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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淵閣與《四庫全書》   黃愛平   文淵閣座落在故宮東南隅﹐是昔日皇家宮殿中一座頗有特色的建築。其建造、官制、職掌和功用﹐先後經歷了明清兩代的興廢和近代以來的變遷﹐而尤與清代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有不解之緣。   一、明清兩代建閣溯源   文淵閣之名始於明代﹐其閣亦始建於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始創宮殿於南京﹐即於奉天門之東建文淵閣﹐盡貯古今載籍”。此即文淵閣建閣之始。明成祖遷都北京﹐仿南京已有規制營建北京宮殿﹐北京宮中的文淵閣隨之建成。誠如明宣宗所言﹕“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開閣於東廡之南﹐為屋凡若幹楹﹐高亢明爽﹐清嚴邃密﹐仍榜曰文淵。”[1]可見﹐有明一代曾在營建南京宮殿以及北京宮殿的同時﹐先後於南京故宮和北京宮中建造文淵閣。   文淵閣的功用早期主要在於藏書、編書。著名的大類書《永樂大典》﹐即在南京宮中文淵閣開館編纂。明成祖於永樂元年(1403)下令修書﹐因初稿“尚多未備”﹐遂於三年(1405)諭令重修﹐“命禮部簡中外官及四方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纂修﹐簡國子監及在外郡縣學能書生員繕寫﹐開館於文淵閣﹐命光祿寺給朝暮膳”[2]。當時﹐“常熟張洪、丹徒裴俊、吉水陳誠俱赴文淵閣修《大典》﹐懷安黃童以楷抇蚲y胛腦u笊尚礎洞□洹貳﹗盵3]永樂六年(1408)﹐《大典》書成之後亦直接貯藏於文淵閣。北京宮殿基本建成之後﹐成祖還特別諭令將南京文淵閣的藏書運至北京收藏。據記載﹐“十六年﹐遣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識收貯”[4]。這些運至北京的珍本秘籍﹐除《永樂大典》貯藏於文樓外﹐其他書籍均於英宗正統六年(1441)正式入藏文淵閣。當時﹐主持清點編目的大學士楊士奇﹐曾將各書“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號”﹐收藏於書櫥中﹐並據以編成《文淵閣書目》﹐“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號﹐五十櫥”[5]。   藏書、編書而外﹐文淵閣也是“天子講讀之所”﹐皇帝不時在此翻閱書籍﹐並召集翰林儒臣講論經史。據載﹐太祖於“萬幾之暇﹐輒臨閣中﹐命諸儒進經史﹐躬自披閱﹐終日忘倦”。成祖“或時至閣﹐閱諸學士暨庶吉士應制詩文﹐詰問評論以為樂”[6]。宣宗也曾利用“聽政余閒﹐數臨於此﹐進諸儒臣﹐講論折衷﹐宣昭大猷﹐緝熙問學”﹐並特撰《文淵閣銘》﹐述其盛況[7]。   在承載藏書、編書功能並用作“天子講讀之所”的同時﹐文淵閣還是閣臣入直辦事之所﹐並隨著明代政治的發展﹐逐漸演變成為事實上的秘閣禁地。明初﹐朱元璋為強化皇權﹐詔罷中書省﹐廢臣相。為處理紛繁國事﹐又不至妨礙專制集權﹐乃仿宋制置殿閣大學士﹐定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各一人﹐於翰林及六部官員內擇取[8]。朱棣繼位﹐以“初定內難﹐四方之事方殷”[9]﹐特“命侍講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尋命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同入直﹐並預機務”[10]。時成祖“每退朝還宮﹐遇有幾務須計議者﹐必親御翰墨﹐書榮等姓名﹐識以御寶﹐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規畫。榮等條對﹐用文淵閣印封入﹐人不得聞”[11]。文淵閣因此而有內閣之稱﹐楊榮等人也先後升遷至大學士之職。至英宗正統七年(1442)建造翰林院之後﹐文淵閣作為大學士等官員專門的入直辦事之所﹐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秘閣禁地﹐“凡入內閣﹐曰直文淵閣”。世宗嘉靖年間﹐文淵閣制進一步完善﹐據載﹕“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淵閣中一間恭設孔聖暨四配像﹐旁四間各相間隔﹐而開戶於南﹐以為閣臣辦事之所。閣東誥敕房裝為小樓﹐以貯書籍。閣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間﹐以處各官書辦﹐而閣制始備。其職掌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遵祖憲﹐奉陳規誨﹐獻告謨猷﹐點簡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閣門還高懸聖諭﹐嚴申規制﹕“機密重地﹐一應官員閒雜人等﹐不許擅入﹐違者治罪不饒。”[12]可見﹐文淵閣已成為事實上的內閣﹐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正統十四年(1449)﹐南京明故宮發生火災﹐文淵閣及其所余書籍皆付之一炬。北京皇宮的文淵閣也隨著明王朝的滅亡﹐在明末戰火中被毀。   清入關建立全國政權之後﹐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襲明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漸接受以儒學為主體的封建文化。