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呂祖謙的實學思想
呂祖謙(1137-1181)字伯恭﹐浙江婺州(今金華)人。學者稱之東萊先生。南宋乾淳時期著名的婺學創始人。與朱熹、張栻齊名﹐並稱"東南三賢"。和朱、張二氏不同的是﹕呂祖謙引當時事功學派代表人物陳亮、陳傅良、葉適等人為學術知己。在創建婺學的過程中﹐吸收了事功學派的若幹思想資料﹐學術思想具有較為明顯的注重經世致用、崇實黜虛的傾向﹐包含了實學思想的內容。
一、揭露時弊、主張改革
呂祖謙的實學思想首先表現在﹕他正視社會現實﹐大膽揭露時弊﹐積極主張改革。
他對當時社會形勢的基本估計是﹕"民力殫盡而邦本未定﹐法度具存而穿穴蠹蝕﹐實百弊俱極。" 其依據是﹕
(一)吏治廢馳﹐官場腐敗。有宋一代﹐"三冗"(冗兵、冗費、冗官)成患。其中尤以冗官為害慘烈。對此﹐呂祖謙指出﹕"官寺充滿而隳惰苟且﹐無庶績咸熙之效。" "養癰護疽﹐隳取爵秩﹐各飽其欲。……是滔滔者既不可勝誅。" 他認為南宋統治集團內部官員冗繁﹐但多是些貪鄙無恥的"癰疽"。這些人屍耽祿位﹐毫無政績。平日所考慮的隻是如何媮取爵位﹐坐享俸祿﹐中飽私囊﹔關心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升遷榮辱。"眇然為國家深計大慮。"
(二)生計蕭然﹐民力凋殘。南宋小朝廷既要滿足自身的窮侈極奢﹐又要不斷地向金政冈酙V畈莆瘢□曰蝗《□實鄣匚壞陌參取﹖輛柙鈾埃□□糠倍唷６源耍□雷媲□畝轡４省Ｋ□擔?"萬室連甍﹐剽奪時鳴於桴鼓﹔千艘銜尾﹐轉輸日困於舳艫。" 這種超負荷的經濟剝削﹐直接導致了社會的經濟衰退。"垣牆頹僕﹐廬舍傾催﹐資用散失﹐生計蕭然。" 平民百姓終日掙紮在饑寒交迫的困境之中﹕"細民崎嶇﹐力耕勞瘁﹐雖遇豐稔﹐猶不足食。" 至於兇荒之年﹐其境遇就更加悲慘。"斯民顛頓愁悴﹐父子不能相保。" 更嚴重的是﹕"一歲之間﹐嬰孺夭閼﹐不知其兒﹐小民雖愚﹐豈無父子之愛﹐徒以阨以重賦﹐忍滅天性﹐親相賊殺﹐傷動和氣﹐悖逆人理﹐莫斯為甚。" 他正告封建統治集團"當取於民有制﹐不可無所止也。" 由此﹐呂祖謙提出了"廣取不如儉用"的主張。認為與其千方百計地榨取民眾之血汗﹐倒不如適當地減少些開支﹐實行"儉用"之方針。也指出﹕"大抵樸素簡約﹐即興之漸﹔奢侈靡麗﹐即衰之漸﹐天下國家皆然。"
(三)甲兵朽﹐鐵鉞鈍。宋朝伊始﹐趙匡胤為防止重現武將驕悍﹐藩鎮割據﹐尾大不掉之患﹐實行崇文輕武﹐以文人治軍之國策。這﹐遂成"祖宗之制"﹐代代相承。這種做法雖然加強封建中央政權的權威﹐但亦有很大的弊病﹐趙宋政權對外戰爭很少勝算即為明証。呂祖謙有感於此﹐認為南宋是﹕"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 他指出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文治"與"武績猶如人之手足﹐缺一不可。"如人之一身無手則不能執﹐無足則不能履﹐又何必愛手而惡足﹐自古文武隻一道。" "文治"好比人之手﹐無手則不能拿東西﹐"武績"好比人之足﹐無足則不能走路﹐"文"與"武"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各有其特定之功能﹐不能相互取代﹐應該二者並存。
