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價值篇
第二十四章 明清實學思潮及其現實意義
明清實學﹐是我國學術史上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是含有特定歷史內容的學術思想形態。它最初主要是針對宋明理學的日趨空疏衰敗、尤其是陽明"心學"的禪化而提出﹐至明代後期而蔚然形成了一股內容深刻豐富、影響廣泛而又深遠的學術思潮--"明清實學思潮"﹐將中國儒學由宋明理學推進至又一新的階段。這一學術思潮﹐由17世紀初的明末東林學派開其端緒﹐至19世紀60年代初的清朝道光、咸豐年間(182l-1861年)遂告結束而進入近代的"新學"思潮。這二百數十年它經歷了三個階段﹕明清之際以"經世致用"、倡導"實學"為主要特征的實學思潮的興盛時期﹐乾嘉時期實証學風的高度發揚﹐道咸時期實學思潮的再度高漲。在這一思潮的前後兩個階段中﹐都把儒學的"經世"傳統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為救亡圖存而務實革新。而且﹐從這一進步思潮的高漲而波及的范圍說﹐由學術而遍及政治、經濟、科學和文化藝術等領域。從其學術思想的深刻和尖銳程度說﹐它由批評理學而發展為對封建專制主義和蒙昧主義的抨擊﹔終結了以宋明理學為主流的長期統治﹐沖擊著舊禮教、舊傳統的束縛﹐閃爍著早期啟蒙思想的光彩。
一、明清實學思潮的發展階段及其主要特征
第一階段﹕明ムO□適笛□汲鋇男聳６逼塚□且?"經世致用"、倡導"實學"為其主要特征。
從明代萬歷中期以後至清代康熙前期﹐是我國歷史上"天崩地解"的大動盪時代。在此時期﹐封建地主統治階級和廣大農民階級的矛盾以及國內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導致農 民大起義和民族戰爭的絡繹不絕﹔在江南各地﹐還爆發了相當規模的市民階層的反抗運動。尤其是明王朝的覆亡﹐對士大夫階層是一個極其沉重的打擊。他們痛定思痛﹐進行深刻的自我反省﹐總結明亡教訓﹐憧憬未來的理想社會。地主階級革新派和新興市民階層這兩股勢力的匯合﹐構成了明末清初實學思潮興盛的主要社會基礎﹔加之此時"西學東漸"﹔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碰撞﹐開始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這對實學思潮的興盛也起到一定的刺激和促進作用。
士大夫中的一批優秀分子如顧憲成、高攀龍、黃宗羲、顧炎武、方以智、王夫之﹐傅山等﹐面對當時國危民艱的局面﹐他們把"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的空疏、教條看作是導致國弱民貧的重要原因。為了救亡圖存、濟世救民﹐他們竭力提倡"治國平天下"的有用之"實學"。特別是明王朝的覆亡﹐朝野志士在痛苦的反思中﹐清醒地認識到"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空疏、教條本質是王朝覆滅的重要禍根﹐救弊之道在"實學"而不在"空言"。於是﹐他們從學術應"反(返)之於實"(高攀龍)出發﹐提出"明人道以為實學﹐欲盡廢古今虛渺之說而反(返)之實"(王夫之)。他們堅決反對空談心性﹐倡導務實致用之風﹕"思以濟世"、"學必實用"﹐"不發空言"、"見諸實效"(傅山)﹐以有用的"實學"取代"明心見性"之空談。尤其是黃宗羲、顧炎武、方以智、王夫之這四位傑出的思想家﹐勇於探索和開辟治學新路﹐其探討學問之廣博、著作之弘富﹐堪稱一代宗師、百科全書式的大家。就以黃宗羲而言﹐他雖出於王(陽明)門﹐卻"矯良知之弊﹐以實踐為主"。他畢生潛心於史學、經學、天文、歷算、音律等實際學問的研究﹐著述宏富。他倡導注重研究史料和通經致用的學風﹐所撰《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是中國學術思想史的開山巨著﹐對宋明理學作了總結。