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常州莊氏學淵源之探討
在迄今的乾嘉學術研究中﹐對常州莊氏學術的研究﹐尚是一個薄弱環節。清中葉的常州莊氏學﹐起於莊存與﹐中經其侄述祖傳衍﹐至存與外孫劉逢祿、宋翔風而始顯。晚近學者論常州莊氏學之淵源﹐往往著眼於社會危機或權臣和坤之亂政﹐較少從學理上去進行梳理﹔其實這是一個很可深入論究的問題。所謂社會危機或權臣亂政雲雲﹐如果用以去觀察莊述祖以降之常州今文經學﹐抑或恰當﹐而據以解釋莊存與之《春秋》公羊學﹐則恐難以聯系得上。
一、問題的早期議論
關於乾隆間常州莊氏學術的淵源﹐20世紀初﹐章炳麟先生著《訄書》﹐從歷史環境和學風遞嬗著眼﹐有過概略的討論。太炎先生如是說﹕
初﹐太湖之濱﹐蘇、常、鬆江、太倉諸邑﹐其民佚麗。自晚明以來﹐喜為文辭比興﹐飲食會同﹐以博依相問難﹐故好瀏覽而無紀綱。其流風遍江之南北﹐惠棟興﹐猶尚該洽百氏﹐樂文采者相與依違之。及戴震起休寧﹐休寧於江南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學深邃﹐言直核而無溫藉﹐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庫館﹐諸儒皆震竦之﹐願斂衽為弟子。天下視文士漸輕﹐文士與經儒始交惡。……夫經說尚樸質﹐而文辭貴優衍﹐其分塗自然也。文士既已熙盪自喜﹐又恥不習經典﹐於是有常州今文之學﹐務為瑰意眇辭﹐ 以便文士。今文者﹐《春秋》公羊、《詩》齊、《尚書》伏生﹐而排斥《周官》、《左氏春秋》、《毛詩》、馬、鄭《尚書》。然皆以公羊為宗。始武進莊存與﹐與戴震同時﹐獨喜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辭》﹐猶稱說《周官》。其徒陽湖劉逢祿﹐始專主董生、李育﹐為《公羊釋例》﹐屬辭比事﹐類列彰較﹐亦不欲苟為恢詭。然其辭義溫厚﹐能使覽者說繹。及長洲宋翔鳳﹐最善傅會﹐牽引飾說﹐或采翼奉諸家﹐而雜以讖緯神秘之辭。翔鳳嘗語人曰﹐《說文》始一而終亥﹐即古之《歸藏》也。其義瑰瑋﹐而文特華妙﹐與治樸學者異術﹐故文士尤利之。
章先生之立論﹐一是注意歷史和地理環境對學風影響之不同﹐二是探討治經與為文取徑的差異﹐言之成理﹐自為一家。繼太炎先生之後﹐樑啟超先生自今文經學營壘中出﹐所著《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於此亦有論列。
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任公先生先是說﹕"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爛然如日中天矣。懸崖轉石﹐非達於地不止。則西漢今古文舊案﹐終必須翻騰一度﹐勢則然矣。"繼之又雲﹕
清儒既遍治古經﹐戴震弟子孔廣森始著《公羊通義》﹐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學者不宗之。今文學啟蒙大師﹐則武進莊存與也。存與著《春秋正辭》﹐刊落訓詁名物之末﹐專求所謂微言大義者﹐與戴、段一派所取途徑﹐全然不同。
樑先生的上述兩段話﹐第一段是他的"復古為解放"說的演繹﹐能否成立﹐另當別論。而第二段話﹐以莊存與為清代今文經學開派宗師﹐且明確指出莊氏所著《春秋正辭》﹐取徑與戴震、段玉裁一派不同﹐顯然將章太炎先生的討論向前做了推進。
