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明清之際的經世實學思潮
明清之際﹐是世界歷史發生重要轉折的時期﹐是可以與春秋戰國之際相媲美的重要時代﹐是思想家自覺對秦漢以來的文化傳統及價值觀念進行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的時代。無論是在政治、經濟領域還是在思想、文化領域﹐舊的傳統的思想觀念與新的先進的價值理念在這一時期發生了激烈的沖擊和碰撞﹐社會面臨著一系列令人矚目的價值沖突和社會轉向。其中最重要的是隨著明清之際的知識界、思想界對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末流的猛烈抨擊﹐隨著封建體制內部革新派與新興市民階層兩股社會力量的"會合"而興起的經世實學思潮。本文旨在對明清之際興起的經世實學思潮做一全景式的描述。
一、理學之弊與經世實學思潮的出現
從歷史上看﹐每一個思想家﹐每一個思想流派都是在繼承前人已有思想觀點的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的﹐每一個思想家必須汲取前人已有的思想或學術成果﹐這是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思想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明清之際絕大多數思想家雖然各自在自己學術領域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或側重經學﹐或側重史學﹐或側重哲學﹐或側重實用﹐但有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那就是他們大都是從朱學或王學中分化、脫胎而來﹐一開始幾乎都是程朱理學或陸王心學的追隨者和信奉者﹐在理論雌樞E朐ㄔ瓷嫌脛□□蟯躚□３腫徘□客蚵頻牧□怠Ｈ緇譜隰恕７鍥娣輟16鉺J、唐甄等人基本屬於陸王心學系統﹐顧炎武、王夫之、陸世儀等人基本屬於程朱理學系統。
隨著中國封建制度日益走向沒落﹐理學越發展越背離初衷﹐越發展其弊端就越暴露無遺﹐完全墮入尋章摘句、支離繁瑣之途。理學自北宋中期興起以後﹐歷經宋、元、明三朝長達600年的發展演變﹐先後形成了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兩大理學流派。兩派雖問學路徑各有側重﹐程朱重"格物窮理"﹐陸王重"發明本心"﹐此外兩派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上如"心即理"與"性即理"、"人心"與"道心"﹐"天理"與"人欲"﹐"無極"與"太極"﹐"形而上"與"形而下"等都存在較大爭論與分歧﹐但他們在維護綱常名教及尊崇孔孟方面卻是一致的。到明代後期﹐隨著封建制度走向沒落﹐理學已淪變為"遊談無根"、"竭而無余華"﹐完全以抄襲"宋人語錄"及"策論"為治學圭臬﹐嚴重脫離實際﹐變成了空疏無用之學﹐對宋明以來的學風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這種空疏無用之風﹐導致了宋明時期社會的日益衰落和吏治的極端腐敗。於是﹐明朝中後期﹐在批判宋明理學過程中﹐從封建社會的母體中逐漸產生了一股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潮﹐這一實學思潮在明清之際主要表現為經世實學思潮。明清之際的經世實學思潮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對理學的空談心性而言﹐主張經世致用﹔對理學的束書不觀而言﹐主張回歸儒家原典。明清之際已有一些思想敏銳的思想家如楊慎、李贄等人開始倡導一種新的經世實學學風﹐這種新的學風成為與理學、心學相並立的新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形態。
明清經世實學思潮以"經世致用"為價值核心﹐在批判程朱理學"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的基礎上﹐大力提倡經世致用、實事求是之學﹐把學術研究的范圍從儒家經典擴大到了自然、社會和思想文化領域﹐天文、地理、河漕、山岳、風俗、兵革、田賦、典禮、制度等﹐皆在探究問學之列。大多數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李塨、朱之瑜、方以智、陳確等人﹐是這一經世實學思潮的參與者與推動者。如果沒有大的政治變動和社會變遷﹐如果沒有社會轉軌所造成的道德失范和心靈震盪﹐或許這些思想家仍將在朱學或王學的世界中踽踽獨行。社會的急劇變革一方面造成了社會固有道德觀、價值觀的瀕臨崩潰﹐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大批社會的先知先覺者﹐他們融人社會變革的浪潮﹐緊緊把握時代脈搏﹐對傳統的道德觀、價值觀進行重新估價和評判。他們在對傳統舊價值觀進行全面反思和批判的同時﹐積極倡導一種新的思想﹐新的價值觀﹐試圖為社會提供一種新的價值導向﹐引導社會走出理學的氛圍﹐走出中世紀的門檻。
二、反對理學空談心性主張實學實行實用
