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儒的官學化及其頹廢過程
西周政權的建立與鞏固﹐尤其是周公通過制禮作樂等意識形態的重建工作對殷代遺民
中的儒者進行安撫﹐自然使這些儒者逐漸擺脫亡國的陰影和恐懼﹐逐漸地對新主人產生了
某些認同。然而﹐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作為文化發展水平相對落後的周人﹐雖然在形式
上征服了殷人﹐奪取了政權﹐建立了自己的統治﹐但是在制度等體制文化方面卻又不能不
被征服者即殷人的文化所征服。尤其是再加上這些儒者的努力與參與﹐於是我們看到﹐獲
得勝利的周人在制度建設方面基本上因襲了殷商已有的體制。故而孔子在談到周代制度的
本質時再三強調﹕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監於二代
﹐鬱鬱乎文哉。這個道理正如當代學者侯外廬等人在《中國思想通史》中所分析的那樣﹐
按周人戰勝殷人﹐以其社會的物質生產的水準來說﹐實在還沒有具備消化一個龐大族人的
條件﹐軍事的成功﹐並不能保証統治戰敗者的政治上的成功。因此﹐周人必然要向殷代制
度低頭﹐尤其是在勝利者的文明程度不如失敗者的文明程度時﹐勝利者反而要在文化上向
失敗者學習。這似乎已成為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定律。
當然﹐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周人的制度是對殷人制度的簡單摹取。事實上﹐所謂"損益"
﹐所謂"監於二代"﹐所謂周公制禮作樂雲雲﹐都意味著周人是鑒於前代亡國的教訓而作出
的創造和革新﹐隻是這種創造與革新並不是建築在一張白紙上而已。我們知道﹐殷人的制
度雖然已經體制化﹐雖然已經進化到相當高的水平和相當嚴密﹐但從目前所知的文獻資料
情況看﹐殷人的制度畢竟沒有像周人的制度那樣表面化、形式化和條理化。我們可以否認
諸如《周禮》這樣高度條理化的嚴整著作出自周公之手﹐或西周初年那個時代﹐但如果我
們不懷疑周公制禮作樂確實為中國歷史上已經發生過的一個重大事件﹐那麼﹐我們就有理
由相信周人制度的形式化並不僅僅是一種外在的形式﹐而實質是對包括殷人制度在內的歷
史經驗與教訓的超越。從這個意義上說﹐用人制度既有因襲的成分﹐又有自己的創造。而
這種創造﹐便構成殷周之際的大變革。故而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說﹕"中國政治與文
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
邑之移轉﹔自其裡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又自其表言之﹐
則古聖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無以異於後世之帝王﹔而自其裡言之﹐則其制度
文物與其立制之本意﹐乃出於萬世治安之大計﹐其心術之規模﹐詛非後世帝王所能夢見也
。"故而王國維再三強調﹐欲明了周之所以定天下﹐必須弄清周人制度在其實質上是對殷人
制度的揚棄與變革。
詳細探討殷周之際的社會變革與制度興替﹐不是我們的任務。我們的興趣所在隻是在
這急劇性的社會制度變革過程中﹐儒的地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以及這些儒者在這一變革
過程中起到怎樣的作用。我們知道﹐如果按照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的分析﹐周人制
度之異於殷火者﹐不外乎三點﹐即一是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二是廟
數之制﹔三是同姓不婚之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其旨則在納上下於道德﹐而合
天下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周之制度典禮﹐實皆為
道德而設﹐周之所有制度典禮﹐皆為道德之器械﹐而尊尊、親親、賢賢、男女有別等等則
更為具體的表現形式。所有這些﹐正是殷周制度變化的本質與意義。 很明顯﹐周初統治者
之所以把天下規范為一個道德結合體﹐之所以制定那種嚴密而有序的社會等級秩序﹐很顯
然是基於殷亡的教訓與現實。而最明白這些教訓與現實的﹐並有能力從制度層面進行思考
和操作性設計的﹐毫無疑問是那些殷遺民中的儒者。正是這些儒者在基本認同了新主人之
後﹐才有可能將殷亡的教訓與現實進行理論的加工與提升﹐諄諄告誡新主人﹐並在參與制
定新體制的過程中進行適度的規范與調整。據《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已克殷﹐後二
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作為殷
遺民﹐箕子雖未必是儒者﹐但傳說他畢竟作過帝紂師﹐故而說他是與儒者相似的智者階層
﹐似乎並無大錯。他面對武王的詢問﹐雖然不忍言故國之惡。但畢竟以周國之所宜言告武
王﹐為《洪范》九疇﹐武王以類問天道。這就從更高的理論層而為周初統治者分析殷亡的
教訓以及新主人應該如何去作。
像箕子這樣在周初被統治者作為咨詢對象的殷遺民為數不少﹐相傳曾作過周初太史﹐
並事武王、成王、康王三朝的尹逸(逸一作佚）﹐就曾多次向統治者明白分析殷亡的教訓。
顯然尹逸屬於殷遺民中的儒者階層。據《淮南子‧道應訓》記載﹐成王問政於尹逸曰﹕“
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尹逸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醱\勸蒼塚俊痹唬骸?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俱哉﹗王人乎﹖”尹逸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
則吾畜也﹐不善則吾仇也。昔夏、商之臣﹐反仇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
右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如此清楚明白的智慧分析﹐怎能不引起
新主人的高度重視和極端尊重呢?
