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格致書院與實學教育
格致書院是中國近代洋務運動背景下產生的新型教育機構﹐學院的中國支持者、所有者、管理者中有許多人為洋務官員、富商和學者﹐他們與熱心中國教育事業的在華外國外交官、傳教士和商人共同創辦學院﹐其宗旨就是為洋務運動提供急需人才。洋務運動作為在中國遭受外國侵略、列強剝削的歷史背景中興起的求強求富運動﹐自始至終面臨著如何解決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與沖突的抉擇﹐洋務運動的發起者們既沒有采取保守的國粹主義態度﹐又沒有采取急進的全盤西化政策﹐而是選擇了一條平等交流、漸進吸收的文化路線。格致書院的辦學思想和方法反映了急迫的現實需要和深刻的時代特征。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國當時特殊的現實國情和歷史處境決定了洋務運動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是﹕既不能閉關鎖國、又不能全面開放﹐隻能適度接受、逐漸學習﹕另一方面洋務運動背後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正是明清以來的中國實學思想﹐雖然﹐實學思想未必為洋務人員所意識﹐但他們的文化態度﹐特別是在《格致書院課藝》中反映出來的格致書院數千名學員的思想觀點和教育方法﹐比較全面系統地體現了中國實學思想和教育理論在近代的發展面貌﹐尤其是從普通青年心態的角度比從少數幾位上層人物的角度認識中國翩慼慾D枷胛幕□徒逃□鄣鬩□砉愕畝唷５羈痰畝唷Ｒ虼耍□癰裰率樵貉□□嵌妊芯恐泄□□□笛□逃□枷耄□Ω盟擔□蘼堊芯磕諶蓴故茄芯糠椒ｕ際僑□碌摹?
格致書院的實學教育思想﹐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實用目的的人才觀、實效方式的教育觀、實理理論的學術觀﹐三者緊密聯系﹐缺一不可﹐構成一個有機的實學教育思想整體。
一、格致書院
(一)創辦
格致書院是中國近代教育的新鮮事物。它創建於1873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北海路﹐由麥華佗(1823--1895﹐英國駐滬領事)發起﹐唐廷樞(上海買辦)、傅蘭雅(1839--1928﹐英國著名傳教士)、徐壽(著名數學家)等人共同發起創辦。書院最初的名稱為"宏文書院"﹐其辦學宗旨是為華人了解西方科學技術﹐中西更敦和好之目的﹐書院的學習內容是講授西方各門科學技術及中西歷史文化與社會民情之比較﹐學習方式是專家講座、參觀實驗﹐其創辦經費由中外商官捐助。書院實行董事會管理﹐董事會由麥華佗和唐廷樞等四人組成﹐麥華佗、唐廷樞負責籌款﹐傅蘭雅負責征集購置西方圖書儀器﹐徐壽負責擇地建屋。1876年6月22日(光緒二年閏三月初一日)﹐格致書院正式開學﹐書院內設書房、知新堂、博物館等場所﹐置備中西文格致書籍和格致器具﹐諸如地球儀、風雨表、各種化學實驗等器具﹐書院名稱橫匾由李鴻章題寫。
格致書院四十年歷程中歷任西人懂事有麥華佗、傅蘭雅、偉力亞烈(1815-1887﹐英國著名傳教十)、福弼士(1840--1908﹐美國商人)、敬妥瑪(英國人)、擔文(上海西人中著名律師)、瑪高溫(1814-1893﹐美國傳教士)﹔歷任華人懂事有唐廷樞、徐壽、華蘅芳、王榮和、徐建寅、李鳳苞、徐華封、張煥綸、王韜、趙元益、李平書等。書院開學以後﹐日常事務多由徐壽負責﹐1884年徐壽逝世後﹐王韜從1884--1897年為監院。書院從1877年開始舉辦講座﹐1879年開始招收學生﹐1886年開始舉行一年四季的考課﹐其方式與一般書院無異﹐其內容則為科學與時事﹐與一般書院不同。1889年書院增加春秋兩季的特課﹐專請南北洋大臣命題閱卷﹐這種考課、特課一直到1894年沒有間斷﹐在考課中獲得超等、特等、一等的共有1878人次﹐考生遍布十多個省區﹐王韜將歷次課藝題目、命題人姓名、部分優秀考卷、以及評閱人的評語、眉批﹐逐年匯集成冊﹐印行15冊為《格致書院課藝》﹐1897年王韜逝世﹐院務由趙元益接管﹐1913年停辦。
(二)性質
格致書院是中國近代教育的新型學校。在格致書院興辦前後﹐中國各地的新舊書院層出不窮﹐有傳統的、有西式的、有教會的、有外僑的﹐它們都是單一的﹐而格致書院則是混合的﹐由外國人倡議﹐又有中國人參與﹔雖有中國官員的支持﹐擔又不受中國政府管轄﹕教學內容雖以西學為主﹐但又由中國考課完成﹕主要經費由中國官商捐助﹐圖書器具由外國人籌集﹕管理則由中外人士共同商定。格致書院這種中西兼容、官民合辦的性質完全是由近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特殊社會性質所決定。它出現在上海--觀察外部世界的窗口、接受西方文化的商埠﹐其洋人外僑熙來攘往、富商大賈車水馬龍﹐洋務運動方興未艾的地方絕非偶然。洋務運動是鴉片戰爭後﹐在中華民族經歷了屈辱--抵抗、排斥--追趕的歷史轉折﹐社會思想經歷了由學習西方軍事技術到學習西方工業經濟﹐進而學習西方近代教育的轉變過程的產物。從十九世紀六十到九十年代﹐在三十年相對平靜的時期中﹐中國工商業與政府密切合作﹐掀起興辦近代工業的熱潮﹐為了解決人才不足的問題﹐一些有識之士慷慨解囊投資教育﹐為熱心教育的中外人士提供了活動舞台﹐他們利用這一機遇﹐創辦新式學校﹐積極改革中國的傳統教育﹐努力學習西方的教育經驗﹐格致書院就是這種潮流的代表﹐尤其是它集中外官員、富商、學者、青年於四位一體﹐學貫中西的教育體系在世界實為罕見。
(三)意義