經世實學思潮是批判理學空談性理的產物。經世致用是中國文化中一以貫之的思想傳統﹐是中國知識分子實現其價值目標和道德思想的內在精神。"經世"思想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含義﹕有時強調主體的道德修養﹐有時強調治國安邦平天下﹐有時強調實行實用﹐有時強調事功趨利。明清之際﹐在中華大地上﹐湧現出了一大批提倡經世致用的思想家﹐他們或以經學濟理學之弊﹐以復興古學(經學)為己任﹔或獨辟蹊徑﹐開諸子學研究之風氣﹔或探究"切用於世"的學問﹐以求實功實用﹔或會通西學﹐傾心於"質測之學"的研究。盡管他們在不同學術領域各領風騷﹐各顯風采﹐但他們有一個特點是共同的﹐就是在抨擊理學空疏之弊的同時﹐竭力提倡經世致用、實學實用﹐從學風、學術上呈現出一股崇實黜虛、舍虛務實的新風尚。
與明清時期出現的從理學桎梏下解放出來的強烈要求相呼應﹐明中後期以後在江南地區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已相當明顯﹐對明清之際興起的經世實學思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促進作用。明清之際的經世實學思潮就是從總結和批判理學末流空談誤國的潮流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陳子龍、陸世儀、李時珍、楊慎、徐光啟、李贄、方以智、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他們大多胸懷救世之心﹐關心國計民生﹐讀書不尚空談﹐重視實用之學。經世實學派的學術宗旨就是"崇實黜虛"、"廢虛求實"。不可否認﹐理學在初創之時﹐頗具有疑經、不守傳注等創新精神﹐但其疑經往往流於主觀武斷﹐不守傳注往往流於任意解經甚至改經﹐以至學界盛行穿鑿附會、蹈空尚虛之歪風。早在明中後期﹐楊慎就已公開把程朱理學斥為"學而無用"之學﹐指出理學之根本錯誤就在於否定漢唐人對儒家經典的研究成果﹐從而陷人師心自用的境地。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贄也揭露說﹐那些談論程朱理學的人﹐其實都是一群"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講道德﹐說仁義自若"的偽君子﹐是一群"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敗俗傷世者。這群人雖口談"我欲厲俗而風世"﹐但他們對社會道德和風氣的影響﹐"莫甚於講周、程、張、朱者也" 。明末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呂坤也指出﹐學術要以國家的存亡、萬姓的生死、身心的邪正作為目標。高攀龍也強調學問應不重空談而貴實行﹐如果學問不與百姓日用相結合﹐便不是學問。
明亡以後﹐明清之際的思想家更是從文化的原因來闡釋社會政治問題﹐把宋明理學清談空疏之學風看作是明亡的根本原因﹐李塨說﹕"自明之末也﹐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天下無復辦事之官。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覺建功奏績﹐俱屬瑣屑。" 真可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黃宗羲對明以來理學空談性理的弊端進行了猛烈抨擊﹐以為宋明儒者"假其名以欺世。……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簾偯痍w塚□繾□莆恚□賴酪允橇實鼓喔?" 。陸世儀把當時除六藝之外的"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看作是實用的學問 。顧炎武反對"空疏之學"﹐力倡"經世致用"﹐以"修己治人之實學"取代"明心見性之空言"﹐主張文須"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 。他撰著《日知錄》的目的就在於"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 顧炎武把當時理學的清談與魏晉時期做了比較﹐指出﹕"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他指責那些夸夸其談者"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盪覆﹐宗社丘墟" 。在顧炎武看來﹐正是由於理學的清談導致了明朝的覆亡﹐這是顧炎武從歷史的回顧中和對理學的批判反思中得出的歷史結論﹐反映了明清之際思想家對理學的一種共識與歷史自覺。李二曲在提出"明體適用"主張的同時﹐指出"真知乃有實行﹐實行乃為真知"。主張用"酌古準今﹐明體適用"的實學取代"憑空蹈虛﹐高談性命"的俗學 ﹐把那些"明體而不適用"的人皆視為"腐儒" 。傅山、王夫等人在為學上也處處體現著實學精神。而朱之瑜論學問﹐也是以是否具有實用為標準"所謂實用者﹐一日有益於自己身心﹐二日有益於社會。"