順治十五年(1658)﹐清廷改內三院為內閣﹐分設翰林院﹐“以大學士分兼殿閣﹐稱中和殿大學士、保和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凡四殿二閣。順治十八年(1661)復設內三院﹐撤翰林院。至康熙九年(1670)﹐再撤內三院﹐復內閣、翰林院﹐其殿閣職銜仍沿順治十五年之制。乾隆十三年(1748)﹐以“中和、保和、文華、武英四殿﹐文淵、東閣二閣未為劃一﹐其中和殿名從未有用者”[13]﹐因裁中和殿而增體仁閣。自此而後﹐三殿三閣大學士成為定制。但是﹐其中的文淵閣卻始終有其名而無其實﹐即清廷雖設有文淵閣大學士之名﹐卻並無文淵閣之實﹐所謂“本朝定制﹐以文淵閣為大學士兼銜﹐第仍其名而未議建設之地”[14]。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庫全書》開館。考慮到書成之後將來的貯藏問題﹐乾隆帝在編書活動大規模開展的次年即未雨綢繆﹐決定為《四庫全書》建造專門的庋藏之所。他聽說浙江寧波范懋柱的藏書樓天一閣“純用磚甃﹐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並無損壞﹐其法甚精”﹐便特諭杭州織造寅著“親往該處﹐看其房間制造之法若何﹐是否專用磚石﹐不用木植﹐並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問﹐燙成準樣﹐開明丈尺呈覽”[15]。在了解到天一閣的建築規制及藏書特色之後﹐乾隆帝欣然下令﹐“取其閣式﹐以構庋貯之所”[16]。最初乾隆帝計劃將《四庫全書》抄寫四部﹐“一以貯紫禁之文淵閣﹐一以貯盛京興王之地﹐一以貯御園之文源閣﹐一以貯避暑山莊﹐則此文津閣之所以作也”[17]。其後考慮到江南士子讀書治學的需要﹐又特別諭令在江浙地區增建文匯、文宗和文瀾三閣。此即著名的用於貯藏《四庫全書》的七座藏書樓。其中紫禁城中的文淵閣建於文華殿之後﹐乾隆帝說﹕“凡事豫則立。書之成雖尚需時日﹐而貯書之所﹐則不可不宿構。宮禁之中﹐不得其地﹐爰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以待之。文淵閣之名﹐始於勝朝﹐今則無其處﹐而內閣大學士之兼殿閣銜者尚存其名。茲以貯書所為﹐名實適相副。”[18]可見﹐由於《四庫全書》的纂修特別是將來貯藏的需要﹐自清初以來一直有其名而無其實的文淵閣﹐終於得以動工興建﹐並因此而成為名副其實的中秘藏書勝地。   二、建築規制與文化意蘊   乾隆四十年(1775)﹐文淵閣正式動工﹐次年即順利建成。在建築規制、建築功能和理念上﹐文淵閣都仿效天一閣﹐但實際情形卻多有異同之處。   作為清代江南地區最負盛名的藏書樓﹐天一閣的命名、構造及藏書方法都獨具匠心。其閣名源於古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說法﹐寄寓以水克火之意。其建築則是一座重檐硬山頂、磚木結構、六開間的二層小樓﹐樓下六間一字排開﹐分別加以隔斷﹔樓上則西側為樓梯間﹐東側一小間空置不用﹐居中三大間合而為一。實際上是以樓下隔斷為六間﹐樓上通為一大間的建築格局﹐來體現“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在建築物的裝飾上﹐也特別在閣頂及樑柱上飾以青、綠二色的水錦紋和水雲帶﹐還專門在閣前鑿池蓄水﹐以防不測。而典籍的收藏更是極為講究。據當時奉命前往查看的杭州織造寅著所言﹕“閣共六間﹐西偏一間安設樓梯﹐東偏一間以近牆壁﹐恐受濕氣﹐並不貯書。惟居中三間﹐排列大櫥十口﹐內六櫥前後有門﹐兩面貯書﹐亦為可以透風。後列中櫥二口﹐小櫥二口﹐又西一間排列中櫥十二口﹐總計大小書櫥共二十六口。”[19]即在上下六開間的二層樓房中﹐隻有樓上通為一間的居中大屋用來貯書。並且﹐書櫥都不靠牆﹐而是放置在屋子中間﹐樓房前後開窗﹐書櫥亦前後開門﹐以便通風﹐防止潮濕。可以說﹐天一閣的命名、規制和庋藏﹐都完美地體現了防火的理念和藏書的功能。   文淵閣仿效天一閣的規制﹐在外觀上也分上下二層﹐面闊六間﹐各通為一﹐沿襲了天一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其構造則為水磨絲縫磚牆﹐深綠廊柱﹐菱花窗門﹐歇山式屋頂﹐上覆黑琉璃瓦﹐而以綠琉璃瓦鑲檐頭﹐屋脊飾以綠、紫、白三色琉璃﹐浮雕波濤遊龍﹐所有的油漆彩畫均以冷色為主﹐營造出皇家藏書樓典雅靜謐肅穆的氣氛﹐而與整個紫禁城宮殿黃色琉璃、朱紅門牆的暖色格調和喜慶氛圍截然不同。並且﹐閣前還開鑿方池﹐池上橫跨石橋﹐池中引入金水河水﹐閣後則疊石為山﹐四周列植鬆柏﹐閣東側碑亭內石碑以滿、漢文鐫刻乾隆帝所撰《文淵閣記》。可見﹐文淵閣的建置既參照了天一閣的規制﹐又根據傳統的官式做法和皇家建築的特殊身份而作了創造性的發揮。   除宮廷建築與民間建築在規模和形式上的區別而外﹐文淵閣與天一閣最主要的差異還在於內部構造的改進。天一閣上下兩層﹐文淵閣則采取“明二暗三”的建造方式﹐即外觀看上去重檐兩層﹐實際上卻利用上層樓板之下的腰部空間暗中多造一夾層﹐全閣共有上、中、下三層。這種建造方式﹐俗稱“偷工造”﹐既美觀大方﹐又節省工料﹐還特別實用﹐便於貯書﹐反映了清代宮廷建築在工程設計和建造藝術上的高度技巧和水平。   作為皇家藏書重地﹐尤其是紫禁城中專門用於收藏《四庫全書》的藏書閣﹐乾隆帝還特別從文化上賦予了文淵閣不同尋常的深層涵義。鑒於《四庫全書》是一部匯集歷代典籍精粹、囊括傳統文化精華的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叢書﹐乾隆帝專門為建造在宮廷禁地和皇家園囿的四座藏書閣命名﹐除宮中的文淵閣沿襲明代之稱外﹐其他三閣分別命名為文源、文津、文溯。