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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儒家思想與民主政治   在第二代新儒家的學者中﹐徐復觀可謂情況比較特殊﹐他半生從政﹐1946年五十歲之 後才以少將銜退役﹐開始從事學術研究﹐宣傳新儒家的學說。在他的後半生﹐他寫作並出 版了十幾部學術專著、論文集﹐發表近百篇學術論文和雜文﹐是第二代新儒家學者中比較 有成就的學者。   徐復觀一生最佩服新儒家的開山祖師熊十力。他於1943年在重慶北培勉仁書院以軍人 的身分初次拜見熊十力﹐請教熊氏應該讀什麼書。熊氏教他讀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徐 說那書早年已經讀過了。熊十力以不高興的神氣說﹐你並沒有讀懂﹐應該再讀。過了些時 候﹐徐復觀再去看熊十力﹐說《讀通鑒論》已經讀完了。熊問﹐有什麼心得?於是徐便接二 連三地說出許多他不太滿意的地方。熊十力未聽完便怨聲斥罵道﹕"你這個東西﹐怎麼會讀 得進書﹗任何書的內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你為什麼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 方﹐卻專門去挑壞的﹔這樣讀書﹐就是讀了百部千部﹐你會受到書的什麼益處?讀書是要先 看出他的好處﹐再批評他的壞處﹐這才像吃東西一樣﹐經過消化而攝取"了營養。比如《讀 通鑒論》﹐某一段該是多麼有意義﹔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記得嗎?你懂得嗎? 你這樣讀書﹐真太沒有出息﹗”這一罵﹐罵得徐復觀這個陸軍少將目瞪口呆。腦筋裡亂轉 著﹐原來這位先生罵人罵得這樣兇!原來他讀書讀得這樣熟!原來讀書是要先讀出每部書的 意義﹗正如徐復觀後來回憶時所說﹐這對他是起死回生的一罵。恐怕對於一切聰明自負﹐ 但並沒有走進學問之門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罵﹗這次見面對其 後半生的影響甚巨﹐從此使他決心步入學術之門。   或許是從政的經歷所起作用﹐徐復觀比起其他新儒家的學者來﹐相對說來比較開明。 可以說﹐他是新儒家陣營中批判封建專制主義最力和為民主吶喊最勤的一位。他雖然不讚 成把他納入一般的自由主義者﹐但他確實自稱自己的思想是"人文主義的自由主義"。他在 堅持新儒家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論學的同時﹐在涉及到政治問題時﹐他的基本態度大體可 以歸為自由主義的原則。所以有人說﹐徐復觀是以自由主義論政﹐以保守主義論學。這大 體反映了徐氏思想的兩個方面。   和其他的新儒家學者相比﹐徐復觀的學術成就不是對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作出多少新的 理論闡發﹐而是比較多、比較系統地進行了中國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尤其是先秦、兩漢學 術思想史的研究﹐這是其他新儒家學者較少留意的地方。正是通過這種研究﹐徐復觀的思 想就比較多的帶有歷史學者的色彩﹐比較清楚地看到儒家思想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盡 管這種看法也不免帶有新儒家學者的偏見。他認為﹐儒家思想在長期的專制政治下﹐不可 避免地會發生某些歪曲、變形﹐但是這隻能說是專制政治壓歪了並阻止了儒家思想的正常 發展﹐怎麼能倒過來說儒家思想是專制的護身符呢。而且﹐儒家思想在長期的適應、歪曲 中﹐仍能修正緩和專制制度的毒害﹐不斷給予社會人生以正常的方向和信心﹐因而使中華 民族度過了許多黑暗時代﹐這乃由於先秦儒家立基於道德理性的人性所建立起來的道德精 神的偉大力量。研究思想史的人﹐應就具體的材料﹐透入於儒家思想的內部以把握其本來 面目。   在徐復觀看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發現那些好的 東西﹐發現中國文化中可以和民主政治相銜接的地方。因此徐復觀對那些對中國文化持嚴 厲批評態度的人深不以為然。他在《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中說﹐這些年來談中 國文化的人士﹐不論站在正面或反面的立場﹐都忽略了文化性格上的不同﹐而僅拿同一的 尺度去夸張附會。凡說中國文化是落後的﹐這是拿西方的文化做尺度去衡量中國文化﹔凡 說中國文化是超越的﹐這是拿中國的文化尺度去衡量西方文化。