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道光咸豐年間的經世實學
一、經世意識在順康至道咸間的起伏跌宕
"經世致用"是倫理--政治型的中國文化的一種傳統精神。
"古者儒墨諸家﹐其所著書﹐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為名用﹐蓋未有空言無事實者也。" 當然﹐經世意識的強弱顯隱程度﹐在不同學派間又有差異。中國學術很早便有"內聖"與"外王"兩條發展路徑。強調內聖之學的派別(如先秦的思孟學派﹐宋明的理學)雖未放棄經邦治國的目標﹐但經世意識癒益為個體修養及宇宙本體研究所掩沒﹔而強調外王之學的派別(如先秦的苟況﹐南末的事功派)則以"隆禮"為職志﹐致力於"修實政"、"施實德"﹐高揚"經世致用"旗幟。同時﹐經世意識的強弱顯隱程度還直接受到歷史條件的左右。一般而言﹐社會生活平穩﹐封建文化專制強有力﹐經世觀念往往作為一種"潛質"埋藏在士人古色古香的學術外殼內﹐隱而不彰﹔到了社會危機四伏的關口﹐國家民族面對紛至沓來的內部的或外部的挑戰﹐文化專制有所鬆動﹐士人的憂患意識便會大覺醒﹐其學術也在現實生活的沖撞、磨礪下﹐沿著經世方向發展。經世意識的這種顯隱變幻﹐在有清一朝表現得尤其典型。
清初﹐歷經農民戰爭、民族戰爭的洗禮﹐深受朝代更迭、社會變亂震撼的士子精英﹐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傅山、朱舜水等人﹐發揚明末東林、復社遺風﹐以匡濟天下自命﹐痛詆王學末流的空論誤國﹐力主黜浮崇實﹐留心經世之術。順康間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聲稱﹐他著《讀史方輿紀要》為的是"世亂則由此而佐折衡﹐鋤強暴﹐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理人民﹐皆將於吾書有取焉耳。" 清初經世學者大都有類似的著述目的。"通經致用"、"明道救世"成為充溢著陽剛之風的清初學術的靈魂。
如果說清初的學術主潮是"經世致用"﹐那麼﹐處於承平之世而又文網嚴密的乾嘉時期(公元1736-1820年)﹐其學術主潮卻折入追究名物訓詁之精微的考據一途﹐經世意識大為淡化。乾隆間雖然也有戴震、章學誠等經世意識強烈的學者﹐但他們的經世思想在當時受到冷落。而大多數學者窮畢生精力﹐"猥以校訂之役﹐穿穴故紙堆中" ﹐專注於輯佚、辨偽﹐"鎮日書帷校勘勞" 。錢大昕說﹕"經以致用﹐迂闊刻深之談﹐似正非正。" 表現了乾嘉學者對"通經致用"原則的保留態度。乾嘉間士人可以而且隻允許靜下心來從事細致耙搜古籍的工作﹐連深得乾隆信任的紀曉嵐鬥膽向皇帝提出經邦濟國的建策時﹐也被乾隆呵斥為"多事"。在那位陶醉於"十全武功"的君王看來﹐文人的職責不過是制造精密的學術成果﹐去為"太平盛世"作點綴﹐至於軍國大事﹐則無庸他們過問。
道光、咸豐間(公元1821-1861年)的情形﹐則大異於乾嘉。社會危機在道光以降﹐象火山噴發般展現出來。土地兼並的加劇﹐統治階級的侈糜﹐吏治的敗壞日甚一日﹐共同激化著階級矛盾﹐催迫著清王朝向"亂世"滑落。而癒演癒烈的西方殖民者挾堅船利炮、商品鴉片大舉入侵﹐更造成一種曠古未見的"變局"。這種空前的社會變動﹐使一部分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士子驚覺起來﹐他們紛紛從古籍考証和玄學思辨中抬起頭來﹐把眼光轉向活生生的、充滿矛盾的現實社會﹐轉向中國人十分陌生的、色彩斑駁的外部世界。
由"純學術"走向"致用之學"﹐是乾嘉到道咸的一種帶有趨勢性的學術轉向。一生歷經乾、嘉、道、咸四朝的包世臣(公元1775-1855年)在《安吳四種總目敘》中﹐概述了他由詞章之學走向經世之學的過程﹐頗有代表性﹕他幼時受父教﹐"為八比六韻"﹐喜好"誦選詩"、"誦選賦"﹔青年以後﹐因時世的刺激﹐"慨然有志於權家﹐求其書於市﹐並得法家言﹐私兼治之"﹐進而精研農政、刑名、河工、漕運、鹽法、戰守、貨幣等實學﹐成為一代著名的經世學者。與包世臣相同時的龔自珍(公元1792-1841年)幼時受教於外祖父段玉裁﹐在音韻、考証方面頗有造詣﹐後在時勢的驅動下﹐走向經世之學﹔魏源(公元1794-1857年)青年時從宋學家姚學塽學﹐對宋儒義理下過工夫﹐又向一些樸學家學習過考據方法﹐後來也在時勢的驅動下走向經世之學。王國維說﹕"龔魏二氏實上承乾嘉專門之學﹐而有清初諸老經世之志" ﹐這是對道光前後經世派學術特色的準確概括。