此即“四閣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淵、若源、若津、若溯﹐皆從水以立義者﹐蓋取范氏天一閣之為”[20]。也就是說﹐以文淵閣為代表的內廷四閣之名﹐皆取法天一閣﹐體現了以水克火的理念。然而﹐不僅僅如此﹐更為重要的是﹐乾隆帝還“以水喻文”﹐進一步闡發了四閣命名的文化意蘊。在乾隆帝看來﹐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如同浩瀚的江河之水﹐經史子集各為其中的淵源流派。他說﹕“文之時義大矣哉﹗以經世﹐以載道﹐以立言﹐以牖民﹐自開辟以至於今﹐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以水喻之﹐則經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經而出。故吾於貯四庫之書﹐首重者經。而以水喻文﹐願溯其源。”[21]並且﹐四閣的命名不僅涵蘊了古代典籍的豐富浩瀚和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還提醒人們要善於沿流溯源﹐找到讀書治學的途徑與方法。乾隆帝說﹕“蓋淵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於是乎分焉。欲從支派尋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則躡迷途而失正路﹐斷港之譏有弗免矣。”[22]就此而言﹐文淵閣的名稱雖然沿襲明代﹐但其深層次的文化意蘊﹐卻得益於乾隆帝的重視和闡發﹐更淵源於中國古代豐富的典籍與燦爛的文化。   三、官制職掌與典藏管理   文淵閣建成之後﹐乾隆帝極為重視﹐他看到四庫館呈進的《永樂大典》輯本中有宋代程俱所撰《麟台故事》一書﹐“所載典掌三館秘閣書籍﹐以執政領閣事﹐又有直秘閣、秘閣校理等官﹐頗稱賅備”﹐立刻想到正在編纂的《四庫全書》以及剛落成的文淵閣﹐因下令制定文淵閣官制職掌以及將來閣書管理章程。四十一年(1776)六月﹐乾隆帝在諭旨中說﹕“方今搜羅遺籍﹐匯為《四庫全書》﹐每輯錄奏進﹐朕親批閱厘正。特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之﹐以充冊府而昭文治﹐淵海縹緗﹐蔚然稱盛。第文淵閣國朝雖為大學士兼銜﹐而非職掌﹐在昔並無其地。茲既崇構鼎新﹐琅函環列﹐不可不設官兼掌﹐以副其實。自宜酌衷宋制﹐設文淵閣領閣事總其成﹐其次為直閣事﹐同司典掌﹐又其次為校理﹐分司注冊點驗。所有閣中書籍﹐按時檢曝﹐雖責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掌﹐則領閣事以下各任之﹐於內閣、翰、詹衙門內兼用。其每銜應設幾員﹐及以何官兼充﹐著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院定議﹐列名具奏﹐候朕簡定﹐令各分職系銜﹐將來即為定額﹐用垂久遠。”[23]於是﹐大學士舒赫德召集吏部及翰林院有關官員﹐詳細商定文淵閣官制職掌及各項管理章程。鑒於“文淵閣為圖書之府﹐典籍充積﹐視宋三館秘閣﹐尤為嚴重”﹐因而﹐在官制職掌方面﹐舒赫德等大臣提出參照宋代館閣制度﹐“置文淵閣領閣事二員﹐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充﹐總司典掌。置文淵閣直閣事六員﹐以由科甲出身之內閣學士﹐由內班出身之滿詹事、少詹事、(侍)讀(侍)講學士﹐漢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等官兼充﹐同司典守厘輯之事。置文淵閣校理十六員﹐以由內班出身之滿庶子、(侍)讀、(侍)講、洗馬、中(允)、讚(善)、編(修)、檢(討)﹐漢庶子、讀、講、洗馬、中、讚、修撰、編、檢﹐及由科甲出身之內閣侍、讀等官兼充﹐分司注冊點驗之事”。同時﹐由內務府大臣兼充文淵閣提舉閣事銜﹐管理日常“管鑰啟閉等事”﹔“再設文淵閣檢閱官八員﹐由領閣事大臣於科甲出身之內閣中書內遴選﹐奏明兼充﹐令其於檢曝書籍時﹐詣閣隨同點閱﹐更足以昭慎重”[24]。這一建議得到了乾隆帝的批準﹐文淵閣官制遂正式定為﹕“文淵閣領閣事二員﹐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充之﹔提舉一員﹐以內務府大臣充之﹔直閣事六員﹐以由科甲出身之內閣學士﹐由內班出身之滿洲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漢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充之﹔校理十六員﹐以庶子、侍讀、侍講、編修、檢討充之﹔檢閱八員﹐以內閣中書充之。”[25]當年七月﹐大學士舒赫德、於敏中被任為文淵閣領閣事﹐署內閣學士劉墉﹐詹事金士鬆﹐侍讀學士陸費墀、陸錫熊﹐侍講學士紀昀、朱珪等六人被任為文淵閣直閣事[26]﹔十月﹐翰林官員翁方綱等十六人被任為文淵閣校理[27]。這些在四庫館內分別擔任不同職任的朝廷重臣及纂修官﹐就成為最早以原銜充任文淵閣各項職掌的官員。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底﹐第一部《四庫全書》告成﹐並於次年春入藏宮中文淵閣。作為首先入藏中秘重地的首部《四庫全書》﹐乾隆帝對書籍的典藏、管理予以了充分的重視和極大的關注。   在書籍的典藏方面﹐《四庫全書》的用紙、裝幀以及貯藏都極為講究。紙張選用浙江上等開化榜紙﹐紙色潔白﹐質地堅韌﹐堪為上品。書冊裝幀采用絹面包背裝﹐即將書葉正折﹐使版心朝外﹐書葉左右兩邊都向書背﹐用紙捻訂牢﹐然後用絲絹將書冊前後連書背一並包裹糊連而成。