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孔子與儒家經典的關系
孔子到了晚年知道之不行﹐遂潛心於授徒和整理古代文獻。關於前者﹐相傳他弟子三
千﹐可謂規模宏大﹔關於後者﹐相傳儒家經典差不多都經過他的整理﹕“筆則筆﹐削則削
"﹐不僅使孔子贏得了極高的名聲﹐而且確實有助於中國古典文獻的保存和流傳。既為後世
儒家提供了豐富的智慧資源﹐也為文明中華的文化發展與繁榮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同時
﹐正是由於這些傳世的儒家經典曾經過孔子的整理與詮釋﹐於是這些經典在後世中國便具
有至尊的地位﹐於是有人認為﹕“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道"。孔子便成了聖人﹐儒家經典
便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最高法典﹐儒士便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別稱和追求目標。學人以名
列儒林為榮﹐著述以敷讚聖旨為貴﹐派別繁雜﹐訓解浩翰。
既然孔子的學術旨趣是“述而不作”﹐即對古典文獻隻是整理而不是創作﹐那麼﹐在
我們研究孔子與儒家經典之間的關系之前﹐便有必要對這些經典的主要來源作一簡要的概
述。
我們知道﹐儒家經典之所以稱為“經"﹐那是孔子之後的事。但“經"字並不後出﹐至
遲在周代銅器銘文中已經出現。《說文解字》說﹕“經﹐織從絲也。從系。”這應該是經
的原初本意﹐引申發揮桿L小熬□?"、“經營"等意思。《釋名》說﹕“經﹐徑也。如徑路
無所不通﹐可常用也。”這便是後來引申發揮出來的意思﹐顯然也與儒經的地位早已提升
有關。
至於書籍稱經的起源﹐本有多種說法。章太炎在《國故論衡‧文學總論》中認為﹕“
書籍得名﹐實憑傅竹木而起"﹐如浮屠書以貝葉成書﹐以線連貫﹐故謂“經者﹐編絲綴屬之
稱。”劉師培《經學教科書》第二課基於《說文》的解釋﹐以為古人見經多文言﹐於是"假
治絲之義而錫以六經之名。即群書之文言者﹐亦稱之為經﹐以與鄙詞示異。”而皮錫瑞在
《經學歷史》中則認為﹐六藝之所以稱之經﹐全因經孔子刪定﹕“其微言大義實可為萬世
之準則。”但章學誠在《文史通義‧經解上》則強調﹐所謂經﹕“實因傳而有經之名﹐猶
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顯而易見﹐這些解釋或囿於《說文》本意﹐或陷入後世儒家的偏
見﹐並無助於說明“經”之來源。
事實上﹐以"經"作為儒家經典的稱謂﹔至少在戰國末年就已出現﹐且並不僅僅限於儒
家典籍﹐如《墨經》。而將儒家經典稱之為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
﹕“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
其故矣﹔以姦者七十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
﹐道之難明也﹖”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
以跡哉﹗今子之所言﹐猶跡也。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如果孔子與老子的這段對
話可信的話﹐那麼所謂儒家六經﹐就是先王之陳跡﹐是先王嘉言懿行之檔案記錄﹐故而這
些記錄使人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換言之﹐所謂經﹐並不出之於一人之手﹐孔子所
治之六經﹐實際上都是先王們形成的檔案文件。同時﹐由於這些文件恲呏隖篜R□勻唬□?
