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講 文學的風格
按著創造的興趣說﹐有一篇文章便有一個形式﹐因為內容與形式本是在創造者心中聯成的“一個”。姜白石《詩說》雲﹕“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１。悲如蛩□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這是以實質和形式並提﹐較比專從形式方面區分種類的妥當一些。但是﹐如依著這些例子再去細分﹐文學作品的形式恐怕要無窮無盡了。
可是﹐從另一方面看﹐文學作品確有形式可尋﹕抒情詩的形式如此﹐史詩的形式如彼﹐五言律詩是這樣﹐七言絕句是那樣。一個作者的一首七絕﹐從精神上說﹐自是他獨有的七絕﹐因為世界上不會再有與這完全相同的一首。但從形式上看﹐他這首七絕﹐也和別人的一樣﹐是四句﹐每句有七個字。蘇東坡的七絕裡有個蘇東坡存在﹔同時﹐他這首七絕的字數平仄等正和陸放翁的一樣。那麼﹐我們到底怎樣看文學的形式呢﹖頂好這樣辦﹕把個人所具的風格﹐和普通的形式﹐分開來說。現在先講風格﹐下一講討論形式。
風格是什麼呢﹖在《文心雕龍‧體性篇》裡有這麼幾句﹕“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
這裡﹐在“各師成心﹐其異如面”等句裡﹐似乎已經埋藏著“人是風格”的意味﹔在所舉的“八體”裡﹐似乎又難離開這個意旨﹐而說風格是有一定的了。那還不如簡單的用“人是風格”一語來回答風格是什麼的較為簡妥了。風格便是人格的表現﹐無論在什麼文學形式之下﹐這點人格是與文藝分不開的。
佛郎士（Anatole France）１說﹕“每一個小說﹐嚴格的說﹐都是作家的自傳。”（Thead venture of the Soul）２我們讀一本好小說時﹐我們不但覺得其中人物是活潑潑的﹐還看得出在他們背後有個寫家。讀了《紅樓夢》和《兒女英雄傳》﹐就可以看出那兩個作家的人格是多麼不一樣。正如胡適先生所說﹕“曹雪芹寫的是他的家庭的影子﹔文鐵仙寫的是他的家庭的反面。”和“《兒女英雄傳》的作者自己﹐正是《儒林外史》要刻畫形容的人物﹔而《兒女英雄傳》的大部分真可叫作一部不自覺的《儒林外史》。”這種有意或無意的顯現自己是自然而然的﹐因為文學是自我的表現﹐他無論是說什麼﹐他不能把他的人格放在作品外邊。凡當我們說﹕這篇文章和某篇一樣的時候﹐我們便是讀了篇沒有個性的作品﹐它隻能和某篇相似﹐不會獨立。叔本華說﹕“風格是心的形態﹐它為個性的﹐且較妥於為面貌的索隱。去摹擬別人的風格如戴假面具﹐無論怎樣好﹐不久即引起厭惡﹐因它是沒生命的﹔所以最醜的‘活’臉且優於此。”（onStyle）１這個即使醜陋（自要有生氣）﹐也比死而美的好一點的東西﹐是不會叫修辭與義法所拘束住的﹔它是一個寫家怎樣看﹐怎樣感覺﹐怎樣道出的實在力量。客觀的描寫是應有的手段﹕隻寫書中人物的性格與行為﹐而作家始終不露面。但是這個描寫手段﹐仍不能妨礙作家的表現自己。所謂個性的表現本來是指創造而言﹐並不在乎寫家在作品中露面與否﹐也不在乎他在作品中發表了什麼意見與議論與否。作品中的人物是作家的創造物﹐他給予他們一切﹐這便不能不也表現著他自己。有人不大承認文藝作品都是寫家自己的經驗的敘述﹐因為據他們看﹐寫家的想象是比經驗更大的。但是這並沒有什麼重要﹔寫述自家經驗也好﹐寫述自家想象也好﹐他怎樣寫出是首要的事﹐怎樣的寫出是個人的事﹐是風格的所由來。