考慮到《四庫全書》囊括四部﹐卷帙繁富﹐為便於識別和檢閱﹐書冊裝幀特別采用了分色包背裝法﹐即使用不同顏色的絹面來區別經、史、子、集各部書籍。這就是乾隆帝在其詩文中多次提到的“經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裝潢的辦法﹐即“經部用青色絹﹐史部用赤色絹﹐子部用月白色絹﹐集部用灰黑色絹”﹐以色分部﹐一目了然。乾隆帝有詩雲﹕“浩如慮其迷五色﹐挈領提綱分四季。經誠元矣標以青﹐史則亨哉赤之類﹐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28]至於《四庫全書總目》﹐由於“此系全書綱領﹐未便仍分四色裝潢”﹐故專“用黃絹面頁﹐以符中央土色﹐俾卷軸森嚴﹐益昭美備”[29]。為便於使用和保存﹐還專門制作精致的楠木書函﹐每若幹冊書置入一函﹐襯以夾板﹐束之綢帶﹐書函的一端可以開閉﹐函面端楷刻寫全書名稱、書函序號以及所屬部類和具體書名﹐並飾以與該書所屬部類及書冊封面相同的顏色。如《尚書詳解》一函六冊﹐函面刻寫“欽定四庫全書 第二百七函 經部 尚書詳解”﹐字跡均為綠色。書冊裝函後﹐即按部類順序放入專門制作的書架﹐安置閣中。計經部書二十架﹐每架四十八函﹐凡九百六十函﹐分貯下層兩側﹔史部書三十三架﹐每架亦四十八函﹐凡一千五百八十四函﹐藏於中間暗層﹔子部書二十二架﹐每架七十二函﹐凡一千五百八十四函﹐安放上層之中﹔集部書二十八架﹐每架亦七十二函﹐凡二千零十六函﹐分置於上層兩旁。總計一百零三架﹐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萬六千冊[30]。為便於查找翻閱﹐還另外繪制了《四庫全書排架圖》﹐一並庋置其中﹐需要時按圖索驥﹐循架取書﹐既方便又快捷。   為表示對第一部抄成貯閣的《四庫全書》的重視﹐乾隆帝還特別允準﹐在每冊書的首頁鈐蓋“文淵閣寶”﹐末頁鈐蓋“乾隆御覽之寶”﹐由此而開各閣《四庫全書》鈐印之先例。其後陸續抄成的內廷各閣全書﹐也因其閣名和成書時間先後而分別加蓋不同的鈐印[31]﹐不僅成為各閣《四庫全書》獨特的標志﹐也成為人們稱呼《四庫全書》時均冠以閣名的依據。   隨著《四庫全書》的入藏﹐文淵閣的各項管理工作也提上日程。領閣事上傳下達﹐總司其責﹔提舉閣事直接管理一般事務﹐並督率所轄內務府司員具體從事看守、收發、掃除等各項雜務﹔直閣事、校理、檢閱各員則每日輪流入直﹐負責書籍的查點檢閱等事宜。為便於管理﹐朝廷還根據原定章程﹐在上駟院就近撥出房屋十余間﹐作為領閣事、提舉閣事大臣﹐並直閣事校理、檢閱等官﹐以及內務府司員、筆帖式等人入直辦事之所。自此而後﹐“除內務府官員常川照料外”﹐直閣事校理、檢閱等官員﹐則“每日輪派二人當直﹐辰入申出﹐率以為常。遇有查取書籍等事﹐即令當直校理經管﹐隨時存記﹐以備查核。其一切上架、啟函、翻檢、點閱等事﹐仍令檢閱各官會同內務府官員辦理。直閣事官亦令不時赴直﹐公同照料﹐俾寶文典”[32]。凡遇當直﹐皆由“官廚設饌同餐﹐午後乃散”[33]。   日常入直之外﹐每年特定時期的曝書﹐也是管理工作的重點。原擬章程參照宋代秘書省每年仲夏曝書成例﹐定於每年五六月間曝書。但全書貯閣之後﹐考慮到當時宮中其他各處書籍例於每年三、六、九月晾曬的實際情形﹐主管大臣特別奏請將文淵閣曝書改為三、六、九月﹐以與宮中慣例相一致。這一建議﹐得到乾隆帝允準[34]。於是﹐每年數次的文淵閣曝書﹐成為一時盛事。屆期﹐上自領閣事、提舉閣事大臣﹐並直閣事、校理、檢閱﹐下至內務府司員、筆帖式等各級官員人等齊聚一堂﹐“將插架諸書按部請出﹐交校理各官登記檔冊﹐檢閱各官逐一挨本翻晾畢﹐即敬謹歸入原函﹐以昭慎重”[35]。   然而﹐在長期的管理過程中﹐由於文淵閣所設各項官職分別由內閣、翰林院、內務府和奉宸苑等衙門派員兼任﹐時間一長﹐不免出現職責不清﹐互相扯皮的現象。不僅平日司事收發等一般事務彼此推諉﹐就連每年數次的曝曬書籍﹐也成了應付差事。這種狀況﹐直接影響到書籍的管理與保存。乾隆帝認為﹐“文淵閣提舉閣事一員﹐系由總管內務府大臣兼充﹐其司員以及看守掃除之人﹐皆其所轄﹐呼應較靈”﹐下令將閣中一切事務“交提舉閣事一人專為管理﹐其領閣、直閣、校理、檢閱等官﹐俱作為兼充虛銜﹐不必辦理本閣事務”。至於每年數次的曝書成例﹐乾隆帝也認為﹐“各書裝貯匣頁用木﹐並非紙背之物﹐本可無虞蠹蛀。且卷帙浩繁﹐非一時所能翻閱﹐而多人抽看曝曬﹐易至損污﹐入匣時復未能詳整安貯﹐其弊更甚於蠹蛀”﹐下令“嗣後止須慎為珍藏﹐竟可毋庸曝曬。其地面一切﹐亦無須奉宸苑經理。庶專司有人﹐而藏書倍為完善”[36]。於是﹐曝書工作奉命停止﹐他人也不再參與閣事﹐閣中書籍及一應事務全部交由內務府管理﹐文淵閣遂成為事實上的“禁御重地”。   四、全書覆校與補遺善後   文淵閣《四庫全書》貯閣之後﹐在制定並實行相對嚴格的典藏和管理措施的同時﹐還先後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的覆校以及補遺工作。   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乾隆帝駐蹕避暑山莊﹐偶然翻閱文津閣《四庫全書》﹐發現“其中訛謬甚多”﹐遂下令覆校內廷四閣全書。文淵閣《四庫全書》因與文源閣《四庫全書》同在京城﹐故其覆校工作率先開始。乾隆帝專下諭令﹐由在朝官員承擔兩閣全書的覆校工作﹐“除年老大學士嵇璜不派外﹐著派科甲出身之尚書、侍郎、京堂以及翰、詹、科、道部屬等官﹐分司校閱。其尚書、侍郎管理事務繁多者﹐每日每人著各看書一匣﹔六阿哥、八阿哥及事簡之堂官﹐各看書二匣﹔京堂、翰、詹、科、道部屬等官﹐每人每日各看書二匣。再﹐六部司員中﹐並著該堂官每司各派出一人﹐每日各看書二匣。總計大小各員不下二百余人﹐每人每日二匣計算﹐不過兩月﹐兩閣書籍即可校閱完竣。