對於道咸間學風之變的社會背景﹐那一時代成就最大的經世學者魏源論述得特別具體真切。他在《聖武記敘》中﹐開宗明義地直陳社會劇變給一個敏感士子造成的心靈震撼﹐十分典型地勾勒了嘉道以降經世實學興起的歷史必然性﹕"荊楚以南﹐有積感之民焉﹐距生於乾隆征楚苗之前一歲﹐中更嘉慶征教匪、征海寇之歲﹐迄十八載畿輔靖賊之歲始貢京師﹐又迄道光征回疆之歲﹐始筮仕京師。京師﹐掌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說。於是我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訖國初數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因以溯涸於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晚僑江淮﹐海警焱忽﹐軍問沓至﹐愾然觸其中之所積﹐乃盡發其櫝藏﹐排比經緯﹐馳騁往復﹐先取其專涉兵事及嘗所論議若幹篇﹐為十有四卷﹐統四十余萬言﹐告成於海夷就縑慼慼慼撰ꤿ"魏源在追溯《聖武記》的寫作緣起時﹐明確指出﹐他是因時勢的刺激﹐"愾然觸其中之所積"﹐方"排比經緯﹐馳騁往復"﹐拿起著述之筆的。白蓮教起事遍及大江南北、天理教徒攻入京師紫禁城、西北邊疆戰爭頻仍﹐加之西方殖民者入侵造成"海警焱忽﹐軍問沓至"﹐可以說"東西南北中"無一安寧地。在這種情形下﹐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士子自然大不滿意於"皓首窮一經"的考據學﹐認為它"考証於不必考之地"﹐導致"學術衰而人才壞" ﹐憤然斥責其為"書蠹"﹐揭露它的危害是"錮天下聰明知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 他們舉起"經世致用"這面古老而又仍然富於生命力的旗幟﹐便勢在必然了。
清代學風由乾嘉的客觀主義、古典主義轉向道咸的功利主義、現實主義﹐還與三個具體因素直接相關。
第一﹐由於清王朝盛極而衰﹐統治階級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已大為鬆弛。許多在乾隆間絕對不能論及的敏感問題﹐尤其是當代問題﹐已經允許(或是默許)討論。這樣﹐士人"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 方有可能﹐《皇朝經世文編》之類"不泥古而切於時務"的著作才會競相湧現。考據學風靡乾嘉﹐是社會相對安定而清廷在康雍乾三朝厲行文字獄的產物﹔經世實學在道咸間勃興﹐則是社會大動盪而統治者對觀念世界的控馭力降低的結果。
第二﹐與清代中葉以降士人生產過剩的現象有著密切的聯系。士人的數量不斷地增長﹐各級官職數卻大體保持常量﹐而封建性的自然經濟又沒有可能把士子吸引到科學文化事業﹐於是﹐讀書人便擁擠在狹窄的"仕途"上﹐而日趨腐朽的取士制度和官僚制度﹐使許多具備匡濟之才的士子或"遏之於登進之前"﹐或"排斥於致仕之後"。如嘉道間的飽學之士包世臣"十余試﹐訖無一遇" ﹐一生以布衣自處﹐"食貧居賤"﹔有些經世學者雖然取得功名﹐但也無法在科舉的高級層次獲得成功﹐如"龔自珍眭Y癲渴裕□釕先□裕□□患案瘢□蝗牒擦鄭豢季□□Σ蝗脛?" ﹐魏源等人情形類似。這種"曠才在野﹐可為寒心" 的境遇﹐加劇了那些懷抱"治世"、"更法"願望的士子對科舉制度的憤懣和鄙視﹐他們譴責科舉制度"驅天下盡納於利祿之途" ﹐甚至公然指斥道光帝的寵兒--翰林﹐聲言"翰林之無用﹐同於他途﹐而不得力甚於他途者﹐以其不明理﹐不識世務。" 與"翰苑清才"的"不識世務"相背反﹐這批士人擺脫八股制義的束縛﹐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封建士子學用脫節的通病﹐毅然走向實政、實用、實行之學﹐精研邊防、漕運、海運、鹽法、錢幣、兵餉、刑名等實際學問﹐"舉凡宇宙之治亂﹐民生之利病﹐學術之興衰﹐風尚之淳漓﹐補救彌縫為術具設。" 這批經世學者與經世官員(如阮元、陶澍、賀長齡、林則徐﹐黃爵滋等)相互結合﹐彼此推引﹐共同鼓動著道咸間經世實學的勃興和長足發展。
