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毛澤東對"實事求是"
命題的改造及思想史意義
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改造中國傳統的"實事求是"命題﹐不僅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且為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一條惟一正確的思想路線。本章擬對這種改造的歷史前提、實質及其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意義﹐進行分析。
一、改造"實事求是"命題的歷史前提
過去﹐人們在探討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的歷史淵源時﹐一般都是停留在指出這一命題最初出自班固所撰《漢書‧河間獻王傳》為止﹐而對這個命題在中國思想史上經歷了一些怎樣的演變過程則缺乏進一步的研究﹐而實際上這一過程是存在的﹐並且是毛澤東改造"實事求是"命題的歷史前提。
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漢代有所謂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清代有所謂宋學與漢學之爭。清代的"漢學"又稱考據學﹐漢學家們所推崇的正是漢代的古文經學﹔他們標榜的"實事求是"﹐是班固在描寫西漢的古文經學家、河間獻王劉德治學風格時所使用的一句話。
據《漢書》卷五十三《河間獻王傳》記載﹕"河間獻王德(前155-前129年在位)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裡﹐或有先祖舊忭吽熟A鉅宰□淄跽擼□實檬槎啵□牒撼□取﹗□□淄跛□檬榻怨盼南惹鼐墑椋□噸芄佟貳Ⅰ渡惺欏貳Ⅰ獨瘛貳Ⅰ獨竇恰貳Ⅰ睹獻印貳Ⅰ獨獻印分□簦□躍□□導牽□呤□又□剿□邸Ｆ溲□倭□眨□Ⅰ睹□鮮□貳Ⅰ蹲笫洗呵鎩凡┤痢?"這段話中所說的《周官》(即《周禮》)、《毛氏詩》、《左氏春秋》﹐都是漢代古文經學家們特別推崇的經傳﹔在西漢時期﹐朝廷提倡的主要是今文經學﹐據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所記﹐為古文經學家們推崇的《左氏春秋》和《毛詩》﹐直到平帝(1-5年在位)時才由朝廷立博士﹐而劉德卻在他的治下早就為這兩部經傳立了博士。盡管這些博士還隻是河間王一家之"私學"而不是中央朝廷所承認的"官學"﹐但卻說明劉德是漢代古文經學的最早倡導者和研究者。班固用"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來形容劉德所倡導的古文經學學派的治學風格﹐就正好說明了他們與今文經學派好講微言大義﹐對經典妄加引伸和發揮的風格不同。
唐代學者顏師古在注釋"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的"真"字時指出﹕"真﹐正也﹐留其正本﹐"在注"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時又指出﹕"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必須指出﹐不論是班固講的"求是"之"是"﹐還是顏師古講的"真是"之"是"﹐在古代字書中均不具有現代人們所理解的"規律"意思在內。許慎的《說文解字》雲﹕"是﹐直也。"在釋"直"時又雲﹕"正見也……從十從目。"徐鍇進而解釋說﹕"今十目所見是直也。"據此可知﹐古人所說的"是"指一種正確的見解。《玉篇》進而指出﹕"是﹐是非也。"則說明所謂作為正確見解的"是"﹐是與錯誤的見解"非"相對立而存在的。由此可見﹐所謂"真是"中的"真"是對"假"而言﹐"是"是對"非"而言﹐用現代語言來說﹐"真是"就是"真貨與正品"﹐而不是假貨、贗品。"實事求是"的本意﹐就是要辨明古代文物、典籍或文獻的真假、對錯、是歇o□□□臼且桓隹季菅□拿□舛澂皇欽苧□鮮堵鄣拿□狻?
