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16-17世紀中國的實學思潮與自然科學
一、實學思潮的興起與自然科學的發展
16、17世紀的中國﹐歷嘉靖、萬歷、崇禎、清代開國以至康熙中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政治發展到最後高峰而進入衰落的時期﹔是中華帝國又一次經受激烈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而"天崩地陷"大動盪的歷史時期。就思想學術而言﹐卻呈現出更為復雜多彩的局面﹔是趨於綜合、總結、反省、批判以探求發展和創新的歷史時期。盛行已三百年的儒學哲理化的宋明理學﹐發展至16世紀的明代中葉﹐曾經長期統治思想界的程朱理學已經弊端顯露、日趨沒落﹔即令是沖擊程朱理學思想禁錮的王學的崛起和廣泛傳播﹐雖曾為思想學術界別開生面地帶來了"自由"的氣氛﹐卻也無力挽救整個理學衰敗的命運。16、17世紀中國實學思潮的興起和高漲﹐正是封建社會內部矛盾的產物﹐是思想學術界對中國傳統儒學發展至宋明理學的反思、總結和批判改造。曾經對世界文明發展作出輝煌貢獻、長期處於世界前列的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繼宋代的繁盛以後﹐到16世紀而出現了它在中國封建社會科技史上的最後一次高峰。科學著作自李時珍(1518--1593)以《本草綱目》為開端﹐繼而有朱載堉(1536--1611)的《樂律全書》﹐徐光啟(1562--1633)的《農政全書》﹐徐甄`?(1587--1640)的《徐霞客遊記》﹐宋應星(1587--清康熙初)的《天工開物》等五部科學臣著。又有方以智(1611--1671)的《通雅》和《物理小識》﹐王錫闡(1628--1682)的"曉庵新法"﹐梅文鼎(1633--1721)的歷算之學以至劉獻庭(1648--1695)的"經濟天下"的地理新學等等。
實學思潮的掀起和發展影響著自然科學的發展﹐自然科學的蓬勃發展﹐也為明清之際實學思潮的發展與高漲推波助瀾。
二、自然科學家的經世理念
16、17世紀的實學思潮是中國儒學發展的又一新階段﹐他是儒學由理學思潮向近代"新學"發展的轉折階段。 "經世致用"是儒學的優良傳統﹐也是明清實學的主要特點之一。實學思潮發揚了儒學的經世傳統﹐並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面對封建制度的日趨腐朽衰敗、社會危機深重的現實﹐以"救世濟民"為目的而反對專制制度﹐把古代的民本思想發展到新的高峰。市民階層的出現﹐"工商皆本"口號的濫觴﹐兆示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在思想學術界﹐程朱理學陷入支離繁瑣、迂腐僵化﹐陽明心學在沖擊程朱理學思想桎梏的同時﹐為其後學走向空疏和禪化準備了思想條件。其後的一批思想家和有識之士﹐為了解救危機﹐提倡發揚"經世致用"之學﹐批判"虛寂寡實"之風。他們在哲學上以"理隻是氣之理"和"理在氣中"的唯物論觀點﹐既批判"理為氣本"、"理先氣後"的客觀唯心主義觀點﹐也批駁了"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主觀唯心論觀點。在認識論上﹐他們反對"知先行後"或"見(現)成良知"的先驗論﹐提倡"知行並舉"﹐強調"行"--"實踐"的重要性。他們總結和終結了宋明理學。在政治上則反對腐儒空談而誤國﹐並針對時弊提出治國安邦的改革方案。明王朝的覆亡促使他們進一步深刻反省和自我批判﹐他們指出"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要求以有用的"實學"取代"明心見性"之"空談"﹐力主改革﹐破除舊傳統﹐並對未來理想社會進行規劃和憧憬。這一時期的科學家﹐則把自己所從事的科學實踐比較明確地與"經世致用"相聯系﹐與對理學、心學的批判相聯系。他們無不痛恨。空言""臆度"而崇尚實學﹐明確宣稱自己講求"實功"、"實效"和"實理"﹐把自己從事的科學工作匯入了日益高漲的實學思潮之中。他們繼承發揚儒學的"經世"傳統﹐有的明確提出科技是國家的富強之術﹐要求學習西方科技以求"超勝"(如徐光啟等)﹔有的從發展和促進生產出發﹐為改造社會而求有益於生人之政務(如宋應星)﹔有的則以醫學為"濟世"的真學問而"不屑為空言"(如傅山﹕1607--1684)﹔有的則學貫中西、"務集眾長以觀其會通。(如梅文鼎)。更有厭倦於仕途、終生從事科學而卓有成就者(如李時珍、朱載育、徐宏祖、王錫闡等)﹐他們又都關心國事和人民的疾苦﹐以自己的科學實踐匯入於實學思潮之中。