第三﹐就學術流變的內部因素而言﹐極一時之盛的漢學(考據學)因專事訓詁章句、搜羅遺逸而暴露出自身弱點﹐乾隆間已有人批評其"擘績補苴﹐不足與言學"﹐嘉道間更遇到來自兩方面的挑戰。以義理之學自命的宋學指謫漢學。駁雜細雜"﹐"破壞大道"﹐無力挽救清王朝的頹勢。站在宋學立場上批駁漢學最力的﹐是著《漢學商兌》的方東樹(公元1772-1851年)。他斥責背棄朱學的漢學有六大弊病﹐認為漢學家們"畢世治經無一言及於道﹐無一念及於用"﹐ 漢學是"幾千年來未有之異端邪說"。此後﹐宋學家唐鑒、倭仁(公元1804-1871年)更大力提倡義理之學﹐企圖通過綱常名教的闡揚﹐達到挽救封建衰世的目的。而從唐鑒、倭仁學的曾國藩(公元1811-1872年)﹐比一般宋學家更明白地洞察到清王朝的統治危機需要經世實學的扶持﹐他在強調"義理"的同時﹐又肯定了"經濟"的重要性﹐並在姚鼐"義理、考據、詞章"三學並舉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了"義爵冈釵炮ꤱ4□謾15季?"四學並舉的觀點﹐ 創立了"合漢宋﹐兼虛實"的"禮學"。這是由宋學走向經世實學的路徑。羅澤南、胡林翼、左宗棠、張之洞等人在咸豐、同治、光緒幾朝發展的經世實學﹐大體沿襲著這條路徑。
另一方面﹐嘉道間猛烈抨擊漢學的更有復興的今文經學派﹐其健者為莊存與的兩位外孫劉逢祿(公元1776-1829年)和宋翔鳳(公元1776-1860年)﹐而劉逢祿的弟子龔自珍、魏源發展了劉、宋"引經致用"的活潑學風﹐既鄙棄一味訓詁古籍的漢學﹐也藐視空論心性的宋學﹐他們對當時盛行學界的這兩大派別全都采取批判態度﹐所謂"惡夫□□為漢﹐空腐為宋" ﹐而以"通於天道人事﹐志於經世匡時"為宗旨﹐在今文經學的大纛下﹐開學人議政之風﹐倡變法之議﹐引導一代學子走向經世實學。
應當指出的是﹐由宋學走向經世之學的曾、左、李、張等人在咸豐、同治、光緒間掌握了國家相當大一部分權力﹐他們從理學中獲得的保守性格和反人民的思想﹐以及從經世之學中獲得的務實精神和開明意識都對中國近代歷史發生了重大影響﹐而這後一側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益於龔、魏(尤其是魏源)。曾國藩在北京當翰林時﹐便反復研讀魏源編輯的《皇朝經世文編》和魏源撰寫的《聖武記》﹐並聲稱﹐"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 左宗棠與李鴻章都十分推崇龔自珍關於在新疆置省的建議﹐左氏還是《海國圖志》的熱心讀者﹐並深以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為然﹐認為"自強之道﹐此其一端" 。然而﹐曾、左、李等人隻是接過了龔、魏經世思想中實政、實學以致富強的一面﹐卻與龔、魏抨擊封建專制的社會批判精神格格不入。發展龔、魏經世思想中"變法"、"更法"這一側面的﹐是康有為等近代新學家。
近人王國維在概述清學的特色時說﹕"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而道咸以來新。" 而툿"新"著稱的晚清學術﹐又"實啟於龔魏"。 樑啟超也指出﹐近代"新思想之萌蘗"﹐可"遠溯龔、魏"。 這都是允當之論。
二、道咸間經世實學的內容
道咸間的經世學者都以匡濟天下自命﹐以挽救民族危機為己任。他們或者被時人推尊為"國醫"﹐或者以"醫國手"自期﹐注目於"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的現實﹐去議政、論世、探學。
第一﹐譏切時政﹐詆排專制﹐倡言變法。
富於社會批判精神的包世臣是這方面開風氣之先的人物。他於嘉慶元年(公元1801年)作《說儲》一文﹐提出了廢八股、開言路、汰冗員等建策﹔他還是較早意識到大局"殆將有變" 的先覺者﹐並且尖銳斥責清朝政治"百為廢弛﹐賄賂公行﹐吏治污而民氣鬱 "。管同在《永命篇》 中也對清代弊政提出了廣泛的批評。嘉慶中葉以後﹐尤其是道光間﹐更多的土人在更大的深度和廣度上﹐對朝政的各方面病端痛加鞭笞。
經濟方面﹐他們譴責清王朝"開捐例、加賦、加鹽價"﹐好比是"割臀以肥腦﹐自啖自肉" ﹐地方官吏"其貪以濬民之脂膏﹐酷以幹天之憤怒" ﹐權貴兼並土地﹐造成"無地者半天下" 。
政治方面﹐他們指斥士大夫"廉恥道喪" ﹐"不顧民生之艱難"﹐隻知"終日華軒快馬﹐馳騁於康莊" ﹐官僚們的這種生活方式﹐導致"官益久﹐則氣益媮﹔望益崇﹐則諂癒固﹐地益近﹐則媚亦益工。" 專制帝王更是"乾綱獨斷"﹐君臣關系成為主奴關系﹐"一人為剛﹐萬夫為柔﹐以大便其有力強武" ﹐而專制君王以"勢、利、名私一身"﹐引起覬覦爭奪之亂 ﹐這樣的政治機器"譬之於人﹐五官猶是﹐手足猶是﹐而關竅不靈﹐運動皆滯" 。