格致書院的名稱為什麼由最初的"宏文"改為後來的"格致"呢?其意義並非一般名詞變動﹐它體現著時代精神與教育價值的新取向。"格致"一詞原出自《禮記‧大學》中八條目的"格物致知"之意﹐在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屬於道德政治范疇。宋代朱熹把"格物致知"解釋為"即物窮理"﹐有探求客觀規律的含義。明朝末年實學家徐光啟與傳教士利瑪竇(意大利人)在翻譯《幾何原本》時﹐把"格致"解釋為自然科學﹐徐光啟在《刻幾何原本序》中說﹕"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別為象數"﹐他把西學分為大小兩種﹐小者即為格致之學。清代以來﹐"格致"一詞基本成為自然科學的代名詞。馮桂芬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把西方算、重、視、光、化等學叫做格致之學。英國傳教士傅蘭雅為中國介紹西方自然科學的普及性讀本叫做《格致須知》。作為格致書院的創辦人之一的徐壽對此專門有一段明確的說明﹐"惟是設教之法﹐古今各異﹐中外不同﹐而格致之學則一。然中國之所謂格致﹐所以誠、正、治、平也﹔外國之所謂格致﹐所以變化制造也。中國之格致功近於虛﹐虛則常偽﹕外國之格致功征諸實﹐實則皆真也。" ﹐徐壽的分析指出了中國傳統格致與西學格致的本質差別﹐說明了中國格致的弊端在於"虛偽"﹐西方格致的優點在於"真實"。這一觀點正是中國實學自明末以來批判傳統儒學空談心性﹐誤國誤民﹐而吸收西學求真求實﹐利物厚生的學術價值取向的根本觀點。這種價值取向經過清中葉考據學吸收西學綜合判斷和演繹推理的邏輯方法﹐大大加強了中國科學思維的應用﹐推進了中國實學的深入發展。鴉片戰爭以後﹐在民族生死、國家存亡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實學再次掀起學習西學的高潮﹐一方面是為了抗擊侵略、抵御外侮﹐師夷長技以制夷﹔另一方面是為了學習西學中實用有效的知識和方法﹐以便從文化上全面振興傳統、超越西方﹐這就需要從教育上來一番除舊布新的改革﹐而格致書院便是這種思想的嘗試。
我們選擇格致書院來研究中國這一時期的實學教育思想和科技文化﹐要比過去學術界隻研究少數幾個著名人物來得出近代中國思想發展狀況具有新的視角﹐雖然﹐洋務官員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和洋務學者馮桂芬、鄭觀應、薛福成、馬建忠、王韜、郭嵩燾等人反映的是社會上層人物的思想﹐是歷史舞台前沿的現象﹐他們的視界雖屬居高臨下﹐但是﹐觀察內容實屬狹隘膚淺﹕格致書院師生既有上層人物(李鴻章、薛福成、王韜等)的觀點﹐又有普通知識青年的心態﹐他們反映的是社會上下層思想的結合﹐是歷史舞台前後一體的全貌﹐視界是全方位的﹐觀察是深刻的﹐因而﹐從格致書院來研究中國洋務運動時期社會教育思想﹐其視角是全新的﹐意義是獨特的。
二、實學教育
(一)人才觀
洋務人員深感能與西方交涉的人才不足﹐對其需要迫在眉睫﹐而傳統教育體制下的舊式書院不能培養出這種人才。與西方科學哲學型的文化精神不同﹐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強烈的倫理政治色彩﹐反映到教育上﹐前者即顯露出對科學技術的重視﹐後者則表現出對科技的貶抑和對人倫的崇尚。孔子窮其畢生精力整理修訂的《詩》、《書》、《禮》、《樂》、《易》、《春秋》﹐深刻地體現了"天下歸仁"的倫理本位精神﹐技藝之學在儒家價值系統中是居於次要地位的。孔子心目中的技藝是從屬於禮義的﹐他在回答弟子樊遲學為圃之事時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儒家經典《大學》進一步把孔子的教育思想概括為一整套系統有序的為學做人功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漢唐以來的儒學雖然呈現出諸多不同的學術風貌﹐但是﹐"德上藝下"的傳統觀念始終一以貫之。朱熹曾嚴厲駁斥格物於外而不知反省內求者為"遊騎無歸"﹐稱"兀然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如同炊沙而欲其成飯﹐永遠無法達到窮理而貫通之境。 王守仁更進一步從"庭前格竹"的例子中逆推出倫理之外無學矣的荒謬結論﹐排斥一切技藝知識的學習和追求。他說﹕"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猶煉金而求其足色耳。後世不知作聖之本﹐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敝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行跡上比擬﹐知識癒廣而人欲癒滋﹐才力癒多而天理癒蔽。" 顯而易見﹐中國儒家"德上藝下"的價值觀念經過一代代儒學大師的不斷論証﹐癒易強化﹐從而逐漸演變成根深蒂固的習慣心理定勢。