於是﹐從尹逸等人的故事以及後來中國歷史上的慣例我們不難推測﹐殷遺民中的儒者
﹐除個別人堅持氣節﹐不食周粟外﹐恐怕相當多的儒者尤其是那些與殷商貴族利益並不太
密切相關的中下層儒者﹐可能在經過一段時間猶豫之後﹐基本上都歸附了新朝﹐作了"貳臣
"﹐開始了為新主人服務的生涯。而且由於這批儒者畢竟是當時社會各個層面中文化素質最
高的階層﹐因而他們在新朝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他們所信奉和營構的那些
理論也理所當然地逐漸成為新朝的官學。
儒者所信奉的那些理論成為周朝官學的過程﹐當然要比我們已經說過的更為復雜﹐隻
是由於史料奇缺﹐我們已無法復原其中的細節。不過最為值得注意的﹐似乎在於前面已經
分析過的制禮作樂﹐即殷周制度的變遷。正是在這種制度興革的過程中﹐這批儒者不僅將
他們的理論、理想糅進了新體制的范圍﹐而且也正是因為這種參與過程使這批儒者身價大
增﹐一個個成為官方學者﹐他們的理論也由此而成為官方的學說。否則﹐我們便無法理解
後世儒者何以言必稱周公﹐何以要將他們所憑借的那些原典的成文時代基本上都推到周初
﹐並或多或少地都與周初那幾位開明的統治者存在某種關系。
再從周初制度興革的實際內容來分析﹐即便退一步說這些儒者並不是因為參與這一過
程而提高了身價。那麼﹐這些新興制度的實際內容也為儒者的將來參與留下了相當大的活
動空間和實際融碣腹桹麥e頤淺腥掀笆□豕□□姆治齟筇□淮恚□敲粗艽□貧刃綠厴□牡?
一條即立子立嫡之制﹐以及由此而生的宗法及喪服之制﹐實際上便是儒者在殷代社會的專
門化職業﹐是儒者之所以為儒者的基本象征和原初意義。至於第二條廟數之制﹐其實際情
況也與第一條同﹐都是殷代儒者最為習慣的工作。對於第三條所謂同姓不婚之制的創建﹐
或許不是殷代儒者最先提出﹐而是周人的新意識﹐但此種意識既然發生在周初﹐既然寫進
了法典﹐可見此種經驗之積累與意識之積澱必有一個相當的過程﹐決非周初突兀而生的新
觀念。
周朝建立之後不久﹐那些被視為儒者的殷遺民﹐除了個別人物不願與新政權合作外﹐
絕大多數都不同程度地介入周人的建國事業。周人為了安置這些知識分子型的儒者﹐便隻
好在新政權的權力模式中盡可能為這些人安排適當的角色或位置。《禮記‧王制》說﹐“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
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樂正崇四術﹐以四教順先王《詩》、《書
》、《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
子、王子、群後之大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受焉。"《禮記》雖為晚
出﹐但它所描述的這些事情似應是周初往事的追述﹐細節容或有誤﹐但其大要應是周初儒
者的主要功能。
至於這些儒者在周初所可能擔任的職務及名稱﹐另一部晚出的儒家經典《周禮》﹐在
其《大宰》篇中曾有詳盡的規范﹕"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鄭國。一曰治典﹐
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憂萬民﹔三曰禮典
﹐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
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凡此
種種﹐不敢說就是儒者之職﹐但至少治典、教典與禮典應與儒者的職業性質有關。它在下
面說得更明白更具體﹕"以九兩以系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
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
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其他幾項我們暫且不說﹐這裡既然明
確地提及儒及其功能﹐由此可見﹐包括儒學在內的先秦諸子即便不像胡適說的那樣並不出
之於王官﹐但在其發展過程中﹐都曾存在一個由在野而分散的子學上升為王官的過程。否
則﹐我們便不易理解春秋末期的學術下移運動﹐更無法理解包括孔子在內的早期儒學人物
