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文化復古與民族新文化建設
經過新文化運動的打擊﹐儒學本已成為歷史的陳跡。然而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
期﹐由於各種原因的促使﹐儒學又有了復興的跡象。樑漱溟、張君勵、熊十力等人對儒學
的新解釋是這種復興的一個原因﹐而當時政治上的需要也是儒學復興的一個重要原因、當
時的中國處於軍閥混戰的時期﹐為了爭得正統的地位和合法性﹐這些軍閥差不多都在鼓吹
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性﹐這既是為了與正在形成重要勢力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相抗衡﹐也是
軍閥之間爭權奪利的一個手段。尤其是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於1927年成立之後﹐文化復古就
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化活動﹐而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的意義。他們拉來孔子作招牌﹐要求
人們對孔子繼續崇敬乃至跪拜。這當然是對新文化運動的反動。特別是戴季陶這樣的御用
文人﹐以曲解的手法將孫中山孔子化﹐將三民主義儒學化﹐從而使儒學不僅重新獲得合法
的地位﹐而且與官方意識形態的三民主義相結合﹐取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成為中華民國
的立國之本。蔣介石說﹐孫中山的思想是中國傳統尤其是儒學道統的真正繼承者﹐就是繼
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三民主義就是從仁義道德中發生出來的﹐是혿
國固有的道德文化的結晶。這既是中國的國魂、民族精神﹐又是中國立國的精神和基礎。
它的核心﹐如果從倫理和政治方面講﹐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因此﹐他認為﹐要恢復民
族精神﹐要使中國的國家民族復興﹐就要先恢復中國固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民族道德
。也就是要恢復《大學》中講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顯然﹐蔣介
石的這種解釋既是對孫中山思想的曲解﹐也是對儒家思想的利用。他的真實目的﹐當然是
想以儒學控制人心﹐重建秩序﹐以維護其一黨獨裁的政治統治。
也正是基於這種政治考慮﹐蔣介石在1929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
》中﹐明確提出以中國傳統道德中的所謂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五
達道(即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三達德(又稱武德﹐即智、仁、勇)等等
作為中華民國道德教育的基本內容。到了1933年﹐蔣介石為了反共的需要﹐於軍事極為吃
緊的關頭﹐親自發動所謂"新生活運動"﹐以期在更大的范圍內鼓吹文化復古主義。翌年﹐
南京政府明令規定每年的8月27日孔子誕辰為國家紀念日﹐全國奉命舉行重大的孔子誕辰紀
念會。是年2月﹐蔣介石主持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會﹔7月﹐又在南昌成立總會。新生活運
動的本意﹐無疑是為了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活動﹐這在蔣介石的幾次講話中講得非常明
白。他曾對他的心腹說﹕"你們光喊攘外安內和擁護領袖還不行﹐應該從范圍更大的整個民
族文化前途著眼﹐提出我們反對什麼和要求什麼﹐這才能建立起一個巨大文化思潮來更有
力地反對共產黨。"至於新生活運動的核心內容和基本原則﹐蔣介石也親自規定為"禮義廉
恥"四個字﹐要求全體國民將禮義廉恥四維完全表現在每一個人的衣食住行上面﹐始終不懈
地堅持下去。顯而易見﹐新生活運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鞏固其一黨獨裁的法西斯統治。
對於國民黨利用儒學進行的法西斯統治宣傳﹐中國共產黨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起而
反對。周恩來在《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中說﹐蔣介石所強調的四維八德是一種抽象的道
德﹐若一按諸實際﹐則在他身上乃至他領導的統治群中﹐真是亡理棄義﹐寡廉鮮恥。張東
蘇也在《現代的中國怎樣要孔子?》一文中說﹐南京政府當局忽然尊孔起來了。然而很不巧
!正值日本人也在那裡尊孔﹔滿洲國也正在尊孔。孔子的思想確實應該尊重﹐但是從事於此
的人必須躬行實踐﹐應該用自己的行動而不僅僅是言論來尊孔。然而不幸得很﹐中國歷史