文化教育方面﹐他們抨擊科舉制度使"士子以腐爛時文互相弋取科名以去﹐此人才所以日下也。" 他們還驚呼﹐當時士風的腐敗﹐為史"所未見"﹐"可懼之至!" 清中葉提倡議政最力的是龔自珍﹐他崇仰不顧個人安危的晁錯的大膽議政。所謂"三寸舌﹐一枝筆﹐萬言書﹐萬人敵。" 他還一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儒學傳統﹐力倡"箸議"、"塾議"﹐即私人議論諸大政。為了論証私家議政的合理性﹐他在一篇文章中侃侃言之曰﹕"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則必有耳目﹐有耳目則必有上下百年之見聞﹐有見聞則必有考訂同異之事﹐有考訂同異之事﹐則或胸以為是﹐胸以為非﹐則必有所感慨激奮﹐感慨激奮而居上位﹐有其力﹐則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奮而居下位﹐無其力﹐則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 這裡不僅肯定了"居上位"者的議政權﹐還肯定了"居下位'者的議政權--居下位者可以"探吾之是非"﹐並且"昌昌大言之"。這簡直是一篇封建末世的"言論自由宣言"。後人說﹕"近數十年來﹐士大夫誦史鑒﹐考掌故﹐慷慨論天下事﹐其風氣實定公開之。" 這是恰如其份的評價。
經世學者們在批評時政的同時﹐還力圖尋找"振起而補救"的辦法﹐競相提出"補偏救弊"的方案。"更法改圖"成為他們政治哲學的宗旨所在。龔自珍在這方面提出了較為系統的思想。他從《周易》等經典中吸取了變易觀念﹐進而提出﹕"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 向本階級(尤其是本階級的當權者)發出"自改革"的緊急呼吁。魏源也說﹕"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 ﹐"小更革則小效﹐大更革則大效" 。魏源關於改革的建策是﹐"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以袪"寐患"﹔"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毋馮河﹐毋畫餅"以袪"虛患"。 所謂"袪寐患"﹐"袪虛患"都是要求人們面對現實﹐發展經世實學。
他們所提出的革新方案﹐隻是在封建制度內部"因時制宜"的變革﹐如黃爵滋奏陳的"廣賢路"、"整戎政"、"嚴剿御" ﹐龔自珍的按封建宗法組織授田以解決流民問題 ﹐以平均的辦法調濟"貧富不相齊" ﹐魏源勸諫專制帝王蛾턿"高危自處"的狀況﹐與庶民息息相通 ﹐都是封建階級的"自救"努力﹐不僅未能越出封建制度的規范﹐甚至沒有突破維護本朝廷"家天下"的范圍﹐連當時思想最激烈的龔自珍也認為﹐清朝統治者隻要"更法"﹐"天何必不樂一姓" ﹐也就是說﹐隻要實行改革便沒有必要改朝換代。可見﹐道咸間的經世派的職志是為封建制度和清王朝"補天"﹐"救世"﹐他們的全部學術活動和政治實踐都立足於此。
第二、研討漕運、海運、鹽法、河工、農事等"大政"。
漕運(海運是漕運的一種替補形式)、鹽法、河工在明清兩朝被稱作"三大政"﹐它們直接關系著封建王朝的物資供應、稅收來源和民眾穩定等基本問題。而清中葉以後。隨著吏治的日趨腐敗﹐這些"大政"也弊端百出﹐朝廷的財政漏洞癒益擴大﹐民眾的負擔也癒益沉重﹐已經到了不改革無以運轉的地步﹐於是經世學者和經世官僚們都把目光轉向這些"大政"。
最早系統提出"三大政"綜合治理的是包世臣﹐他指出﹕"大都視三事(指河工、漕運、鹽法--引者)為三﹐而不知其實一也。……凡皆以奠民居、急民事也﹐唯以三事皆近利﹐司事久則見利忘義" ﹐如漕賦成為"官吏利藪"﹐"浮收勒折﹐日增一日﹐竭民力以積眾怒﹐東南大患﹐終必在此矣。" 這是"三大政"弊病叢生的根源。包世臣主張采取各種措施杜絕主事官吏的中飽私囊﹐以達到"上利國下利民﹐則中必不利於蠶蠹漁牟者" 。包世臣還著《海運南漕議》 ﹐倡導以海運代漕運﹐並系統駁斥反對海運的諸種說法﹐但未被采納。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洪澤湖決口﹐運河航行困難﹐協辦大學土英和、江蘇巡撫陶澍等人再次提出海運之議﹔正在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幕府的魏源也於道光五年、七年先後著《籌漕篇上》、《籌漕篇下》﹐並代賀長齡撰《海運全案序》等文﹐全面揭露漕運之弊﹐闡明"海運可行"﹐其"利國、利民、利官、利商"﹐眲蚖熒堙밿"以治其私"的中飽者。 