如果說顧、黃、王、唐等思想家或偏袒程朱或偏袒陸王﹐對理學還有所保留的話﹐那麼明清之際另一系統的思想家顏元、潘平格、陳確等人則對於理學或心學﹐一齊推倒﹐沒有絲毫保留。顏元為學最強調實學實用﹐他認為﹐自漢晉章句泛濫以來﹐清談虛浮日盛。他認為﹐要看一件事有無實用價值﹐實踐是最好的檢驗標準。他把理學家空談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予以根本扭轉﹐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正其砯擰\逼淅□□髕淶藍□破涔?"﹐並把自己的治學之道歸結為"實文、實行、實體、實用" 。樑啟超說他"舉朱陸漢宋諸派所憑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對於二千年來思想界﹐為極猛烈極誠摯的大革命運動" 。潘平格斥責理學家喪失良心﹐學雜佛老﹐根本談不上是真儒。潘平格的反理學思想﹐在清初頗受重視﹐被譽為"儒門之觀音"。陳確從另一個方面把懷疑矛頭指向程朱理學數百年立論的根基之一《大學》﹐作《大學辨》﹐闡明《大學》非聖經賢傳﹐理學存在的根基被動搖。總之﹐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已深刻地意識到﹐理學的空談已經對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危害﹐不對理學進行糾正和批判﹐將有可能導致"亡天下"的後果。因此﹐理學"清談誤國"是當時思想家的普遍共識﹐也是引發經世實學思潮滋生和發展的契機。
三、舍經學而無理學的價值轉向
"舍經學而無理學"是與反對理學空談性理密切相關的。因為在中國的經學傳統中﹐始終存在著一種"求實"的精神﹐而這種"求實"精神正可以用來作為批判理學空疏無用的理論武器。經學是自秦漢以來中國學術的主要形式﹐也可以說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主流﹐故馮友蘭先生在其著作中把自漢代董仲舒至晚清康有為時期的中國學術稱為中國哲學史上的"經學時代" 千百年來﹐中國的學問幾乎都與經學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都是由對經典的不同詮釋方法引發而來。中國經學的發展形態﹐歷來有幾種不同觀點﹐但從經學的社會功能來看﹐無非有三種不同表現方式﹕從社會政治的層面講﹐經學表現為以"求用"為目的﹐今文經學為其代表﹔從歷史文化的層面講﹐經學表現為以"求實"為目的﹐古文經學為其代表﹔從哲學本體的層面講﹐經學表現為以"聞道"為目的﹐宋學為其代表。今文經學治經﹐皆借經典之"微言"以闡發社會政治之"大義"﹐在今文經學看來﹐凡是與經邦濟世無關的學問﹐皆為迂闊不實之恁慰葫艉魽慼摹L□□□彩凳慮笫恰10拚韃恍牛□□慚轄韉鬧窩□□群褪抵□鬧窩□椒ａ□罹呶鞣嬌蒲□木□瘛Ｋ蚊骼硌□潯緩筧思□□仗感岳恚□□□僑慈銜□岳硎親畬□氖導剩□衾□□岳磯□嘎坌奚硌□浴18喂□舶睿□閌巧岊徑□鵡□Ｕ飫□奈侍庠謨塚□硌□彝□□□賜牙刖□洌□炎約旱囊餳□考擁驕□瀋廈媯灰□瓷崞□□洌□我夥11幼約旱囊餳□□傭□萑胗翁肝薷□哪□丁Ｈ舸尤說木□癲忝□純疾歟□硌□頤僑肥底□×巳說哪持址淺?"實際"的內容﹐是一種顛倒了的"求實"精神。
經學在經過兩漢的興盛後﹐便沉寂不彰﹐分別為玄學、理學所取代。從思想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理學是對唐韓癒、柳宗元以來儒學復興運動的理論總結﹐是在儒、釋、道三家相互辯難﹐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新的思想理論體系﹐從這一點上說﹐理學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理學內部兩派雖數百年來互爭高低﹐但都存在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他們都把"理"或"心"看作是超越於具體事物之上的獨立本體﹐"理"或"心"是評判一切的價值根源﹐區別僅僅在於﹕理學是為封建倫理綱常尋找最終根據﹐而心學則旨在為人生人性尋找價值本原。這樣﹐其理論自身就留下了一個無法回避和解決的悖論﹐以至於其末流或恃己意為真理﹐或近於狂禪。在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眼裡﹐他們的主張都是一種"虛而不實"的東西。為了恢復被理學家歪曲了的"理"與"心性"的本來面目﹐使之從"神化"中擺脫出來﹐就必須回歸到儒家原典。回歸儒家原典是以"復興古學(經學)"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明末﹐學術思想界彌漫著"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的空疏之風﹐於經世、治國之道毫不關心。針對這股衰世頹風﹐明弘治、嘉靖年間已有一大批學者致力於"復興古學"(經學)的努力﹐如明弘治、嘉靖年間前後七子文章之"復古"﹐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主張讀嘔k椋□豆拋鄭□婀乓簟＞荽擻醒□□衙骱脛巍12尉改曇淝昂篤咦遊惱輪?"復古"看作是清代考據學的淵源。於是音韻、文字之學始引起學者的關注﹐一批學術專著相繼面世﹐如楊慎以博洽著稱﹐主張多聞多見﹐尚博尚實﹐提倡一種新學風與新的治學方法﹐被認為"讀書博古崇尚考據之風實從此起" 。此外﹐與楊慎同時稍後的陳耀文、王世貞、焦竑、方以智等人﹐對古學(經學)復興運動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人們往往忽視了一個事實﹕王陽明本人對經學復興所起到的思想解放價值和意義。王陽明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從"心學"的角度強調"經學"的重要性﹐指出﹕"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 王陽明正是有感於"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於是發出了"有志之土﹐思起而行之"的倡議 。