上的尊孔者幾乎從來都是利用孔子。他們利用孔子做了無數的罪惡﹐卻不曾被人們發現﹐
於是一概記載在孔子的帳上。於是推崇孔子的人癒推崇孔子﹐而痛恨孔子的人便癒痛恨孔
子。
正是基於這種政治現實﹐在蔣介石提出尊孔之後﹐一些不通文量的軍閥也開始利用孔
子為自己服務。據胡適《南遊雜記》記載﹐他在1935年初南遊兩廣的時候﹐發現南方的軍
閥如陳濟棠等人對孔子的作用特別偏愛。陳在廣東不但提倡古文﹐反對用語體文﹐而且明
確提倡讀儒家的經書。他明確表示自己的態度說﹕"讀經是我主張的﹐祖孔是我主張的﹐拜
關(羽)岳(飛)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我民國十五年到莫斯科去研究﹐我是預備
回來做紅軍總司令的。但我後來覺得共產主義是錯的﹐所以我決心反共了。"還說﹐他在廣
東的兩大政策﹐一是生產建設﹐一是做人。在生產建設方面﹐可以盡量用外國機器﹐外國
科學﹐甚至於不妨用外國工程師﹔至於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就必須到中國古文化裡去
尋找。這就是他主張尊孔讀經的理由。
也正是基於這種政治現實﹐如張東蓀所說﹐尊孔的人越來越尊孔﹐反孔的人必然越來
越反孔。胡適在聽了陳的理由之後感慨地對陳說﹕"五千年的老祖宗﹐當然也有知道做人的
。但就絕大多數的老祖宗來說﹐他們在許多方面實在夠不上我們‘做人’的榜樣。舉一類
很淺的例子來說罷。女人裹小足﹐裹到骨頭折斷﹐這是全世界的野蠻民族都沒有的殘酷風
俗。然而我們的老祖宗安然行了一千多年。大聖大賢﹐兩位程夫子沒有抗議過﹐朱夫子也
沒有抗議過﹐王陽明、文文山也沒有抗議過。這難道是做人的榜樣嗎?"
正當胡適對南方的尊孔讀經復古運動深感憂慮和起而反對的時候﹐何炳鬆、陶希聖、
薩孟武等上海十位名教授聯名於1935年1月10日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他們在
宣言中悲哀地嘆息﹐"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冶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
的內容形式﹐已經失去他的特征。由這沒有特征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
漸地不能算得中國人。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裡面固然
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裡面也幾乎已經沒有了中國人。"他們主張不能任其推移﹐而
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裡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征﹐要求必
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為此﹐他們提出幾項具體主張﹐即要注意中國日前地域、
時代的特殊性﹐對固有的文化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其可讚美的良好質地
、偉大思想﹐當竭力為之發揚光大﹐以貢獻於全世界﹔而可詛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
則當淘汰務盡﹐無所吝惜。對歐美文化也復如此﹐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盤承受的
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進來。吸收的標準﹐當決定於現代中國的需要﹐“要言之﹐中國是既
要有自我的認識﹐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閉關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決
心。”
從表面上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主張具有明顯的折衷調和傾向。但從中國文化建設
的長遠觀點看﹐這種主張無疑是有害的﹐是"頗感覺失望"的。當然要激起學界的反對和批
評。最先也是最嚴厲批評這種見解的是以主張全盤西化著名的陳序經。他認為﹐對於已經
落後的中國文化來說﹐最要緊的是要認識文化的時代性和普遍性﹐而任何堅持中國特殊的
理由﹐都隻能成為復古和倒退跑借口。所以他主張在目前的情勢下﹐為了中國的進步與發
展﹐與其主張折衷調和﹐不如主張全盤西化。主張全盤西化當然並不意味著西洋文化之在
今日已到了盡善盡美的地位。其立論的基本根據是﹐中國文化根本上既不若西洋文化之優
美﹐而又不合於現代的趨勢和環境﹐故不得不徹底將其全盤西化。這裡的西化尤其是全盤
西化不是別的﹐而是世界化和現代化。陳認為﹐在實質上﹐在根本上﹐所謂趨於世界化的
文化﹐與所謂代表現代化的文化﹐無非就是西洋的文化。所以他堅信百分之一百的全盤西