按照包世臣、陶澍、魏源等人的建策﹐道光六年實行海運﹐漕糧每石運費不到一兩﹐比以往運抵京師的漕糧公私費用每石高達十八兩節省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經世學者們注意總結歷史的和現實的經驗﹐又重視實地考查﹐因而他們提出的建策﹐往往包含著若幹科學成份。如包世臣在《籌河四略》中提出了御壩、溶淤並舉的治河方法﹐魏源關於黃河必然要從黃海入口改道為從渤海入口的預測 ﹐便是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真知灼見。李祖陶著於咸豐元年(公元1851年)的《東南水患論》 更從社會與自然的綜合考察出發﹐研討了長江水患的成因﹕由於人口劇增﹐"大江兩岸處處圍地為田﹐與水爭地﹐故致橫潰四出而不可止也﹐……洞庭湖湖旁為人圍佔﹐湖不容而溢於江﹐荊州沔陽遂處處為患"。又說﹕"近年東南所以屢受水害者﹐非江水年盛一年也﹐其弊在下遊淤積﹐河成灘者﹐歲增數樞﹐而所以歲增之故﹐半由湖廣等處無業遊民﹐私墾山田﹐每將所掘細碎沙石﹐拋擲江中﹐或為雨水沖倒﹐或為潮汛飄轉。"這些分析是符合當時實際的﹐而且也切中時弊。
道光前後經世派的經濟思想大都屬於傳統的重農主義。如包世臣雖然很重視河工、漕運、鹽法諸政﹐但又認為它們都算不上"大政"。有人問包世臣﹕"吾子謂河、漕、鹽非大政﹐然則大政在兵乎?"包世臣的答復是﹕"兵者暫事也﹐雖重要不足當大﹐必言大政﹐其唯農乎﹗" 基於這種認識﹐經世派倡導的實學﹐多帶有重農傾向。而對於農業改革提出較完整方案的是龔自珍。他主張實行"農宗"之法﹐按宗法關系分配土地﹐解決耕者無其田的問題﹐"使農之有一用一宅﹐如天於之有萬國天下'﹐與此同時﹐他又反對限田法﹐提倡根據才力、德行分配土地和財富。在這一意義上﹐他認為巨室出現是好事﹐"貴智貴力"者應多佔土地以增殖財富。 可見﹐龔自珍的農業思想並不能以"平均主義"一言以蔽之。他一方面力主調整"貧者日癒傾﹐富者日癒雍"的社會不公正現象﹐另一方面又承認財富不平衡的合理性。此外﹐龔自珍還主張"用東南北之眾開拓西邊"﹐調集內地無田之民到西域墾荒﹐這既可解決農民無地之苦﹐又可開發邊疆﹐就地解決兵糧問題。 這種解決農業問題、土地問題的方案﹐顯示了一種拓疆精神﹐不失為一種難能可貴的意見。
第三、探究邊疆史地以籌邊防﹐"談瀛海故實"以謀御外。
嘉道以降﹐清王朝面對內外交困的危局。如果說經世派研討漕﹐河、鹽、農諸大政是為著解除"內憂"﹐那麼﹐經世派熱心於邊疆史地﹐追求海外新知則是為著應付"外患"。徐繼畬(公元1795-1873年)說﹐他撰寫《瀛環志略》等介紹外國情形的書籍﹐為的是"正告天下﹐欲吾中國童叟﹐皆習見習聞﹐知彼虛實﹐然後徐籌制夷之策﹐是誠喋血飲恨而為此書﹐冀雪中國之恥﹐重邊海之防﹐免胥滄於鬼蜮。" 這一言論頗能代表道咸間注目邊疆、海外的經世派的共同心情。
自清初到清中葉﹐沙俄和英國先後染指中國東北、外蒙、西北、西南。道光前後﹐由於沙俄和英國的幹涉、策動﹐西北邊疆又屢屢發生分裂性叛亂﹐中國領土主權完整受到威脅﹐這引起經世派對東北、蒙古、西北、西南史地的研究熱潮﹐而留意"天地東西南北之學"的龔自珍是其先鋒。他著文揭露沙俄侵略陰謀﹐呼吁國人注意西北邊陲﹐力倡西域置行省﹐並著《蒙古圖志》﹐研究北方邊塞、部落、山川形勢、源流合分。龔自珍之後﹐邊疆史地研究進入一個繁榮時期。
蒙古史地研究方面﹐力作為張穆(公元1805-1849年)撰稿、何秋濤(公元1824-1862年)補成的《蒙古遊牧記》。該書分述蒙古諸部遊牧所在、輿地形勢、道裡四至及歷史沿革。何秋濤著《朔方備乘》﹐記敘蒙古﹐新疆﹐中亞﹐東歐史事﹐作者意在以唐、元、清初武功之盛激勵清廷抵御外侮。新疆史地著作有徐鬆(公元1781-1848年)所撰《西域水道記》﹐《新疆識略》﹐《新疆賦》﹐沈 (公元1798-1840年)撰《新疆私議》等。這些著作都廣泛考察了新疆的山川形勢、地理沿革和經濟、政治、文化、民俗﹐邊防情形﹐並提出了發展邊疆經濟﹐鞏固國防的意見。
西南邊疆史地著作有姚瑩(公元1785-1852年)的《康輶紀行》。作者有感於中國學人"僅詳西北陸路﹐其西南海外有未詳也" ﹐故著該書。《康輶紀行》記述姚氏於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間數次赴藏的見聞﹐涉及西藏山川地理形勢、宗教源流、民情風俗﹐以及英、俄、印度諸國情形。