洋務運動十分注意改革教育思想以選拔洋務人才。從長遠利益看﹐人才培養與人才選拔相互結合﹐但是﹐近代中國的嚴峻形勢常常迫使洋務人員不得不及時理順人才培養與人才選拔相結合的機制問題。1871年﹐先是沙俄侵佔伊犁﹔緊接著日本侵略台灣。1874年10月30日﹐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了屈辱的《北京條約》。連日本這樣的小國都敵不過﹐足見當時清政府海防建設是何等薄弱。面對危機﹐軍事海防問題與人才選拔密切相關。李鴻章於1874年以獨特的歷史眼光透析了海防問題背後的人才培養與人才選拔問題。他說﹕"洋人入中國已三十余年﹐駐京已十余年﹐以兵脅我﹐殆無虛歲﹐而求練達兵略精通洋法者恆不數覯﹐由於不學之過﹐下不學由於上不教也。軍務肅清以後﹐文武兩途﹐仍舍章句弓馬末由進身﹐而以章句弓馬施於洋務﹐隔膜太甚。是以沈葆楨前有請設算學科之奏﹐丁日昌前有武試改槍炮之奏﹐皆格於部議不行﹐而所用非所學﹐人才何由而出?" 。李鴻章認為如飽戮怬I?"章句弓馬"的傳統方法去培養和選拔人才﹐那決不可能挽救列強"以兵脅我"的危局﹐因為傳統進身之道與洋務人才畢竟"隔膜太甚"。那麼﹐洋務人才何由而出呢?李鴻章主張對傳統科舉制度進行必要的變通。他說﹕"臣愚以為科目即不能驟變﹐時文即不能遽廢﹐而小楷試貼﹐太蹈虛飾﹐甚非作養人才之道。似應於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以資造就。……擬請嗣後凡有海防省份﹐均宜設立洋學局﹐擇通曉時務大員主持其事﹐分為格致、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氣學數門﹐此皆有切於民生日用軍器制作主原。外國以之黜陟人才﹐故心思日出而不窮。華人聰明才力﹐本無不逮西人之處﹐但未得其法﹐未入其門﹐蓋無以鼓勵作新之耳。如有志趣思議﹐於各種略通一二者﹐選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學而精者為之師友﹐按照所學淺深﹐酌給薪水﹐俾得研究精明﹐再試以事﹐或分派船廠炮局﹐或充補防營員弁﹐如有成效﹐分別文武﹐照軍事保舉章程﹐奏獎升階﹐授以濱海沿江實缺﹐與正途出身無異。" 李鴻章的改革建議遭到了頑固派的攻擊﹐他們一本正經地肯定了人才對"防夷之務"的重要性﹐但是﹐他們認為所需人才並非精通洋務之士﹐而是深明大義的"正人君子"﹐"今日乏才﹐豈不學洋學之過哉?吏治壞於開捐﹐人才壞於濫保﹐寡廉鮮恥之徒日以多﹐正人君子日以少。" 。他們的邏輯推論是﹕傳統道德教育培養的是正人君子的人才﹐而西洋教育培養的是寡廉鮮恥之徒﹐因此﹐西學和中學是根本對立的兩種文化﹕"洋人之所長在機器﹐中國之所貴在人心。……今以重洋人機器之故﹐不能不以是為學問、為人才﹐無論教必不力、學必不精﹐竊恐天下皆將謂國家以禮義廉恥為無用﹐以洋學為難能﹐而人心因之解體﹐其從而習之者必皆無恥之人﹐洋器雖精﹐誰與國家共緩急哉?" 。這樣﹐洋務派與俁e膛刪□□錘醇□業謀緶壑□螅□笪衽傻鬧髡胖鸞□□罡咄持渭□潘□贍桑?1887年﹐總理衙門在《奏會議算學取士事》中稱﹕"欲盡取西學之所長﹐殆必以算學為先導。……凡由算學中式之舉人﹐應仍歸大號﹐與各省士子合試﹐憑文取中。如此則搜求絕藝之中﹐仍不改科舉取人之法﹐似亦獎勵人才之一道。……庶洋務非托空言﹐而得力與藝成而下者自有間矣。" 洋務派的觀點是在"中體西用"的框架中處理中西文化關系﹐並以此為理論基礎進行教育改革。
格致書院就是專門培養學貫中西、精通洋務人才的學校。它在辦學的指導思想上確立了一套新型的實學人才觀﹐《格致書院課藝》七十多道考題中﹐有六道考題是直接關於人才問題的﹐涉及二十多名學員的觀點﹐所論內容基本從兩方面闡述了實學人才觀﹕一是人才標準﹐二是人才選拔。
人才標準是人才觀的主要內容﹐它是確定人才性質和作用的前提條件﹐格致書院師生們的人才標準體現了實學思想的觀點﹐反映了實學思想的要求。學生孫兆熊說﹕"近今書院之設﹐亦此物此志也。在昔宋時陸象山講學於鵝湖﹐朱晦庵設教於鹿洞﹐俱以道學著聞﹐闡發義理為功﹐總不外教養之道﹐其它宋儒流弊﹐往往高談心性﹐不能見諸實用﹐始則斥政事之書為雜霸﹐於一切名物象數概以為不屑措意﹐其後欲糟粕六經以自矜其心得﹐其流弊遂不可勝窮。" 這就指明了宋明以來的儒學由理學逐漸轉變為心學﹐由心學末流逐漸轉變為實學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教育思想亦隨著思想文化的轉變而轉變。在晚清時期﹐中國實學思想全面高漲﹐其批判的鋒芒必然觸角傳統教育思想領域﹐並直指其流弊甚多的以高談心性為目標的道德教育﹐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所培養的人才不能見諸實用。這樣﹐一切以實用為依歸﹐就成為培養新型人才的標準。因為他們認為"古聖人興物以全民用﹐智者創巧者述﹐舉凡作車行陸﹐作舟行水﹐作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者﹐皆憑實事以致用﹐而非虛構其理也。特我中國儒生恥言利功﹐不如西人之矜言軔造。" 為什麼中國古已有之的實事致用的傳統到了近代落後於西方呢?就是因為宋明以來的理學流弊所致。而近代中國為什麼又與西學結合呢?他們認為"西學與洋務雖分兩途而實一貫"﹐"嘗觀歐西之學無不歸於實用"﹐ 洋務與西學的內在聯系就是實用﹐所以﹐實用--這一明清以來的時代精神--實學思想的主要特征﹐在晚清時期就成為洋務運動連接西學的思想條件﹐成為新型人才的內在標準。
那麼﹐實用標準具體有哪些內容、究竟如何落實呢?格致書院師生們的觀點用一句話概括﹐就是采用西學﹐學習其中有用於中國的東西。學生車善呈說﹕
今國家自許泰西各國通商﹐梯航畢萃﹐風氣一新﹐耳目所經泰西藝學﹐如天學、算學、地學、物學、化學、光學、聲學、熱學、電學、醫學、測量、繪圖、機器、制造、紉織、輪船、航海、軍械、鐵路、礦務等﹐以至通商事宜﹐凡百洋貨紛起疊陳﹐就其有用者而言﹐雖聖人亦所必取且其中實有中國所不如者﹐若概以淫巧奇技斥之妄矣。
