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中國歷代文說（上）
在第一講裡﹐我們略指出中國文士論文的錯誤﹐是橫著擺列數條﹐沒管它們在歷史上的先後。現在我們再豎著看一看﹐把古今的重要文說略微討論一下。
先秦文論﹕文學﹐不論中外﹐發達最早的是詩歌。象《詩序》裡的“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那樣心有所感﹐發為歌詠﹐是在有文字之先﹐已有的事實。那麼﹐我們先拿《詩經》來研究一下﹐似乎是當然的手續。《詩經》﹐據說是孔子刪定的﹐這個傳說的可靠與否﹐我們且不去管﹔孔子對於《詩經》很喜歡引用與談論是個事實。
《詩》中的《風》本是“出於裡巷歌謠之作﹐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也。”（朱熹）它們的文學價值也就在這裡。可是孔子──一位注重禮樂、好談政治的實利哲學家──對於《詩》的文學價值是不大注意的﹔他始終是說怎樣利用它。他用“《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篇》）定了讀《詩》的方法﹔於是惹起後世注《詩》的人們對於《詩》的誤解﹕“刺美風化”是他們替“思無邪”作辨証的工夫﹔對於《詩》本身的文學價值幾乎完全忘卻。這是在思想方面﹐他已把文學與道德攙合起來立論。再看他怎從其他方面利用《詩》﹕
“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篇》）《詩》的用處是幫助修辭的。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禮記‧經解篇》）這是以詩為政治的工具。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篇》）《詩》不但可以教給人們以事父事君之道﹐且可以當動植物辭典用﹗
這樣﹐孔子既以《詩》為政治教育的工具﹐為一本有趣的教科書﹐所以他引用詩句時﹐也不大管詩句的真意﹐而是曲為比附﹐以達己意﹐正如古希臘詭辯家的利用荷馬。鈴木虎雄說得好﹕
“孔子當解釋詩﹐對於詩的原意特別注重把來安上一種政教上的特別的意義來應用。……例如述到逸詩﹕‘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必評論說﹕‘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論語‧子罕篇》）原篇雖是說男女相思﹐因居室遠而相背的。對於這下一轉語﹐可說是相思底程度不夠﹐倘若真相思便沒有所謂遠這一回事的﹐恰如利用所謂﹕‘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篇》）的意義一樣。政教下的談話成了幹燥無味（之談﹐而）１由此得救了。又在《大學》裡引《詩》雲﹕‘邦畿千裡﹐惟民所止。’（《商頌‧玄鳥》）《詩》雲﹕‘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小雅‧魚藻之什緡蠻》）也說﹕‘於止﹐知其所知﹐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大學》）掇拾‘止’字以利用《大學》的‘止於至善。’……子夏問到《詩》裡所說﹕‘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怎樣解釋﹐孔子答以﹕‘繪事後素。’子夏遂說道﹕‘禮後乎﹖’（《論語‧八佾篇》）孔子又說子夏是‘可與言詩’的。甚至稱讚為‘起予者商也。’但這種問答詩底原意已被遺卻﹐隻是借詩以作為自己講學上的說話而已。”（《中國古代文藝論史》第一編第四章）
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何等的美﹗可惜孔子不是個創作家﹐不是個文學批評家﹐所以沒有美的欣賞。有孔子這樣引領在前﹐後世文人自然是忽略了文學本身的欣賞﹐而去看古文古詩中字字有深意﹐處處有訓誡﹐於是文以載道明理便成了他們的信條。
周代諸子差不多都是自成一家之言。他們的文字雖然很好﹐象老子的簡練﹐莊子的馳暢﹐可是他們很少談到文學﹐而且有些藐視孔門的好古飾辭的﹐象“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莊子‧御寇篇》）之類。正是“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文選序》）隻有孔子和他的幾個門徒是以由考古傳經而得致太平之術的﹐於是討論詩文也成了他們的附帶作業。他們是整理古著從而証明他們的哲學﹐對於文學的創作與認識是不大注意的。他們的功勞是保存了古禮古樂古詩﹐且加以研究﹔他們的壞處是把禮樂與文學全作了政治思想的犧牲品。“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關雎序》）詩的用處越來越擴大了﹗他們能作得出﹕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離騷》）
那用“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來解釋《離騷》的﹐也是深受孔門說詩的毒──這點毒氣至今也沒掃除凈盡﹗
漢魏六朝文論﹕漢代崇儒﹐能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六藝都是文學﹐失去獨立的領域。這時滬j拇□□娜嗣牽□滯啡□□□約沂λ擔弧豆倀隆返降資撬的撤蛉說氖攏□鍛鵯稹返降資羌□趟□□撬□茄芯坑胝□鄣囊□悖弧妒□芬殉閃恕熬□保□□奈難□壑等綰危□揮惺裁慈斯□柿恕?