何以動輒將儒學的歷史追溯到周初﹐並歸功於周初那幾位開明的執政者。
對於西周前期的歷史來說﹐儒的官學化顯然有助於周朝政治的發展與和諧﹐尤其是這
些儒者鑒於殷亡的教訓而進行的制度興革﹐更有助於西周前期的政治穩定。據《史記‧周
本紀》說﹐周公將政權交給成王之後﹐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襲
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成王去世之後
﹐康王即位﹐康王遍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中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
寧﹐刑錯四十余年不用。為周朝的發展與穩定贏得了一個可貴的時機。
然而﹐那種內外安寧的局面並沒有持續很久﹐康王卒﹐昭王即位﹐西周的政治結構已
呈現出些微裂痕﹐"王道微缺"﹐昭王南巡不退﹐命且不保。《帝王世紀》記載此事說﹕"昭
王德衰﹐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
沒於水中而崩。其有辛荌A頁□矍葉轡□□握竦猛□□莧嘶渲□?"可知昭王南巡的結果對周
人來說實在是一件難以啟齒的事情。
昭王之後﹐相繼為天子的有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和厲王﹐在他們統治的那
些年裡﹐西周政治景象不僅沒有絲毫好轉﹐而且每況癒下﹐王道衰微日甚一日﹐以致出現
難以入耳的民謠刺諷王室。尤其是厲王即位之後﹐西周政治除了原有的周王室與諸侯之間
的矛盾尚未化解外﹐又因厲王本人"好利"以及殘暴性格而更加重了西周王朝的政治危機﹐
結果引起國人的集體反抗﹐厲王被迫出逃。
厲王出逃為西周政治的發展贏得了契機。於是召公、周公三相行政﹐號曰"共和"﹐經
過長達十四年之久的共和改良﹐二相乃共立太子靜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
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此即史書中津津樂道的"宣王中興"。
宣王在位四十六年﹐繼其位者為幽王。幽王之時﹐西周政治的衰敗景象再次呈現﹐且
因內外矛盾的糾纏更嚴重於往昔﹐再加上幽王個人生活的極度不檢點和用人不當﹐結果﹐
在周邊諸侯的攻擊下﹐幽王被殺於驪山。其子繼位為平王﹐但平王已無法按照既有的模式
統治下去﹐於是有平王東遷之舉﹐周朝政治由此發生重大轉折。
縱觀西周政治發展﹐尤其是它在康王之後不斷走下坡路的事實﹐我們覺得除了歷史上
的"積久必弊"的慣性運動外﹐實際上可能與周初政治設計存在相當的關聯﹐當然也與殷遺
民中的那些儒者的政治勸告不無關系。我們知道﹐周初以道德為本位的政治設計﹐其核心
是維護以周天子為中心的等級秩序﹐它所強調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以及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等原則﹐顯然都是鑒於殷亡的教訓。但是﹐這種以周王室為中心的政治設計雖然
有助於周初政治的穩定與發展﹐但它畢竟忽略或無視了諸侯國和國人的利益。再加上康王
之後諸天子個人素質上的關系﹐這些矛盾在舊秩序的體制內顯然已無法解決﹐那些儒者所
持奉的官學便也由此而喪失"以道得民"的功能﹐同樣面臨著必不可免的變革。
從西周已經發生的情況看﹐以儒者為中心的官學雖在周初基本形成﹐但在其隨後的發
展過程中﹐由於一味強調道德本位和以天子為中心﹐因而也時常陷入思維誤區﹐終於伴隨
著西周政治的頹廢而頹廢。結果純道德的說教變得軟弱無力﹐尤其是執政者更不願受道德
的束縛﹔天子的中心地位也隨之動搖﹐權力的中心由周王室向諸侯方面轉移。
這種趨勢在平王東遷之後並沒有停止﹐相反卻因諸侯國的不斷強大而癒演癒烈。周王
室雖然在名義上依然是天下的共主﹐但在實際上已下降到諸侯國的地位﹐不復有控制諸侯
、一統天下的力量。
與此政治趨勢相伴而行的﹐在思想文化上便是由先前"皆原於一﹐不離於宗"的官學形
態向多元化、多極化發展﹐統一的官學終於演生成為各個諸侯國服務的"私學"。《莊子‧
天下篇》在描述這一學術轉折過程時說﹕"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