格致書院師生認識到西學中幾乎所有自然科學技術門類既是實用者﹐又是中國不如者﹐中國必須在自然科學技術方面﹐甚至在通商貿易、法律條約方面追趕西方﹐否則﹐無法與世界接軌。興辦新式教育就要從根本上轉變人才觀念﹐一掃過去空虛浮泛的道德政治修養內容﹐批判傳統的迂腐人才觀。學生項藻馨說﹕"官當其材事核其實﹐此西國之所以日強也。惟我中國則不然﹐有虛文而無實效。少之所習非壯之所用。所謂經國之策﹐治民之譜非所尚也﹐國家掄才大典﹐文則以時文八股﹐武則以弓矢刀石﹐非是莫由進身﹐一切率援成例﹐束縛馳聚﹐安所得真材。" 中國傳統人才弊病就在於"少之所習非壯之所用"﹐改變這種陋習就要壯之所用即少之所習﹐一切以實用為標準。
任何一種新的社會思潮﹐必然體現在人才標準的選擇上。中國傳統人才標準自明中葉實學思潮興起後﹐便受到了激烈的批判﹐李贄、徐光啟等實學家為了倡導培育切實有用的新型人才﹐都曾熱切地關注和計劃學習西學﹐用西學的實理、實效、實用的性質改造傳統人才培養上的空虛迂腐內容。清初幾代皇帝在國家天文台和皇家太醫中大量采用西方人才(傳教士)。鴉片戰爭後﹐中國依靠自己的傳統文化不能抵御外侮﹐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在西學大量湧入中國的情況下﹐經過乾嘉考據學發展了的中國實學適應洋務運動的社會要求﹐從教育入手對人才標準進行一番徹底改造和重新樹造。於是在一部分官員、富商、學者、外僑社會力量中形成一股呼吁變革﹐改良教育的新的實學運動﹐解決人才問題就是這個運動的首要問題﹐人才標準的選擇就是采用西學之實補中學之虛﹐以西學之用補中學之空﹐這是中國實學一以貫之的思想核心。如果說明清實學注重西方自然科學的實理性和西方宗教平等精神的啟蒙性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改造作用的話﹐那麼﹐晚清實學更強調西學的實用效果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的改造作用。晚清時期中國學習西學的范圍要比明清時期大的多﹐除了幾何、歷法、西醫、工程、水利、建築外﹐還有天文、代數、地質、物理、化學、測量、繪圖、機械、制造、紡織、縫紉、輪船、航海、軍械、鐵路、礦務、商務、貿易、法律、國際關系等二十多個科目和領域。這不但說明了新的歷史時期需要人才具有更多知識、更實用技術﹐而且反映了中國實學在新時代發展的廣度和深度﹐特別是格致書院學生的思想觀點代表社會廣大普通知識分子心態﹐反映一種思想潮流在社會群眾中的普遍程度﹐正如馬克思所說﹕一種理論的需要程度取決於它對社會的滿足程度。十九世紀後半期西學以更大的幅面與中國實學結合﹐說明它能夠滿足一定社會需要﹐當然﹐這種需要不是少數人的個別需要﹐而是多數人的普遍需要。人才標準的實用選擇就體現了這種需要。
人才選拔是人才觀不可或缺的內容﹐有了人才標準相應就有人才選拔方法。格致書院學員蔣同寅說﹕
然欲求洋務人才足以稱職而無愧者﹐似當以廣方言館、同文館章程﹐極力整頓而量為變通﹐以期收人才之實效﹐而國幣亦不致虛糜﹐其法應將現在學生先行甄別﹐其有西學已精出類拔萃者﹐調取數名派入各海關洋務局作為翻譯生﹐凡遇外洋日報及往來洋文公牘傷令輪流翻譯﹐暇時課以條約公法更書﹐倘有中外交涉案件傷令按照條約公法妥議核奪。三年之後﹐如果見識宏通﹐吏治嫻熟﹐即行開報晉以官階作為翻譯委員﹐詳請督撫憲開單咨請總理衙門記名﹐遇有派充出洋隨員﹐以及遊歷委員等差﹐與京師同文館學生一律選派。
這種人才選撥方法屬於實踐型方法﹐大致有四個步驟﹕第一﹐仿照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章程﹐初步擬定一個人才選拔的辦法﹐推行全國。第二﹐在現有全國學生中﹐選拔對西學素有研究並成績突出者派送各海關、洋務局充當外語翻譯生。第三﹐一邊實踐﹐一邊學習﹐在工作中學習國際法和外語。第四﹐實習三年後﹐將其優秀者晉升官階﹐報請總理衙門備案﹐擔任出洋大臣隨員。這個方法強調人才對外語和國際法的學習﹐注重在實踐中選拔人才﹐目的就是為了辦好洋務﹐富國強兵﹐從而擺脫受制於外國的不利局面。但是﹐這種人才選拔方法可以解決國家短期急用急需人才的問題﹐不能在更大范圍內選拔新的人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格致書院師生提出了一種更大范圍的選拔方法﹐學員黃潤璋說﹕
誠能減文額之半以取別途﹐專考算學、天文、輿地、兵法、及水、火、電、重、氣、光、聲、化、礦、醫等恁慼憎`□尚椿□模□紋□尚次魑摹Ｆ漵形魑耐ｕ□□牟煌ａ□縝爸□鱍笱□□□還□□９靨硪煌ㄊ攏□□笮刑硪宦虯歟□褂幸嬗謚泄□□黃漵型ａ□畝澂煌ㄎ魑模□□□斃奶□ａ□都□行媯□形□孛□□歉□逡玻□圓壞糜朧浴Ｎ╖□嘸嬤□階既朧裕□綠煜氯嗣裰□α釧□塚□壞貌揮眯奈餮□□□□儐３柚□保□壞┤延倍沖觶□倉□蘧□ㄑ笪裰□瞬腦??其稱職固不待言矣。武科首場改洋槍﹐次場試以大炮﹐三場試以測量繪圖﹐既中甲科即投入水陸各營﹐隨營操練﹐以壯其膽識。如果材藝俱優者給以品級﹐他日臨陣邊疆﹐胸有把握。
顯然﹐這種觀點把人才選拔的范圍從文擴大到武﹐從商務法律擴大到軍事戰守﹐並且在文的范圍內﹐也從單一的外語法律擴大到幾乎所有西方自然科學技術門類。這種方法主張全面學習西方有用知識﹐盡量選拔中國急需人才﹐將西學的有用和中國的急需緊密連接起來﹐在選拔程序上必然打破傳統人才選拔方法﹐代之以中西兼容的全新方法﹐它避免了由於重視西學而忽視中學或者強調中學而輕視西學的偏向﹐明確規定必須具備中西兼通的條件﹐才能參加考試﹐特別強調擅長機械制造者更具優先資格。在武科選拔中﹐徹底淘汰傳統的刀弓石矢之類的內容﹐更之以洋槍洋炮、測量繪圖的內容﹐這是實用型的選拔方法﹐體現了實學思想的基本特征。
人才選拔在更長遠的范圍內則表現為儲才之法﹐格致書院的學生對此有比較深刻的看法。學生車善呈說﹕