是又有後出的“釋文"或“釋義"﹐以便解釋這些文件之所以然﹐這種解釋之文即稱為“傳
"。故傳與經是相對而成立﹐此中情形蓋與前引章學誠的說法相似。
這些先王文獻被稱為經﹐本來並沒有什麼神秘的意味。然而後世儒者出於派別鬥爭的
特殊需要﹐卻把這原本正常的稱謂癒解釋癒糊塗﹐癒解釋癒神秘。具有東漢政治法典意義
的《白虎通義》釋經為常﹐即“常道"﹐認為因儒家經典蘊涵有永恆而不可變的真理。皮錫
瑞在《經學歷史》中也猜測﹐或當孔子刪定六經之時﹐以其道可常行﹐正名為經。段玉裁
在《說文解字注》中也說﹐織之從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後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
天地之常經。孔廣森《戴氏遺書序》更說﹕“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
能改經天之義。”顯然﹐此種種說法﹐都缺少一種真實的根據﹐而具有濃厚的神秘色彩﹐
並不足以明了經之起源。
其實﹐如果從儒家經典的主要來源看﹐這些著作並不帶有絲毫的神秘意味。我們知道
﹐中國文明的起源相當早﹐文字的發明與使用也在孔子之前一個相當久遠的年代。據《左
傳‧昭公十二年》記載﹐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據歷代學者的研究﹐這裡的《三墳》﹐是伏羲、唐堯、虞舜之書﹔《
八索》﹐是有關八卦的最早的書﹔《九丘》為九州土地、風氣之書。至於這些書是否具有
那麼久遠的歷史﹐我們不必全信。但由此而得到的啟示是﹐中國古代典籍的起源確實很早
﹐而且有些確實流傳到孔子的時代。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之時﹐中國文化雖然四周
王室的衰微而面臨著深刻的危機﹐但各種古典文獻的存在既為一種客觀的事實﹐也為孔子
對古典文獻的整理提供了條件與可能。《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
廢﹐《詩》、《書》缺焉。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堯之際﹐下至秦纓公
﹐編次其事。由此可見﹐孔子對《書》的整理主要憑借當時所能征集到的古典政事文獻。
從今存《尚書》看﹐所謂《堯典》、《舜典》《大禹漠》、《皋陶漠》等等﹐我們固然不
必將之視為真實的歷史文獻﹐但其成文則絕對在孔子之前。
我們知道﹐殷因於夏禮。殷人的制度基本上是從夏制演變而來。因此﹐夏人的情況我
們雖然目前尚不清楚﹐但從已知殷人的狀況大體可以推斷。據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可以知道
﹐殷王室已有專職的史官﹐卜辭中的貞人就部分地充當著這種角色。他們的職責就是負責
記錄王室的各項活動﹐工作細則猶如《禮記‧玉藻》所說﹐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或如《漢書‧藝文志》所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但不管怎樣﹐他們所記錄下來的這
些言與行﹐可能就是我們今天尚能看到的《尚書》﹐也是孔子當年所憑借的文獻。
和《書》的情況略有相似的是《春秋》。孔子之前的《春秋》決不止我們目前所能見
到的這麼一種。真實的情況可能是﹐《春秋》是西周末年以來各諸侯國所形成的檔案文件
﹐在性能上與今存《尚書》相似﹐但在分工上可能因孔子的整理而與《尚書》各有側重。
故而我們看到﹐《尚書》以夏商周三代時間為序匯編文件﹐而《春秋》以魯國的活動為主
線記載各國交爭與來往的情況。當然﹐此《春秋》業經孔子整理﹐並非原貌。孔子之前的
《春秋》可能像孟子所說的那樣﹕“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禱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
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故而當時諸國類似於《春秋》的東西不應止今本《春秋》
﹐而是差不多的諸侯國都有類似的東西﹐孔子稱曾見過一百二十國《春秋》﹐墨子也夸口
“吾見百國《春秋》。”如此等等﹐或許都是事實。
《書》、《春秋》之外再看《詩》。今存《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共三
百零五篇﹐分風、雅、頌三類。其中有廟堂之詩、卿大夫之詩﹐也有民間詩歌。它們所反
映的時代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但在孔子之前卻不是這種狀況。司馬遷在《孔子世家》
中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
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雌》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
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
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可
知今本《詩經》是從先前大量的詩歌中整理而成。
《詩經》、《春秋》之外﹐為《禮》、《樂》、《易》。《禮》、《樂》的情況我們
在談到周公制禮作樂時已作過分析﹐孔子整理時所憑借的原本或許正是西周初年以來形成
的那些東西。至於《易》﹐情況則相對復雜些。前已提及的《八索》似乎是《易》八卦之
源頭或雛形﹐起源似應很早﹐主要為佔筮的功能。《漢書‧藝文志》在談到《易》的演變
時說﹐《易》曰﹕“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約在上位
﹐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佔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孔氏為之《象》、《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
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這種說法雖然不必全為歷史事實﹐但其大要確實反映了《易》
在喔a櫓□暗鬧饕□荼洹﹔謊災□□□俗靼素曰蛐硎槍糯□讓竦囊恢執□擔□蛐砭褪竊豆?