與崇文輕武的目的相同﹐宋時兵制分為"禁軍"(中央直接控制的武裝)和"廂兵"(地方武裝)﹐且有意識地削弱廂兵的軍事實力﹐使廂兵隻吤B恍├先醪〔諧涫□□□郵碌鬧皇欠□□右邸Ｂ雷媲□哉庖?"祖宗之制"很不以為然。他說﹕"太祖作階級法﹐專治禁軍﹐而天下鎮兵﹐通謂之廂軍﹐教閱疏略﹐浸廢為役卒矣。" 這就使廂兵失去了起碼的抵御外患的能力﹐即使連極為平常的"邊隅小警"也對付不了。一有戰事﹐"將士遷延而卻步﹐渙散解弛﹐不相系屬。"廂軍衰蹶如斯﹐禁軍的情況也大告不妙。因崇文輕武﹐以文人治軍的方針的實施﹐致使禁軍的作戰能力大為下降。所謂"甲兵朽﹐鐵鉞鈍"即為其真實寫照﹐成為一群隻會徒耗軍餉而不會打仗的酒囊飯袋。在外患面前﹐"事功不競"﹐"莫能平殄"。指望這樣的軍隊"復仇恥﹐歸版圖"﹐完成南北統一大業﹐無疑是痴人說夢。
呂祖謙還針對借謹守祖宗之法而因循守舊、坐視其弊的觀念﹐提出了承祖宗之意而不對祖宗之事亦步亦趨的觀點。他說﹕"祖宗之意﹐隻欲天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祖宗之法﹐不必事事要學也。"呂祖謙之所以強調對於祖宗之法﹐"不必事事要學"﹐不僅是因為他認識到南宋小朝廷積重難返﹐要想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就得對陳規陋習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還基於這種認識﹐即歷史總是向前發展的﹐"向前則有功"。 如果全盤照搬祖宗的舊章程﹐勢必不適應已經變化的後世社會的現實﹐其結果隻能是"迂闊難行"的空談﹐注定不能成功。
他堅持認為後人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根據變化了社會實際情況﹐增添創造前人所沒有的東西。其謂﹕"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勵而振起﹐其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 這也就是說凡是前人所不完備的東西﹐後人應當"激勵而振起"﹐進行大膽的創造﹐凡是後人發展了前人所沒有的東西﹐更應該加以"愛護而扶持"﹐使之發揚光大。
至此﹐呂祖謙已將其對時弊之抨擊和改革之思想有機地統一了起來。凡是抨擊的內容均有改革之必要﹐凡是要求改革的必定是陳舊過時、弊端俱極的東西。
二、對勞動群眾歷史作用的估價
呂祖謙的實學思想還表現在對勞動群眾的歷史作用估價之中。
在封建社會中﹐社會物質生產的重擔始終落在以農民階級為主幹的勞動群眾肩上。整個社會所需求的物質生活資料要依靠他們的辛勤勞動而提供。對於封建統治階級來說﹐勞動群眾既是其欺壓凌辱的對象﹐更是其衣食父母。呂祖謙這樣說﹕"小人之惰惟利是嗜﹐既衣其帛﹐何恤乎不蠶之名?既食其粟﹐何恤乎不農之名?……天下之所以有僥幸而得帛者﹐以蠶婦陰為之織也﹔天下之所以有僥幸而得栗者﹐以農夫陰為之耕也。如使天下盡厭耕織﹐焚其機﹐斧其耒﹐則雖有巧術﹐何從而取粟帛﹐皆將凍於冬而餒於塗矣。" 呂祖謙認為整個社會能夠免於"凍於冬而餒於塗"﹐主要是由於蠶婦們紡紗織帛和農夫們的疾耕力穡。這就從根本上肯定了勞動群眾是封建社會物質基礎的承擔者。統治階級應該而且必須珍惜勞動群眾的勞動成果。所謂﹕"民之服田力穡﹐豈不其勞?君若以為寶﹐民則以為好。"