殊不知以一個尺度去衡量 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化﹐恐怕這不能不是一個錯誤。鑒於此﹐徐復觀對近代以來不遺余力批 判中國文化、低毀中國文化、肆意貶低中國文化的學者極為不滿﹐以為目前中國所需要的 一種精神自覺的運動就是要對中國文化有重新的再肯定。對中國文化之再肯定﹐隻是精神 覺醒的自然流露﹐隻是覺醒的起點。人類歷史中﹐隻看見有的民族消滅了﹐但其民族的文 化卻依然有另一個民族所傳承而不絕的事實。斷乎沒有民族未消滅﹐便首先會消滅其自身 所創造的文化。人一生下來即浸潤於其自身文化之中﹐任何人都不能自外。采取純否定態 度的人﹐實際在他的生活中﹐並不能將其完全否定掉﹐而隻是由他這種缺乏自覺之情﹐反 而使自己無形中站在文化壞的方面。現在一筆抹煞中國文化的人﹐其上焉者﹐多半是中國 型的文人習氣﹔下焉者﹐隻是中國型的無賴之徒。隻有自覺地先承認自己文化﹐才能站在 自己的文化的好的一方面。同時﹐對於自己的文化有一副真誠的良好的態度﹐則對蚇隉밿 類所分工成就的其他文化﹐也自然會有一副真誠的良好態度﹐沒有不努力加以追求吸收之 理。   徐復觀的上述態度顯然是對全盤反傳統思潮的一種批評﹐但是毫無疑問﹐他試圖從中 國文化傳統中尋求以西方文化嫁接的土壤和條件的意思﹐實為五四全盤反傳統中相當一部 分人所具有。而這種思想意識似乎也正是胡適早年思想的延續。胡適在其名著《先秦名學 史》中寫道﹐當前的中國由於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各方面明顯落後於西方﹐遂使中 國人的精神狀態處於一種萎靡不振的境界之中。無疑﹐中國要改變落後挨打的被動處境﹐ 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首要的是經濟、實業的重整與振興。但是﹐一個具有光榮歷史以 及創造了燦爛文化的民族﹐在一個新的文化挑戰的時候決不會感到自在。因此在胡適看來 ﹐中國當前的問題固然在於經濟的繁榮﹐科技的發達﹐但又必須同時考慮到中國人心理嚴 重失衡的問題﹐即我們中國人如何能在這個驟看起來同我們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 裡感到泰然自若?欲達此目的﹐胡適認為﹐首要的在於弄清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本質差異 及其內在的可通融性。他指出﹐人類文化就本質而言﹐東西雙方原是一致的。雙方之所以 有其基本上相同之點﹐就是因為彼此都是從人類的常識出發。換言之﹐任何一種文化不論 其形式如何﹐其起初所要解決的問題在出發點上都是基本相似的﹐所面對的問題和將要采 取的手段也是極為相似的。隻是到了後來﹐由於社會條件的不斷變化﹐中西雙方的文化發 展才開始出現差異﹐才開始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正是由於這種不同﹐中西文化才需要交 流﹐需要溝通。然而文化的交流與溝通又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雖然現在的歐美文化較 中國文化遠為先進﹐但也不是可以盲目引進的﹐而必須使西方現代文化的精華與中國固有 的文化精神真正聯結起來﹐而不發生排異反應。為此﹐首要的問題是尋求彼此雙方可以溝 通、聯結的基礎或契機。也就是說﹐必須在中國大地上尋求出一塊可以嫁接歐美文化的土 壤﹐並在這兩種不同文化內在調和的基礎上建立中國自已的新的文化體系。   不過﹐胡適的研究結果是﹐中國文化如欲與西方文化進行有機的結合﹐必須排除宋明 理學的階段﹐並基本排除了儒學復興的可能性。相反﹐中西文化之間的交流與溝通﹐必須 有待於非儒學派的復興。因為隻有在這些非儒學派中才能找到移植西方哲學和科學最佳成 果的合適土壤。從歷史和發展的觀點看﹐現代西方文化最主要的貢獻差不多都能從中國古 代那些非儒學派的思想裡找到遙遠而高度發展的先驅。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徐復觀雖然 與胡適對中西文化的認識基本相同﹐他們都是為了尋求中國文化能夠接受移植的土壤。然 而二人所找到的基礎則顯然不一樣。徐復觀認為﹐中國悠久的思想傳統早已具有西方民主 政治和科學精神的內涵﹐正是這些內涵足以成為嫁接西方文化的土壤。因此要完成這一使 命首先必須努力還儒家思想的本來面目﹐因為順著孔孟的真精神追下來﹐在政治上一定是 要求民主﹐隻是在專制政治成立之後﹐這種精神受到了壓抑。在西漢的專制下﹐大思想家 如賈誼、董仲舒﹐都是反對專制﹐反對家天下的。《呂氏春秋》和《淮南子》的政治思想 都是要求民主的。正是基於這種考慮﹐徐復觀竭力要把中國文化傳統中原有的民主精神重 新顯豁疏導出來﹐這便是他所期望的為往聖繼絕學﹔然後用這部分精神來支持中國現代的 民主政治﹐這在徐復觀看來就是為萬世開太平。   