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引言
在現代﹐無論研究什麼學問﹐對於研究的對象須先有明確的認識﹐而後才能有所獲得﹐才能不誤入歧途。比如一個人要研究中古的燒煉術吧﹐若是他明白燒煉術是粗形的化學、醫藥學和一些迷信妄想的混合物﹐他便會清清楚楚的挑剔出來﹕燒煉術中哪一些是有些科學道理的﹐哪一些完全是揣測虛誕﹐從而指出中古人對於化學等有什麼偶然的發現﹐和他們的謬誤之所在。這是以科學方法整理非科學時代的東西的正路。設若他不明白此理﹐他便不是走入迷信煮石成金的可能﹐而夢想發財﹐便是用燒煉術中一二合理之點﹐來誣蔑科學﹐說些“化學自古有之﹐不算稀奇”的話語。這樣治學便是白費了自己的工夫﹐而且有害於學問的進展。
中國人﹐因為有這麼長遠的歷史﹐最富於日常生活的經驗﹔加以傳統的思想勢力很大﹐也最會苟簡的利用這些經驗﹔所以凡事都知其當然﹐不知所以然﹔隻求實效﹐不去推理﹔隻看片斷﹐不求系統﹔因而發明的東西雖不少﹐而對於有系統的純正的科學建樹幾乎等於零。文學研究也是如此。作文讀文的方法是由師傅傳授的﹐對於文學到底是什麼﹐以弄筆墨為事的小才子自然是不過問的﹐關心禮教以明道自任的又以“載道”呀﹐“明理”呀為文學的本質﹔於是在中國文論詩說裡便找不出一條明偕颿L淼奈難□縊怠Ｗ勻唬□難□縊凳嗆苣訝范ｕ模□□掖遊難□男郎蛻纖擔□□盟埔膊皇潛匭璧模壞□俏頤羌紉□芯課難□□鬩□懈鑾宄□母拍睿□悅饉嬉飫□叮□鹽難□稚弦徊鬮砥闆Ｎ難□勻皇怯□蒲□煌□□頤遣荒馨顏□齙囊惶卓蒲□椒ㄊ╤迷諼難□砩稀Ｕ饈遣淮淼摹５□牽□執□窩□那饗穎□蘼□茄芯渴裁矗□翱蒲□摹閉庖幻□適遣荒懿徽駒謐釙懊嫻摹Ｎ難□芯康氖甲嫜搶鍤慷嗟鹵閌強蒲□模□□確治霰冉狹斯糯□＠暗淖髕罰□□筇岢魴╘娣ㄓ朐□頡５攪宋囊嶄蔥聳逼塚□嗣親□⊙搶鍤慷嗟碌睦礪劾雌懶懇磺形難□□閌□絲蒲□奶□齲灰蛭□搶鍤慷嗟率薔凸糯□＠拔難□□桿滴難□□囊嶄蔥聳貝□奈難□雜興□約旱睦□酚□緇岊塵埃□雜興□約旱納□□敕17梗□鹺孟髯閌事牡囊怨哦轄衲兀空獠還□歉鑾誠緣睦□□□□淖鬩運得□蒲□姆椒ㄑ芯課難□彩嗆苤匾□摹Ｋ□遼偈切磯嚳椒ㄖ械囊桓觥Ｒ殘磧腥慫擔骸拔囊栽氐饋保□笆□□囈圓揮穌吒饗燈渲荊□６□□摹保□鵲齲□閌侵泄□難□縊擔徊還□衷謔芰宋餮笪乃檔撓跋歟□頤撬觳桓綽□謖廡╘□趼鄣髁耍黃涫的兀□頤嗆偽匾歡ㄗ鶚遊魅耍□剷笆幼約耗兀∫□卮鷲飧觶□頤怯□氐狡□姿□檔模何頤鞘巧□淞跋執□保□頤侵窩□悴恍硐笄叭四茄□巰痢Ｎ頤且□涼偶□盼模煌□保□頤且□靼資瀾縞獻罹□返難□擔□緩蟛拍苤□娉鱟約業募壑島臥淞７粗□□頤且廊槐□瘧盡抖□巢┬欏罰□凳裁礎耙黃鵪鸕眯畚埃□宦瀆淶鎂３汀保□頤潛閿澇恫換崦靼孜難□□□縵Ｍ□笫□山鷚謊□撓薇靠閃□Ｉ□諍笫賴暮麼Ρ閌悄鼙裙湃碩嗉□轡乓恍□□掛磺醒□矢□澂劍□□□貳Ｎ頤遣荒□闈康氖構盼鏘執□□□□俏頤怯Φ被騁桑□伎跡□冉希□藍ｕ盼□募壑擔徽庋□□頤鞘翟誆皇嗆糜牘湃俗髂選Ｔ偎擔□帳跏瞧氈櫚模□薰□緄模□難□仁且帳醯囊恢□□頤竊蹌懿豢純詞瀾縞獻罹□賴難□擔□獃吹棺願始蚵□兀?