呂祖謙強調封建統治集團以民為寶﹐體恤他們的辛勞﹐是因為他從歷代封建政權的興亡事實之中﹐敏銳地覺察到了人民群眾中蘊藏著足以推毀任何一個封建政權的偉大力量。他說﹕"秦弱百姓而備匈奴﹐豈非懼匈奴之勢強﹐而謂百姓何能為乎?然亡秦者非匈奴也。……隋煬帝以盜賊何能為而不戒﹐故卒亡於盜賊。……人君必謂民怨何能為﹐故敢露虐﹐必謂財匱何能為﹐故敢淫侈。……何能為者﹐萬惡之所從生也。" 歷史上的昏君庸主們之所以敢肆無忌憚地暴虐百姓﹐恐怕在在他們的心目中﹐老百姓的載道怨聲又有什麼大不了的呢?他們之所以敢於荒淫奢侈不加任何收斂﹐關鍵在於他們錯誤地以為國家財政匱乏﹐百姓生活無著落不過是小事一件﹐用不著大驚小怪。呂祖謙指出這是一種極為危險的認識。誰要是有這種認識﹐誰就必定要受到歷史的懲罰。"六五﹐以柔順文明之才﹐居君之位﹐自可怡然燕處﹐然位雖高而理實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苟恃其尊﹐則必底於敗。故曰撫我則後﹐虐我則仇。" 自從荀子第一次將君民關系比喻舟和水以來﹐後世不少有識之士均以為是警世之言﹐多次引証。呂祖謙則由此得出以下結論﹕"蓋國之根本﹐全在小民。其興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諸侯﹐不在姦雄、盜賊﹐止在小民之身。" 他還進一步指出﹐國家的興衰存亡﹐與"下情通塞"與否有著密切的聯系。"漢武帝窮侈﹐淫刑﹐黷武﹐比秦、隋無幾﹐然秦、隋亡而漢不亡者﹐要須深思。二世、煬帝隻以下情不通﹐故亡。漢武下情卻通﹐隻輪台詔可見。外面利害﹐武帝具(俱)知之﹐國之存亡﹐隻看下情通塞。" "秦、隋亡而漢不亡"﹐原因是多方面的﹐呂祖謙以上的分析頗有以偏概全之嫌﹐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認為統治者隻有洞悉民情﹐才能維護自身的統治這種觀點。他堅決主張"定國是以一民聽"﹐"下孚群眾"。強調"民聽"、"群聽"對於治理國家的作用﹐還是有積極意義﹐至今仍未失去其應有之價值。盡管他所說的"定國是以一民聽"、"下孚群聽"和今天主張的傾聽群眾呼聲﹐走群眾路線不可同日而語。
呂祖謙在充分肯定人民群眾的社會歷史地位的同時﹐還高度評價了人民群眾在認識事物過程的作用。他響亮地提出了"聞街談巷語﹐句句皆有可聽﹔見輿召皂隸﹐人人皆有可取" 的命題。認為身處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並非是一群毫無認識能力的群氓﹐他們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有著對事物的正確認識﹐不乏可取之處。老百姓們的"街談巷語"包含了大量有價值的見解。上古聖君明主如堯、舜﹐之所以聖明﹐就在於他們善於從"街談巷語"中吸收其合理的顆粒﹐從"輿台皂隸"這些人身上汲取聰明智慧。
因此﹐呂祖謙在日常生活中﹐亦非常重視勞動群眾的實際經驗。他在乾道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一首唱和詩中這樣吟道﹕"平生老農語﹐易置復難忘。麥苗要經雪﹐橘黃要經霜。" 清楚地反映出呂祖謙對從生產實踐中提煉出來的經驗之談的重視。
三、"知猶識路﹐行猶進步"的認識論
呂祖謙的實學思想在其"知猶識路﹐行猶進步"的認識論中表現得特別突出。
呂祖謙在觀察社會、研究歷史的過程中﹐深深地感到"實理難知" ﹐唯有對"天地變化、草木繁蕪"精加考察﹐才能"求其故"。
首先﹐在認識的標準上﹐呂祖謙堅持以客觀為準繩的原則。他說﹕"如目疾﹐以青為紅﹐以白為黑﹐色初未變也﹐今惟當自治其目而色自定﹐卻無改色以從目之理。" 眼睛發生了毛病﹐"以青為紅﹐以白為黑"﹐隻能是將眼病治好﹐決不能"改色以從目"。這也就是說當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發生矛盾時﹐隻有糾正主觀認識的偏差﹐而不是要求客觀服從主觀。