西學專尚証據﹐俱屬形而下者﹐其外觀雖千溪萬經﹐五花八門而按之皆平淡無奇﹐所能不過技藝高明之流﹐心入其中﹐即覺一望無余﹐絕少神味。蓋大本大原之地﹐安內攘外之道﹐因時通變之方﹐儒者自有作用不離乎藝器﹐亦不僅恃藝器彼懷遠到之見者﹐斷不屑一技之能﹐其質性庸懦者於西學又格而不入﹐拘而不化﹐由此而論﹐西學儲才惟使之各習一藝﹐由專精而幾通變﹐即為有用之才。
這種方法強調人才選拔要專精一技一藝﹐而後達到通變的方法。因為他們看到西方科學重在技藝﹐由技入理﹐由藝通道﹐是一種經驗歸納型的實証主義學問﹐反映了早期工業化過程中經驗主義思維方法的突出特征﹐強調任何知識的掌握皆由經驗開始﹐而理論的應用皆歸經驗落實。格致書院學生不但認識到了西方科學的深刻特征﹐而且還發現它與中國傳統的差別。中國傳統往往是在應該專注經驗的時候﹐而思維卻飛揚到了理性的世界﹕應該理性演繹的時候﹐眼光卻又注意到了經驗的現實。"蓋中國於技藝雖有未盡而道義固無不盡﹐所貴取彼陳跡出我心裁﹐既得控制之方﹐復求設施之利﹐則於中國方有實濟耳。" 這種觀點主張利用中國道義優勢取西學技藝之長﹐融會貫通﹐推陳出新﹐既有保持社會協調穩定之方﹐又有采用西方技術設施發展經濟之利﹐對中國才有實用、實效之果。中國實學一貫主張內聖外王不可偏廢﹐道藝並重經世致用的觀點﹐格致書院學生在這裡具體的闡發了中國實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人才觀點。
格致書院有的學生還就儲才之方和選才之法結合起來﹐提出綜合性方案﹐如學生項文瑞主張儲才選才有三要﹕一要認真選拔學生﹐既切中實用﹐又避免浮泛﹐本著融會中西目標﹐實踐鍛煉原則﹐選拔全國人才。二要讓人才遊歷外洋﹐親身閱覽﹐增長知識﹐避免書本教條。三要精研理論﹐深究科學﹐達到理性掌握。隻有這樣才是真才實學。這種方法實際是要求人才﹕基礎厚﹐見識廣﹐理論深。這完全符合科學教育規律和人才成長的內在要求﹐表明實學思想的科學性和深刻性。格致書院學生楊家禾的主張更加寬泛務實﹐他要求人才一要遊歷﹐增加見識﹕二要交涉﹐熟悉條例﹔三要出使﹐掌握公約﹕四要統兵﹐操練新軍﹕五要權政﹐控制利權﹕六要經商﹐保護國利。從而使新的人才更切實用﹐全面系統地表達了實學人才思想。
(二)教育觀
格致書院的師生們在創辦近代教育的實踐中﹐形成一套新的實學教育觀﹐對於實學教育的意義、內容和方法都有詳明的闡述﹐既體現了時代特征﹐又反映了實學教育思想。
在實學教育的意義方面﹐格致書院師生在繼承和揚棄中國教育傳統的同時﹐分析闡明西方近代教育的合理性﹐從實用的觀點出發﹐主張新型教育要以采用西方教育為主的觀點。學生瞿昂來認為﹕"今夫中國非小弱也﹐見方裡五百萬﹐人民四萬萬有奇﹐除俄羅斯跨有兩洲外﹐各大國本國之大斷不及中國﹐而中國不能與各大國抗衡者何哉?格致之學不行也。欲求富強必先格致﹐士工商兵與農須各精學﹐各專其藝而更嚴絕大不富不強之本﹐然後富強開言﹐而富為真富﹐強為真強。" 這個觀點把中國近代貧弱之因直接歸咎於教育﹐說明了時事的危急﹐教育的重要。這是實學對中國近代國情的基本認識﹐應該說﹐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個觀點也是正確的。教育歷來就是培養人類文明的搖籃﹐特別是自英國工業革命後﹐整個世界都被卷入了現代化浪潮中﹐現代化正以文化上的科技先導化、經濟上的工業市場化、政治上的民主法制化為特征﹐迅速改變著人類社會面貌和歷史進程。教育在這場史無前例的變革中擔負著科技先導的先導﹐在近代歷史中被推到社會變革的舞台前沿﹐成為各國富國強兵的根本手段。格致書院學生的觀點適應了世界潮流的要求﹐反映了實學思想的發展。
那麼﹐新型教育為何必須是格致之學呢?因為教育改革的意義在於新型教育必須是以科學技術為主的實學實用教育﹐不能再是傳統時文帖括的空談教育﹐由傳統的倫理政治教育轉變為科學技術教育﹐這是近代中國的重大變革﹐其意義是十分深遠的。格致書院師生正確評估中國教育的歷史﹐認為中國在上古三代本有道藝並重的優良傳統﹐後世教育受理學流毒影響而重道輕藝。學生陳翼為說﹕
自古帝王立政曷嘗不重技藝之事哉。三古以上官無清濁之分﹐蓋精而論道經邦而傷材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豈有自詭清高﹐薄技藝而不屑意乎。書曰﹐咨垂汝作共工﹐是以技藝致卿士之位也。傳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而封諸陳。是以技藝受公侯之賞也。孔子系易﹐歷敘古先帝王制器之功﹐且曰備物制用﹐立成器為天…卜用者莫大乎聖人。上古之重技藝為何如哉﹐管子理齊亦重百工之事﹐其書曰﹐今天工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智事﹐是以齊國富強歷數百年﹐為天下雄。蓋古者百工之事官主其事﹐智能之士竭其材巧﹐故器用癒備。
他認為中國在上古三代十分重視技藝﹐特別是官員把它看作進身爵位的重要途徑。這種大教育觀必然帶來古代文明的繁榮與進步。認識到了這一點﹐就為開放視野﹐引進西學樹立了充分的民族文化自信心﹐而不是一昧崇洋媚外﹐實為我們今天之前驅。他們也客觀地分析了中國教育流變的原因和現狀﹐對歷史文化中不利於教育改革的流毒進行了批判。學生趙元益說﹕"中國格致之學肇於堯舜﹐至孔孟而大彰。及程朱而益顯﹐聖聖相承﹐路徑昭然﹐從無異論。至陽明而一變其說﹐謂知良知也﹐天下萬事萬物之理﹐吾良知自足﹐不須外面添一分﹐惟在致之而已﹐格物即致知之實功﹐意之所在謂之物﹕格正也﹐即意念所在之物而正之﹐而良知致矣。去煩難而直趨簡易﹐略階級而經尚空虛﹐高明明者往往喜從其教﹐自聖自神﹐出一語更無可否﹐斷一事不待商量﹐放盪決裂﹐不知自反。" 這段話集中分析了王陽明心學唯心主義對中國教育觀念的惡劣影響。他的批判體現了明清實學對宋明理學的批判﹐反映了格致書院教育觀中實學思想的深刻內涵。它主張實體達用、道藝並重的思想觀點﹐在教育上堅持學以致用﹐講求實理實效實用原則﹐這樣﹐西學中求真求實的學風與實學有內在一致性﹐實學就表現為對西學的吸收和融會之勢﹐改變中國傳統教育就要借鑒西方科技教育。