由於王學在當時正處於取理學而代之的強勁勢頭﹐因而王陽明對經學的態度對經學的復興也同樣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我們應當把王陽明時代與王陽明後學時代(主要是晚明已流於狂禪的王學)嚴格區分開來。這是我們看待、分析一切歷史問題的基本立足點之一。晚明﹐由於王學勢力過於強大﹐佔據主流思潮﹐古學(經學)復興運動還處於王學陰影的籠罩之下﹐還沒有人能夠把經學從理學體系中分離出來。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在總結明亡的沉痛歷史教訓時﹐痛感王學末流的泛濫無用﹐使"天下生員﹐不能通經知古今﹐不明六經之旨﹐不通當代之務"﹐經學日漸荒疏。顧炎武最先高舉"經學即理學"的旗幟﹐上承矯正理學之弊﹐下啟清代考據學之先﹐成為從理學向考據學轉向的關鍵人物。顧炎武提倡"通經"在於"致用"﹐主張接觸現實﹐研究社會出現的實際問題﹐強調"明辨經學源流"﹐指出﹕"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 "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 把流行於世的"理學"貶斥為"禪學"﹐把它排斥在正統儒學之外。顧炎武提出的"舍經學而無理學"、"經學即理學"的學術綱領﹐在當時思想、信仰都出現嚴重危機的情況下﹐確有扭轉學風之功業﹕一是明確了以經學為治學之本。二是他反對的是雜襲釋老、斷章取義的"今之理學"﹐他期望在經學的基礎上重建理學系統。三是他認為一切學都是為了"致用"。顧炎武真正把經學從理學體系中分離開來﹐使經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對有清一朝300年的經學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顧炎武提出的"舍經學而無理學"原則及"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原則﹐成為影響清代乃至近現代學術的重要治學原則﹐經學又重新由學術邊緣走向學術的中心﹐成為從理學之虛到經學之實的轉向。對於明清之際的這股"復興古學"的現象﹐樑啟超給予了高度的概括和精辟的評論 。但我們應把握的一點是﹐所謂"復古"絕不是按照原來形態回歸到古代社會﹐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以"復古"為形式﹐實質上確是一種"思想解放"運動﹐是在"復古"的外衣下注入了新的思想內容。從這層意義上說﹐明清之際思想界的"復古"運動﹐為200年後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做了思想文化的前導工作。
四、西學東漸與自然科學的復興
明清之際經世實學思潮的另一個表現形式是明中後期西學的傳人。有學者把"西學"傳人以康熙中葉(1691)為限分為前後兩期 ﹐本文敘述的"西學"傳入大致屬於第一期。西學所倡導的科學精神和方法適應了當時經世實學思潮的需要﹐使中國傳統的學術格局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轉變。西學的傳入﹐拓展了當時中國人的理論視野和思維空間﹐豐富了日益高漲的經世實學思潮的內容﹐成為明清之際經世實學思潮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來中國從事傳教活動的耶穌會士利瑪竇﹐為了適應當時中國社會的需要﹐制訂了一套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合儒"、"補儒"及"超儒"的和平傳教政策。自此以後﹐西方來華傳教者有名可查者達65人之多 。西方傳教士對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的介紹﹐使中國固有的文化結構和思維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文化重道德倫理﹐重修身養性﹐輕自然科技等特點所決定的中國文化自先秦以來幾乎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格局隨著西方科學知識的傳人被打開了一個缺口﹐它使中國知識界在沉浸於儒家經典的同時﹐開始接觸和吸納西方的一些新知識、新思想﹐新領域﹐擴大和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容和內涵。從明中後期到清中期﹐由於有當時一大批站在時代前沿的經世實學思想家的宣傳、翻譯、介紹與引進﹐西方機械、物理、測繪、歷算等門類繁多的科學知識不斷傳人中國。