在研究邊疆史地的同時﹐道咸間的經世派還將自己的視線投向外部世界﹐競相"談瀛海故實"以謀御外。首先做這方面工作的是林則徐(公元1785-1850年)。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前後﹐林則徐在廣州主持禁煙事務時﹐為了"籌夷情"﹐特網羅人才﹐搜集、翻譯外文書報﹐編《四洲志》、《華事夷言》等書﹐前者據英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譯出﹐概述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國的地理、歷史﹐重點為英、美、法、俄諸國情形﹔後者則是鴉片戰爭前夕西洋人對中國的時事評論的編譯本。
繼承林則徐並光大其事業的是魏源。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魏源從已被革職的林則徐手中接過《四洲志》等材料﹐又參考明以來的島志﹐編撰《海國圖志》﹐道光二十二年刊五十卷本﹐二十七年刊六十卷本﹐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刊一百卷本。魏源本著"欲制夷患﹐必籌夷情" 的觀念﹐編撰這部規模宏大的著作﹐廣泛介紹世界各國(尤其是英國)的歷史地理﹐以及西方先進的科技、軍事技術﹐並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對近代中國、近代日本影響深遠的口號。《海國圖志》的可貴之處還在於﹐它把外交與內政聯系起來研究﹐要求人們不要把鴉片戰爭的失敗完젿"歸咎於船炮之不若' ﹐還要認識到是內政腐敗所至。這樣﹐又由"習外夷之長技"導向了改革內政。這也是道咸間許多域外史地著作的共有特點。
幾乎與魏源相同時﹐姚瑩也根據他在台灣俘獲的英人顛林的口供﹐編寫《英吉利國志》、《英吉利紀略》﹐又在《康輶紀行》中編撰"痕都斯坦即中印度"、"莫臥爾即北印度"、"俄羅斯方域"、"英吉利"、"四大洲"﹐"佛蘭西"、"英吉利幅員不過中國一省"等條目﹐還載入"中外四海地圖說"、"艾儒略萬國全圖說"、"西人湯若望地圖剖圓圖說"、"南懷仁坤輿圖略"﹐"陳倫炯四梅總圖"﹐"夷酋顛林繪圖進呈說"。
道光間研究域外史地卓有成績的﹐還有樑廷坍(公元1796-1861年)。他撰《耶蘇教難入中國說》等介紹外國史地的論著﹐編成題為《海國四說》的叢書﹐初刻於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復刻於咸豐間。此外﹐曾任福建巡撫的徐繼畬所作的《瀛環志略》﹐更是一部影響較大的域外史地著作。該書與《海國圖志》並稱於時﹐而在對外洋史地介紹的精確性上﹐有些地方尚在《海國圖志》之上。
道咸間的經世派孜孜不倦地研討邊疆史地﹐探查外洋故實﹐"尋求異域之書﹐究其情事" ﹐顯示了中國人沖破文化封閉狀態﹐走向世界的趨勢。他們的論著中所洋溢著的愛國主義激情和覓新知於外域的理性精神﹐正是傳統的經世之學走向近代新學的契機所在。
第四、變一味考辨古史為"寫當前的活的歷史"。
注意探討本朝掌故﹐纂修當代史﹐是道咸間學術的又一特色﹐其始作俑者是魏源。他於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捐官內閣中書﹐得以閱讀內閣典藏﹐即著手當朝歷史的研究。以後﹐鴉片戰爭的刺激更促使他寫作清代軍事史﹐這便是成書於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的《聖武記》。該書以紀事本末體裁﹐記述了清朝初中葉的用兵情形﹐進而探討成敗之道。魏源試圖用清初以來的武功之盛激勵國人抵御"英夷"﹐所謂"是以後聖師前聖﹐後王師前王﹐師前聖前王﹐莫近於我烈祖神宗矣。" 可見魏源是抱著極其強烈的"史學經世"的意願寫作《聖武記》的。
魏源著眼於當代歷史的治史風格﹐在另一著作--《道光洋艘征撫記》中有更為鮮明的體現。該書寫成於南京條約簽訂之時、鴉片戰爭剛剛結束之際﹐絕大多數中國人還沒有來得及從硝煙、炮聲及城下之盟中清醒過來﹐去回味它的意蘊﹐而魏源便以相當詳盡的文字記述了作為中國近代歷史發軔的這一重大事件的始末。黃爵滋的禁煙主張﹐林則徐"處橫流潰決之余﹐奮然欲除中國之積患"的戰鬥精神﹐其他主戰派如鄧廷楨、關天培、葛雲飛、陳化成的抗英業績和悲壯結局﹐三元裡等沿海沿江民眾的抗擊外敵的事跡﹐在這部著作中都有所展現﹕而道光帝的虛驕﹐琦善等投降派的賣國行徑﹐奕山等將領臨陣脫逃的醜態﹐也在魏氏筆下暴露無遺。尤為可貴的是﹐《道光洋艘征撫記》還針對鴉片戰爭暴露出的清方問題﹐提出了"八轉機﹐三外助"的建策﹐並力主'購洋炮洋艘"﹐"盡收外國之羽翼為中國羽翼﹐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充分顯示了當代史研究對國家民族的直接效用。