化﹐不但有可能﹐而且是一個較為完善較少危險的文化的出路。
當這場爭論剛剛開始的時候﹐胡適並不在北平。但由於爭論的過程中陳序經在文章中
涉及到胡適﹐並將胡適定性為折衷論者﹐因而迫使胡適不能不站出來說話。他在是年3月1
1日為《獨立評論》第142號所寫的《編輯後記》中明確表態說﹕"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但
我同時指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所以﹐此時
的中國沒有別的路可走﹐"隻有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
自然會使他成為這種調和的中國本位的新文化。"據此﹐他宣布﹐他是完全讚成陳序經先生
的全盤西化論的。
當中國本位論者與全盤西化論者爭論正熾的時候﹐中國的民族危機日趨加深﹐中日之
間的全面戰爭不可避免地爆發了。在這種情勢下﹐全盤西化論者隻得收起論戰的武器﹐而
民族文化復興論者的勢力則自然得到壯大。後者成員來自各種政治陣營﹐他們的一個共同
願望都是在民族危機的歷史關頭能為中華民族提供一種精神力量和智慧資源。郭沫若在19
37年所寫的《理性與獸性之戰》一文中說﹐復興民族就是要復興我們民族的精神﹐就是要
保衛住我們中華民族三千年的文明﹐保衛文化的責任現在是落到我們中國人﹐尤其是中國
的文化人的肩頭上了。我們不僅要爭取我們民族的自由、祖國的獨立﹐我們同時要發動至
大至強的理智力來摧毀敵人一切矯偽的理論﹐暴露敵人的一切無恥的陰謀﹐廓清敵人的一
切煙幕的言論﹐以保衛世界文化的進展﹐人類福社的安全。這就明確提出中國文化人在抗
戰時期負有保衛中國文化、重建民族精神的重大責任。
綜括抗戰時期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全部情況看﹐可以說盡管存在著許許多多的爭論與沖
突﹐但在民族精神的復興與重建這一點上﹐幾乎包括左中右的各派學者都有相當一致的基
本共識。他們都在竭盡自己的智慧與能力﹐從哲學、學術層面証立我中華民族不畏強暴的
抵抗精神和熱愛和平的根本特性。比如新儒學的重要代表人物熊十力﹐在抗戰之前致力於
儒家思想的返本開新﹐從事於純哲學的創造。但當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熊十力在顛沛流
離之際﹐深感喚醒民族精神之重要﹐在著力於形而上思考的同時﹐不廢講學﹐並撰寫《中
國歷史講話》一書﹐倡言五族同源﹐提倡民族精神﹐推論"日本決不能亡我國家﹐亡我文化
﹐亡我民族"﹐表現了中國思想文化界知識分子的優世情懷、樂觀精神和哲人的窖思。
如果能夠深切地了解抗日戰爭時期﹐特別是其早期的國內民眾的一般情緒﹐我們便很
容易理解思想文化界倡導保衛中國文化、重建民族精神的活動並不是把人憂天﹐而是具有
相當明確的針對性。當抗戰剛剛爆發的時候﹐中國的綜合國力確實不如日本﹐中國軍民起
而抗戰確實帶有被迫的意味。因此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裡﹐國內確實彌漫著一股悲觀主義
的氣氛﹐確實有相當一部分人擔心抗戰究竟能否獲得勝利。國人的情緒在很大程度上正像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描述的那樣﹐"身受戰爭災難﹐為著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奮鬥的每
一個中國人﹐無日不在渴望戰爭的勝利。然而戰爭的過程究竟會要怎麼樣?能勝利還是不能
勝利?能速勝還是不能速勝?很多人都說是持久戰﹐但是為什麼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
很多人都說最後勝利﹐但是為什麼會有最後勝利?怎樣爭取最後勝利?這些問題﹐不是
每個人都解決了的﹐甚至是大多數人至今沒有解決的。於是失敗主義的亡國論者跑出來向
人們說﹕中國會亡﹐最後勝利不是中國的。"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認為﹐這一半是因為客
觀事變的發展還沒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質﹐還沒有將其面貌鮮明地擺在人們面前﹐使人
們無從看出其整個的趨勢和前途﹔另一半則是因為我們的宣傳解釋工作還不夠。鑒於這種
狀況﹐我們反觀思想文化界重建民族精神、保衛中國文化的努力﹐便自然很容易理解其價
值和意義。
思想文化界保衛中國文化、重建民族精神的努力是多方面的。但鑒於抗戰時期的特殊
形勢﹐保衛中國文化﹐重建民族精神的本質說到底就是要重提和強調對外抵抗的不妥協主
義﹐即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是一個復雜的概念﹐它在中國歷史上的正面功能﹐便是當異
族入侵的時候﹐比較容易喚醒國人的覺悟﹐形成極強的民族凝聚力﹐一致對外﹐從而贏得
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為民族的再生與發展開辟通途。但是另一方面﹐不論民族危機多麼嚴
重﹐如果一味飽憮ｭ獑e□褡逯饕澹□□倘揮兄□諢叫壓□私□脅煌仔□牡摯梗□□站懇?