清代漢學家標榜的"實事求是"與漢代古文經學派的宗旨是一脈相承的。阮元在序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時說﹕"兩漢之學(指漢代古文經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指釋老)未起之前也。我朝(指清代)儒學(指漢學﹐即考據學)篤實﹐務為其難﹐務求其是。"這裡講的"務為其難"是指漢學家們重考証、訓詁﹐這種治學方法比宋儒高談義理要艱難得多。這當然是漢學家立場的反映。而所謂"務求其是"﹐則明白地表示他們是以漢代古文學家的"實事求是"為標榜的。他們所理解的"是"﹐都是是非之是。他們所說的"實事求是"﹐仍是一個考據學命題而不是一個哲學認識論命題。
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宋明理學是注重認識論的﹐它有一個命題叫"即物窮理"﹐這裡的"理"卻包含有"規律"的意思在內。對此﹐朱熹在《大學章句》第5章補格物致知傳中講得十分明白﹕"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朱熹講的"即物而窮其理"就是要通過接觸事物而把握該事物的規律﹐值得注意的是﹐朱熹雖然沒有將"即物窮理"與"實事求是"兩個命題統一起來加以理解﹐但他在《大學章句》中說"物猶事也"﹔在《語類》中又力圖將"求是"之"是"與"理"統一起來加以理解。例如﹐他說﹕"凡觀書史﹐隻有個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 這裡還是將分清是非作為窮理的前提。但他又說﹕"學者工夫隻求一個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是﹐便是理。" 朱熹對是非與理的關系的這些理解﹐為後人將"即物窮理"與"實事求是"統一起來加以理解提供了有價值的思想資料﹐但是他本人畢竟沒有能夠完成將"實事求是"從考據學命題轉變成哲學認識論命題這--歷史使命。正因為如此﹐所以在清代才出現了漢學家與宋學家圍繞"實事求是"和"憐賃秫"兩個命題所進行的尖銳辯論。
清代漢學與宋學的辯論雖然是十分尖銳的﹐但又必須看到﹐正是這場辯論促進了人們對"實事求是"與"即物窮理"兩個命題的統一理解。在這一過程中﹐有兩個人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個是方東樹﹐一個是曾國藩。方東樹(1722-1851)﹐安徽桐城人。他站在宋學家立場﹐不滿漢學家之考據﹐於是寫了一本《漢學商兌》﹐在此書中﹐他為了跟漢學家爭奪"實事求是"這面旗幟﹐不僅公然宣稱"實事求是﹐莫如程朱"﹐而且開始對"實事求是"與"即物窮理"作統一理解﹐他說﹕"蓋漢學諸人﹐舉深忌痛疾致知窮理﹐所以說來說去﹐無不歸於錯者﹐其本亂也。聖門論學﹐固知行並進﹐然知畢竟在先。使非先知之﹐何以能行之不失也。理即事﹐而在所謂是者何耶?非理之所在耶?若不窮理﹐亦安知所求之是之所在。朱子固曰﹕'在即物而窮理。'夫即物窮理﹐非即實事求是乎?" 方東樹的批評不僅將"求是"與"窮理"的對立消除了﹐而且他所謂"夫即物窮理﹐非即實事求是乎"的論斷﹐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將"實事求是"與"即物窮理"兩個命題有機地統一起來了﹐因而具有開創意義。曾國藩從調和漢宋的立場出發﹐在《書學案小識後》一文中指出﹕"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為浩博。惠定字(棟)、戴東原(震)之流鉤研詁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為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稱即物窮理者乎?" 這樣﹐曾國藩就明確地將漢學家主張的"實事求是"中的"事"﹐說成就是宋學家說的"即物窮理"中的"物"﹔將漢學家說的"是"說成宋學家講的"理"﹐這就不僅將"實事求是"與"即物窮理"這兩個命題統一加以理解了﹐因而從理論上將漢、宋兩家調和起來﹐而且把"實事求是"這個原本是考據學的命題第一次變成了哲學認識論的命題。
自從曾國藩將實事求是改造成哲學認識論命題以後﹐一些近代學者在談及"實事求是"時﹐也大多從這個意義上加以理解和運用﹐而郭嵩燾則通過對西方的親身考察之後明確指出﹕"西人格致之學﹐所以牢籠天地﹐驅役萬物﹐皆實事求是之效也。"又說﹕"實事求是﹐西洋之本也。" 曾紀澤在《<文法舉隅>序》中談到﹐初學者除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之外﹐還要"復益以海國人土深思格物、實事求是之學。" 鄭觀應認為﹐西方"無論何學﹐總期實事求是。" 。章太炎則雲﹕"蓋近代學說﹐漸趨實事求是之塗。" 嚴復在《政治學講義》一書中談到西方科學時也說﹕"學者﹐即物而窮理﹐即前所謂知物者也。……然彼(指西方各國)之於所學也﹐初不設成心於其間。但實事求是﹐考其變相因果相生而謹記之。" 上述這些言論﹐在談到實事求是時﹐不僅大多數將它與"格物致知"或"即物窮理"聯系起來﹐以表明是從哲學認識論角度理解實事求是﹐而且將它與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及其認識論聯系起來。這些史實﹐既表明實事求是已從考據學命題轉化為哲學認識論命題﹐又預示了這個古老命題轉化為現代命題的征兆。有了這些歷史的舖墊﹐我們就會懂得﹐毛澤東將"實事求是"進行辯証唯物主義的改造﹐使之成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命題﹐決不是偶然的。