方以智則不僅精於儒學經典﹐並對天文、地理、歷史、物理、生物、醫學、文學、音韻學等實際學問都有深入研究。他特別強調"質測"之學﹐提倡實測、試驗﹐主張"寓通幾(按﹕即哲學)於質測"﹐提出"質測即藏通幾"和"通幾護質測之窮"的命題﹐接近於自然科學的哲學原理。方以智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物理小識》、《通雅》等﹐是對以理學為中心的學術體系的有力沖擊。顧炎武是明清之際批判理學的一員主將﹐他著力揭露陸王"心學"即"禪學"的本質﹐是"內釋而外儒"﹐其罪"深於桀紂"。因此﹐他在批判宋明理學的過程中﹐建立了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的理論﹐"以復古作維新"﹐試圖發揚儒學通經致用的優良傳統﹐以昌盛"經世致用"的實學﹐達到"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世"的目的。王夫之一生堅持愛國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戰鬥精神﹐一反晚明空談不實之風﹐力辟陸王、側擊程朱﹐提出"明人道以為實學﹐欲盡廢古今虛渺之說而反(返)之實"﹐從而終結了宋明理學。他對經學、史學、天文、歷算都深有研究﹐並在此基礎上總結和發展了我國古代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証法思想﹐建立了自己獨具特色和博大精深的唯物主義思想體系。明清之際實學思潮中的"經世致用"和倡導"實學"﹐成為這一思潮的主要特征。
從明末顧憲成、高攀龍開其端﹐發展到清初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李塨等人﹐又從關切時政出發﹐在經濟方面提倡並研究"利用厚生"之學。從"惠商恤民"、"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到"工商皆本"的提出﹐積極倡導"利用厚生"的"富民"之學﹐並且明確提出授民以田和"有田者必自耕"的思想。這就反映了商人、市民階層和眾多百姓的利益和願望﹐有利於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的發展。明末清初實學思潮的高漲﹐還突出地表現在反對專制獨裁和早期民主思想萌芽的出現。顧憲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出﹕"天子所是未必是﹐天子所非未必非"以否定君權﹐乃至指斥封建君主是"為天下之大害"的"獨夫民賊"﹐則是早期啟蒙思想的鮮明表現。他們由批評理學而發展為對封建君主專制主義和封建蒙昧主義的抨擊﹐黃宗羲甚至提出了類似近代君主的議會立憲制度的設想。這一切﹐形成了實學思潮中具有早期啟蒙思想的重要特征。
第二階段﹕乾嘉時期"實証求是"之學的高度發揚。
明清之際的實學思潮發展到康熙後期﹐即趨於低落態勢﹐失去了批判的鋒芒和啟蒙精神的色彩﹐逐漸由"說經皆主實証"的乾嘉考據學佔據了學術界的統治地位﹐顯示出"實証求是"的實學特征。
明清之際實學高潮中對理學的猛烈抨擊﹐和以"經世致用"、倡導"實學"為主要特征的實學思想廣泛而深入的發展﹐表明理學作為思潮已經走到了盡頭。而清初統治者為了鞏固其統治﹐仍大力提倡理學。在明末清初初露光彩的早期啟蒙思想﹐則由於缺乏成長的土壤﹐也未能得到進一步的發育。這是與清朝統治者實行壓制資本主義萌芽成長的政策﹐以及推行封建文化專制的加強和高壓政策相關聯的。歷史條件的局限﹐使清初的這批抨擊理學的思想家們不可能建立新的學術思想形態。在文化專制主義的高壓下﹐顧炎武等隻得轉向"尊崇節義﹐敦勵名實"的東漢古文經學﹐意圖從經學的研究中找到治世的真理和方法﹐以復古為維新。這種復興經學的傾向﹐使知識界轉向樸實考據經史的治學途徑﹐並為爾後乾嘉考據學的興起﹐提供了學術自身發展的內在依據。