與此相一致﹐呂祖謙指出無論是個人之"私見"﹐還是眾人之"共見"都是主觀的﹐一概不能作為判斷認識正確與否的標準。"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群言諸亂之中﹐俯仰參犬﹐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是非﹐此所甚可懼也。" 有時盡管主觀上以為所要認識的客觀事物已經了然在心﹐所謂"其理已明"﹐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很有可能是"私見蔽說"。同樣﹐對某一問題雖然是"雷同相從﹐一唱百和"﹐亦不能就此認定"其理已明"﹐這也許是"莫知是非"。
北宋張載對於認識的標準曾提出以眾人"共聞共見"為真理﹐以個人"獨聞獨見"為謬說的觀點。其謂﹕"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張氏這一觀點不無可取之處。但它所主張的是非標準不是以客觀實際為基礎﹐而是以人數之多寡為圭臬﹐仍屬於唯心主義的范疇。呂祖謙修正了張載這一觀點。他指出﹕"君子以獨立不懼﹐項閮c廾啤﹗□□黃涫陸猿Ｈ聳□倌晁□輝□□□卮缶□□□摶蝗艘暈椅□牽□怯寫罅α亢我緣敝??若見理不明者﹐見眾人紛紛安得不懼?見理明者﹐見理不見人﹐何懼之有?……彼眾人紛紛之論﹐人數雖眾﹐然其說皆無根蒂﹐乃獨立也﹐至此則我反眾﹐眾反為獨矣。" 呂祖謙認為無論是"共見共聞"﹐還是"獨見獨聞"﹐都必須以符合客觀實際為最後依據。如果是"見理不明"﹐雖然是"眾人紛紛之論"﹐但缺乏客觀依據﹐甚至與客觀實際相悖逆﹐仍然是站不住腳的。"見理明者"﹐雖然是"獨見獨聞"﹐"無一人以我為是"﹐但由於其主觀符合客觀﹐所以是不可屈服的。最終"眾人紛紛之論"﹐必定服從"見得理明者"的"獨聞獨見"。在中國認識史上﹐這段議論富有很高的理論價值。
其次﹐在如何正確認識事物這一問題上﹐呂祖謙也發表過若幹有價值的見解。他認為隻要經常接觸被認識的事物﹐就會消除對它們所產生的神秘感和陌生感。"怪生於罕而止於習。赫然當空者謂之日﹔燦然遍空者謂之星﹔油然而空者謂之雲﹐隱然在空者謂之雷﹔突然倚空者謂之山﹔渺然際空者謂之海﹐使未識而驟見之﹐豈不大可怪耶?其所以舉世安之而不以異者﹐習也。焄羆蒿凄愴之妖﹐木石鱗羽之異﹐世爭怪而共傳之者以其罕接於人耳。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有祥﹐兇有祲﹐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是猶晝之必夜也﹐何怪之有哉!" 世界上的某一事情見得多了﹐聽得多了﹐就會習以為常﹐不覺得它們怪異。比如日、星、雲、雷、山、海等﹐"皆俗飫聞而厭見者也"﹐人們並不認為它們神秘莫測。相反﹐有些現象百年難遇﹐或者是人們平生第一次接觸﹕如桃李冬華﹐石頭發聲﹐龍蛇爭鬥﹐地底下冒出異味﹐人們就會大為驚奇﹐甚至惶恐不安。"天下之理﹐本無可怪"﹐所謂"怪"﹐不過是人們"耳目之所不接"或罕接而己。
呂祖謙不排斥間接經驗﹐但更重視親身獲答晷x□丁Ｋ□擔?"且如無事時戒酒皆非實見﹐因一次酒失﹐方知酒真不可飲。又如無事時豈不知江行之險?經一次風濤幾覆舟後﹐必須相風色。" 人人都知道酒不可多飲﹐故而常常提醒自己注意。但如不親身經歷一次醉酒誤事﹐是沒有切膚之痛的。同樣﹐人人都知道江面水急浪高﹐行船之兇險﹐但也隻有親身碰上風濤幾乎要將船掀翻的兇險後﹐才會真正引起的重視。呂祖謙這一說法多少含有實踐出真知之基因﹐必須加以肯定。