二、對"實事求是"命題改造的實質
毛澤東對中國傳統"實事求是"命題進行改造的實質﹐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在經過毛澤東改造而形成的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命題中﹐不僅具有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豐富內涵﹐而且具有唯物辯証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豐富內涵。
根據現在公開發表的毛澤東著作﹐他明確使用"實事求是"的命題﹐是在《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篇哲學名著發表之後。在1938年10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中﹐毛澤東明確提出﹕"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筏敻階m□質薔哂性都□渴兜哪７丁Ｒ蛭□揮惺凳慮笫牽□拍芡瓿扇范ｕ娜撾瘢恢揮性都□渴叮□拍懿皇□敖齣姆較頡?" 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又說﹕"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 上述引文中﹐有四處地方提到"實事求是"命題﹐但沒有對它進行具體的闡釋。到了1941年5月發表的《改造我們的學習》時﹐毛澤東則明確地對"實事求是"命題作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毛澤東在談到對現狀、歷史和馬克思主義應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態度"時指出﹕"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佔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也不是夸夸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 聯系毛澤東對實事求是的其他有關論述﹐我們認為﹐他對實事求是命題的馬克思主義改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毛澤東說的"'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這句話表明﹐所謂"實事"不僅是指與意識、思維相對而存在的物質﹐而且主要是指與主體相對而存在的客體。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是不以人們意識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意識和思維是第二郇t模□３沂歉叨確４□奈鎦?--大腦的功能。客觀存在是可知的﹐人們的意識和思維不過是對客觀存在 及其規律性的反映。隻有承認唯物主義的這一基本前提﹐人們才會認識到"實事求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並自覺地克服"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然而﹐"實事"作為與認識主體相對應而存在的客體﹐又不完全等同於物質。這是因為﹐首先﹐作為客觀存在的物質﹐無論在空間上和時間上來說﹐都是絕對的、無限的﹐而作為主體的認識對象的客體來說﹐由於受實踐條件的限制﹐卻是相對的、有限的﹐也就是說它隻是無限的物質世界的一個有限的部分。其次﹐作為主體認識對象的客體﹐有自然客體(包括"人化自然"和非"人化自然")﹐還有社會客體。而在社會客體中﹐既有社會物質客體﹐又有社會精神客體。社會精神客體又包括精神活動客體和精神產品客體。這種情況說明﹐作為人們認識出發點的"實事"﹐是與人們的社會實踐緊密相連的。從這個意義來說﹐"實事"也就是人類活動的一切客觀條件﹐即"實際"。所以毛澤東在解釋了"實事求是"之後﹐接著就指出﹕"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也說過﹕"軍事的規律﹐和其他事物的規律一樣﹐是客觀實際在我們頭腦中的反映﹐除了我們的頭腦以外﹐一切都是客觀實際的東西。" 對這段話中的"客觀實際"﹐《毛澤東選集》的編者作了如下注釋﹕"'實際這一個概念﹐按照中國文字﹐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指真實的情況﹐一種是指人們的行動(也即一般人所說的實踐)。毛澤東在他的著作中﹐應用這一個概念時﹐時常是雙關的。" 這個注釋是經過毛澤東審查同意的。毛澤東將"實事"與"實際"等同起來﹐並將人類的實踐引入"實事"和"實際"范疇之中﹐這就不僅和考據學家們隻求實証於書本劃清了界限﹐而且與一切不了踟捱跔撫氶憬`ㄐ穆壅吆突□滴ㄎ□壅□□□私縵蕖?