稍後於《清代學術概論》﹐樑先生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則將常州學派的源頭問題明朗化﹐他說﹕
常州派有兩個源頭﹐一是經學﹐二是文學﹐後來漸合為一。他們的經學是公羊家經說﹐用特別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莊方耕存與、劉申受逢祿開派。他們的文學是陽湖派古文﹐從桐城派轉手而加以解放﹐由張皋文惠言、李申耆兆洛開派。兩派合一﹐來產生出一種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間考証學的基礎之上﹐建設順康間經世致用之學。
樑先生的討論﹐發展了章先生在《訄書》中提出的主張﹐無疑是對清代學術史研究的一個貢獻。然而當乾隆中葉考証學正盛之時﹐莊存與何以要去治講求微言大義的《春秋》公羊學?對於這樣一個問題﹐無論是章先生也好﹐還是樑先生也好﹐皆未及加以解決。
二、錢賓四先生的卓見
章太炎、樑任公二位先生留下的問題﹐是由錢賓四先生率先進行回答的。20世紀30年代中﹐錢先生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吸取章、樑二家論究之合理部分﹐轉而別辟蹊徑﹐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見。
錢賓四先生探討常州莊學之淵源﹐注意力集中於蘇州惠學的巨大影響上。蘇州惠氏一門﹐從康熙間惠有聲肇始﹐經惠周惕、惠士奇奠立藩籬﹐至乾隆初惠棟崛起﹐四世傳經﹐自成一派。關於惠氏一門學風﹐錢賓四先生歸納為"推尊漢儒﹐尚家法而信古訓"。錢先生做出此一判斷的依據主要是兩條﹐其一為惠士奇之論《周禮》﹐其二為惠棟之著《九經古義》。錢先生說﹕
天牧之論《周禮》﹐謂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訛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咸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為說。
錢先生又說﹕
及鬆崖守父意益堅。遂著《九經古義》﹐謂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古字古言﹐非經師不霰g妗Ｊ槍使叛擋豢篩囊玻□□Σ豢煞弦病Ｓ嗉宜氖來□□□掏ｕ乓澹□蚴黽已□□鰲毒啪□乓濉芬皇欏?
以此二條為依據﹐錢先生遂做出上述歸納﹔並進而指出﹕"此所謂守古訓﹐尊師傳﹐守家法﹐而漢學之壁壘遂定。其弟子同縣余蕭客、江聲諸人先後羽翼之﹐流風所被﹐海內人士無不重通經﹐通經無不知信古﹐其端自惠氏發之" 。
正是從對蘇州惠氏學風及其影響的準確把握出發﹐錢賓四先生創立新說﹐提出了"常州之學原本惠氏"的主張。錢先生的論証﹐依次圍繞如下幾個方面展開。
第一﹐表彰漢儒固是惠學之長﹐而惟漢是信亦實為惠學弊病。莊存與牽綴古經籍以為說﹐則系承襲惠學流弊而來。錢賓四先生於此有雲﹕"莊氏為學﹐既不屑屑於考據﹐故不能如乾嘉之篤實。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尋求義理於語言文字之表﹐而徒牽綴古經籍以為說。又往往比附以漢儒之迂怪﹐故其學乃有蘇州惠氏好誕之風而益肆。"