其狹隘性的見解﹐極容易形成固步自封的排外心態﹐從而有害於民族的再生與發展。尤其
是那種民族啟信心和民族文化優越感如果經過不恰當的夸張﹐從長遠的觀點看﹐無疑弊大
於利。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抗戰時期的中國思想文化界在重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的同
時﹐也多少有意無意地夸大了民族文化的優越性﹐其最直接的後果便是導致了五四新文化
運動主體精神的中斷﹐並不同程度地造成文化復古主義的復活。出如錢穆﹐在抗戰時期自
念萬裡逃生﹐無所貢獻﹐復為諸生講國史﹐倍增感慨。在弘揚民族精神、重建民族自信心
方面﹐確實做出了突出性的貢獻﹐但是畢竟囿於當時的特殊環境﹐錢穆在思考中國文化的
過去、現在與未來時﹐未免落入民族文化自尊自大的舊窠臼﹐表現出濃厚的文化復古主義
情緒。
他認為﹐中國文化從根本上並不錯﹐中國文化的未來決不能寄托在一切向西方學習這
種幼稚的想法上面﹐而有待於進行調整和更新。同時他還強調﹐這種調整和更新的動力並
非來自西方文化﹐而必須來自中國文化系統的內部﹐他相信﹐隻有這一文化系統在經過現
代洗汰之後仍能保持傳統的特色﹐中國才算獲得了新生。如果僅從文化演進的觀點看﹐錢
穆的分析多少有些道理﹐但是如果結合他所要保持的究竟是哪些特色﹐則明顯是一種文化
復古主義。他說﹐中國的文化不但沒有走到盡頭﹐而且如今仍然要繼續著。"所以我對中國
文化仍抱樂觀﹐中國的文化未老未死﹐缺點是有的﹐隻看中國將來怎麼辦嚴那麼怎麼辦呢
?錢穆強調﹐一定要恢復中國固有的道德﹐這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忠孝仁愛信義
和平等等。顯然﹐不論這種觀念有多少道理﹐它實際上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動﹐是文
化復古主珔j誑谷照秸□庖惶厥飫□誹跫□碌母椿睿□竊謁□?"中國化"的招牌下反對馬克
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反對中國走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對此﹐胡繩當年批評
道﹐錢穆等人的折衷見解﹐在根本上是復古﹐也是排外﹐因為他是把一切外國的東西﹐從
中國舊文化的傳統立場上看去是新的、不適宜中國的東西都加以排斥﹐它排斥一切西洋文
化中對於當前中國的現實具有進步意義的東西。但它卻看出了在西洋文化史上也還有時期
的不同﹐也曾有過一個時期﹐西洋文化與中國文化隻是"貌異神同" 看出這點倒是對的﹐因
為中國傳統文化是封建時代的文化﹐而歐洲也有過它的封建時代的文化。但從此出發﹐認
為中國文化自己要向後轉﹐並和向後轉的西洋文化合作﹐這卻是拿人類文化史開玩笑了。
面對文化復古主義的逆流和新儒學的鼓噪﹐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的進步文化勢力進行
了堅決的批判和反對。胡繩在批評馮友蘭的新理學時說﹐馮氏的新理學就其本質而言不過
是中國老哲學圈子裡理論的雜蕪、混亂和空虛的一種表現﹐是和現實脫離的傾向﹐它忘記
了哲學與大眾的關系﹐和實際生活的關聯。陳家康也指出﹐由於馮友蘭的新理學將真際與
實際分開﹐且不從實際肯定真際﹐僅僅從形式邏輯上肯定真際﹐結果便是最哲學的哲學脫
離實際﹐所以不是實理﹐同時也不是真理。趙紀彬認為﹐馮友蘭自謂新理學是"講理之學"
不妥。因為宋明以來﹐不僅理學家講"理"﹐心學家實際上也許"理"。理學之所以為理學﹐
並不在於講理﹐而在於其有講理的特征和方法。就特征和方法而言﹐理學家將理氣二本﹐
心學家以反對理氣工本為緣起﹐而持心本論。反理學家則基於物本論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
。而馮氏的新理學以"不切實際﹐不管實用","不合實用","不問內容"為特征﹐那麼在方法
上實際是承襲程朱理學而有些微創新盧口"以真際為根本﹐個物為派生﹔真際之有不在個物
﹐而個物之有則為真際所規定"﹐結果便是一種"客觀的心本論"。
對於國民黨官方利用儒家思想以維護其獨裁統治的做法﹐中國共產黨人更是進行了堅
決的批判﹐比如對陳立夫、蔣介石等人反復宣揚的儒家一些道德倫理觀念如"誠"的觀念﹐
胡繩就明確地指出這種宣傳的目的不外乎是消滅人民大眾的自覺。因為在長期的東方專制
主義政治統治下﹐"誠"這個概念本是為了說明人的合理關系而產生﹐卻在神秘主義的外衣
下被抬上神聖的殿堂﹐使人們頂禮膜拜﹐作為欺騙與麻痹人民的思想工具。由此﹐在東方
專制主義下的"誠"的神秘性﹐就和近代最反動倒退的、反對人民大眾的法西斯思想一脈相
承。
理論是行動的指南。中國共產黨在批判各種文化復古主義、保守主義的同時﹐也著力
於自己體系的創建。1940年初﹐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正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
待文化傳統尤其是儒學的基本立場。他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多年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
和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一切這些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
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
。建設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
為了建設新文化﹐必須說明中國的舊文化。毛澤東認為﹐中國自周秦以來佔統治地位
的文化是封建的文化﹔近代以來由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中國近代佔統治地位的文化則
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他說﹐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
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
理的文化機關之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於
這一類。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
尊孔設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
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兄弟﹐它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
化。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革命的對象﹐都是應當廢除的。不
把這些東西打倒﹐什麼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