這時代的文學作品要算賦最出風頭。對於賦的批評有揚雄的﹕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揚子《法言‧吾子篇》）
有司馬相如的﹕
“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攬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西京雜記》）
前者由作家把賦分為兩等──詩人的與辭人的﹔後者把賦的形體和作者的資格提道一下﹔二者全沒說到賦在文學上的價值如何。
班固便簡直不承認賦的價值﹐他說﹕“……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竟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諷諭之義。”（《漢書‧藝文志》）
賦本來是一種極笨重的東西﹐“竟為侈麗閎衍之詞”的判斷是不錯的﹔但是以失古詩諷諭之義來打倒它﹐仍是以實效立論﹐沒有什麼重要的意義。所以鈴木虎雄說﹕“自孔子以來至漢末﹐都是不能離開道德以觀文學的﹐而且一般的文學者單是以鼓吹道德底思想作為手段而承認其價值的。但到魏以後卻不然﹐文學底自身是有價值的底思想已經在這時期發生了。所以我以為魏底時代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自覺時代。”（《中國古代文藝論史》第二編第一章）那麼﹐我們就看一看魏晉六朝的文說﹕曹家父子有很高的文學天才﹐論文也有獨到之處。在曹丕的《典論‧論文》裡﹐有三點可以叫我們注意的﹕（一）他說﹕“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這是清清楚楚指出文的內容不同﹐作法也就有別。說理的文自然以條理清楚峞熱恣慼慼撮暾j斃吹妹覽觥Ｋ□淙幻揮興黨鑫□裁匆□□耍□墑撬□嬗辛宋難□男郎停□腥廈朗俏□牡囊□□□弧Ｒ鄖暗娜嗣鞘且蘊宓藍□」牛□□衷謔侵髡虐□賴牧恕?
“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子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兢馳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樑﹐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矜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行﹔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隋書‧李諤上書正文體》）這是後世守道明理者對“詩賦欲麗”的反攻﹐仍要把文學附屬在道德之下﹐但適足以說明曹家父子對文學界的影響如何偉大了。（二）《典論‧論文》裡又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曹丕與王朗書裡也說﹕“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
這些話雖然沒有說出文學是認識生命、解釋生命的﹐可是承認了為文學而生活是值得的。自然這裡的名利計較還很深﹐但因求不朽之名以致力文章﹐實足以鼓舞起創作的興趣與勇氣。
（三）曹丕又說﹕“文以氣為主。”氣是什麼﹖很難斷定。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從此語看出﹕為文的要件是由內心表現自己﹐不是為什麼道什麼理作宣傳。這裡至少是說文當以什麼為主﹐不是文當說明什麼﹔氣必是在文內的﹐道理等是外來的。
以上三點雖仍未說明文學是什麼﹐但是對於文學的認識﹐確已離開實效而專以文論文了。
以下討論陸機的《文賦》﹕陸機的《文賦》比近人的一開口便引“文﹐錯畫也”真夠高明的多了。他開口便是﹕“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ｹ皜鸆M即骸Ｐ你零烈曰乘□□卷痦鴝□僭啤﹗?
