。這種傾向貫穿了整個中古時代﹐在清談文化發展的每個歷史階段都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表現。這種風尚導源於先秦名家與縱橫家﹐它對中古時代的學術、文化乃至歷史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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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偶然也有例外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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