文學是什麼﹐我們要從新把古代文說整理一遍﹐然後與新的理論比証一下﹐以便得失分明﹐體認確當。先說中國人論文的毛病﹕
（一）以單字釋辭﹕《易》曰﹕“物相雜﹐故曰文。”《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這一類的話是中國文人當談到文學﹐最喜歡引用的。中國人對於“字”有莫大的信仰﹐《說文》等書是足以解決一切的。一提到文學﹐趕快去翻字典﹕啊﹐文﹐錯畫也。好了﹐一切全明白了。章太炎先生也不免此病﹕“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這前半句便是“文﹐錯畫也。”的說明﹐後半句為給“學”字找個地位﹐所以補上“論其法式”四個字。文學是借著文字表現的﹐不錯﹔但是﹐單單找出一個“字”的意思﹐怎能拿它來解釋一個“辭”呢﹗“文學”是一個辭。辭──不拘是由幾個字拼成的──就好象是化學配合品﹐配合以後自成一物﹐分析開來﹐此物即不存在。文學便是文學﹐是整個的。單把“文”字的意思找出來﹐怎能明白什麼是文學﹖果然凡有“文”的便是文學﹐那麼舖戶的牌匾﹐“天德堂”與“開市大吉﹐萬事亨通”當然全是文學了﹗
再說﹐現在學術上的名辭多數是由外國文字譯過來的﹐不明白譯辭的原意﹐而勉強翻開中國字書﹐去找本來不是我們所有的東西的定義﹐豈非費力不討好。就以修辭學說吧﹐中國本來沒有這麼一種學問﹐而在西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亞裡士多德是第一個有系統而科學的寫《修辭學》的。那麼﹐我們打算明白什麼是修辭學﹐是應當整個的研究自亞裡士多德至近代西洋的修辭專書呢﹖還是應當隻看《說文》中的“辭﹕說也﹐從□辛﹐□辛猶理辜也。修﹕飾也﹐從□﹐攸聲”﹖或是引証《易經》上的“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就足以明白“修辭學”呢﹖名不正則言不順﹐用《易經》上的修辭二字來解釋有兩千多年歷史的修辭學﹐是張冠李戴﹐怎能有是處呢﹖
有人從言語構成上立論﹕中國語言本是單音的﹐所以這種按字尋義是不錯的。其實中國語言又何嘗完全是單音的呢﹖我們每說一句話﹐是一字一字的往外擠嗎﹖不是用許多的辭組織成一語嗎﹖為求人家聽得清楚﹐為語調的美好﹐為言語的豐富﹐由單字而成辭是必然的趨勢。在白話中我們連“桌”、“椅”這類的字也變成“桌子”、“椅子”了﹔難道應解作“桌與兒子”、“椅與兒子”麼﹖一個英國人和我學中國話﹐他把“可是”解作“可以是的”﹐便是受了信中國話是純粹單音的害處。經我告訴他﹕“可是”當“but”講﹐他才開始用辭典﹔由字典而辭典便是一個大進步。認清了這個﹐然後須由歷史上找出辭的來源﹔修辭學是亞裡士多德首創的﹐便應當去由亞裡士多德研究起﹔這才能免了誤會與無中生有。
（二）摘取古語作証﹕中國人的思路多是向後走的﹐凡事不由邏輯法辨証﹐隻求“有詩為証”便足了事。這種習慣使中國思想永遠是轉圓圈的﹐永遠是混含的一貫﹐沒有徹底的認識。比如說﹐什麼叫“革命”﹖中國人不去讀革命史﹐不去研究革命理論﹔先到舊書裡搜尋﹐找到了﹕“湯武革命”﹐啊﹗這原來是中國固有的東西喲﹗於是心滿意足了﹔或者一高興也許引經據典的作篇革命論。這樣﹐對於革命怎能有清楚的認識呢﹗
文學﹖趕快掀書﹗《論語》上說﹕“文學子遊、子夏。”嘔﹗文學有了出處﹐自然不要再去問文學到底是什麼了。向後走的思路隻問古人說過沒有﹐不問對與不對﹐更不問古人所說的是否有明確的界說。古人怎能都說得對呢﹖都說得清楚呢﹖都能預知後事而預言一切呢﹖
段凌辰先生說得好﹕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引﹐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