但是由於當時西方傳教士自身的傳教目的和學術偏見﹐他們對歐洲文藝復興思潮以來的新思想、新成就諱莫如深﹐對當時西方最先進的自然科學思想如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伽裡略、牛頓的經典力學﹐笛卡爾的解析幾何﹐波義耳的新元素說以及先進的實驗法、歸納法、演繹法等大多隻字未提﹐相反﹐他們都把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大師托馬斯‧阿奎那奉為圭臬﹐他們介紹到中國的隻是托勒密的地心說﹐歐幾裡德的幾何學﹐亞裡士多德的四元素說等﹐因此﹐有的學者認為中國知識界所能接觸的還隻是西方中世紀的科學思想體系﹐不可夸大當時西方科學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這種觀點總的來說是不錯的﹐但我們也不可低估了當時西方科學思想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西方科學的傳人﹐使明清之際的知識分子從一種傳統封閉的狀態中擺脫出來﹐突破陳舊保守的思維模式﹐為中國的知識和文化帶來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新刺激。
徐光啟、李之藻針對晚明出現的種種弊端﹐極端重視西方自然科學的征實精神﹐他們響亮地喊章m?"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之前﹐先必翻譯" 的口號﹐他們甚至準備用10年左右的時間對"有益世用"的圖書"漸次廣譯"﹐試圖以"西學"來開啟民智﹐糾中國學術之弊﹐以挽救明王朝的社會政治危機。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在繼承徐光啟、李之藻自然科學觀的基礎上﹐積極吸收西方自然科學成果﹐對西學采取了歡迎的態度。黃宗羲在經世實學思潮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對西方自然科學成果給予了極大關注﹐並積極投身到這一科學活動的推廣和傳播中﹐撰著了大量自然科學著作﹐如《授時歷故》、《大統歷推法》、《開方命算》、《測圖要義》等。方以智更是對西方自然科學推崇備至﹐把研究自然事物的學問稱為"質測之學"("質測"一詞的含義可能是方以智取自《周易‧系辭傳》)。方以智還在自己的著名自然科學著作《通雅》、《物理小識》中廣泛介紹了物理、化學、歷算、醫學、水利、火器、儀表等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及工藝技術。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際的著名自然科學家王錫闡、梅文鼎﹐他們在借鑒、吸收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的同時﹐積極開展天文學與數學的研究工作﹐對中西之學均采取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主張"去中西之見"﹐"務集眾長以觀其會通﹐毋拘名目而取其精粹" 。梅文鼎、王錫闡反對盲目推崇西法﹐在對待西學問題上﹐主張兼采中西之學﹔阮元在《疇人傳》中對梅氏、王氏的學問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們對西方自然科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普及做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康熙時代所制訂的一系列優容禮遇與吸收引進的政策﹐對西學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和普及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文化環境及政治氛圍。可以說﹐梅文鼎、王錫闡正是在這一大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著名科學家。
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由於清初一直對西學的引進采取節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的政策﹐使得西方社會科學被視為異端思想而傳人渠道上受到極大阻礙﹐人們對西學的認識也大大落後於徐光啟、李之藻時代﹐也缺少了徐光啟、李之藻時代所具有的那種"但欲求其所以然之故"的理論進取精神和以"會通"、"超勝"為目的的科學意識。更由於在清初"西學東源"陳舊價值觀念的支配下﹐使中國自然科學界向西方學習科學與技術的勢頭進一步受到阻滯。隨著康熙後期對西學態度的轉變以及西方傳教士對中西文化傳播交流重心的轉移(即由西學東漸轉為東學西漸)﹐西學的傳人逐漸式微以至最後中斷。西方科學思想的傳人﹐明末一批科學家如徐光啟、李之藻、方以智、梅文鼎、王錫闡、薛鳳祚等的湧現﹐以及《本草綱目》、《天工開物》、《農政全書》等科技巨著的問世﹐共同形成了我國傳統科技思想發展的最後一個高峰﹐同時對明清以後特別是對乾嘉考據學的治學范圍和方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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