三、科學思想與科學方法對實學思潮的推動
16、17世紀的自然科學﹐既受到實學思潮的影響﹐在批評理學和心學中得到發展﹐其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也給予實學思潮又有力的影響﹐並匯入了實學思潮洪流﹐促進了實學思潮的高漲。
1、對"格物窮理"說和"格心"說的批評﹐以"物"為天地宇宙之萬物﹐以"理"為事物之"條理"和客觀規律﹐突破了理學羈絆。
程朱理學的"格物窮理"、"格物致知"說﹐雖然其所說的"物"的對象和范圍包括了客觀的一切事物﹐但重點在於"性理"﹔其出發點和終極目的還在於把握"天理"和"要在名善"的道德修養。王學則倡導"心即理"、"格心"以"正心"而"致良知"﹐雖為沖破朱學的桎梏起了很大的作用﹐卻又為走向虛空創造了思想條件。16世紀初就有一批思想家和學者對"格物"說做了不同於他們的闡釋。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1483--1547)的"淮南格物"說﹐指出"身與天下國家一物" ﹐格物就是正確處理二者間的關系。羅欽順(1465--1547)則明確指出﹐"格物是格宇宙萬物﹐人心隻是萬物中之一物" 。吳廷翰(1491--1559)則說﹕"致知者﹐一一都於物上見得理方是實" 。至高攀龍(1562--1626)則強調﹐格物對象應包括宇宙萬物"鳶飛魚躍、一草一木"。至顏元(1635--1704)而釋"格"為"手格之格﹐身親其事"。他們都強調"格物"的實效﹐力主探索客觀事物。科學家們大都反對空談天道性命﹔他們不僅是﹔"格物"的實踐者﹐又對"格物窮理"說予以獨特的闡釋。醫約學家李時珍以求實精神和批判精神灌注於"格物"學說﹐他明確宣稱"醫者貴在格物"﹐他稱自己的著作《本草綱目》"雖曰醫家藥品﹐其考釋性理﹐實吾儒格物之學" 。故而他"搜羅百氏﹐采訪四方"﹐歸納本草性理﹐按部類綱目建立其三界步進的演繹體系。《本草綱目》的成就就是達"性理之精微﹐是進行科學研究後的出的"格物之通典"。朱載育則把"理"落實到"數"﹕"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數"﹔"理由數顯﹐數自理出﹐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 。他從事科學研究的目標就是"惟求實理"。做"濟世"真學問的傅山力主"理""猶乎條理之理"、"成物之文"。至於方以智更自稱"有窮理極物之癖"﹐認為"物有其故﹐實考究之"﹐方能窮其理﹐遂作《通雅》、《物理小識》。王夫之(1619--1692)評方以智說﹕"密翁與其公子為質測之學﹐誠學思兼致之實功。蓋格物者﹐即物以窮理﹐唯質測為得之。" 在這裡﹐科學家與哲學家、思想家具有共同的語言﹕把玄妙空泛的哲理化成為了現實人生的實際需求。他們的共同特征是將"格物窮理"落到了實處﹐"務求實用"而不事空言妄言﹔以從事科學技術活動為富國強兵之術(如徐光啟等)﹐即所謂"博究天人而皆主實用。 "格致之學"、"格物之學"逐漸演化為科學技術的代名詞。
2、對"數"的科學解釋﹐力圖破除象數迷信﹐把"數"作為探求自然和檢驗客觀事物規律"理"的科學認識的基礎和方法﹐接近於近代實驗科學的理論認識。朱載育指出﹕天地間一切事物都以數為其表現形式("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數")﹐又說"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因而在他的科學研究中無不以"數"作為基礎﹐以"算"為方法﹐探索樂律的規律"理"﹐得出了"理由數顯﹐數自理出"的科學概括﹐從而邁向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的邊緣。繼而﹐徐光啟也把全部科學知識納入了數學的軌道。他批判了天文歷法研究中的牽強附會和"妖妄之求、謬言數有神理" 的神秘主義﹐把數學置於一切科學的基礎和首要地位。徐光啟還認為﹐前代科學家的缺點就是隻能根據經驗對數據進行推算﹐而不能把觀察和實驗提高到數學原理來概括。他主張由數達理﹐指出客觀事物"有理有義有法有數"﹐故必須"明理辨義"、"法立數著"﹐認識其辯証關系﹐即把宇宙間一切事物都存在著的數量關系作為基點﹐通過科學觀測和研究﹐以數學原理來歸納和概括自然規律"理"。此後的一些科學家在他們的科學實踐中﹐也大多遵循這一原則。科學技術領域中"數學化"傾向的出現﹐不但對科學的發展起著促進的作用﹐同時也兆示著邁向近代的趨向。