學生陳翼為認為﹕
泰西諸國以技藝雄於一時﹐日新月異而歲不同。豈其民之智之巧有過於我﹐亦有教以督之﹐學以守之﹐故能極其盛耳。泰西技藝之學皆有學堂﹐如中土書院之設﹐以聚群士使相觀摩﹐以成其學也。其書院之設有由官建者﹐有由民建者﹐有由教建者。又分為二院﹐童子之院專課淺近文字算法﹐六歲以上者入之﹐即古之小學也﹕有成人之院分門別戶﹐十三歲以上者入之﹐猶古之大學也。成藝之期多者五年﹐少者三年﹐皆視所學之深淺以為之程。大學所教甚眾﹐各執一藝不能相兼﹐如文學則有格致算學書史文字各院﹐凡國家及民間之折師者﹐於是乎取之吏治則有國政律例各院﹐凡國家各部之員、刑名之吏出使領事及律師稿房之職﹐於是乎取之。言語則有希臘羅馬歐洲西洲言語文字各院﹐凡隨死翻譯之員﹐於是乎取之。武備則有兵法營制水師陸師槍炮營壘步隊馬隊各院﹐凡水陸將牟﹐於是乎取之。制造則有橋樑水利炮台火車輪船兵械各院﹐凡官廠民廠制造之員﹐於是乎取之。其他礦務則有礦學﹐醫生則有醫學﹐天文則有台﹐地輿則有館﹐音樂則有府﹐樹藝則有圃﹐至於婦女亦有女紅之所﹐以及瞽聾喑啞手足不仁之人﹐莫不格授以相宜之事﹐教以可行之術﹐必一國之人無不得其用而後已。此泰西之良法而中國所無也。
這是對西方近代教育體系的詳盡闡述﹐充分反映了格致書院師生對西方教育狀況的了解程度如此細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裡反映出德國俾斯麥推行職業技術教育的新形勢﹐說明了格致書院師生追蹤世界形勢速度之快﹐信息之新﹐可見﹐教育改革問題成為他們研究的迫切課題﹐並一致堅持改革中國教育必須引進西方科技實學教育的結論﹐這是一個時代的結論﹐也是時代精神--實學思想在教育改革中的深刻反映。
教育內容是教育改革的關鍵。格致書院師生基本堅持道藝兼綜﹐重采西藝的原則。學生趙元益提出﹕"學無常師﹐中人以身心性命三綱五常為格致之根源﹐西人亦當加意考求而後不違於名教﹕西人以水火光聲化算電熱為格致之綱領﹐中人亦當潛心研究而後可至於富強。兼聽並觀﹐周咨博訪﹐勿傲己長﹐勿責人短﹐彼此相資﹐各得其益。庶幾異者日少﹐同者日多﹐由格致而漸臻於平治無難也。" 這個觀點主張道藝兼綜﹐中西互補﹐最後達到融異合同﹐中西一貫。他們雖然堅持保留傳統道義﹐但是積極主張全面學習西方文化的開放態度﹐表明實學的開放精神。
在中國重道傳統中怎樣吸收西方的科技內容呢?學生許象樞指出﹕"泰西各國書院極多﹐查德人花之安所著西國學校﹐雖船政、農政、通商、丹青、樂律、格致罔不設有書院。技藝特其一耳﹐分為十二門。" 具體有金類、陶類、石作、營造、組裝、火藥、化粉、制造、屠鮮、紙作、釀造、制糖。比較詳細地列舉西方技術教育的內容﹐它反映了工業化對技術分工的要求﹐其分工越細﹐越能達到技術的精益求精﹐技術教育就是適應這種要求而發展起來的。雖然洋務運動並非追趕世界最新潮流﹐但是﹐人類文化交流的規律總是使落後一方具有既補舊課、又趕時髦的特點。一切進步的實學家首先從自己國情出發﹐實事求是地選擇吸收外來文化的合理因素﹔然而選擇的目標卻是會通超勝外來文化﹐這就不能不考慮外來文化的主流方向。學生楊史彬經過一番選擇調整過程後﹐將中國實學教育的內容定位於藝學(格致學)。他說﹕"培植之道﹐雜則不能有功﹐隘則必無成效。是宜大加陶鑄﹐廣為栽培﹐務使無一技不精﹐無一藝不巧﹐方可與西國爭衡也。是故堂(技藝)中宜分為十所﹐以宏教育焉。" 下面他詳細列舉了十所的內容﹕珍奇所、格致所、圖畫所、化煉所、開采所、制作所、工程所、機器所、種植所、測量所﹐並一一說明操作、用途等情況﹐大致把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英法德等工業化發達國家的自然科學、工藝繪畫、工業冶煉、地質開采、機械制作、工程建造、農藝種植、測繪度量等學科領域包括了。當然沒有包括所有項目﹐西方有中國亦有者沒有選擇﹐西方無中國亦有者無選擇﹐選擇的隻是中國無或弱的西方教育內容﹐基本有感性經驗的、抽象理論的、操作鍛煉的﹐符合了由感性到理性﹐從實踐到理論的認識邏輯。在這一認識過程中﹐實學思想的觀點和方法特別顯著﹐一切從實用出發﹐一切歸於實用﹐任何知識都要學以致用﹐"實用"二字統攝了整個認識過程和教育內容。如在十所中第一所就是可供觀摩的珍奇所﹐它既是實用工具﹐又是理論結晶。近代中國是被迫奮起、學習西方的時代﹐由於時代的危急﹐形勢的緊迫﹐客觀上需要實學思想的指導﹐新教育內容的設置便體現了實學思想的方法。
(三)、學術觀
人才的追求必然訴諸教育的轉變﹐而教育的轉變又引起了思想界學術風氣的變化﹐這就自然涉及到十九世紀中國學術觀的變化狀況及趨勢。
格致書院把學術觀看作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來研究﹐在《格致書院課藝》七十多道試題中﹐專門討論中西學術觀的就有三道。他們用格致學指代學術﹐有的人專指自然科學﹐有的人泛指整個學術。他們最主要的興趣是探討中西學術傳統的差別及原因﹐以及兩種學術傳統的轉換。