第二﹐莊存與侄述祖之為學﹐其究心明堂陰陽﹐亦在蘇州惠學范圍之中。錢先生說﹕"方耕有侄曰述祖﹐字葆琛(原注﹕生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卒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年六十七)﹐所著曰《珍藝宦叢書》﹐頗究明堂陰陽﹐亦蘇州惠學也。"
第三﹐莊存與外孫劉逢祿之主張恪守"漢師家法"﹐更是惠氏遺風。錢先生說﹕"申受論學主家法﹐此蘇州惠氏之風也(原注﹕戴望《劉先生行狀》﹐記嘉慶五年﹐劉舉拔貢生人都﹐父執故舊遍京師﹐不往幹謁﹐惟就張惠言問虞氏《易》、鄭氏《三禮》。張氏為學﹐亦由惠氏家法人也。劉氏有《虞氏易言補》﹐即補張氏書。又有《易虞氏五述》。此劉氏之以家法治《易》者)。主條例﹐則徽州戴氏之說。又主微言大義、撥亂反正﹐則承其外家之傳緒。值時運世風之變﹐而治經之業乃折而萃於《春秋》(原注﹕因其備人事)﹐治《春秋》又折而趨於《公羊》焉(原注﹕因其具師傳、詳條例。惠士奇論《春秋》曰﹕'《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暗室中。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谷有功兼有過。'此與申受尊公羊、深抑左氏者大異﹐然無害謂常州之學原本惠氏)"。
第四﹐劉逢祿著《春秋論》 ﹐闡發何休"三科九旨"﹐指為聖人微言大義所在﹐尤為蘇州惠氏家法論之影響。錢先生說﹕
前乎中受者﹐有曲阜孔廣森巽軒(原注﹕生乾隆十七年﹐卒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為方耕門人﹐而亦從學戴氏﹐為《公羊通義》﹐已不遵南宋以來謂《春秋》直書其事﹐不煩褒貶之義﹐然於何休所定三科九旨﹐亦未盡守。至申受﹐乃舉何氏三科九旨為聖人微言大義所在﹐特著《春秋論》上下篇﹐極論《春秋》之有書法(原注﹕上篇﹐針對錢竹汀《潛研堂集‧春秋論》而加駁難。錢氏文例証堅明﹐而劉氏非之。此如莊方耕不斥《古文尚書》﹐實同為考証學之反動。近人乃認晚清今文學為清代經學考証最後最精之結果﹐則尤誤也)﹐與條例之必遵何氏(原注﹕下篇﹐針對孔巽軒《公羊通義》而發。何氏三科九旨不見傳文﹐而劉氏信之。則以家法、師說之論為辨﹐此焦理堂所譏為據守之學也。常州公羊學之淵源於蘇州惠氏家法之論﹐此等處最顯)。
第五﹐莊存與外孫宋翔鳳之論學﹐牽附明堂陰陽﹐亦系惠氏遺風。錢先生說﹕"宋翔鳳宇於庭﹐長洲人﹐亦述祖甥(原注﹕生乾隆四十四年﹐卒咸豐十年﹐年八十二)。著《論語發微》﹐大意謂《論語》微言通於《春秋》﹐蓋亦申受《述何》之旨(原注﹕今《續經解》有宋氏《論語說義》十卷﹐乃《論語發微》之前稿)。又為《大學古義說》﹐以明堂陰陽相牽附(原注﹕此亦吳學惠氏遺風也)"。
以上述五條為依據﹐錢賓四先生遂得出關於常州莊氏學淵源之結論﹕"要之﹐常州公羊學與蘇州惠氏學﹐實以家法之觀念一脈相承﹐則彰然可見也" 。
三、深化討論的嘗試
章、樑、錢三位先生之所論﹐尤其是錢賓四先生的解釋﹐從宏觀學風的把握上﹐為我們研究常州莊氏學的淵源﹐做了十分寶貴的示范。至於深入進行探討﹐解決諸如莊存與何以要撰寫《春秋正辭》一類的問題﹐則是三位先生留給後學的功課。以下﹐擬接武錢賓四先生的思路﹐就此試做一些努力。
同惠棟相比﹐莊存與是晚輩﹐他生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要較惠棟年少22歲。乾隆九年(1744年)﹐惠棟撰《易漢學》成﹐率先揭出復彰漢學之大旗。翌年﹐莊存與始以一甲二名成進士﹐時年27歲。惠棟《易漢學自序》雲﹕