自康熙後期到乾隆、嘉慶時期﹐隨衒r逋醭□持蔚南嘍暈榷ａ□枷胛幕□□埔菜嬤□憂濬□院鶴逯□鬥腫硬捎昧巳磧布媸╕牧絞終□擼閡環矯婕絛□岢□硌□屯菩邪斯晌娜Ｅ康目憑僦貧齲□□□咳私□朧送荊□９ｕ□□?"博學鴻辭科"和組織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佩文韻府》、纂修《明史》等大型類書﹐以招徠士人﹔另一方面﹐則對知識分子采用高壓政策﹐不斷制造文字獄以殘害士人﹐並禁止結社講學活動﹐還發布丁不少禁令。封建文化專制政策的推行﹐嚴重危及士人們的生命和窒息著整個學術界。眾多的學者為了避禍﹐被迫躲進了脫離社會現實的故紙堆中去討生活﹐不敢議論政治和學術理論原則問題。這種脫離社會現實的非政治化的嚴重傾向﹐就完全違背了清初顧炎武等人以復古做維新的宗旨和通經致用的"實學"精神。這些學者隻是片面地繼承了顧炎武的治學方法和所講求的音韻訓詁之學﹐使學術完全脫離了社會實際生活﹐隻局限於古書的輯錄、校勘﹐辨偽和一字一義的考據﹐說經主實証而不談論義理。於是﹐清代考據學成為學術的主流。加之清王朝經過清初的經濟恢復階段﹐到了乾嘉時期﹐經濟已經迅速上升﹐因而已有余力來促進學術文化事業的發展。這時﹐從事考據的學者不僅得到官方的讚助﹐而且還有民間商業集團提供物質上的保障﹐這就更加促進了考據學的興盛。近代著名的經學史家皮錫瑞把清代考據學稱為"專門漢學" 。他說﹕"乾隆以後﹐許(慎)鄭 (玄)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鮮﹐說經皆主實証﹐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學界把它稱為考據學或樸學(就學風比較樸實而言)。由於它在乾隆、嘉慶時期達到鼎盛﹐又有稱之為乾嘉漢學或乾嘉學派。
在乾嘉考據學創建的初期﹐考據學大師惠棟、戴震等﹐在統治者高壓政策的控制下﹐被迫不敢過問現實政治﹐但他們仍繼承了明清之際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反理學的優良傳統和求實創新精神。至乾嘉考據學發展到段玉裁和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時候﹐雖然在考據學上獲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已經沒有了反理學的思想內容﹐更不敢涉及政治﹐完全不同於清初的漢學傳統。這當然與清代統治者日益強化的文化專制政策有關﹐客觀條件迫使多數學者完全脫離社會現實而埋頭於單純的考據之學。因而﹐自乾隆以來的統治者就利用這些漢學家的這一弱點﹐一反以往尊宋黜漢的態度﹐轉向大力鼓勵從事脫離現實政治的考據之學﹐以作為推行理學的補充﹐即所謂"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 ﹐以此來為清王朝服務。這樣﹐學術界便失去了清初漢學的"通經致用"的元旨﹐逐漸形成了一個脫離社會實際、缺乏理論思維深度和理論批判洞察力的、偏枯的考據學派。但是﹐汪中、焦循、阮元卻與段玉裁和王念孫父子不同﹐他們還是繼承了顧炎武、戴震等的漢學傳統﹐雖亦為考據訓詁學家﹐但他們既重視經傳訓詁考據﹐又反對理學而提倡實學﹐志於用世。乾嘉考據學在中國歷史上綿延百余年﹐它在學術史和思想史領域﹐都作出了不可抹殺的、獨特的貢獻。特別是乾嘉考據學講求"實事求是"的實証方法﹐這方法﹐正如樑啟超在其《清代學術概論》中所敘述的那樣﹕
第一曰注意﹐必先留心觀察事物﹐凡常人容易滑眼看過之處﹐彼善能注意觀察﹐發現其應特別研究之點﹐所謂讀書得其問也。第二曰虛己。注意觀察之後﹐既獲有疑竇﹐最易以一時主觀的感想﹐輕下判斷﹐如此則所得之"間"﹐行將失去。考証家決不然﹐先空明一心﹐絕不許有一毫先入之見存﹐惟取客觀的資料﹐為極忠實的研究。第三曰立說。比較研究的結果﹐立出自己一種假說。第四曰搜証。既立一說﹐絕不遽信為定論﹐乃廣集証據﹐務求按同類之事實而皆合﹐如動植物學家之日日搜集標本﹐如物理化學家之日日化驗也。第五曰斷案。第薄撥蚸Y邸＞□□□檳裳芯恐□螅□蚩梢緣謎□分□習敢印＜鵲枚習福□蚩梢醞坡塾諭□嘀□孿□□蘚乙病?