關於中西學術傳統的特征及差別﹐格致書院師生用道藝、體用觀點來分析。學生王佐才認為中國學術特征是﹕"中國格致之學始見於大學一書﹐說者謂自經秦火其微言奧旨漸失其傳﹐故朱子補傳一章發明程子之意﹐實非漢儒所能及﹐然所釋者乃義理之格致﹐而非物理之格致也。中國重道輕藝﹐凡綱常法度禮樂教化無不闡發精微﹐不留余蘊﹐雖聖人復起﹐亦不能有加。惟物理之精粗誠有相形見絀者。" 這個概括首先把中國學術分為兩類﹐一類為義理之格致﹐一類為物理之格致。中國重道輕藝﹐在義理方面的學術登峰造極、無以復加﹔而在物理方面與西方相比相形見絀﹐急待發展。其次﹐中國學術之所以形成義理片面發展的局面﹐是因為秦火一焚﹐上古優良學術傳統沒能全面繼承下來﹐經宋儒片面發揮﹐唯心主義盛行。學生朱澄敘更加詳細地分析了中國格致學(學術)古今不同的原因。他說﹕"宋以後學尚心﹐故訓格為去﹐言不可玩也﹐解之因時不同如此﹐使曾子復作不知竟謂之何也。竊觀三代以上﹐制作代興﹐自伏羲結繩以為綱罟至周公造指南車送越裳氏歸國﹐豈非格致之事乎。孔子多能﹐子產博物﹐然求稱藝士﹐豈非皆格物之學乎。" 他認為中國上古本來就有探求物理之格致傳統﹐而且對物理義理並未明確劃分﹐二者渾然一體。這種學術傳統由於陸王心學影響而轉向﹐即使曾子在生也沒有辦法糾正這種偏向了。那麼﹐中國上古格致傳統與西方格致傳統有何關系呢?他說﹕"今泰西一切制作遠不過二千年﹐雖非竊我緒余﹐其實遙遙相繼﹐不必謂西學天文同於中國……" 當今西學講求格致絕不能認為是西學中源論﹐而是遙遙相繼﹐同時發展。這個觀點基本正確地說明了中西學術特征及形成原因﹐相比當時流行的錯誤觀點一一西學中源論十分難能可貴﹐更顯真知灼見。比如格致書院的另一個學生彭瑞熙就持這種錯誤觀點﹐他說﹔"格致二字本出中國之書﹐譯者從意義相近取而文之耳。考西人器數之學本名東來法﹐則原本蓋可知矣。世有講求格致者﹐以道為經﹐以藝為緯則中西一貫﹐亦何異之有哉?" 他的觀點﹐一是認為西方格致之學本出中國﹐稱東來法。二是堅持重道輕藝觀點。在這種觀念指導下﹐必然認為中國一切學問皆自有之﹐即使自然科學技術不如西方﹐那也用不著向西方學習﹐隻要稍加闡發自己傳統﹐就可掌握。這和同期大部分先進青年批判重道輕藝觀點正相反對﹐而且﹐在同一書院、同一考題中出現兩種相反觀點﹐均獲優等﹐說明書院民主、自由的學術空氣。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重道輕藝觀點暗中包含中華文明優勝論。本來對民族文化的過去、未來充滿自信並無錯誤﹐但是﹐在十九世紀的中國仍然持有這種觀點必然引起夷夏之別的陳腐陋見。中國自從明末傳來西方文化後﹐便在一部分學者中形成西學中源論觀點﹐方以智、王夫之就是代表。這種觀點表現在文化政策上就是具有溫和傾向的中體西用論。清中葉四庫全書派就是典型﹐他們對西方文化"節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晚清時期中體西用論更為流行﹐必然限制中西文化交流的廣度和深度﹐這一錯誤觀點的思想根源就是西學中源論。
西方學術的特征及其源流是格致書院師生研究的主要問題﹐這在當時的中國代表著了解世界、熟悉西學的最高水平。鐘天緯認為﹕"格致之學中西不同﹐自形而上者言之﹐則中國先儒闡發已無余蘊﹔自形而下者言之﹐則泰西新理方且日出不窮。蓋中國重道輕藝﹐故其格致專以義理為重﹕西國重藝輕道﹐故其格致偏於物理為多。此中西之所由分也。" 西方學術傳統正好和中國相反--重藝輕道﹐這是當時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普遍認識。其實﹐西方文化並非如此﹐這僅僅是特殊視角中的特殊現象﹐因為一方面從文化傳播角度來看﹐西方不論是學者、商人還是傳教士都把科學技術作為炫耀西方文化的主要內容﹐另一方面從文化接收角度來看﹐中國人從未把基督教看作高於儒學的治國之道。他們分析了西方文化的源流﹐"溯西人之論格致者﹐始於希臘之阿廬力士托德爾(注﹕亞裡士多德)當其時所論者﹐大致與中國相同。跆中國乾隆時﹐英人貝根(注﹕培根)者出(注﹕應當明代萬歷時)﹐始盡翻前說﹐一以講求實理考據事物為準﹐於是若算學若化學若聲學若光學若電學若地學若水學若形學若重學若醫學﹐莫不綱舉目張、條分縷析﹐厥後又有達文(注﹕達爾文)施本思(注﹕斯賓塞)二家之書。按達文精地理著書極多﹐大半以講求化學為最。施本思精於算學﹐其法得諸庭訓。今二氏所著之書盛行海外﹐為格致家圭臬﹐惜未見譯本為憾。然或謂西學講格致有類於煩瑣者﹐不知其加密求精﹐切於日用。" 。他認為西方學術傳統自古希臘亞裡士多德開創﹐奠定了實証與理性相結合的傳統。十六世紀英國培根一掃亞氏以來歐洲學術空虛學風﹐代之以經驗實証的嚴肅態度﹐為西方自科學技術分門別類建立了綱目。十九世紀英國達爾文的生物進化學說一出﹐更為自然科學的發展提供了典型的科學方法﹐這種方法不僅影響了自然科學界﹐而且影響了人文社會科學界﹐因而引起了整個思想學術傳統的改觀。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第一版於1859年10月24日出版﹐他的學說是通過赫胥黎的介紹首次傳入中國﹐赫胥黎是達爾文學說的忠實擁護者﹐他把1893年的一次講演和1894年為此改寫的導言合編成《天演論》一書。1896年中國近代著名翻譯家嚴復把它翻譯成中文出版﹐蔣同寅是在1889年答此試卷的﹐自然對達爾文學說了解不夠全面、掌握不夠準確。但是﹐格致書院師生在當時已對達爾文學說在西方學術界的巨大影響有所知曉﹐顯然﹐格致書院介紹西學是比較及時先進的﹐它確實是學習西方科學的一個窗口﹐而且﹐能夠及時討論並推動中西學術傳統的改觀﹐實為近代中國的學術前沿陣地。