其文淵閣書籍﹐著在文華殿、內閣等處閱看﹐文源閣書籍著在圓明園朝房閱看。內中天文、推算等書交欽天監堂司各官專看﹐樂律等書交樂部專看﹐醫藥等書交太醫院官員專看。文淵閣書著六阿哥、阿桂專司收發﹐其挖改換頁等事即交彭元瑞、金簡管理﹔文源閣書著伊齡阿、巴寧阿專司收發﹐其挖改換頁等事﹐著八阿哥、劉墉專管。”[37]兩閣的覆校工作則由原任《四庫全書》總裁的皇六子即六阿哥永瑢以及大學士阿桂總負其責。   遵照乾隆帝的諭旨﹐軍機大臣首先“詳細核算在京大小各員”﹐開列內閣、中書科、翰林院、詹事府、各部堂司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宗人府、國子監、鴻臚寺等處大致應派人數[38]。永瑢等宗室重臣則派專人查閱文淵閣、文源閣應校書籍的具體情形﹐並根據各衙門送到“派出看書人員”清單﹐兩閣各分派一百二十四人﹐一一指定其工作任務﹐同時“將應用桌凳、紙張及挖補匠役人等妥為預備﹐即於本月二十七日開局校勘”[39]﹐具體校改事宜則由彭元瑞、紀昀等核查定奪。經過兩個多月的辛勤努力﹐文淵閣和文源閣書籍的覆校工作基本告竣﹐校出“各書內繕寫草率、訛錯換篇者﹐亦頗不少”[40]﹐均逐一簽出﹐記錄在案﹐並根據其具體情形﹐或挖改﹐或刪除﹐或重抄﹐或抽換。可以說﹐文淵閣和文源閣的覆校工作﹐不僅改正了不少訛誤之處﹐而且為他閣《四庫全書》的覆校提供了一定的借鑒。其登記的簽改檔冊﹐也成為校閱他閣全書的查改依據。   然而﹐校勘如掃落葉﹐旋掃旋生﹐再加上《四庫全書》規模浩大﹐纂修工作繁雜﹐參與人員眾多﹐雖經多次校勘﹐仍難免訛誤之處。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乾隆帝翻閱文津閣《四庫全書》﹐又發現其中《法言》一書開篇即有“將晉、唐及宋人注釋名氏脫寫”的疏誤之處﹐遂下令將各閣全書“有似此脫誤者﹐一體抽閱填改”[41]。於是﹐由文津閣書籍的脫漏﹐再次引發了內廷四閣全書的覆校工作。其中文淵閣《四庫全書》的覆校在紀昀主持下繼文源閣書籍校閱之後進行﹐盡管仍然查出不少錯訛之處﹐但總體質量較之其他各閣大有提高﹐其中“舛漏條數視文源閣書較少十分之二”[42]。可見﹐由於文淵閣所在深宮禁地及其貯藏第一部《四庫全書》的特殊地位﹐參與覆校工作的朝廷官員均不敢怠慢﹐校得比較認真。這無疑在相當程度上提高了閣書的質量。迄今文淵閣《四庫全書》仍被公認為七閣全書中最好的一部﹐與其特殊的身份地位以及嚴格認真的兩次覆校﹐是不無關系的。   覆校之外﹐文淵閣《四庫全書》還與其他閣書一道﹐先後進行過兩次補遺工作。由於在《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乾隆帝不斷下令臨時編纂各種書籍﹐並直接授意對某些書籍進行改纂增補﹐其中的部分書籍直至乾隆末年尚未完成﹐由此而造成四庫書成之後仍有部分空函待補的現象。乾隆五十三年(1788)﹐文淵、文源、文津各閣全書的第一次復校工作基本結束之後﹐空函書籍的補遺工作陸續開始。軍機大臣奉令查核有待補寫的空函書籍及新纂各書﹐計有《御制文集》、《御制詩集》、《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欽定蒙古王公功績表傳》等22種書籍需要繕寫﹐《萬壽盛典》、《日講詩經解義》、《詩經樂譜》等6種書籍尚埡蘊H蓿□□吆霞?28種﹐約計250余函。這些書籍﹐有的原屬武英殿、國史館、方略館、三通館、翻書房分別承辦﹐有的則為四庫館負責辦理。由於四庫館在續繕三部《四庫全書》告成後已經撤銷﹐因此﹐乾隆帝諭令其他各館承辦之書﹐仍由各館負責﹐並加派皇八子永璇和大臣彭元瑞、金簡“會同該管總裁﹐督飭纂修、謄錄等上緊趕辦”﹔而原屬四庫館辦理各書﹐則交由武英殿辦理﹐“並著軍機大臣定立限期﹐隨時查核﹐以期迅速完竣”[43]。當年年底﹐空函書籍的繕寫工作全面展開﹐武英殿作為主要辦理機構﹐負責繕寫、校對、裝函、上架等一應事宜。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月﹐數十部空函書籍以及部分新修增補各書基本辦理完竣﹐陸續裝函庋閣﹐計每分各1600余冊﹐250余函。由於這些書籍均系補辦﹐未經詳細校閱﹐因此﹐借內廷四閣全書第二次覆校之機﹐承擔覆校任務的大小官員﹐也奉命對各閣新上架的空函書籍進行了認真校勘。其中文淵閣《四庫全書》空函書籍的校閱工作﹐即由覆校各員對照各書底本“逐一查對﹐每員每日按照舊例各看二萬字”﹐並由紀昀“總司督率﹐隨時查核”[44]。全部校閱工作於乾隆五十七年初順利完成﹐有效地保証了文淵閣書籍的質量。   但是﹐終乾隆之世﹐仍有極少數計劃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未能全部補入。如乾隆帝的詩文作品﹐《四庫全書》內早已留出了一定數量的空函﹐但當其本人尚在世時﹐自然無法編成全帙。因此﹐嘉慶八年(1803)﹐又再次進行了最後的補遺善後工作。當時﹐奉命清查有關書籍情形的紀昀提出了一個比較龐大的增補計劃﹐其中﹐既有乾隆末年《四庫全書》告成之後纂輯的“聖制”、“欽定”各書﹐也包括當今皇帝所有“御制”、“欽定”諸編﹐總計約數十種書籍。嘉慶帝在全面審核紀昀所列書目清單﹐通盤考慮各項續補事宜之後﹐明確諭令﹕※睆搘媄I□欏吩□□咦詿炕實芻□龐椅摹3□□偈樂□6攏□□腥□楦娉珊螅□□剖□母骷□扒斬u魘椋□雜□唇韃股曬榧埽□哉衙辣浮4舜斡π猩剎怪□椋□芤鄖□×□□暌鄖案娉燒呶□希□漵喔魘椋□桓盼閿沽腥搿﹗本荽耍□□□蟪枷瓴橛Σ垢魘榫嚀邇樾危□□a骯燦腥□芍鄭□耙焉扇□芍鄭□瓷扇□芍鄭□蘸□燦腥□桑□丫□槿胝嘸鋼鄭□形垂槿胝嘸鋼幀鋇鵲□45]﹐還“親赴文淵閣、武英殿逐一看視﹐並傳到原辦全書提調之原任編修吳裕德面行詳詢”[46]﹐再與紀昀提交的書目清單相核對﹐最終確定應補各書實際上僅乾隆帝晚年詩文集四種以及《八旗通志》一書。