其二﹐毛澤東說的"'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表明﹐它既劃清了與不可知論、相對主義的界限﹐又劃清了與一切唯心主義的界限。不可知論者認為﹐人們的認識不可能認識"物自體"﹐即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相對主義者認為"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否認真理的客觀性。毛澤東肯定了規律的客觀性﹐也就是肯定了真理的客觀性和可知性。中國古代的主觀唯心主義者陸象山和王陽明認為"心即理"﹐實際上是否規律的客觀性。而客觀唯心主義者朱熹則認為﹐"有是理後生是氣"﹐"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卻隻在這裡"﹐他不僅將"理"視為先於"氣"而存在的絕對本體﹐而且將客觀規律歸結為儒家的道德教條﹕"氣則為金木水土﹐理則為仁義禮智"。 所以﹐毛澤東在談到規律性時認為應是客觀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唯心主義者既然不承認物質第一性﹐當然就不可能從實際出發﹐引出其固有的規律性。恰恰相反﹐他們的許多"理"往往都是臆造的﹐
其三﹐毛澤東說"'求'就是我們去研究"表明﹐認識規律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個從感性到理性的發展過程。在《實踐論》中﹐他深刻地論述了這種基於實踐的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辯証過程﹐並且指出﹕"認識的真正任務在於經過感覺而到達於思維﹐到達於逐步了解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了解它的規律性﹐了解這一過程和那一過程間的內部聯系﹐即到達於論理的認識。"毛澤東還把這個從感性到理性的認識深化過程﹐生動地概括為"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這種深刻分析﹐與古今中外一切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劃清了界限﹐他說﹕"哲學上的'唯理論'和'經驗論'都不懂得認識的歷史性或辯証性﹐雖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對於唯物的唯理論和經驗論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論和經驗論)﹐但在認識論的全體上則都是錯誤的。" 如果說﹐這裡講的唯物的唯理論和經驗論﹐主要是指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一些哲學家的觀點和當時黨內一些好心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者的話﹐那麼所謂"唯心的唯理論和經驗論"﹐則包括古今中外的一切唯心論。中國古代的唯心論﹐特別是宋明理學家大多隻強調和重視"德性之知"(理性認識)而貶低"見聞之知"(感性認識)。就連偉大的唯物主義哲學家王夫之﹐他雖力圖將"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聯系起來﹐但是終究未能解決問題。究其原因﹐就在於他不懂得基於社會實踐的認識的辯証運動。
其四﹐毛澤東對"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改造﹐不僅是唯物的而且是辯証的﹐這既表現在改造"實事求是"命題時﹐強調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強調聯系和轉化的思想﹐強調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辯証統一﹐而且他還特別強調實事求是的方法也就是分析的方法﹐他說﹕"我們對問題要分析﹐不要籠統地一概否定﹐我在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也說到要保留好的東西﹐這才是實事求是。" 毛澤東反復強調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是與實事求是相統一的。
其五﹐毛澤東所強調的"實事求是"﹐是以社會實踐為基礎的﹐這本身就包含了歷史唯物論的內涵。不僅如此﹐毛澤東還曾明確指出﹐在實際工作中實事求是就是要注意群眾情緒、要求﹐要和群眾打成一片。他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文中談到"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完全是布爾維克的精神"時說﹕"在這種精神下﹐延安同志們沒有一件事不是實事求是的。他們對於他們所領導的延安全縣人民群眾的情緒、要求及各種具體情況是充分了解的﹐他們完全和群眾打成一片﹐他們有很好的調查研究工作﹐因而他們就學會了馬克思主義的領導群眾的藝術﹐他們完全沒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 社會實踐本來就是群眾的實踐﹐所以實事求是與群眾路線在本質上是統一的、相通的。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實事求是命題的馬克思主義改造﹐是徹底的、深刻的。他一方面賦予"實事求是"這個傳統命題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豐富內涵﹐另方面又賦予馬克思主義哲學以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
三、在中國近代思想上的意義