“此所謂孔門四科也。文學與德行﹐言語﹐政事對舉﹐殆泛指一切知識學問﹐與今日所謂文學者有別。故邢癿《論語疏》曰﹕‘文章博學﹐則有子遊、子夏二人也。’此解可謂達其旨矣。更以遊、夏二子之自身証之。據《論語‧陽貨篇》﹕‘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詩樂相通﹐子遊似為文學之士。然樂本為儒家治世之具﹐其事亦無足怪。若証以《禮記‧檀弓》﹐則子遊實明禮之士耳。至於子夏﹐《論語‧八佾》篇雖稱其‘可與言詩’﹐然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又漢代經師﹐多源出子夏﹐則子夏乃傳經之士也。《論語》其他論文之處甚多﹐其義亦同於斯。如《學而篇》孔子曰﹕‘行有余力﹐則以學文。’何晏《集解》引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邢癿 《疏》曰﹕‘注言古之遺文者﹐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是則六經為文矣。……‘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邢癿《疏》曰﹕‘子貢言夫子之述作威儀禮法﹐有文彩形質著名﹐可以耳聽目視﹐依循學習﹐故可得而聞也。’朱熹《論語集注》亦曰﹕‘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是則所謂文章﹐又越乎述作文辭之外。與《八佾》篇稱‘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泰伯》篇稱‘煥乎其有文章’。《子罕》篇稱‘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兼禮樂法度而言﹐其義相類。故《公冶長》篇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子答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足見孔氏於‘文’字之解釋﹐固其廣泛矣。……”（《中國文學概論》第二篇）
從上一段文字看﹐隻拿古人一句話來解說學術的內含是極欠妥當的﹐因為古人對於用字是有些隨便的地方。
拿單字的意思解釋辭的﹐弊在錯謬的分析﹔以古語証近代學術者﹐病在斷章取義﹐隻求不違背古說﹐而忘了用自己的思想。
（三）求實效﹕中國人是最講實利的﹐無論是不識字的鄉民﹐還是博學之士﹐對事對物的態度是一樣的──凡是一事一物必有它的用處。一個儒醫的經驗﹐和一個鄉間大夫的﹐原來差不很多﹔所不同者是儒醫能把陰陽五行也應用到醫藥上去。儒醫便是個立在古書與經驗之間求實利的一種不生不熟的東西。專研究醫理也好﹐專研究陰陽五行之說也好﹐前者是科學的﹐後者是玄學的﹔玄學也有它可供研究的價值與興趣。但是中國人不這樣辦﹔醫術是有用的﹐陰陽五行也非得有用不可﹔於是二者攜手﹐成為一種糊塗東西。
文人也是如此﹐他們讀書作文原為幹祿或遣興的﹐而他們一定要把那抽象的哲學名辭搬來應用──道啊﹐理啊等等總在筆尖上轉。文學就不準是種無所為﹐無所求的藝術嗎﹖不許。一件東西必定有用處﹐不然便不算一件東西﹔文學必須會幹點什麼﹐不拘是載道﹐還是說理﹐反正它得有用。（1）文以觀人﹕《文中子》說﹕“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照這麼說﹐在中國非君子便不許作文了。君子會作文不會﹐是個問題。可是中國人以為君子總是社會上的好人﹐為社會公益起見﹐“其文傲”的人是該驅逐出境的﹔這是為實利起見不得不如此的。
《詩史》曰﹕“詩之作也﹐窮通之分可觀﹕王建詩寒碎﹐故仕終不顯﹔李洞詩窮悴﹐故竟下第。”這又由社會轉到個人身上來了﹔原來評判詩文還可以帶著“相面”的﹗文學與別的東西一樣﹐據中國人看﹐是有實用的﹐所以攙入相術以求証實是自然的﹐不算怎麼奇怪。說窮話的必定倒楣﹐說大話的必定騰達顯貴﹐象西洋那些大悲劇家便都應該窮困夭死的。那Nostruggle﹐nodrama１在中國人看﹐是故意與自家過不去的。白居易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句﹐於是顧況便斷定他在那米貴的長安也可以居住了﹔文章的用處莫非隻為吃飯麼﹖