呂祖謙論述了"名"與"實"的關系。他認為"名"必須真實地反映"實"。"名不可以幸取也。天下之事﹐因有外似而中實不然者。幸其似而竊其名﹐非不可以欺一時﹐然他日人即其似而求其真﹐則情見實吐﹐無不立敗。然果可以幸取耶?然則受名之始﹐乃受責之始也。" 這是說欺世盜名者盡管可以得逞於一時﹐卻不可能永遠不敗露。當人們循其名而求其實時﹐就會"情見實吐﹐無不立敗"。他的結論是名要符實﹐"幸取"其名者實不足訓。
"白馬非馬"是先秦名家公孫龍的著名命題。對此﹐呂祖謙有一段評論。"昔人言白馬非馬之說﹐若無白馬在前﹐則盡教他說﹐適有牽白馬者過堂下﹐則彼自破矣。如三耳之說﹐我則隨之而轉﹐則必為所惑﹐惟自守兩耳之說﹐則彼不能眩矣。" 他認為在沒有白馬這一實物時﹐"白馬非馬"之說還有可能會迷惑一些人。一旦有實實在在的白馬在場﹐"白馬非馬"之說就會不攻自破。這實際上是主張以"實"驗"名"﹐有一定可取之處。
呂祖謙還曲折地表達了事物的內容決定事物性質的觀點。他說﹕"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邪而不見其正。" 為什麼"小人"口吐"君子之言"﹐人們還是"見其邪而不見其正"的呢?呂祖謙解釋道﹕"氣可以奪言﹐而言不可以奪氣也。" "氣"即"小人"平時的真實行為。由此而說﹐呂祖謙所主張的是"實"決定"名"﹐而不是"名"決定"實"。他堅決楫ꐿ"咀其華而忘其實" 凡是與實際不相符合的"浮麗夸靡"之"名"、"辭"﹐都應該從根本上加以鏟除。
在認識的方法上﹐呂祖謙提出了"致知"和"力行"相統一的思想。他說﹕"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工夫﹐切不可偏" 。"知"與"行"猶如識路和走路﹐"知猶識路﹐行猶進步" 呂祖謙認為"致知"與"力行"是認識活動中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必須在認識實踐同時兼顧。知不至則行不力﹐但知而不行﹐"知"也就失去了實際意義而流入空虛。
四、"講實理﹐育實材而求實用"的教育思想
呂祖謙的實學觀點在其教育思想中再次得到了體現。呂祖謙是封建社會後期著名的教育家﹐以畢生之心血致力於封建主義教育事業。由於其治學向以嚴謹篤實著稱﹐因而"四方之士"慕名前來師從其學。朱熹之子﹐張栻之女都曾先後投其門下。呂祖謙的教育方針是﹕"講實理﹐育實材而求實用" "講實理"指的是教育指導思想﹐"育實材"說的是培養目標﹐"求實用"是治學態度和目的。
呂祖謙認為封建教育從屬於封建政治統治﹐必須為封建統治服務。"講實理"﹐說到底就是培養人們對封建主義的忠誠﹐使封建倫理綱常紮根於心。他說﹕"大抵為學之道﹐當先立其根本﹐忠信乃實德也。有此實德則可以進德修業。" 又說﹕"為學須識義、利、遜、悌、廉、恥六個字﹐於此守之不失為善人﹐於此上行之而著﹐習矣而察﹐便是精義妙道。" 這裡說的"實德"和"精義妙道"即為"實理"。呂祖謙認為這是封建教育的根本所在﹐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其它的一切都無從談起。
封建主義教育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為封建統治培養合格的人材。呂祖謙認為在解決了培養對象的思想、立場諸問題的基礎上﹐必須培養受教育者處理實際政務的本領。他主張聯系國家的法令之得與失進行教育。正確的要總結經驗﹐失誤的要汲取教訓"以為戒"。這樣﹐學生們日後就會具備駕馭國政﹐通攬全局的實際才幹。他指出如果受教育者隻有對封建主義的忠誠﹐而沒有對封建政權拯救補闕的才能﹐就是"無用之物"。這也就是"育實材"的全部涵義所在。