以來相傳的《八索》﹐但這種八卦或八索到了殷周之際確乎有了重大變化﹐其表征便是由
文王演為六十四卦﹐並作卦辭和交辭。
文王作《周易》的說法由來已久。司馬遷《報任安書》就以為"文王拘而演《周易》”
﹐想必太史公不致於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毫無根據。《系辭》下也說﹕“《易》之興也﹐
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當文王與紂之事也﹖”雖為推測之辭﹐但基本與太史公的說法
相似﹐以為《周易》基本成型於殷周之際。
當然﹐說《周易》基本成型於殷周之際﹐並不意味著否認在此後的歲月中沒有增飾和
修改。因為從《周易》本身的性質看﹐由於它主要的功能是佔卦﹐故而當殷周之際由八卦
演為六十四卦之後便不可能不經過更多人的實踐與檢驗﹐於是我們看到在《周易》卦爻辭
中所記載的那些故事﹐有的出於文王周公之後﹐這顯然是後人為驗証《周易》的功能而增
加進去的。總之﹐在孔子之前﹐《周易》的基本結構已經具備﹐而且可能因實踐的發展﹐
還出現了許多對《周易》原理的解釋﹐所有這些都是孔子整理《周易》時的基本素材。這
一點便決定作為六經之首的《周易》實際上和其他五種典籍具有極為相似的地方。
當我們基本明了儒家經典的主要來源之後﹐我們便有可能進一步探討孔子與六經的關
系﹐並進一步明了孔子在儒學發展史上以及中華文明史上何以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
孔子與六經的關系至為復雜。一來因為史闕有問﹐無足夠的資料填補並重建這段歷史
﹔二是因為儒家學派內部的門戶之爭﹐使這一原本可以不必討論而默認的問題更趨復雜化
。西漢的經學家以及以後的今文學派差不多都認定儒家六經皆經孔子手定﹐有孔子然後有
六經﹐孔子之前帡怴敷滿慰唌慼牖k淞毒□□□貳房□繁闥擔骸熬□□□偈貝□□獻鑰鬃?
刪定六經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經﹔猶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釋迦未生﹐不傳七
佛之論也。”在他以及那些今文經學家看來﹐孔子之所以刪定六經﹐並不是要整理所謂古
代文獻﹐而是借助於學術的手段寄托高遠的政治理想。皮氏寫道﹕“讀孔子所作之經﹐當
知孔子作六經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之不行﹐退而刪定六經﹐以
教萬世。其微言大義實可為萬世之準則。後之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
所謂‘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後之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謂‘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兇。'此萬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論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
經之內。故孔子為萬世師表﹐六經即萬世教科書。”顯而易見﹐今文學者的這些說法即便
與孔子當時的內在心情相合﹐也不免立論過於偏激﹐極易招致反對者的詰難和批評。
東漢之後﹐古文經學者一般依據孔子的學術自述﹐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推斷孔
子隻不過是把前代已有的史料加以系統整理以傳之後人﹐以保存古代文化而已﹐因而孔子
隻不過是一個繼往開來的史學家﹐他所整理的那些古代文獻並無什麼不可理喻的微言大義
和理論建構。他們一般認為﹐儒家六經皆為周公舊典﹐如果一定要推定儒學開創者的話﹐
那也隻能是周公而非孔子。
確實﹐後世的所謂儒家六經並不是到了孔子之時才出現﹐而是先前已有的東西。問題
在於﹐這些先前已有的各種文獻是否經過孔子的整理了﹖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麼孔子在
整理時究竟做過怎樣的工作?是否使之蘊涵深奧且難以理喻的微言大義﹐是否真的寄托著他
老人家托古改制﹐以及為萬世開太平的深意?