這是說文是感物激情而發的﹐不是什麼“文者務為有補於世”。有深刻的觀察﹐有敏銳的情感﹐有觸於內心﹐那創作欲便起了火燄﹐便欲罷不能的非寫不可﹔那寫出來的便是物我的聯合。所以﹐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
心有所感﹐便若痴若狂。想象與思維的聯合﹐使心靈盪漾在夢境裡。那方寸之地﹐忽然與宇宙同樣的廣大﹐上帝似的在創造一切﹔忽然縮斂﹐象一絲花蕊般細嫩﹐在春風裡吻著陽光。於是﹐
“籠天地於形內﹐掛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嘆。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
我們再看他對技術方面怎樣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這是體格不同﹐當配以相當的文字。
“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這是文辭音聲應求妍美。
“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這是一些文病。
但是為文到底有一定的規則沒有呢﹖他不肯武斷的說。他隻說﹕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古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這似乎是說﹕文無定法﹐技有巧拙﹐要在審事達情﹐必求其適了。
統觀全文﹐可以看出兩個要點來﹕一﹐文學是心靈的產物﹐沒有心情的激動便沒有創造的可能。這個說法又比曹丕的以求不朽之名為創作的動機確切多了。二﹐作文的手段﹐如文字的霽霂瞴播~□牡骱偷齲□潛匾□模□蝗縭牽□惱鹵悴換崦籃謾?
發於心靈﹐終於技術﹐這是《文賦》的要義。陸機雖沒能逐條詳加說明（假如他不用賦體作這篇文章﹐他一定會解說的更透徹一些﹔自然﹐也許因為不用賦體﹐它便不會傳流到現在）﹐可是這些指示﹐對文學已有了相當的體認了解。我們可以替他下一條文學定義﹕文學是以美好的文字為心靈的表現。
《後漢書》的著者范曄﹐主張“以意為主﹐以文傳意”。（《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同時他拿“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去講究音調。
以意為主是重在講說什麼﹐便是要分別什麼是該說的與什麼是不該說的﹔這比以情為主的文學欣賞又低落了許多﹐因為文學的成功以怎樣寫出為主﹐說什麼是次要的。況且傳達“意”的自有哲學與科學﹐不必一定靠著文學。但是不論是文以情為主﹐是以意為主﹐他們──陸機﹐范曄──都由作家的立場來說文的主幹是什麼﹐不是替別人宣傳什麼文學以外的東西了﹔他們也全以為音調的講究為必要的。
音調的講究漸漸成了文學的重要問題。在《南齊書‧陸厥傳》裡說﹕
“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
沈約是四聲八病的首創者﹐這種講究看著雖然很纖巧﹐但是中國言語本是“聲的言語”﹔聲的調配實是叫文章美好的要件。當這“盛為文章”的時代﹐由主義而談到技術上去﹐是當然的步驟。這四聲八病的規定﹐雖叫文人隻留意技術方面﹐可是這不能不算對言語的認識有了進步﹔文學本來是以言語為表現工具的﹐怎樣利用工具的研究是應有的。沈約答陸厥書裡說﹕“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征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妡頛膉M唷９時梢饉□獎讓匚炊謎咭病Ｒ源碩□疲□蛑□笆牢氖濬□鬮次虼舜Α﹗閉餉髏魘撬瞪□系姆治□肜□檬且恢中碌姆11幀?