焉以自好。比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
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
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
﹐道術將為天下裂。"此即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競起的政治背景與文化背景。
至於諸子百家競起以及西周官學如何向春秋戰國私學的轉化﹐《莊子‧天下篇》並沒
有更多的分析。史料闕如﹐我們也不便妄加推測。但有一點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那就是
伴隨著政治上的分裂﹐即由周天子的一統天下向群雄過渡的時候﹐周王室的能力癒趨縮小
﹐官學中的人即便出於生存的本能需要﹐也要逐步地脫離周王室而向諸侯國轉移﹐更何況
官學中的人大都潛存著一種"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思想傾向呢?故而我們看到﹐後世諸子﹐不
論是儒家﹐還是道家、法家、刑名家等﹐隻要留心追蹤它們的思想起源和背景﹐莫不與西
周官學有相當深切的關系。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諸子皆出於王官並無大錯﹐章太炎《諸
子學略說》指出﹐"當時學術相傳﹐在其弟子﹐而猶稱為家者﹐亦仍古者疇官世業之名耳。
《史記》稱老聃為柱下史﹐莊子你老聃為征藏史﹐道家故出於史官矣。孔子問禮於老聃﹐
率以刪定六藝﹐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為成王師﹐其後墨翟亦受學於史角。
陰陽家者﹐其所掌為文史星歷之事﹐則《左氏》所載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是也。其他雖
無徵驗﹐而大抵出於學官。"如果將章氏的這種說法放在西周的背景下來考察﹐我們覺得這
種分析並無大錯。
問題在於﹐西周官學向春秋末年私學的轉化究竟是通過怎樣的一條途徑?包括章太炎在
內的前輩學者與時賢似乎都略於分析﹐而直接認定是因為春秋末年私人公開講學者蜂起﹐
故而官學逐漸式微。確實﹐從已有文獻看﹐大約在春秋末年與孔子的時代相當﹐私人公開
聚徒講學者並非孔子一人﹐而是一種時代風氣。據《論衡‧講瑞篇》記載﹐少正卯在魯﹐
與孔子一樣聚徒講學。孔子之問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
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尤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由此可知﹐當時不僅私
人講學蔚然成風﹐而且在聚徒講學的過程中也出現了相當的競爭。這都是不易的事實。然
而我們現在需要追問的是﹐孔子既然畢生汲汲待售﹐奔走公門﹐何以不像他們的先輩那樣
於學官中村生活﹐何以萬念俱灰不得已退而聚徒講學呢?顯然﹐這便不是因為私學興起而官
學沒落﹐恰恰相反﹐是官學的沒落而導致了私學的興起。這便是孔子所說的"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也是時諺所謂"禮失求諸野"。由此我們推想當時的情況可能是﹐伴隨周天子地位
的下降﹐中央官學中的一些人紛紛離開周王室﹐或奔赴各諸侯國求售﹐或潛入民間潛心於
學術。故而伴隨這一轉折﹐原在中央官學各司其職的人物﹐便將所學帶到新的地區﹐於是
隨著形勢的變化和發展﹐這些不同特色的學術流派便自然形成。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諸
子百家的源頭大概都在於王官﹐即官學﹐而官學的成立如前所述又是殷遺民中的儒者。故
而可以說﹐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就其本質而言則是同源而殊流。
--
悲夫﹗古書之不存。
※ 來源:‧水木社區 newsmth.net‧[FROM: 211.151.9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