在徐復觀大量的思想史研究著作中﹐他著力探討的基本上都是中國思想史上的民主因 素和他視為進步的思想因素。正如他在談到錢穆的史學與其史學的區別時所說的那樣﹐"我 和錢先生相同之處﹐都是要把歷史中好的一面發掘出來。但錢先生所發掘的是兩千年的專 制並不是專制﹐因而我們應當安住於歷史傳統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麼民主。而我所發掘 的卻是以各種方式反抗專制﹐緩和專制﹐在專制中注入若幹開明因素﹐在專制下如何保持 一線民族生機的聖賢之心﹐隱逸之節﹐偉大史學家文學家面對人民的嗚嚥呻吟﹐以及志士 仁人忠臣義士﹐在專制中所流的血與淚。"由此可見﹐新儒家的學者雖然具有濃厚的現實關 懷﹐但他們從中國數千年歷史傳統中所尋求的價值卻主要是以他們個人的直接感受為原則 ﹐因而他們所論說的中國傳統似乎並不是中國歷史文化的真相。   通過對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對儒家思想的重新體認﹐徐復觀認為﹐中國文化中沒有出 現民主政治﹐這似乎是中國文化的最大污點。但是在中國思想史中﹐則不乏民主的思想或 者說是思想因素。從這點出發﹐徐復觀對孔子的民無信不立進行了重新詮釋﹐對孟子的一 些民治原則也作了一些頗具新意的重新解釋。基於這些解釋﹐他認為﹐如果將儒家的內在 道德落實到政治層面上﹐盡管儒家的政治思想有其純粹的精致的理論﹐但由於歷史條件的 制約﹐儒家所祖述的思想﹐從政治這一方面看﹐總是站在統治者的地位為統治者想辦法﹐ 總是居於統治者的地位以求解決政治問題﹐而很少站在被統治者的地位去規定統治者的政 治行為﹐以謀求解決政治問題。這樣使與西方近代以來的民主政治由下向上去爭的發展的 情形﹐成一極明顯的對照。因之中國政治的主體性始終建立不起來﹐中國政治思想也就始 終沒有從民本走向民主。按照這種思想繼續推論﹐中國政治的未來當然是應該以西方的民 主政治制度來彌補儒家的重禮治而不重法治的思想傳統的結論。   然而﹐遺憾的是﹐徐復觀基於新儒家思想的局限﹐特別是基於西方民主政治發展進程 中的問題不斷出現的事實﹐又深刻地感覺到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雖然有其合理性和有用性 ﹐但是實際上很難解決社會生活中實際存在的個人與全體的矛盾和沖突﹐因此在不遠的將 來可能要爆發相當嚴重的危機。而正是在這一點上﹐徐復觀又感到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素 來強調的德治政治似乎可以為解決西方政治制度危機提供一條很好的思路和辦法。他在《 儒家政治思想的構造及演進》中說﹐如果采用西方近代權力競爭的政治觀點﹐而不承認各 個體的基本權力的限制﹐這種把中西壞的方面揉合在一起的政治﹐有如中國現代的政治﹐ 這便是世界上最不可救藥的政治。比如近代法的基本觀念﹐本是規定相互關系﹐以限制統 治、保障人民的。而在這種政治下﹐則變為壓抑人民、放肆統治的工具。所以等於無法﹐ 更何有於禮讓。據此可知民國以來的政治﹐既不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在替我們負責﹐也不是 儒家的政治思想在替我們負責﹐而是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政治路線在作祟。他強調說﹐ 我們今日隻有放膽的走上民主政治的坦途﹐而把儒家的政治理想重新倒轉過來﹐站在被統 治者的立場上來作一番新的體認。首先把政治的主體從統治者的錯覺中移歸人民﹐人民能 有力量防止統治者的不德﹐人民由統治者中的"民本"一轉而為自己站起來的民主。知識分 子一變向朝廷鑽出路、向君王上奏書的可憐心理﹐轉而向社會大眾找出路、向社會大眾明 是非的氣概。對於現實政治人物的衡斷﹐再不應當著眼於個人的才能﹐而應首先著眼於他 對建立真正的政治主體﹐即對民所研發揮的作用。所以今後的政治﹐先要有合理的爭﹐才 歸於合理的不爭。先要有個體的獨立﹐再歸於超個體的共立。先要有基本權力觀念的限定 ﹐再歸於超權力的禮的陶冶。總之﹐要將儒家的政治思想由以統治者為起點的迎接到下面 來﹐變為以被統治者為起點﹐並補進中國歷史中所略去的個體之自覺的階段。這樣﹐民主 政治則可因儒家思想的復活而得其更高的依據﹔而儒家思想也可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得完 成其真正客觀的構造。這不僅可以斬斷現實政治上許多不必要的葛籐﹐且可在反極權主義 的鬥爭中為中國為人類的政治前途開一新的運會。 -- 悲夫﹗古書之不存。 ※ 來源:‧水木社區 newsmth.net‧[FROM: 211.151.9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