這技術上的講求﹐自然不算什麼了不得的事﹐但足以証明那時候文學確是成了獨立的藝術﹐一字一聲也不許隨便用了。這正象樂器的改善足以幫助音樂進步﹐光線顏色的研究叫畫家更足以充分的表現。自然﹐專修美工具是不能產生出偉大作品的﹐但這不能不算是藝術進展中必有的一步。
現在我們看蕭統的文說﹕他是很愛讀書的人﹐他並且把所見過的文章選出來﹐作一部模范讀本──《文選》。這個工作的第一步自然是要決定﹕“什麼是文”。他說﹕“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以剪截﹗”（《文選序》）
他一面推崇姬、孔﹐一面暗示出這些經藝根本不能算作純文學﹔於是托詞不敢芟夷剪截﹐輕輕的推在一邊。
還有﹕“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說理講哲學的著作﹐不是為愛好文學而作的﹐也就不取。（打倒了“以意為主”）。
“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這是說事實雖美﹐毫無統系﹐而且不是文學上有意的創作品﹐也就放在一邊。
“至於記事之史﹐系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史書是記載事實的﹐也不是純粹文學作品﹐所以也不取。
那麼﹐什麼樣的作品才合格呢﹖隻有﹕“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的方能被選。這個大膽的擇取﹐便把經﹐史﹐子﹐雜說﹐全驅到文學的華室之外﹐把六藝即文學的說法根本推翻。有想象的﹐有整個表現的﹐有辭藻的﹐才能算文﹔不如此的不算。這個規定把“文”與“非文”從古籍裡分析開﹐使在歷史上與文學上“文”與“非文”截然分立﹐差不多象砌了一堵長牆﹐牆上寫著﹕這邊是文學﹐那邊是文學以外的作品﹗這個“清黨工作”真是非常勇敢的﹐大有益於文學獨立的。
以下我們談《文心雕龍》﹕我們一提到文學理論與批評﹐似乎便聯想到《文心雕龍》了。不錯﹐它確乎是很豐富﹐很少見的一部文學評論。看它的內容多麼花哨﹕
關於說明文學體質的有《原道》、《征聖》、《宗經》、《正緯》等篇。
分論文體格式的有《辨騷》、《明詩》、《樂府》、《詮賦》、《頌讚》、《祝盟》、《銘箴》……討論修辭與作文法理的有《神思》、《體性》、《風骨》、《通變》、《定勢》、《情采》……但是﹐我們設若細心的讀這些篇文章﹐便覺得劉勰隻是總集前人之說﹐給他所知道的文章體格﹐一一的作了篇駢儷文章﹐並沒有什麼新穎的創見。看他在《原道篇》裡說﹕“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
這又是以“文”談“文學”﹐根本沒有明白他所要研究的東西的對象。至於說﹕“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便牽強得可笑﹗動植物有“紋”﹐所以人類便當有“文”﹔那麼牛羊有角﹐我們便應有什麼呢﹖
在《宗經》裡﹕“‘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
經是文章的骨髓﹐自然文士便不許發表自家的意見﹐隻許依經闡道了──文學也便嗚呼哀哉了﹗不怪他評論《離騷》那樣偉大的作品也是﹕“（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虯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辨騷》）
這樣以古斷今﹐是根本不明白什麼叫創作。《詩》是《詩》﹐《騷》是《騷》﹐何必非把新酒裝在舊袋子裡呢﹗論到文章的體格﹐他先把字解釋一下﹐如﹕“詩者持也”﹐“賦者舖也”﹐“頌者容也”等等。然後把作家混含的批評一句﹐如“孟堅《兩都》﹐明絢以雅瞻。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等等。前者未曾論到文學的價值──賦到底是體物寫志的好工具不是﹖後者批評作品混含無當﹐作者執筆為文時可以有一兩個要義在心中為一篇的主旨﹔批評者便應多方面去立論﹐不能隻拿一兩句話斷定好壞。
至於章表奏啟本來是實用文字﹐史傳諸子本是記事論理之文﹐它們的能作文學作品看﹐是因為它們合了文學的條件﹐不是它們必定都在文學范圍之內。劉勰這樣逐一說明﹐比蕭統的把經史諸子放在文學范圍之外的見識又低多了。
說到措辭與文章結構﹐這本來是沒有一定義法的﹔修辭學不會叫人作出極漂亮的詩句﹐文章法則隻足叫人多所顧忌因沿。法則永遠是由經驗中來的﹐經驗當然是過去的﹐所以談到“風骨”﹐他說﹕“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這“正式”是哪裡來的﹖不是摹古麼﹖說到“定勢”﹐他便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返﹐則文體遂弊。”這是說新學之銳﹐有所創立是極危險的。文學作品是個性的表現﹐每人有他自己的風格筆勢﹐每篇文章自有獨立的神情韻調﹔一定法程﹐便生弊病﹐所以《文心雕龍》的影響一定是害多利少的﹐因為它塞住了自由創造的大路。