美國的褒勞（JohnBurroughs）２說﹕“在純正的文學﹐我們的興味﹐常在於作者其人──其人的性質﹐人格﹐見解──這是真理。我們有時以為我們的興味在他的材料也說不定。然而真正的文學者所以能夠使任何材料成為對於我們有興趣的東西﹐是靠了他的處理法﹐即注入那處理法裡面的他的人格底要素。我們隻埋頭在那材料──即其中的事實、討論、報告──裡面是決不能獲得嚴格的意味的文學的。文學所以為文學﹐並不在於作者所以告訴我們的東西﹐乃在於作者怎樣告訴我們的告訴法。換一句話﹐是在於作者注入那作品裡面的獨自的性質或魔力到若幹的程度﹔這個他的獨自的性質或魔力﹐是他自己的靈的賜物﹐不能從作品離開的一種東西﹐是象鳥羽的光澤、花瓣的紋理一般的根本的一種東西。蜜蜂從花裡所得來的﹐並不是蜜﹐隻是一種甜汁﹔蜜蜂必須把它自己的少量的分泌物即所謂蟻酸者注入在這甜汁裡。就是把這單是甜的汁改造為蜜的﹐是蜜蜂的特殊的人格底寄予。在文學者作品裡面的日常生活的事實和經驗﹐也是被用了與這同樣的方法改變而且高尚化的。”（依章錫琛譯文﹐見章譯本間久雄《文學概論》第一編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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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們頗可以從風格上判定什麼是文學﹐什麼不是文學。比如我們讀報紙上的新聞吧﹐我們看不出記者的人格來﹐而隻注意於事實的真確與否﹐因為記者的責任是真誠的報告﹐不容他自由運用他的想象──自然﹐有許多好的報紙對於文章的好壞也是注意的。反之﹐我們讀──就說杜甫的詩吧﹐我們於那風景人物之外﹐不由的想到杜甫的人格。他的人格﹐說也玄妙﹐在字句之間隨時發現﹐好象一字一句莫非杜甫心中的一動一顫。那“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的下面還伏著個“無邊”、“不盡”的詩人的心。那森嚴廣大的景物﹐是那偉大心靈的外展﹔有這偉大的心﹐才有這偉大的景物之覺得﹐才有這偉大的筆調。心﹐那麼﹐是不可少的﹔獨自在自然中采取權料﹐采來之後﹐慢慢修正﹐從字面到心覺﹐從心覺到字面﹔所以寫出來的是文字﹐也是靈魂。這就是Longinus所謂“文學中的思想與言語是多為互相環抱的。”（De Sublimitate30﹒1﹒１）也就是所謂言語為靈魂的化身之意。
據Croce２的哲學﹕藝術無非是直覺﹐或者說是印象的發表。心是老在那裡構成直覺﹐經精神促迫它﹐它便變成藝術。這個論調雖有些偏於玄學的﹐可是卻足以說明藝術以心靈為原動力﹐及個人風格之所以為獨立不倚的。因為天才與個性的不同﹐表現的力量與方向也便不同﹐所以象劉勰所說﹕“賈生俊發﹐故文潔而休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文心雕龍‧體性篇》）自有一些道理。那浪漫派作品與自然派作品﹐也是心的傾向不同﹐因而手段也就有別。偏於理想的﹐他的心靈每向上飛﹐自然顯出浪漫﹔偏於求實的﹐他的心靈每向下看﹐作品自然是寫實的。以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為代表的兩種人──好理想的及求實的──恐怕是自有人類以來﹐直至人類滅毀之日﹐永遠是對面立著﹐誰也不佩服誰的吧﹖那麼﹐因為寫家的個性不同﹐寫品也就永遠不會有什麼正統異派之別吧﹖
風格﹐或者有許多人這麼想﹐不過是文學上的修飾﹐精細的表現而已。其實不是﹕風格是以個性為出發點﹐不僅是文字技巧上的那點小巧。不錯﹐有人是主張“美的是艱苦的”﹐象Flaubert１的﹕“無論你要說什麼一件事﹐那裡隻有一個名詞去代表它﹐隻有一個動詞去活動它﹐隻有一個形容詞去限制它。最重要的是找這個名詞﹐這個動詞﹐這個形容詞﹐直到找著為止﹐而且這找到的是比別的一切都滿意的。”但是﹐這決不是說﹕去掀開字典由頭至尾去找一遍﹐而是那文人心靈的運用﹐把最好的思想用最好的言語傳達出來。設若有兩個文人同時對同一事物作這樣的工作﹐他們所找到的也許完全不相同吧﹖普通的事物本來有普通的字代表﹐可是文學家由他自己的心靈﹐把文字另煉造一番﹐這普通的字便也有了文學的氣味。言語的本身並不能夠有力量﹐活潑﹐正確﹔而是要待文學家給它這些個好處的構成力。那“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原是八個極普通的字﹐可是作成多麼偉大的一幅圖畫﹗隻有能覺得這簡素而偉大之美的蘇東坡才能這樣寫出﹐不是個個人都能辦到的。