關於中西方學術傳統如何分化的問題﹐格致書院的師生們也有比較深刻的分析。王佑才說﹕"中西相合者系偶然之跡﹐中西不合者乃趨向之歧。此其故由於中國每尊古而薄今﹐視古人為萬不可及﹐往往墨守成法而不知變通。西人喜新而厭故﹐視學問為後來居上﹐往往求勝於前人而務求實際。此中西格致之所由分也。" 他認為中西學術傳統的分化﹐學術觀念的差別﹐不是偶然的分化﹐而是必然的分歧﹐原因不在西學中源論﹐也不在中學西源論﹐而是完全由中西兩種文化自身的學術觀念和方法所決定﹐並非幾個思想家所能左右這一方向。具體而言﹐中國形成重道輕藝學術觀是因為中國學術尊古薄今﹐一切以個人為標準﹐泥古不化﹐使理論不能聯系實際﹐對待問題不能實事求是﹐導致不知變通﹐知識學問非但沒有切於實用﹐反而陷入主觀空想﹐教條主義盛行。西方學術重藝輕道是因為西方學術喜新厭舊﹐對待任何問題不是根據前人所為來找答案﹐而是針對變化的實際﹐以變化的方法和態度來處理問題﹐因而學問總能推陳出新、後來居上﹐今人勝於古人﹐其關鍵所在就是務求實際的科學態度﹐因而西方學術日新月異、精益求精。格致書院師生從中西對比中﹐深深感到要想改變中國學術傳統﹐必須從學術方法入手﹐以喜新厭舊的學風代替尊古薄今的傳統﹐而代替的關鍵就是務求實際的科學態度。值得注意的是務求實際與務求實用在理論上是有區別的﹐前者講求科學合理性﹐後者強調主觀使用效果﹔實用皆為實際﹐而實際不一定實用。這是格致書院對中國實學思想的新發展。因為明清一代實學家徐光啟、王征等人還沒有從理論上象格致書院師生對中西學術進行過這樣明確細致的分析﹐即使清中葉考據實學家也沒有批判尊古薄今的學術觀念。應該說﹐這種觀點雖然並不全面﹐但是看到了中西學術的特征及差別﹐並且比較深刻地分析了原因﹐代表了晚清實學思想的新水平﹐比起同時代許多人物的言論也要激進深刻﹐似乎感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前兆。因而﹐格致書院的思想代表了洋務運動時期的激進派﹐但他們又不象當時少數過激派鶴立雞群、應者寥寥。數千名格致書院學生處於一般群眾地位﹐代表普通大眾心態﹐當然是知識大眾心態﹐所以﹐他們的思想來自社會底層﹐更能洞察社會思潮的脈博﹐因而更能反映十九世紀後半葉中國社會思想發展的線索和脈絡。
學術觀念的轉變帶來學術傳統的更新。格致書院的創建本身就標志著一種新學術﹐為新學術氣氛注入了一股新鮮空氣。學術傳統的更新就是引進新的學術內容和方法﹐當時主要依賴於翻譯西書﹐這是學術傳統轉換的第一步。明末徐光啟在總結中西文化交流時﹐提出"翻譯--會通--超勝"原則﹐翻譯是第一步。晚清時期﹐中西文化隔膜已久﹐翻譯仍然是首當其沖的任務。學生孫維新說﹕"我朝道咸間海禁大開﹐西人來華者接踵連肩﹐其樂成義舉者或施醫或設塾﹐既通華文復譯西書﹐因而積習漸化﹐風氣頓開。識者皆知泰西格致實為有用之學﹐乃特聘西士專譯諸書﹐現刻出行世者﹐不下百有余種。試請縷細陳之。廣譯格致書處﹐一在京師同文館﹐一在江南制造局﹐此外若廣州之博濟醫院、登洲之文會館、申江之墨海書館等出亦譯有數書刊行間世。" 說明當時學術風氣的轉換和翻譯西書的廣泛。下面他把105種翻譯的西書按類別在考卷中一一剖析﹐評其繁簡﹐論其得失﹐足見平時研究很多﹐爛熟於心﹐方能有條不紊、從容道來。算學類《幾何原本序》等十六種﹐重學類《重學淺說》等四種﹐汽機類《汽機發軔》等三種﹐天學類《談天》等四種﹐地學類《地學淺釋》等十五種﹐化學類《化學鑒原》等十二種﹐電學類《電學》等三種﹐醫學類《全體新論》等二十二種﹐繪畫類《器象顯真》等十一種﹐綜合類《博物新編》等五種﹐行船類《航海金針》等四種﹐武備類《防海新論》等二十三種﹐工藝類《西藝知新》等九種﹐共計105種。這是孫維新在考卷中能夠說出書名及內容的一部分翻譯書刊。實際上﹐當時(1889年)翻譯成中文的西方書刊有"考各直省翻譯諸書與西人用華文自刻彼國之書﹐無慮二百余種﹐其學悉以格致為宗" 充分說明他們把翻譯西書當作改變中國學術重道輕藝、厚古薄今傳統的有力工具和主要方法﹐惟有不斷吸收外來文化因素﹐自己傳統才能得到淘汰過慮﹐推陳出新的發展﹐否則就不會有動力和生長點。西學的注入﹐特別是格致書籍的翻譯給中國技藝之學增添新的內容﹐以科學的巨大力量沖毀修齊治平的空談道學﹐為洋務運動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復興事業激發新的活力﹐從而使西學中的實用性與中國實學自然結合﹐匯成一股強大的社會思潮﹐既推動了西學的傳播﹐又促進了實學的發展﹐其實用效果服務於富國強兵的洋務運動﹐其科學思維扭轉著傳統學術的不良偏向。正如孫維新說﹕"我華既有此格致諸書﹐從此練習﹐精益求精﹐富強之術即在其中﹐才能之出不外是道﹐取西人數十百年之心思智力﹐一旦而為我用﹐安見不駕西人而上之乎。"
中國學術傳統也就在這時﹐由於大量吸收了西學的科學技術因素而發生了質的變化。戊戌變法後﹐中國傳統的實學在吸收融化西學的過程中﹐隨著西學一道轉變為現代新學﹐它的觀點、方法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但是﹐自明以來形成的中國實學既是傳統儒學最後一個形態﹐又是扭轉傳統學術的積極力量﹐不論其形態如何變化﹐不論其內容如何轉換﹐中國實學最根本的思想方法--實事求是沒有變。即使到了我們今天的改革時代﹐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不但沒有褪色﹐反而猶顯突出。因此﹐抓住了格致書院學術觀中這一核心﹐可以發現中國學術由古而近、由近而現的變化發展脈絡。
總之﹐格致書院這個西方科學之窗﹐是近代中國實學教育的典范。人才觀是其辦學的目標﹐教育觀是其辦學的方法﹐學術觀是其辦學的理論﹐三者緊密聯系﹐缺一不可﹐是一個有機的教育整體思想﹐聯結三者的靈魂就是中國實學思想。因而﹐格致書院既是實學思想的產物﹐又是實學思想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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