總之﹐這本書有兩大缺點﹕一、劉勰的“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是把文與道捏合在一處﹐是六朝文論的由盛而衰。
二、細分文體﹐而沒認清文學的范圍。空談風神氣勢﹐並無深到的說明。
這麼看﹐《文心雕龍》並不是真正的文學批評﹐而是一種文學源流、文學理論、修辭、作文法的混合物。它的好處是把秦漢以前至六朝的文說文體全收集來﹐作個總結。假如我們看清這一點﹐它便有了價值﹐因為它很可以供給我們一些研究古代文學的材料。假如拿它當作一本教科書﹐象歐洲早年那樣讀亞裡士多德的《修辭學》與《詩學》﹐便很容易斷章取義﹐把文學講到歧途上去。劉勰自己也說﹕“銓序一文為易﹐彌綸群言為難。”和“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這彌綸群言﹐是他的功勞﹔雖然有時是費力不討好。這唯務折衷﹐便失去了創立新說的勇氣。
和《文心雕龍》的結構不同﹐而勢力差不多相等的﹐有鐘嶸的《詩品》。前者是包羅一切的﹐後者是專論詩家的源流﹐並定其品次。王世貞說﹕“吾覽鐘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時代﹐可謂允矣﹐詞亦奕奕發之﹔第所推源﹐出於何者﹐恐未盡然。”誠然﹐鐘嶸對於各家作品強求來源﹐如李陵必出於《楚辭》﹐班婕好又必發於李陵等﹐何所據而雲然﹖他說﹕“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本來是極精到的話﹔可是他又說﹕“詩有三藝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然後“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詩品序》）這分明是說以古體為主﹐加以自家的精力﹐才能成好詩﹔於是每評一人﹐便非指出他的來源不可。而且是來源越古的﹐品次也就越高──上品都是源出國風、《楚辭》與古詩的。這個用合古與否作評斷的標準﹐是忘卻了文學是表現時代精神而隨時進展的。
至於評論各家也不完全以詩為主眼﹐如提到李陵﹐他說﹕“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如此﹖”這並沒有論到李陵的詩的好處何在。就是以詩立論的﹐也嫌太空泛﹐如說曹植的詩是“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披文質﹐粲溢古今﹐卓爾不群。”如說嵇康是“頗似魏文﹐過於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托喻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使我們對於這些詩人並沒有什麼深刻的了解﹐隻覺得這是些泛泛的批語而已。本來一篇詩的成就不是很簡單的事﹐作家的人格﹐作風﹐情趣﹐技術都混合在一處﹔那麼﹐隻拿幾個字來評定一個詩家的作品是極難的事﹐就是勉強的寫出來﹐也往往是空洞的。況且﹐從詩的欣賞上立論﹐我們讀詩的時候﹐它隻給我們心靈的激動﹐並不叫我們隨讀隨想那一點是詩人的人格﹐那一點是詩人的感情﹐而且是一個“整個”的。正如喝檸檬水一樣﹐如果半瓶是蘇打水﹐半瓶是檸檬汁﹐並沒有調勻在一處﹐又有什麼好喝呢。所以﹐就是有精細的分析﹐把詩人的一切從詩中剝脫出來﹐恐怕剝完了的時候﹐那詩的作用一點也不存在了。
鐘嶸也知道﹕“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詩品序》）如果他始終抱定這個“直尋”來批評﹐當然強尋源流的毛病便沒有了﹐對於詩的欣賞也一定更深切了。
至於把詩人分成若幹等級是極難妥當的事。設若不把什麼是詩人先決定好﹐誰能公平的給詩人排列次序呢﹖同時﹐詩人所應具備的性格、能力與條件﹐又太多了﹐而且對這些條件又是一人一個看法﹐怎能規定出詩人到底是什麼呢﹖就是找出詩人必備的條件﹐還有個難題﹐什麼是詩呢﹖這是文學理論中最困難的兩個問題﹔不試著解決這個﹐而憑個人的主張來評定詩人與詩藝的等次﹐是種很危險的把戲。他對於聲律的講求﹐有很好的見解﹕“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詩品序》）
如果他抱定“直尋”和“口吻調利”來寫一篇詩論﹐當比他這樣一一評論﹐強定品次強得多了。以情性的自發﹐成為音調自然的作品﹐豈不是很好的理論麼。
以上這些論調﹐無論怎樣不圓滿﹐至少叫我們看得出﹕自魏以後﹐文學的研究與解釋已成了獨立的﹐這不能不算是一個大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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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長的巨鶴在池中閒步﹐無視我們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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