那構思十稔而作成《三都賦》的左太沖﹐恐怕隻是苦心搜求字眼﹐而心中實無所有吧﹖看他的“樹則有木蘭梫桂杞櫹桐棕椏楔樅”等等﹐字是找了不少﹐可是到底能給我們一個美好的圖畫﹐象“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那樣的美妙嗎﹖這砌牆似的堆字﹐不能產生出活文學來﹐足以反証出風格不隻是以修辭為能事的。那麼﹐風格是什麼呢﹖我們看瑞得（Herbert Read）１怎麼說﹕“一切修辭的技術都是個人的﹐它們基於寫家的特異的本能與心性的習慣。”他又說﹕“一個慣語是個人所特有的﹐正如言語中之慣語是某種言語所特有的。正如一言語之慣語不能譯成別種言語之慣語而無損於本意﹐一寫家的慣語亦然﹐也是他個人所有的﹐不能被別個寫家所抄襲或偷取去的。”（English Prose Style）２這裡所謂的慣語﹐就是寫家個人所愛用的言語﹔人與人的感情不同﹐思路不同﹐所以每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種言語。這幾句話更能把風格之所以為特異的說得清楚一些。
說到這裡﹐我們要問﹕風格到底應當怎樣才算好呢﹖我們已看到劉勰所提出的八條﹕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除了對“輕靡”他說﹕“浮文弱植﹐縹渺附俗者也。”似乎是要不得的﹐其余的七條都是可取的。但是這可取的七種就足以包括一切嗎﹖不能﹗就是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恐怕也還沒有把詩的風格說盡吧﹖那麼﹐我們應當怎樣認識風格﹖怎樣分析它﹖怎樣得個標準的風格呢﹖請不要費這個事吧﹗給風格立標準﹐便根本與“人是風格”相反﹔因為“各師成心﹐其異若面”是不容有一種標準風格的。我們隻能說文章有風格﹐或沒有風格﹐這是絕對的﹐不是相對的。有風格的是文學﹐沒有風格的不成文學﹐“風格都是降服讀者的唯一工具”。一個寫家的人格是自己的﹐他的時代社會等也是他自己的﹐他的風格隻能被我們覺到與欣賞﹐而是不能與別人比較的﹐所以汪師韓的《詩學纂聞》裡說﹕“一人有一人之詩﹐一時有一時之詩﹐故誦其詩可以知其人論其世也。”這樣﹐以古人的風格特點為我們摹擬的便利﹐是丟失了個人﹐同時也忘了歷史的觀念。曹丕說過﹕“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論‧論文》）風格也是如此﹕雖有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風格從何處得來呢﹖在前面引的一段裡﹐劉勰提出才﹐氣﹐學﹐習四項。對於“才”呢﹐我們沒有什麼可說的﹐因為文學家必須有才﹔才的不同﹐所以作品的風格也不一樣。關於“氣”呢﹐劉勰說﹕“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文心雕龍‧體性篇》）這似乎是指“氣質”而言。氣質不同﹐風格便成為獨有的﹐特異的﹐正與瑞得所說的相合。至於“習”﹐也與氣質差不多﹐不過氣質是自內而外的﹐習是由外而內的﹐二者的作用是相同的。對於“學”﹐我們應當討論一下。
“學”是沒人反對的﹔但是“學”是否有關於風格呢﹖莎士比亞是沒有什麼學問的﹐而有極好的風格﹔但丁是很有學問的﹐也有風格﹔Saintsbury１是很有學問的﹐而沒有風格。這樣的例子還有許多﹐叫我們怎樣決定這問題呢﹖這裡﹐我們應該把“學”字分析一下﹕第一﹐“學”解作“學問”﹔第二﹐“學”是學習的意思。對於第一個解釋﹐我們已提出莎士比亞與但丁等為例﹐是個不好解決的問題。我們再進一步把這個再分為兩層﹕“學問”與學文學的關系﹐和學問與風格的關系。我們對這兩層先引幾句話來看看﹐在《師友詩傳錄》裡有這麼一段﹐郎廷槐問﹕“問作詩﹐學力與性情﹐必兼具而後愉快。愚意以為學力深﹐始能見性情﹔若不多讀書ㄐ撲鵋齱慼慼槭菪丞佻吽摯E□笱□頹換□鰨□趴誄燒輪□襝耙印＝□狽縉□遣ａ□╗蜃右謊裕□暈□浦□﹗?