當年年底﹐應補各書的繕寫和校閱工作基本完成﹐並送交懋勤殿﹐於書冊首頁加蓋“嘉慶尊親之寶”或“稽古右文之寶”﹐末頁加蓋“侍聞詩禮懍心傳”或“嘉慶御覽之寶”各印。嘉慶九年初﹐應補各書經“武英殿按照舊式用分色綢裝潢繕簽”後﹐即首先於文淵閣“按次歸架﹐共改做匣三十三個﹐新刻匣面四個﹐挖改匣面六十四個﹐均已竣工。其陳設排架圖一分﹐亦已增改”[47]。至此﹐文淵閣《四庫全書》終成全帙﹐而《四庫全書》纂修這項大規模的文化工程﹐也得以畫上一個完滿的句號[48]。   五、閣與書的歷史變遷   近代以來﹐清朝統治由盛轉衰﹐列強入侵﹐戰亂頻仍﹐統治者窮於應付“千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再也無心典籍﹐文淵閣《四庫全書》便一直深宮扃藏﹐處於無人過問的境地。經歷了一百多年的風風雨雨﹐文淵閣《四庫全書》幸得以保存下來。辛亥革命以後﹐清皇室尚居宮中﹐文淵閣書籍仍屬內務府管轄。1917年春﹐內務府大臣紹英、世續、耆齡等因時移世易﹐恐文淵閣書籍有所遺失﹐便派遣堂主事漢章、堂掌稿筆帖式晉昌、錫泉、錫彬等人﹐按照原目、原函、原卷﹐對文淵閣《四庫全書》進行全面清查﹐キ钁j□繃皆攏□絞急鮮隆<觳榻□□11志□19印12□□扛饔秀謔欏□誥硐窒螅□渲芯□褲淞端氖櫬筧□肥□恚□硬褲淞短煬□蛭是凹□匪木恚弧短觳秸嬖□芬瘓懟Ⅰ短□□嵬a芬瘓懟Ⅰ兜俗印芬瘓懟Ⅰ豆□□□印啡□懟Ⅰ豆砉茸印芬瘓懟Ⅰ豆匾□印芬瘓恚□□褲淞獨釤□準□Ⅰ芬瘓恚□薌貧□□□懟D諼窀□蟪嫉奔次□商帽侍□焦閎省9懍洹16﹖懟16R竦熱耍□湊瘴慕蚋蟆端目餿□欏吩□靜鉤□肴□□□﹖蔽尬蠛螅□帳階頒輳□倉糜讜□詡軜□□稀N□閿謖莆瘴腦u蟆端目餿□欏紛昂□偶薌笆檳俊14硎□樾危□□莧嗽被菇□舜渭觳榻□□□握鍘端目餿□樽苣俊芳啊端目餿□榕偶芡肌罰□喑傘肚□樗目餿□榧軜喓□□肌匪牟幔□俺梢緩□□娣龐諼腦u竽塚□魑□窈罄□沒蛐T母笫櫚牟慰際檳俊?   1924年底﹐清皇室遷出故宮﹐文淵閣《四庫全書》暫歸清室善後委員會接管。次年十月﹐故宮博物院成立﹐下分古物、圖書兩館﹐閣書遂正式交由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保存。1930年﹐圖書館組織有關人員﹐再次根據《四庫全書總目》﹐對文淵閣《四庫全書》進行清點﹐統計閣書凡3459種﹐36078冊﹐6144函﹐無闕失現象[49]。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北﹐華北局勢也動盪不安。為防止國寶遭到破壞﹐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於1933年將文淵閣《四庫全書》全部裝箱﹐運往上海。其後隨著戰爭形勢的變化﹐文淵閣《四庫全書》又輾轉遷往重慶、南京等地﹐最終運至台灣。此後一直珍藏在台灣故宮博物院。   如今﹐距清代乾隆四十年(1775)建閣已整整230年﹐距乾隆四十七年(1782)第一部《四庫全書》纂成貯閣也已經過去了223年。其間時代風雲諸多變化﹐人間世事幾度滄桑。盡管由於歷史的原因﹐造成今日書與閣天各一方﹐相互分離的狀況﹐但令人欣慰的是﹐無論是位於北京故宮的文淵閣﹐抑或收藏於台灣故宮博物院的《四庫全書》﹐都得到了很好的保護。特別是台灣商務印書館於1986年影印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之後﹐這部當年深藏宮廷禁地的“中秘書籍”﹐已然化身千百﹐廣泛傳播﹐海峽兩岸也由此而掀起了“四庫熱”﹐與之相關的各部大型叢書﹐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台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齊魯書社﹐2001年)、《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相繼整理出版。並且﹐同樣歷經時代變遷而幸得以保存下來的文津閣《四庫全書》﹐也由北京商務印書館於2005年影印出版。同時﹐江浙三閣中惟一幸存的文瀾閣《四庫全書》﹐也在整理出版運作過程中。而海峽兩岸“四庫學”研究的深入開展﹐更是為方興未艾的“四庫熱”錦上添花。可以肯定﹐作為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載體﹐以文淵閣《四庫全書》為代表的大型古籍叢書﹐已經並且必將繼續為學術研究的開展以及傳統文化的賡續﹐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1] [明]黃瑜﹕《雙槐歲鈔》卷四﹐《文淵閣銘》載《宣廟御制文淵閣銘‧敘》﹐收入《嶺南遺書》第一集﹐清道光十一年南海伍氏校刊本。   [2]明實錄‧明太宗實錄》卷三六﹐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   [3] 沈叔埏﹕《頤綵堂文集》卷三﹐《明文淵閣考》﹐清嘉慶二十三年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58冊。   [4][明]黃佐﹕《翰林記》卷十二﹐《收藏秘書》﹐收入《嶺南遺書》第一集﹐清道光十一年南海伍氏校刊本。   [5]《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五﹐《文淵閣書目》提要﹐上冊第731頁﹐中華書局1981年影印本。   [6][明]黃佐﹕《翰林記》卷十六﹐《車駕幸館閣》ꄿ   [7][明]黃瑜﹕《雙槐歲鈔》卷四﹐《文淵閣銘》載《宣廟御制文淵閣銘‧敘》。   [8]按﹕其後明仁宗增設謹身殿大學士﹐“共序次華蓋殿、謹身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凡六大學士”﹐成為定制。