“文藝是純然的生命的表現﹔是能夠全然離了外界的壓抑和強制﹐站在絕對自由的心境上﹐表現出個性來的唯一的世界。忘卻名利﹐除去奴隸根性﹐從一切羈絆束縛解放下來﹐這才能成文藝上的創作。必須進到那與留心著報章上的批評﹐算計著稿費之類的全然兩樣的心境﹐這才能成真的文藝作品﹔因為能做到僅被在自己的心裡燒著的感激和情熱所動﹐象天地創造的曙神所做的一樣程度的自己表現的世界﹐是隻有文藝而已。”（《苦悶的象征》十三頁）
拿這一段話和我們的窮通壽夭說比一比﹐我們要發生什麼感想呢﹗
（2）文以載道明理﹕“《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是中國文人讀書的方法。無論讀什麼﹐讀者必須假冒為善的聲明﹕“我思無邪﹗”《詩》中之《風》本來是“出於裡巷歌謠之作﹐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也。”（朱熹）它們的那點文學價值也就在這裡。但是中國讀詩的﹐非在男女之情以外﹐還加上些“刺美風化”﹐“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等不相幹的話﹐不足以表示心思的正大。正象後世寫淫書的人﹐也必在第一回敘說些勸善懲淫的話頭﹐一樣的沒出息。有了這種心理﹐治文學的人自然忘了文學本身的欣賞﹐而看古文古詩中字字有深意、處處是訓誡﹔於是一面忘了研究文學到底是什麼﹐一面發了“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貽厥後來”的志願。文以載道明理遂成了文人的信條。韓癒說﹕“癒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文辭”﹐就是因為崇古的緣故﹐把自己也古代化了。周敦頤說﹕“文辭﹐藝也。道德﹐實也。”這有實用的道德真真把文藝毀苦了﹗這種論調與實行的結果﹐弄得中國文學﹕一﹐毫無生氣﹐隻是互相摹擬﹔文是古的好﹐道也是古的好。二﹐隻有格體的區分﹐少主義的標樹。把“道”放在不同的體格之下便算有了花樣變化﹐主義──道──是一定不變的。三﹐戲劇小說發達的極晚﹐極不完善﹐因為它們不古﹐不古自然也不合乎道﹐於是就少有人注意它們。四﹐文學批評沒有成為文藝的獨立一枝﹐因為文不過是載道之具﹐道有邪正﹐值得辯論﹔那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便不足道了。
廚川白村說過﹕“每逢世間有事情﹐一說什麼﹐便掏出藏在懷中的一種尺子來丈量。凡是不能恰恰相合的東西﹐便隨便地排斥﹐這樣輕佻浮薄的態度﹐就有首先改起的必要罷。”這一種尺子或者就是中國的“道”麼﹖誠如是﹐丟開這尺子﹐讓我們跑入文學的樂園﹐自由的呼吸那帶花香的空氣去吧﹗
以上是消極地指出中國文人評論文學所愛犯的毛病﹐也就是我們所應避免的。至於文學是什麼﹐和一些文學上的重要問題﹐都在後面逐漸討論﹔先知道了應當避免什麼﹐或者足以使我們討論文學的時候不再誤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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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長的巨鶴在池中閒步﹐無視我們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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