至於中國共產黨人所要建立的新文化﹐據毛澤東說﹐就是新民乏主義文化。所謂新民
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文化。"
這種文化﹐隻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
都是不能領導的。所謂新民主主義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
封建的文化。這種新文化的特點﹐按照毛澤東的概括具有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
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別的民族的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相聯合﹐
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發展的關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決不能和任何別的民族的
帝國主義反動文化相聯合﹐因為我們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國應當大量地吸收外國
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
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啟蒙時代的文化
﹐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
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
部分﹐然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可生吞活剝地毫無批
判地吸收。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
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外國任何好的東西﹐都要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
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對於中國自己的民族文化遺產﹐毛澤東主
張批判地繼承。他在同時期所作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說﹐學習我
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予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
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
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
山﹐我們應當給予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
要的幫助的。
二是科學的。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
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在這一點上﹐中國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
能夠和中國還有進步性的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者和自然科學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統一
戰線。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
線﹐但是決不能讚成他們的唯心論和宗教教義。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毛澤東認為﹐中國在
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
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
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
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
經濟發展而來﹐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
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
辯証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讚揚任何封建的毒素。
三是大眾的﹐因而是民主的。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文化應當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
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的﹐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
通過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不僅區分了中國的舊文
化和新文化﹐而且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在文化建設問題上應取的態度﹐那就是對傳統文化批
判地繼承﹐拒斥其糟粕﹐吸收其精華﹔對外來文化﹐有選擇地吸收﹐但必須通過民族形式
的轉化﹐使之成為中國民族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顯然﹐這種文化觀要比文化復古主
義、文化保守主義﹐以及國民黨利用傳統文化進行獨裁統治都更有道理﹐更有說服力。因
而這種主張既是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光輝旗幟﹐也是近代中國中西古今文化論爭的科學總
結﹐是百年來國人在文化問題上基本可以達成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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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夫﹗古書之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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