參見[明]黃佐、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九﹐《殿閣》條﹐收入《湖北先正遺書》﹐民國十二年沔陽盧氏慎始基齋景印本。   [9][明]黃佐﹕《翰林記》卷十六﹐《車駕幸館閣》。   [10]《明史》卷五﹐《本紀第五‧成祖一》﹐第19冊第55頁﹐中華書局1997年縮印點校本。   [11][明]黃佐﹕《翰林記》卷十六﹐《車駕幸館閣》。   [12]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二三﹐《內閣一》﹐光緒九年古香齋刻本。   [13]《清會典事例》卷十九﹐《吏部三‧官制》﹐第1冊第250頁﹐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本。   [14]於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卷十二﹐《國朝宮室》﹐第1冊第165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點校排印本。   [1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冊第212頁﹐諭著杭州織造寅著親往寧波詢察天一閣房間書架具樣呈覽﹐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6]《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御制文二集》卷十三﹐《文源閣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17]《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御制文二集》卷十三﹐《文津閣記》。   [18]《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御制文二集》卷十三﹐《文淵閣記》。   [19]《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36輯﹐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十日寅著奏折﹐台灣故宮博物院1985年影印本。   [20]《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御制文二集》卷十三﹐《文溯閣記》。   [21]《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御制文二集》卷十三﹐《文源閣記》。   [22]《清高宗御制詩文全慼慼慼撲@畝□□肪硎□□□段慕蚋蠹恰貳?   [23]《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一日諭。   [24]《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冊第523頁﹐大學士舒赫德等奏遵旨詳議文淵閣官制及赴閣閱抄章程折﹐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25]《清會典事例》卷二一﹐《吏部五‧官制》﹐第1冊第273頁。   [26]《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冊第528頁﹐諭著大學士舒赫德於敏中等以原銜分充文淵閣領閣直閣事等﹐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初六日。   [27] 參見翁方綱撰﹐英和校訂﹕《翁氏家事略記》﹐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十月十二日﹐引見。以原銜充文淵閣校理。”清道光間刊本。   [28]《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御制詩五集》卷十七﹐《文津閣作歌》。   [29]《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第1602頁﹐質郡王永瑢等奏《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等書告竣呈覽請旨陳設刊行折﹐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   [30]參見《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第2015頁﹐質郡王永瑢等奏現辦復校文淵文源兩閣書籍事宜折附清單二﹐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31]按﹕文溯閣《四庫全書》每冊首葉鈐蓋“文溯閣寶”﹐末頁鈐蓋“乾隆御覽之寶”﹔文源閣《四庫全書》首頁鈐蓋“文源閣寶”和“古希天子”印﹐末頁鈐蓋“圓明園寶”和“信天主人”印﹔文津閣《四庫全書》首頁鈐蓋“文津閣寶”﹐末頁鈐蓋“避暑山莊”和“太上皇帝之寶”。其後抄成的江浙三閣《四庫全書》﹐均於每冊書首頁鈐蓋“古希天子之寶”﹐末頁鈐蓋“乾隆御覽之寶”。參見《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第2386頁﹐四閣全書及續三分全書用寶情形單﹐嘉慶八年。   [32]翁方綱﹕《復初齋文稿》卷六﹐《奏為恭請舉行曝書盛典﹐並酌定文淵閣職入直章程仰祈聖鑒事》﹐台灣中央圖書館原藏善本﹐收入《清代稿本百種匯刊》﹐台灣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按﹕題名為《復初齋文集》)﹔並參見沈津﹕《翁方綱年譜》第177頁﹐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專刊﹐久忠實業有限公司2002年版。   [33]翁方綱撰﹐英和校訂﹕《翁氏家事略記》﹐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34]按﹕該奏疏由時任文淵閣校理的翁方綱代擬。參見翁方綱﹕《復初齋文稿》卷六﹐《奏為恭請舉行曝書盛典﹐並酌定文淵閣職入直章程仰祈聖鑒事》﹕“查乾隆四十一年﹐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院議奏文淵閣事宜一折內稱﹐宋代秘書省每歲於仲夏有曝書之會﹐應俟書成之後﹐參仿其制﹐每歲五六月內﹐提舉閣事大臣會同領閣事大臣定期奏請曝書等因。奉旨﹕所議是。依議﹐欽此。嗣經臣福以各處書籍現系按三、六、九月曬﹐復請將文淵閣曝書改為三、六、九月﹐庶為期不致太疏﹐並奏蒙俞允在案。”   [35]翁方綱﹕《復初齋文稿》卷六﹐《奏為恭請舉行曝書盛典﹐並酌定文淵閣職入直章程仰祈聖鑒事》。   [36]王重民輯﹕《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諭﹐國立北平圖書館1934年排印本。   [37]《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第2004頁﹐寄諭六阿哥永瑢等文淵文源所貯全書著派科甲出身尚書等校閱﹐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九日。   [38]王重民輯﹕《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九日軍機大臣奏折。   [39]《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第2010頁﹐質郡王永瑢等奏現辦復校文淵文源兩閣書籍事宜折﹐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40]《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第2048頁﹐質郡王永瑢等奏奉命校閱文淵文源閣書籍將次告竣折﹐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41]《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第2232頁﹐諭內閣將文津閣全書內揚子法言空行交軍機大臣填補等事﹐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十八マ퐿   [42]《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第2279頁﹐軍機大臣阿桂等奏遵議紀昀文淵閣書籍錯誤換寫分賠折﹐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43]《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第2137頁﹐諭內閣所有武英殿國史館等承辦空函各書著派八阿哥等督飭趕辦﹐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44]《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第2242頁﹐軍機大臣阿桂等奏酌議紀昀請籌辦新添空函諸書情形折﹐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初十日。   [45]《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第2380頁﹐軍機大臣慶桂等奏酌議續辦四庫全書事宜情形折﹐嘉慶八年四月二十日。   [46]《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第2382頁﹐軍機大臣慶桂等奏查明四庫全書空函及應增書籍情形折﹐嘉慶八年五月初九日。   [47]《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第2387頁﹐軍機大臣慶桂等奏文淵閣空函書籍排架完竣折﹐嘉慶九年二月初一日。   [48]按﹕由於官修書籍難以避免的疏忽﹐仍有個別計劃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如《日講詩經解義》未能入﹐造成各閣《四庫全書》中惟一的空函現象。   [49]按﹕事實上﹐文淵閣《四庫全書》闕唐司空圖《詩品》一卷﹐1925年﹐陳仲益在《文淵閣四庫全書缺本之發現》一文(載《現代評論》第17期)中曾經指出。台灣商務印書館於1986年影印出版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其中亦無《詩品》。 -- ||| || ||| | || |||| || ※ 來源:‧水木社區 newsmth.net‧[FROM: 211.15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