稍後於魏氏之作的當代史論著﹐還有樑廷坍於道光末年完成的《夷氛聞記》。這是一部記載鴉片戰爭的史料真實的作品﹐它首先追溯了英商在廣東等地的鴉片貿易情形﹐揭示出"英夷狡焉思逞於內地者久矣"的事實﹐又對三元裡民眾"火燒夷館"、以社學為主的反入城鬥爭﹐黃竹歧反暴行鬥爭等人民的抗英事跡﹐作了詳細真切的記述。夏燮(公元1800-1875年)的《中西紀事》是關於第一次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史著。作者感慨國事﹐蒿目時艱﹐搜集有關兩次鴉片戰爭的上諭、奏稿﹐以及條約章程等文牘編纂而成﹐揭露了英、法﹐美、俄的侵略行徑﹐譴責了琦善、奕山的賣國活動﹐讚頌了民眾的英勇鬥爭。夏燮所著的《粵氛紀事》則記述了太平天國始末及太平軍與清軍作戰史事﹐起自咸豐元年﹐止於咸豐十年。
清代史學風格的變遷﹐報告了一種時代消息﹕乾嘉學者傾注全部精力於古史的辨偽、訂正、輯佚﹐於當朝史事卻噤若寒蟬﹐並視修撰新史為畏途﹐道咸間的史學則出現了由"嗜古"轉為"究今"、由"考史"轉為"修史"的動向﹐這從一個側面展現了一代學人的覺醒﹐預示著中華民族正從深沉的古夢中驚悟過來﹐開始面對充滿挑戰的現實﹐
三、通往近代新學的橋樑
道咸間的經世實學是在中國"近代早期"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出現的特定的文化形態。它承襲著儒學經世的傳統﹐同時又孕育著近代新學的某些開放、啟蒙的因子。道咸間經世實學的這種雙重性格﹐是由它得以產生的時代的特征決定的。
近代中國的一位敏感人物樑啟超﹐曾以鮮明的語言對近代中國與古代中國的區別作了如下概括﹕"中國自數千年來﹐常立於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進﹐跬步不移﹐未嘗知過渡之為何狀也。雖然為五大洲驚濤駭浪之所沖擊﹐為十九世紀狂□飛沙之所驅突﹐於是窮古以來﹐祖宗遺傳深頑厚錮之根據地遂漸漸摧落失陷﹐而全民族亦遂不得不經營慘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於過渡之道。" 。中國人為尋求"過渡之道"﹐整整幾代人慘淡經營、艱苦跋涉﹐而道咸間的經世派是其中的第一代﹐他們所致力的經世實學﹐是中國傳統文化初入"過渡時代"所作出的第一個積極反應的產物。
面對"過渡時代"﹐中國文化也曾作出某些消極的反應。如封建頑固派的固守"祖宗陳法"﹐對外部事物的"深閉固拒"﹐便是傳統文化消極面抗拒"過渡"的一種冥頑不靈的態度﹔另有一些人則喪失了民族自信心和責任感﹐在外患追臨之際﹐一味妥協退讓。按照這兩種態度行事﹐中國都隻有滅亡一途。與此相反﹐道咸間的經世派身居廟堂﹐心憂萬民﹔遠處江滿慼憫Y嫖恆塚?"夢中疏草蒼生淚﹐詩裡鶯花稗史情" ﹐"年來水旱與兵戈﹐南北東西事漸多" 。正是從這種刻骨銘心的憂患意識出發﹐他們處心積慮、竭智盡力﹐追尋救亡圖存的路徑。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經世派所能做到的﹐首先便是盡力發掘中國固有文化中生生不已、自強不息的優良傳統﹐由此推衍出"變法圖強"的種種方略。"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隻販古時丹"。龔自珍們寄於希望的"古時丹"是什麼呢?龔氏自謂是"王荊公上仁宗皇帝書" ﹐這是狹而言之﹔泛而言之﹐則是包括《周易》的變易觀念、《左傳》和《孟子》的民本思想、今文經學的歷史進化論、歷代改革家的變法方略﹐以至清初"將兵諸王"的尚武精神在內的傳統文化中可以激發民氣的成分。道咸間的經世派企圖運用這些"古時丹"去療治國家的"大病"﹐雖然收效甚微(以林則徐為代表的經世派在鴉片戰爭中的迅速失勢便是明証)﹐但卻表現了中國傳統文化試圖應付世變的一種積極努力。