六經定於孔子﹐毀於秦﹐傳於漢。漢學之亡久矣﹐獨《詩》、 《禮》、 《公羊》﹐猶存毛、鄭、何三家。《春秋》為杜氏所亂﹐《尚書》為偽孔氏所亂﹐《易經》為王氏所亂。杜氏雖有更定﹐大校同於賈、服﹐偽孔氏則雜采馬、王之說﹐漢學雖亡而未盡亡也。惟王輔嗣以假象說《易》﹐根本黃老﹐而漢經師之義﹐盪然無復有存者矣。
常州與蘇州毗鄰﹐惠棟興復漢學的倡導﹐莊存與隨父宦遊南北﹐當能知其梗概。
乾隆十四年﹐清高宗詔舉潛心經學之士。惠棟為兩江總督黃廷桂、陝甘總督尹繼善保舉﹐列名薦牘。十六年﹐因試期在即﹐惠棟深以不能如期入京為憂﹐就此致書尹繼善﹐書中有雲﹕
棟少承家學﹐九經注疏﹐粗涉大要。自先曾王父樸庵公﹐以古義訓子弟﹐至棟四世﹐咸通漢學。以漢猶近古﹐去聖未遠故也。《詩》、《禮》毛、鄭﹐《公羊》何休﹐傳注具存。《尚書》、《左傳》﹐偽孔氏全采馬、王﹐杜元凱根本賈、服。惟《周易》一經﹐漢學全非。十五年前﹐曾取資州李氏《易解》﹐反復研求﹐恍然悟潔靜精微之旨﹐子遊《禮運》﹐子思《中庸》﹐純是《易》理。乃知師法家傳﹐淵源有自。此則棟獨知之契﹐用敢獻之左右者也。
此時莊存與正在翰林院為庶吉士﹐置身儒林清要﹐於惠棟之表彰漢儒經說﹐當有更深體悟。乾隆二十三年妝﹐存與以直隸學政條奏科場事宜﹐"奏請取士經旨﹐悉遵先儒傳注" ﹐或可視為對惠棟主張的響應。就當時學術界的情況言﹐惠棟所述之漢儒經說﹐表彰漢《易》有惠棟﹐《禮》有沈彤、江永﹐《詩》則有戴震。惟獨《春秋》公羊﹐尚無人表彰。莊存與因之起而回應﹐亦是情理中事。
莊存與之發願結撰《春秋正辭》﹐一方面固然是惠棟諸儒興復漢學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與此時的清廷好尚和存與自身的地位分不開。
高宗初政﹐秉其父祖遺訓﹐以"首重經學"為家法。乾隆十年四月﹐高宗策試天下貢士於太和殿﹐昭示天下士子﹕"將欲為良臣﹐舍窮經無他術" 。莊存與即是經此次殿試而進入翰林院庶吉士館。乾隆十三年五月﹐庶吉士散館﹐存與考列漢書二等之末﹐本當重罰﹐高宗念其"平時尚留心經學" ﹐責令留館再讀三年。經十六年與下科庶吉士一並考試﹐存與遂官翰林院編修。而此時正值清高宗詔舉經學﹐且首次南巡歸來﹐濡染江南窮經考古、漢學復彰之風﹐因之而高唱"經術昌明﹐無過今日" 。十七年﹐莊存與升侍講﹐﹔人直南書房﹐成為清高宗的文學侍從。
繼聖祖、世宗之後﹐清高宗亦視《春秋》為帝王之學﹐命儒臣編纂《春秋直解》。乾隆二十三年八月﹐書成﹐高宗撰序刊行。序中有雲﹕"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推其教﹐不越乎屬辭比事﹐而原夫成書之始﹐即遊、夏不能讚一辭。"高宗指斥宋儒胡安國《春秋傳》"傅會臆斷"﹐宣稱《直解》本清聖祖所定《春秋傳說匯纂》為指南﹐"意在息諸說之紛歧以翼傳﹐融諸傳之同異以尊經。 。