這一實事求是的實証方法﹐又正如戴震所說的﹕"學者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 ﹔"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而為真知也" 。這種求真求是的精神﹐可謂是近代科學精神的萌芽。遺憾的是﹐限於歷史條件﹐乾嘉學派還隻是停留在文字音韻訓詁的考據文物古籍的考証階段﹐尚無能力發展為獨立的科學學派。而乾嘉考據學的興起﹐卻意味著具有啟蒙精神和"經世致用"、倡導"實學"的實學思潮的低落﹐而"實証求是"的實學特征卻得到了充分的發揚。這對於改變理學末流的空疏學風和開啟近代科學學風也還是產生了積極作用。
第三階段﹕道光、咸豐時期實學思潮的再度高漲。
道光、咸豐時期(1821-1861年)﹐清王朝日趨腐敗﹐西方列強的入侵﹐遂使我國逐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難深淵﹐中國遭受了空前深重的社會危機和民族危亡的災難。嚴重脫離社會現實的乾嘉考據之學已經日益不能適應內憂外患相逼而至的局面。於是﹐在士大夫中湧現出龔自珍、魏源、林則徐、包世臣等一批遠見卓識之士。他們比較敏銳地感觸到時代的憂患﹐開始敢於正視晚清社會政治現實的黑暗面﹔他們痛恨清王朝的腐敗﹐注意了解世界情況﹐要求改革和抵抗外來侵略。因此﹐他們在學術上對漢學家沉溺於名物訓詁而無力解決現實社會中的迫切問題十分不滿﹔他們推崇明末清初經世實學的優良傳統﹐並由此而掀起了一股改革圖強以抵抗外來侵略的愛國熱潮。這股熱潮使學風為之一新﹐它既是對當時學術界佔統治地位的乾嘉學派的抵制﹐也是明末清初實學高潮的復興和發展﹔然而﹐它又是整個明清實學思潮的終結和邁向近代的前夜。
龔自珍提倡兩漢今文經學的"通經致用"精神﹐十分強調學術的經世致用功能﹐注意把史學研究與社會現實問題相結合﹐並從歷史變異的觀點出發﹐提出了凡朝廷政治必須注重變革和"改制"的主張。他認為﹕"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 他還利用"公羊學"的傳統和理論﹐"譏切時政﹐詆排專制"。
魏源和龔自珍都是常州今文經學派的奠基者劉逢祿的學生。魏源從今文經學的"公羊"說出發﹐認為"世"分三等﹕治世﹐亂世、衰世﹐而把自己所處的那個黑暗腐敗時代列為"衰世"。因而﹐他反對把經學神秘化和純學術化﹐十分推崇西漢"六經治世"的主張﹐力圖"以 經術為治術"﹐"更法改圖"﹐變革朝政。龔自珍也以此與乾嘉考據訓詁之學相對立。魏源則指出﹐孔子刪述"六經"﹐其宗旨無非在於"經世"﹐故而他嚴厲抨擊乾嘉考據訓詁之學是"錮天下聰敏知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 。他認為﹐□□考校與心性迂談都不是學術的精神實質﹐學術的精神在於"濟世"﹐在於溝通歷史與現實的關系。他主張由所面臨的現實問題去研究學術﹐從中找出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而為現實所用。故而魏源在道光七年(1827年)應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之請﹐編輯了《皇朝經世文編》﹐這是一部資料匯編﹐分列學術、治體、吏政、戶政、禮政、兵政、刑政等科目。魏源在《皇朝經吐文編五例》中明確闡述了他的編輯宗旨﹕"書各有旨歸﹐道存乎實用"﹔"經世以表全編﹐則學術乃其綱領"﹔"時務莫切於當代"。他還強調說﹕"取經世之益"﹐"必有真儒﹐征斯實用"。可見﹐魏源編輯該書的目的﹐是為清朝"當代"提供一部切於世用的經世大典。