從培養"實材"的目標出發﹐呂祖謙認為看書學習不是"徒玩文采"﹐而是開拓視野﹐增進才幹。他在談到學習歷史﹐閱讀史籍問題時說﹕"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為治﹐見亂則以為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知識亦可以高﹐方為有益。" 所謂觀史"當如身在其中"﹐也就是要從歷史的客觀實際即從當時當地的具體歷史環境來分析、考察問題﹐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鍛煉培養自己處世應變之能力。故而他反對人們將主要精力放在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博學強記"之上﹐主張學會對歷史的分析和思考﹕"看史須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後成敗如何。其大要有六﹕擇善、警戒、閫范、治體、議論、處事。" 必須承認﹐呂祖謙這一主張﹐不僅是治史者的經驗之談﹐而且對學習其他科目亦有啟迪之功效。
呂祖謙強調讀書學習當"求學用"。"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為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為耶?" 與"求實用"的目的相一致﹐呂祖謙力倡學者必須具備"悍厚篤實"的學風。他說﹕"大抵為學﹐不可令虛聲多﹐實事少。非畏標謗之禍也。當互相激揚之時﹐本心已不實﹐學問已無本矣。" 他認為學者之所以不要圖虛名聲﹐而要潛心於學問﹐就在於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的功力紮實﹐可以學到經世致用的真本領。
呂祖謙在實施教育的過程中﹐還要求學者要獨立思考﹐敢於跳出前人之窠臼。"今之為學﹐自初及長多隨所習熟者為之。皆不出窠臼。唯出窠臼外﹐然後有功。" 如果一個人老是重復別人說過的話﹐人雲亦雲﹐墨守成規﹐那就永遠超越不了前人﹐在學業上也就不會有什麼新的創見或建樹。由此﹐呂祖謙告誡學者"毋徒襲先儒之遺言﹐毋作書生之陳語" 回答問題﹐一定要根據每個人的切身體會﹐講求"實理之所在"。"佛老亂真者﹐勿徒曰清虛寂滅﹐盍的言其亂真者疇深疇淺﹔申韓害正者也﹐勿徒曰刑名術數﹐盍確論其害正者﹐疇亡疇存。" 這就是說學者在批判佛老之說和申韓之術時﹐不要重復前人"清虛寂滅"或"刑名術數"之"遺言"、"陳語"﹐而要有自己的見解和語言。認真分析佛老申韓之學的深淺和哪些應該批判剔除、哪些可以加以保存的東西。作為治學之道﹐呂祖謙這個觀點無疑是對的。
綜上所述﹐呂祖謙的實學思想相當豐富﹐它是婺學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值得後人加以認真的整理。在剔除其封建主義毒素的基礎上﹐對於那些至今尚有啟迪意義的理論應該而且必須加以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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