正是在令儒臣纂修《春秋直解》的前後﹐清高宗屢屢表彰漢儒董仲舒之學。乾隆十九年四月﹐高宗策試天下貢試於太和殿﹐闡發"天人合一"說﹐指出﹕"董仲舒以為﹐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又謂道之大﹐原出於斨j□觳槐洌□酪嗖槐洹?" 三十七年四月﹐同樣是策試天下貢士﹐高宗又稱﹕"漢仲舒董氏﹐經術最醇" 。三十九年二月﹐高宗在經筵講《論語》"克己復禮為仁"章﹐則以董仲舒、朱子之說相比較﹐認為﹕"董仲舒正誼明道之論﹐略為近之" 。在古代專制統治之下﹐"朕即國家"﹐帝王一己之好尚﹐對一時儒臣的為學﹐其制約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乾隆三十三年﹐莊存與為清高宗識拔﹐人直上書房﹐教授皇十一子永理。迄於五十一年告老還鄉﹐存與任是職十余年。他的《春秋正辭》﹐大概就始撰於人直上書房之後。我們之所以如此說﹐其根據主要是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春秋正辭》秉高宗旨意﹐遵孟子之教﹐以《春秋》為天子之事。莊存與於此有雲﹕"舊典禮經﹐左丘多聞。淵乎公羊﹐溫故知新。谷樑繩愆﹐子夏所傳。拾遺補闕﹐歷世多賢。《春秋》應天﹐受命作制。孟子輿有言﹐天子之事。以托王法﹐魯無愒焉。以治萬世﹐漢曷覬焉。" 書中﹐存與屢引董仲舒說﹐以明為君之道﹐力言維護"大一統"。所以道光初阮元輯《皇清經解》﹐著錄《春秋正辭》﹐評存與是書雲﹕"主公羊、董子﹐雖略采左氏、谷樑氏及宋元諸儒之說﹐而非如何劭公所譏倍經任意、反傳違戾也" 。
第二﹐乾隆三十六年三月﹐莊存與任會試副考官﹐翌年六月﹐在翰林院教習庶吉士。該科進士孔廣森後撰《春秋公羊通義》﹐於書中大段征引莊存與說《春秋》語雲﹕
座主莊侍郎為廣森說此經曰﹐屈貉之役﹐左氏以為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麇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也。蔡同姓之長﹐而也役於楚﹐ 自絕諸夏。……若蔡莊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
廣森服膺師說﹐在引述存與說後指出﹕"三復斯言﹐誠《春秋》之微旨"
第三﹐《春秋正辭》凡九類﹐依次為奉天辭、天子辭、內辭、二霸辭、諸夏辭、外辭、禁暴辭、誅亂辭、傳疑辭。大體類各一卷﹐惟內辭作上中下三卷﹐故全書作十一卷﹐末附《春秋要指》、《春秋舉例》各一卷。各類之下﹐再分子目﹐所列多寡不等﹐共計175目。今未所載﹐雖有目無書者甚多﹐因之光緒間所修《武陽志余》﹐認為﹕"此書先生或未能畢業﹐故各類中多有錄無書乎?" 但就體例言﹐則頗類講章。關於這一點﹐可以魏源文為証。道光間﹐莊氏後人輯存與經說為《味經齋遺書》﹐魏源於卷首撰序雲﹕"武進莊方耕少宗伯﹐乾隆中﹐以經術傅成親王於上書房十有余載﹐講幄宣敷﹐茹吐道誼。子孫輯錄成書﹐為《八卦觀象上下篇》、《尚書既見》、《毛詩說》、《春秋正辭》、《周官記》如幹卷。膠乎董膠西之對天人﹐醇乎匡丞相之述道德﹐肫乎劉中壘之陳古今﹐未嘗凌雜抓析﹐如韓、董、班、徐數子所譏﹐故世之語漢學者鮮稱道之" 。
根據以上諸條﹐筆者認為﹐《春秋正辭》當撰於乾隆三十至四十年代間﹐五十一年著者致仕﹐遂成未完之書。莊存與著書﹐正值乾隆盛世﹐身為卿貳﹐出入宮禁﹐周旋天子貴胄間﹐講幄論學﹐清真雅正﹐豈敢去妄議社會危機!至於和坤之登上政治舞台﹐據《清高宗實錄》和《清史稿》之和坤本傳記﹐則在乾隆四十年﹐而其亂政肆虐﹐則已是乾隆四十五年以後。因此﹐莊存與之晚年﹐固恨和坤之禍國殃民﹐但若以此為其結撰《春秋正辭》之初衷﹐則似可再做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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