經過鴉片戰爭的教訓﹐經世派中一部分人(以魏源為代表)變法圖強的方略中﹐除"古時丹"之外﹐又加上了"外來藥"。他們認識到﹐當面的敵人擁有"堅船利炮"﹐大不同於依憑硬弓駿馬的遊牧民族。於是﹐他們呼喚道﹕"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 。出於這種戰略考慮﹐他們提出"籌夷事必先知夷情﹐知夷情必先知夷形" 。應當說﹐近代中國人是從對敵鬥爭必須"知己知彼"的思想出發﹐去接觸外部世界、了解西學的。而首先做這類工作的正是經世派的官僚和學者。雖然這種探究外部世界的角度有很大的片面性﹐但畢竟引導中國人邁出了走向世界的艱難的第一步。
道咸間的經世實學是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面去應付"萬國盟聘﹐事變日多"的新時代的﹐但它既然是古學的一種新形態﹐必然也帶著古學所固有的惰性。例如﹐經世派中不少人有濃厚的重農色彩和輕視商品經濟的傾向ㄐ撮櫊z且恢值湫偷鬧泄乓饈叮揮秩縊□峭□□幻嫘□?"所以致弊之故而澄其源" ﹐一面又"稍有窒礙﹐則不惜詳更節目" ﹐在改革的征途中流露出極大的妥協性﹐再如他們既倡導"變法"﹐又念念不忘"守本"﹐企圖在保存宗法制度和封建倫常關系的前提下"更法"、"改制"﹐因而時常陷入一種彷徨無據的窘境。到了大規模階級沖突來臨之際﹐經世派的思想言行更被扭曲﹐他們作為封建士大夫的一個分支﹐幾乎全都自動地削弱了對朝廷弊端、封建虐政的譴責﹐並紛紛為維護清王朝而與農民起義軍惡戰。"經世"的旗幟在同治前後便轉移到曾、左、李、胡等鎮壓太平軍的漢族將領手中﹐曾國藩們的學術也因此被時人稱作"新經世致用之學"。經世實學由道光前後的"改革之學'演變為同治前後的"制民之學"﹐"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戰略也被扭曲成"師夷長技以制民"﹐這是一個帶有必然性的悲劇。除了各種外在原因之外﹐經世實學自身濃厚的封建色彩也是導致悲劇的緣由。
就學術品格而言﹐經世實學也不具備近代新學的許多基本屬性。道咸間的經世派雖然注重"專門之學"﹐然而並無明確的近代學科分類的概念﹐他們所向往的是"君與師之統不分﹐士與民之藪不分﹐學與治之術不分﹐此所聞於經者也。" "道也﹐學也﹐治也﹐則一而已矣" 是他們的理想境界。在經世派那裡﹐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分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內部諸學科的分野都相當含糊。至於在方法論上﹐經世派雖然講究証據﹐注重歸納﹐但尚無人自覺地運用實驗手段和數學語言﹐思維的模糊性和直觀性仍是經世學者們的通病。凡此種種﹐都表明道咸間的經世實學尚未進入近代新學的軌范之內。
然而﹐道咸間的經世實學又確乎是近代新學賴以產生的最直接的民族文化土壤﹐"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 ﹐許多新學家都是以龔、魏等經世學者的思想作為自己的前進基地的。道咸間經世派所倡導的"更法改圖"之議、抨擊專制之論﹐對於馮桂芬、王韜、鄭觀應以降的一系列新學家都有直接啟迪﹐故"語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導﹐必數定庵" ﹔道咸間經世派重新鑄造的今文經學﹐更成為十九世紀末葉康樑變法的重要思想武器﹐道咸間經世派一掃"儒者不言利"的迂說﹐高張"興利"、"致富強"的旗幟﹐給新學家的"求強"、"求富"事業開辟了道路﹔道咸間經世派"違寐而之覺﹐革虛而之實"的學風﹐引導新學家拋棄蒙昧主義和空疏之學﹐將視線投向如火如茶的現實社會﹔道咸間經世派睜眼看世界、覓新知於異域的開放精神﹐更啟發了新學家﹐使他們競相向西方尋求真理﹐覺悟到要求中國的革新﹐不僅應當"法後王"﹐而且必須"鑒諸國" ﹐"是故欲開民智﹐非講西學不可﹔欲講實學﹐非易立選舉之法﹐別開用人之途﹐而廢八股試帖策論諸制科不可。" 連日本明治間的一些維新人物"思想上起了革命﹐傾向開國主義﹐其契機是讀了中國的《海國圖志》。"
近代新學在中國的發生發展﹐固然深受西學的刺激和影響﹐但它畢竟不是西學的簡單位移﹐而是中國人在近代中國環境中所作的一種精神創造﹐是西學與中國傳統文化既相沖突、又相融合的產物。在這一復雜的相互作用過程中﹐道咸間的經世實學起了植物嫁接的砧木作用﹔換一種說法﹕道咸間的經世實學是中國的"古學"通往"新學"的中介和橋樑。
這便是道咸間經世實學在浩瀚無際的文化史中所佔據的位置和所標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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