在鴉片戰爭期間﹐魏源站在林則徐為首的抵抗派一邊﹐曾親身參加了抗英鬥爭。鴉片戰爭的失敗﹐使他深受震動。他在事後說﹕"凡有氣血者所宜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講畫" 。他冷靜地分析了鴉片戰爭中抗英鬥爭的經驗教訓﹐針對西方侵略者擁有船堅炮利的客觀優坒h□岢雋?"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新觀點。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發出的向西方學習的呼聲。這一觀點﹐不僅表達了他熱忱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而且一反故步自封的蒙昧主義﹐尖銳地提出要先了解西方世界("悉夷情")方能抵抗外來侵略("制夷")的深刻主張。他在林則徐《四洲志》的基礎上﹐增補擴充為《海國圖志》﹐成為我國近代第一部介紹有關世界知識的書籍。書中比較詳細地介紹了英國等西方諸多國家﹐就是為了讓政府和人們"悉夷情"﹐以達到"制夷"的目的。而且﹐他還逐漸發現西方列強之所長並非僅是技藝。在《海國圖志》中﹐多處流露出他對於"不立王侯"的西方民主政治和繁榮發達的商業的讚美之情。這種讚揚﹐無疑反映出他對當時中國的封建專制及其腐敗政治的不滿﹐以及要求學習西方以圖革新自強的強烈願望。
龔自珍、魏源等思想家﹐在政治上是封建士大大中具有近代啟蒙色彩的開明派﹐在思想文化領域又是站在中國古代和近代分水嶺上的文化巨匠。他們的經世實學﹐將明清實學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他們的實學思想﹐既是明清實學的終結﹐又是近代思想的起點。龔自珍、魏源等思想家﹐是開近代思潮風氣先河的代表人物﹐是近代"新學"學派的先驅者。
二、明清實學思潮的現實意義
明清實學思潮曾經在我國思想學術史上起過相當重要的歷史作用﹐對於近代思想學術無疑也產生過積極而深刻的影響。它的愛國"經世"的優良傳統﹐務實革新的精神和求真求是的學風﹐對於當前正在進行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具有可資借鑒的現實意義。
1﹒愛國"經世"的優良傳統﹐應繼承發揚。
"經世致用"是中國儒學的優良傳統之一﹐而愛國"經世"又是明清實學思潮處於高潮時期的主要特征。一批傑出的思想家和學者﹐他們以天下為己任﹐關心國家、民族的興亡和百姓大眾的疾苦﹐不滿乃至反對封建專制的腐敗統治﹐竭力主張進行政治、經濟改革﹐提倡實用、實証、實測等﹐反對和批判宋明理學的空疏教條學風﹐要求學用一致、經世濟民。這一愛國主義的崇高精神和積極"經世"、務實革新的優良傳統﹐在改革開放、振興中華的今天﹐更應大力提倡和繼承發揚。
2﹒"起舊圖新"和求實致用這一實學思潮的核心內容﹐對於現實有所啟迪。
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在作為新儒學的宋明理學已趨衰敗之時﹐開實學思潮之端緒的東林學派提出了"起舊圖新"和"求實"致用這一"實學"主張﹐並發展成為二百余年實學思潮的核心內容。在實學思潮中的一大批思想家限於歷史條件﹐隻能在前人的思想武庫中"起舊"﹐而力求實現"圖新"的目的。於是﹐他們繼承發展了儒學的"經世"傳統和程朱理學的理性精神﹐強調"實行"、"實政"、"實驗"、"實事"、"實效"、"實測"﹐倡導求實致用的"實學"精神﹐以批判晚明的腐敗政治、虛空不實的學風﹐力主改革、立足於"圖新"﹐為現實社會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服務。在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求實致用和"圖新"的"實學"主張當可借鑒﹐以達"批判、繼承、吸取、創新"的目的。
3﹒借鑒"正德"、"利用"、"厚生"三者關系的正確處理﹐以利於為現實服務。