孔子據已有舊典整理為六經﹐原本是一個不必爭議的說法。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
已說得相當明白﹕“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追跡三代之禮
﹐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子
。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白□如﹐繹如也﹐以成。’‘吾
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
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止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
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
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
﹐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
《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子曰﹕‘弗乎弗乎!君子
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
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如果
司馬遷的描述確有根據的話﹐那麼﹐孔子與六經的關系便已相當明白﹐即《詩》、《書》
、《禮》、《樂》基本是據舊典整理而成﹐《易》、《春秋》也是如此﹐隻是更著意下了
一番功夫而已。
然而到了近代﹐特別是隨著疑古學派的倔起﹐開始有人對司馬遷的記載表示懷疑﹐極
端如錢玄同者甚至從根本上否認孔子與六經之間的關系。他於1923年在《答顧頡剛先生書
》中認為﹕
1、孔子無刪述或制作六經之事﹔
2、《詩》、《書》、《禮》、《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幹的五部書(《樂經》
本無此書)﹔
3、把各不相幹的五部書配成一部而名為六經的緣故﹐錢玄同以為是這樣的﹐因為《論
語》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和“興於詩、書、禮、樂教”(《史記‧孔子世家》)之
說﹐……又因孟子有孔子作《春秋》之說﹐於是把《春秋》配上﹔
4、六經的配成﹐當在戰國之末﹔
5、自從六經之名成立﹐於是《荀子‧儒效篇》、《商君書‧農戰篇》、《禮記‧經解
》、《春秋繁露‧玉杯篇》、《史記》(甚多)、《漢書‧藝文志》、《白虎通義》等﹐每
一道及﹐總是六者並舉﹔而且還要瞎扯些什麼五常、五行等等話頭來比附。
對於錢氏的見解﹐周予同有相當中肯的批評。他在《六經與孔子的關系問題》一文中
指出﹐錢氏從疑古派的懷疑精神出發﹐全盤否定了六經同孔子有關系的說法。他的見解﹐
自然不好說全不對﹐比如關於《詩》、《書》性質的判斷﹐就有道理。但總的看來﹐他的
懷疑的立足點﹐卻很成問題。就是說﹐錢氏對這個問題先存否定的意見﹐然後在古代文獻
中去尋找論証來替自己的觀點張目﹐這就不免陷入主觀主義。何況《論語》本身也還有學
派和傳本的問題要仔細解決﹐並不是字字句句都可信據。拿現行的《論語》來作為判斷是
非的標準﹐從而斷定六經與孔子無涉﹐《荀子》、《史記》等書的記載都是瞎扯﹐豈非也
有武斷之嫌嗎?所以﹐錢氏的主張﹐表面上同所謂五經悉為孔子所作的主張完全相反﹐其實
都各執一偏﹐不足為據。
誠哉斯言。當我們沒有足夠的証據否認孔子與六經的關系時﹐如果僅僅出於主觀目的
的需要﹐即如錢氏所說“我以為不把六經與孔子分家﹐則孔教總不容易打倒”的話﹐那麼
﹐我們實際上在犯主觀臆斷的錯誤。孔子整理六經是秦漢學者比較一致的看法﹐至於他整
理的程度如何、方法怎樣﹐我們當然可以討論﹐但我們不必從根本上懷疑孔子整理過六經
這一事實。
這樣說當然並不意味著我們同意今文學者的說法﹐以為孔子在整理六經之前或之時﹐
即建立一種理論架構﹐即期望以六經的分工負責為萬世開太平。真實的情況可能是﹐孔子
在生命過程的不同階段﹐或出於教學授徒的需要﹐或出於個人愛好（如對《周易》）﹐確
曾致力於古典文獻的分類整理﹐刪重去復﹐形成一定的定本。同時﹐由於當時的時代條件
如尚無印刷技術和紙張﹐這些經孔子整理的定本也隻是在孔門弟子中流傳﹐並沒有大范圍
的傳播。
至於孔子在整理儒家經典特別是所謂六經時的指導思想﹐我們還是相信孔子的自述﹐
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盡量保持古代歷史文獻的面貌﹐一般輕
易不作改正﹐更不會借題發揮﹐使之蘊涵己意。當然﹐孔子的這個原則也不是沒有例外﹐
比如《春秋》﹐可能因為當時存在《春秋》的不同版本或原始檔案委實太多﹐故而孔子在
《春秋》的加工整理上不僅投入很大的精力﹐而且實際上可能有違他所堅信的“述而不作
”的原則﹐所以當《春秋》成書之後﹐孔子一再宣示﹕“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
者亦以《春秋》。”似乎表示對整理後的《春秋》並不是有足夠的把握和自信。
《春秋》的整理隻是孔子“述而不作”的著述原則的一個變例。同時﹐我們對“述而
不作”的原則也不能作過分機械的理解。而且﹐這一原則似乎隻是就古典文獻的整理而言
﹐並不是作為學者的孔子畢生所要遵守的學術原則。果如此﹐孔子除了整理加工過那些經
典外﹐似乎毫無一字之著述。顯然﹐這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孔子是一個相當勤奮的人﹐
他不僅到晚年讀《易》韋編三絕﹐似乎在他畢生之讀書生涯中還應該留下一些讀書心得、
筆記或眉批之類的東西。
因此我們相信孔子序《書傳》、序《周易》ㄐ熨摒}呵鎩返鵲齲□幢悴豢贍芏際搶□?
事實﹐但與事實也不可能相差太遠。套用錢玄同的一句話說﹐以孔夫子他老人家的學問、
才具和聲望﹐如果他不給我們留下一些東西﹐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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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夫﹗古書之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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