3、倡導實測、實驗、實証﹐發展了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同時也積極地影響了思想學術界﹐並推進了實學思潮的發展。
如果說觀察、測量和推算是古代科學技術中的基本方法﹐那麼﹐這時期實驗和實証手段的運用﹐不但發展了科學技術的研究方法﹐它與"數學化"相結合﹐更顯示了邁向近代的趨向。此時的科學家﹐普遍特別地重視科學的觀察和實測。把"自然科學"歸結為"質測之學"﹐就反映了對此的重視。朱載育的"以天為驗証"﹐徐光啟的"務求與天相合"﹐王錫闡"順天以求合"和強調"驗天"、"驗歷"﹐乃至梅文鼎、江永、劉獻廷等無不循此而進。然而﹐為發現規律、論証規律的實驗手段的運用﹐腹慼撳N絲蒲□椒ｕ慕□徊椒17埂Ｔ謔狀?"新法密率"(十二平均率)後﹐朱載育不僅通過實測試驗、以實証來檢驗"新法密率"數理原理的正確性﹐還創造一套律管的系統的管口校正的數學方法(以八度內十三根律管的管徑構成了以24 為公比數的等比數列)﹐從理論到實証都檢驗証明他所創建的"新法密率"數理原則的正確性。他的詳細的數學方法﹐記錄在《樂律全書》中﹐在他去世三百年後的比利時聲樂家馬容按此數據制作了律管後﹐驚嘆並讚美說﹕"實驗所得的結果﹐可以証明這學理的精確。"徐光啟則提出了"法""義""革""理""故"間的辯証關系﹐把推算數據與數學原理相結合("法而系之義")﹐把普遍規律與自然界變遷的內在原因相聯系 。他把觀察、實驗、實証的科學思想和方法﹐由實測、推算推進到了演繹推理。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的說明皆經"窮盡試驗"﹐他對先進生產技術的歸納介紹﹐運用大量統計數字﹐就說明他對實驗數據的重視﹐並以此檢驗理論的正確與否。他如王錫闡歷經反復驗証而能正確查明歷法中誤差的各種原因等等。這一切﹐正反映了當時的科學家已經初步達到了近代實驗科學所要求的科學方法﹐這對於此後的學術思想界在研究方法上也不無影響。
4、這時期的科學思想與學術思想的發展﹐存在著某些共同的特點﹐即由綜合而走向批判總結﹐並蘊含著創新。在思想學術界有黃宗羲(1610--1695)、顧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等一批著名思想家對於中國古代思想學術、對於宋明理學做出綜合、反省、批評、總結而有所創新的同時﹐傳統的科學技術也步入了綜合和總結創新之時。上述五部巨著和其他諸多著作﹐無不反映出這一特點。方以智則就科學哲學方面予以批判總結。他在《物理小識》中提出了"質測通幾之學"﹐將象數、律歷、音韻、醫藥等"質之通者"的"物理"稱為"質測之學"﹐將"所以為物之理"的"至理"稱為"通幾"﹐即哲學。方以智提出了"質測即藏通幾"、"通幾護質測之窮"的原理。前者指出"通幾"是建立在承認世界一切都是"物"的科學基礎上﹐故應"核物究理"﹔後者說明哲學可以指導科學﹐二者間存在著辯証的關系。他自稱﹕"收千世之慧而折中會決"﹐正體現出方以智對於古代自然科學哲學的批判總結。
總之﹐科學技術領域裡的"數學化"傾向、實驗方法和演繹推理方法的出現和古代科學哲學的批判總結﹐這三者一起兆示了近代實驗科學的一線曙光。然而﹐限於歷史的復雜原因﹐16、17世紀的自然科學並未能跳出古代傳統科學的圈子﹐至18世紀的中國亦未能發展出近代科學。然而﹐在16、17世紀科學技術領域內的綜合、總結和力求創新﹐畢竟曾經呈現出一片輝煌﹐從而極大地豐富了實學思潮的內容。
四、中西科學的會通
西方近代科學的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國自然科學的近代化進程。以徐光啟、王錫闡、梅文鼎等為代表的科學家們﹐主張"兼采中西"、"務集眾長"以求"會通"和"超勝"。科學技術的中西融合﹐科學家們的開放精神和會通超勝思想﹐不但構成了這一時期科學發展和實學思想的特點之一﹐也為實學思潮的高漲推波助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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