清初傑出的實學思想家顏元十分推崇"六府"、"三事"、"三物"﹐並作為他辦學的教育內容。顏元所提倡的"堯舜三事"、周孔三物"的實事實物之教﹐用以反對宋明理學的性理之學。他認為﹕前者是"實學"﹐後者是"虛學"﹔前者"有用"﹐後者"無用"。這一提法﹐形似"復古"﹐但其精神卻純為當代現實服務﹐實開思想解放之先聲。
所謂"六府"﹐典出於《古文尚書‧大禹謨》﹐即水、火、木、金、土、谷。孔穎達《疏》說﹕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
所謂"三事"﹐也典出於《古文尚書‧大禹漠》﹐即"正德、利用、厚生"。孔穎達《疏》說﹕
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謂在上節儉﹐不力糜費﹐以利而用﹐使財物殷富﹐利民之用。為民興利除害﹐使民不匱乏﹐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生者﹐渭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豐足﹐故所以養民也。
所謂"三物"﹐典出於《周禮‧大司徒》。即"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六行"(孝、友、睦、 、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上述的有關"六府"、"三事"、"三物"﹐實際是涵括了封建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內容。其中自然包含了封建道德倫理的一些糟粕﹐必須剔除並進行批判改進﹔有的則可資借鑒﹐並賦予時代新義﹐以豐富和充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內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顏元所推崇的"正德"、"利用"、"厚生"的"三事"。在道德與功利的問題上﹐他抨擊了那種號稱不謀功利或空談功利的不實之學﹐提倡"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 《的功利主義。借鑒明清實學思潮中在功利問題上的各種觀點﹐重視使"三事"相互結合而又相互促進的提法﹐建設社會主義的功利觀﹐有利於正確處理物質文明發展與精神文明建設的關系﹐亦即道德與功利的關系﹐這對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4﹒繼承和發揚"實証求是"的科學精神﹐為"科教興國"事業服務。
"實証求是"是明清實學思潮處於低潮階段的特征表現。"實証求是"是由漢代"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這一學術概念轉化而來的。隨著清王朝的穩定和鞏固﹐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也隨之加強。而大興文字獄﹐實施高壓和懷柔的兩手政策﹐以強化思想文化的專制統治。從而造成學術界不敢過問現實政治﹐迫使大批知識分子將心思才智轉移到故紙堆裡﹐在古代儒學經傳的繁瑣考証中求得其精神寄托。即使如此﹐他們仍然繼承了明末清初的由空返實的求實學風。他們崇尚漢代的"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的風尚﹐講求讀書要達到真解﹐必須要對文字和音韻下一番訓詁考証的功夫。所以﹐他們提倡"實証"方法以求真、求是和"算造根本﹐當憑實測"(阮元)的科學精神﹐為近代科學思想提供了思想啟迪。繼承和發揚這一精神和學風﹐對於當代的"科教興國"事業﹐也將有所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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