毛澤東對傳統的"實事求是"命題的馬克思主義改造以及他所確立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固然是在同黨內主觀主義的"自以為是"鬥爭的結果﹐同時也是在同社會上各種錯誤思想傾向鬥爭的結果。這些錯誤思想傾向﹐既包括"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保守主義﹐又包括"全盤西化"的民族虛無主義﹔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之後﹐又出現了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這些錯誤傾向的表現形式雖然千差萬別﹐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不能實事求是地分析中國國情﹐因而也就不能正確地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創立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不僅與這些錯誤思想傾向劃清了界限﹐而且為正確解決這些錯誤思潮所無法解決的問題指明了方向﹐因而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的意義。
(一)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是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保守主義鬥爭的理論結晶。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保守主義﹐是貫穿中國近代思想史始終的一種社會思潮。早在五四運動期間﹐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中﹐就批判過戊戌變法時維新派的這種思想。他說﹕"那時候的思想﹐是一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中國是一個聲名文物之邦﹐中國的禮教甲於萬國。西洋隻有格致槍炮利害﹐學來這一點便得。'設若議論稍不如此﹐便被人看做'心醉歐風者流'﹐要受一世人的唾罵了。"必須看到﹐青年毛澤東對維新씿"中體西用"論的批評﹐是立於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立場上進行的。他指責維新派的思想"是空虛的思想"﹐"很少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他指出﹕"那時有一種'辦學堂'、'辦自治'、'請開議會'的風氣﹐尋其根底﹐多半湊熱鬧而已。湊熱鬧成了風﹐人人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實際去研究實事和真理了。" 這說明﹐此時的毛澤東已有了實事求是思想的萌芽﹐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社會又先後出現了以樑□溟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派"和以陶希聖為代表的"中國本位文化"派﹐他們所鼓吹的實質上仍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1935年1月﹐陶希聖等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宣言驚呼"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因此﹐"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征﹐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既不讚成完全模仿英、美、德、意﹐也反對"模仿蘇俄"。宣言表面上裝得很公正﹐實際上是配合了蔣介石的文化"圍剿"。胡適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中指出﹐所謂"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最新式的化裝出現。說話是全變了﹐精神還是那位《勸學篇》的作者(指張之洞)的精神。'根據中國本位'﹐不正是'中學為體'嗎﹖'采取批評態度﹐吸收其所當吸收'﹐不正是'西學為用'嗎?"胡適還認為十教授宣言主張對固有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主張對世界新文化"取長舍短﹐擇善而從"﹐是"最時髦的折衷論調。陳濟棠、何健諸公又何嘗不可以全盤采用十教授的宣言來做他的煙幕彈﹖" 胡適的這些批評是有一定道理的。所謂折衷主義就是將不同的思潮、觀點和理論無原則地、機械地湊在一起。在繼承傳統文化時﹐要避免折衷主義﹐就必須有一個正確的原則和客觀的標準。這個原則和標準就是毛澤東提出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這一原則﹐也正是對待傳統文化的實事求是思想的具體表現。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淪》中說﹕"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的﹐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証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讚揚任何封建的毒素。" 由此可見﹐毛澤東創立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既是與文化保守主義作鬥爭的理論結晶﹐又是克服文化保守主義﹐科學對待民族傳統文化的惟一正確的思想路線。
(二)實是求是思想路線也是與"全盤西化"的民族虛無主義鬥爭的理論結晶。