王阮亭答﹕
“司空表聖雲﹕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此性情之說也。楊子雲雲﹕讀千賦則能賦。此學問之說也。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若無性情而侈言學問﹐則昔人有譏點鬼簿、獺祭魚者矣。學力深﹐始能見性情﹐此一語是造微破的之論。”張歷友答﹕
“嚴羽《滄浪》有雲﹕‘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得於先天者﹐才性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貫穿百萬眾﹐出入由咫尺’﹐此得於後天者﹐學力也。
非才無以廣學﹐非學無以運才﹔兩者均不可廢……”
他們的主張都是才與學要兼備。他們為何要“學”﹖是要會作詩作賦。可是﹐會作詩作賦與詩賦中有風格沒有是兩件事。會作詩賦的人很多﹐而有風格的並不多見。中國自古至今有許多文人沒有把這個弄清﹐他們往往以為作成有韻有律的東西便可以算作詩﹐殊不知這樣的詩與“創作”的意思還離得很遠很遠。因為他們沒明白了這一點﹐所以他們作詩作文必要學問﹐為是叫他們多知道多記得一些古的東西﹐好叫他們的作品顯著典雅。這種預備對於學文學是很要緊的﹐但是一個明白文學的人未必能成個文藝創作家。學問是給我們知識的﹐風格是自己的表現。自然﹐有了學問能影響於風格﹔但這種影響是好是壞﹐還是個問題。據亞裡士多德看﹐文學的用語應該自然﹐他說﹕“那自然的能引人入勝﹐那雕飾的不能這樣。……尤瑞皮地司首開此風﹕從普通言語中選擇字句﹐而使技術巧妙的藏伏其中。”（R hetoric﹐III﹒ii﹒5─6１）但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往往不能自已的要顯露他的學識﹔而這顯露學識不但不足幫助他的文章﹐反足以破壞自然的美好﹔這在許多文章中是可以見到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是中國文人最喜引用的﹔這裡實在埋伏著“作文即是摹古”的危險﹔說到風格﹐反是“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近乎真理。
至於“學力深始能見性情”更是與事實不合。我們就拿《詩經》中的“風”說吧﹐有許多是具深厚感情的﹐而它們原是裡巷之歌﹐無關學問。再看文人的傑作﹐差不多越是好文章﹐它的能力越是訴諸感情的。我們試隨手翻開杜甫、白居易和其他大詩人的集子便可証明感情是感情﹐學力是學力﹐二者是不大有關系的。自然﹐我們若把性情解作“習好”﹐學力深了﹐習好也能隨著變一些﹐如文人的好書籍與古玩等﹐這是不錯的。但是這高雅的習好能否影響個人的風格﹐是不容易決定的。如果這個習好真能影響於風格﹐使文人力求古雅遠奧﹐這未必能使風格更好一點﹐因為古雅遠奧有時是很有礙於文字的感訴力的。
我們現在說“學”是“學習”的意思這一層。風格是不可學而能的﹐前面已經說過。“學習”是摹仿﹐自然是使不得的。在這裡﹐“學習”至多是象姬本（Edward Gibbon）１所說的﹕“著者的風格須是他的心之形象﹐但是言語的選擇與應用是實習的結果。”（Autobiography）２這是說風格是獨有的﹐但在技術上也需要些練習。這是我們可以承認的﹐我們從許多的作家的作品全體上看﹐可以找出他幼年時代的作品是不老到﹐不能自成一家﹐及至有了相當訓練之後﹐才擲棄這種練習簿上的東西而露出自家的真面目。這是文學修養上的一個步驟﹐而不是永遠追隨別人的意思。曾國藩的“以脫胎之法教初學﹐以不蹈襲教成人。”正是這個意思。不過﹐我們應更加上一句﹕這樣的學習﹐能否得到一種風格﹐還是不能決定的。
現在我們可以作個結論﹕風格的有無是絕對的。風格是個性──包括天才與習性──的表現。風格是不能由摹仿而致的﹐但是練習是應有的工夫。
我們引唐順之幾句話作個結束﹕“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絕無煙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文學為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翻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為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卻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隻見其捆縛齷齟﹐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與茅鹿門論文書》）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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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長的巨鶴在池中閒步﹐無視我們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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