"全盤西化"論﹐是五四運動時期形式主義的向右發展的結果。"全盤西化"的概念是胡適最早提出的﹐但將這一觀點發揮得最系統的則是嶺南大學教授陳序經。縱觀他鼓吹的"全盤西化"論﹐其論點有以下數端﹕首先﹐從文化的整體性出發﹐認為要學習西方就必須"全盤"。陳序經說﹕"所謂西洋的科學、政治、經濟、倫理等﹐不外是西洋文化的各方面"﹐它們不是"獨立之物﹐它們都有了互相連帶、互相銜接的關系﹐因而我們要吸收西洋的科學﹐我們不得不連帶西洋文化的其他方面……也都吸收過來。" 其次﹐"全盤西化"的實質﹐就是要實行蚺陛撥ゴ織o□沃貧取３灤蚓□淞豆賾諶□濤骰□鷂餼俺□壬□芬晃鬧興擔?"無論獨裁也好﹐民主也好﹐甚至蔣廷黻先生所提倡的專制也好﹐還是不折不扣的西洋文化呢!""所渭全盤西化﹐就是從這個根本原則著想﹐" 這就道出了"全盤西化"論的實質﹐就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最後﹐貶低中國固有文化﹐宣揚民族虛無主義。陳序經在答吳景超一文中還說﹕中國文化"正在趨於消滅過程。"﹐"無論在文化那一方面﹐都沒有人家那樣進步。""我們所覺為最好的東西﹐遠不如人家的好。可是我們所覺壞的東西﹐還壞過人家所覺為最壞的千萬倍。" 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民族虛無主義。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全盤西化"論既然不能科學地分析中西文化﹐當然也就不可能實事求是地從中國國情出發﹐找出對待西方文化的正確態度和方法。這一理論在反對"中國文化本位"論時起過一定積極作用﹐但就其方法論而言卻是錯誤的。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別的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相聯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發展的關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決不能和任何別的民族的帝國主義反動文化相聯合﹐因為我們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茤胰窗敷粟豯蝖撲R畎□睾廖夼□械匚□鍘Ｋ□?'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 毛澤東的這一論斷﹐是實事求是地分析中國國情和外國文化後得出的科學結論。毛澤東創立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既是反對民族虛無主義鬥爭的理論升華﹐也是我們正確對待外國文化的惟一正確的指導路線。
三、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也是與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鬥爭的理論結晶。
在五四運動時期﹐胡適在《實驗主義》一文中宣稱﹕"我們所謂'實在'含有三大部分﹕(A)感覺﹐ (B)感覺與感覺之間及意象與意象之間的種種關系﹐(C)舊有的真理。" 後來﹐陳立夫則鼓吹"不誠無物"﹐以"誠"作為"生命動力"哲學的基礎﹐被稱為"唯生論"。它和蔣介石的"力行哲學"一樣﹐是國民黨的反動哲學體系。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在1943年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中也應用過"實事求是"這一命題﹐這顯然與毛澤東在他的著作中多次用"實事求是"分不開。但蔣介石認為﹐要做到這-點﹐還是得提倡"不誠無物"。他說﹕"何以事實的經過已確切証明了正確的路線﹐而國民仍不能夠有一致的認識呢?揆其原因﹐正由於在理論方面﹐他們自己既不能'實事求是'以探討真切的學問﹐又不能虛心接受事實已有証明的真理。在行動方面﹐他們既不能夠自拔於似是而非。不痛不癢的風氣﹐更不能隨先知先覺的指導﹐毅然決然的力行。……《中庸》說﹕'不誠無物。'國民的心理﹐社會的風氣﹐不返於樸實誠篤﹐建國復興事業﹐斷沒有成功的可能。" 對於蔣介石的這種論調﹐艾思奇在《〈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中給予了尖銳的批判。他說﹕"唯心論的'無物不誠'是完全不對的。在事實上﹐在唯物論者看來﹐第一個命題是'無物不誠'﹐第二個命題方可指出'不誠無物'。任何精神、思想、志願、信心﹐如果沒有客觀物質基礎﹐就一切都是空談﹐因為物質是本原的﹐第一位的﹐精神(誠)﹐是派生的﹐第二位的。隻有具備了充分物質基礎的精神(誠)﹐才有成功的希望。" 這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蔣介石所謂的"路線"和"實事求是"﹐從認識論來看﹐都不過是他自命的"先知先覺"者的唯心空談。
在本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馮友蘭從他的理世界"先於實際的世界"的觀點出發﹐宣傳中國哲學的"最好傳統"是"經虛涉曠"。他在《新原道》中說﹕"在中國哲學史中﹐先秦的道家﹐魏晉的玄學﹐唐代的禪宗﹐恰好造成了這一種傳統。新理學就是受這種傳統的啟示﹐利用現代新邏輯學對於形上學底批評﹐以成立一個完全'不著實際'底形上學。" "新理學中底幾個重要觀念﹐不能使人有積極底知識﹐亦不能使人有駕馭實際底能力。……這些觀念﹐又都是'空'底。他們所表示底都是超乎形象的。所以由這些觀念所得到底境界﹐是虛曠底。在這種境界中底人﹐是'經虛涉曠'底。" 針對馮友蘭的這種觀點﹐杜國庠發表《玄虛不是中國哲學的精神》﹐明確指出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不是玄虛而是實事求是。他說﹕"我們認為中國哲學的精神﹐不是'經虛涉曠'﹐而是'實事求是'﹔認為我們為學做人的需要﹐也是'實事求是'的精神。玄學是反科學的﹐歪曲事實﹐有損學者的風度﹐貽誤青年的學業﹐尤應糾正。" 杜氏還以事實証明﹐在中國哲學史上﹐既有"經虛涉曠"﹐更有"實事求是"。他說﹕"魏晉的玄學﹐唐代的禪宗﹐宋明的道學﹐這些都是所謂'經虛涉曠'的﹐但同時也有相反的實事求是的思想。及至有明末葉﹐王學勢衰﹐明清之交﹐黃顧王顏都重'致用'。前清樸學大盛﹐戴氏哲學也痛斥宋學的玄虛﹐控訴'人死於理﹐其誰憐之'。這些都是實事求是的。"
通過以上簡略的歷史回顧可以看出﹐在五四運動之後﹐盡管有種種非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在宣揚其唯心觀點﹐但是一直受到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的學者的批判﹐而到了上世紀40年代﹐毛澤東反復倡導的實事求是思想﹐不但在黨內深入人心﹐而且影響已及於政界和哲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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