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明代﹕理學的式微與心學的崛起
第一節 理學的官學化及其式微過程
朱元璋尊崇儒家思想的實際內容﹐其實隻是程朱理學。早在洪武三年﹐朱元璋就下令
在科舉制度的鄉試、會試中﹐一律采用程朱一派理學家對儒家經典的標準注本﹐竭力提高
程朱理學在官方學說中的地位﹐致使程朱理學出現前所未有的盛況。正如陳確聽說﹐"世儒
習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非程朱﹗"永樂年間﹐明統治者接受儒家學者的建議﹐下令由官
方出面﹐編修有關程朱理學的著作﹐由此開啟官修理學書籍的先聲。1415年﹐由明成祖親
自主持和作序﹐由胡廣、楊榮等人具體負責的《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
》開始編修﹐這明顯標志著程朱理學官學化的完成和確立。此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盡廢
古注釋不用﹐程朱理學不僅成為明朝八股取士的唯一學術根據﹐而且成為牢籠天下人心的
唯一憑借。
程朱理學的官學化一方面提高了理學的地位﹐有助於統治者利用程朱理學進行政治統
治﹔然而另一方面﹐這種官學化的過程﹐對於儒家思想的發展實際上是弊大於利。因為任
何思想一旦定於一尊﹐都勢必導致其活力的減弱和式微。其最突出的表現﹐便是當時的學
者不僅缺少思想的創造﹐而且在學術上也極少創新﹐劃地為牢﹐一依程朱的范圍。如明初
名儒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吳與弼、胡居仁等﹐雖然名氣頗大﹐但其思想和學術貢
獻卻極少。
在上述諸名儒中﹐宋濂是宋元以來金華朱學的傳人﹐是元明易代之際承前啟後的大理
學家﹐其學以程朱理學為家。他對明初禮樂制度的制定超過相當大的作用﹐其理學思想也
對後來影響甚巨﹐是有明三百年首倡"鐘呂之音"的人物。然而如果對其思想進行分析﹐可
見其獨特的貢獻殊少。他的理學思想屬於典型的朱學系統﹐以為世界之所以有萬物和萬物
的變化運動﹐主要是因為"元氣"的作用。而元氣的背後﹐則是"天地之心"即理的主宰。顯
然﹐這與朱熹所講的理氣關系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他的思想也雜有佛教和道教的因素﹐甚
至公開援佛大儒﹔另一方面﹐作為金華學派的傳人﹐他又對浙東功利之學相當傾心﹐主張
用性﹐立事功﹐著之民用﹔又曾學於呂祖謙的後學李大有﹐故而其學又有目學重經制、典
籍的特點。
方孝孺是宋鐮的學生﹐其思想見解上承宋鐮﹐而安出於朱熹。他一方面遵從朱學博學
致知的功夫﹐同時叉主張踐履篤實。強調學問要和事功、踐履結合起來﹐主張齊家為治國
之本﹐而齊家又以《周禮》中的宗法制為遺典大法﹐企圖以《周禮》的模式來改造現實社
會。在對待佛教與道教的態度上﹐他與宋濂稍有不同。宋濂出入於二教﹐方孝孺則以工教
為叛道者﹐公開聲言要驅逐佛教﹐有"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真相仲伯﹐故為有明之
學祖也"的聲譽。曹端與方孝孺同時而稍後﹐是明初北方一大儒﹐其學術為明初理學之冠。
他畢生專心性理﹐躬行實踐﹐倡明儒學﹐排斥佛教與道教。他讀宋儒《太極圖》、《通書
》、《西銘》等書﹐深嘆"道在是矣"。遂篤志研究﹐用力極深。他所說的太極﹐就是理。
理是萬物之原﹐是萬物的主宰。理與氣的關系﹐是理取氣﹐而不是朱熹所說的"理之乘氣﹐
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大亦與之一出一入。"其實﹐他和朱熏一樣﹐都是把理與氣
視為二物而非一物。因此他強調﹐為學欲至乎聖人之道﹐必須從太極上立腳跟。不過﹐他
在尊崇程朱的同時﹐也並不完全株守程朱﹐而對陸九淵的心學也有相當的傾心﹐具有一定
的心學傾向。他說﹐"事事都於心上做功夫﹐是入孔門的大路。"這種事心之學﹐主要是在
一念萌動的瞬間下功夫﹐即偏重於自思反省。顯然這是向陸九淵心學的靠攏。
繼曹端而起的是薛瑄。薛瑄開北方"河東之學"﹐門徒遍布山西、河南、關隴一帶﹐蔚
為北方朱學之大宗。薛瑄為學﹐一主程朱﹐注重恭行。在他看來﹐儒家學術發展到朱熹﹐
"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恭行而已。"認為《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已
將道理說得很明白﹐道統正傳全在於是﹐舍此而他學﹐哪裡還有什麼學問可言呢?正是由於
他格守宋儒的學說原則﹐故而被清儒視為朱學之正宗。其學以復性為宗﹐強調為學隻要知
復性而已﹐所謂學實際上隻是學天理人倫﹐"天地萬物﹐惟性字一字括盡"﹐並留有"七十六
年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的哲理詩名句。至於其復性的方法﹐主要強調朱熹的下學功夫
﹐以為性非特具於心者為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因此功夫之要不在於體會
那些天理﹐而是要在平常的凡事中加以體現。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在理學家極為重
視的理氣問題上﹐薛瑄的基本態度是著力發揮曹端的理氣一體說﹐從而完成對朱熹的理先
氣後說的修正。他說﹕"理氣無先後﹐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
與薛瑄同時並為明初朱學大家的還有吳與強。吳像薛瑄一樣一依宋人成說﹐其不同在
於薛瑄主下學功夫﹐而吳則尋向上功夫。他認為﹐聖賢所言、所行﹐無非是在天理﹐去人
欲。因此﹐要學聖賢﹐就不能舍此而他求。故此﹐他格外強調以身心的修養去變化人的氣
質。其方法﹐就是去讀聖賢的書﹐去體會聖賢的遺言﹐如有不合﹐則當下克己復禮的功夫
﹐務使此心湛然虛明﹐固有之仁義禮智不為外物所勝。這樣﹐即便當不成聖賢﹐那麼應事
也可以最大限度減少失誤。其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為二﹔言功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
察。
由於他提倡靜中體驗﹐兼采朱陸之長。故而其學傳陳白沙(獻章）反而背叛了朱學而開
啟王陽明心學之先河﹐這似乎也意味著朱學的式微與心學的崛起。
吳與弼的弟子有陳獻章和胡居仁。胡居仁雖為吳之弟子﹐但其學似乎較乃師更為純正
﹐他既不滿於陸九淵﹐也不滿於陳獻章。對前者指為空虛近禪﹐對於後者﹐則視為流於黃
老。故而被《明史》視為是明初諸儒中守朱學之最純者。在理氣問題上﹐他以為理是氣之
主﹐氣是理之具﹐宇宙間隻有實理流行。其學以忠信為先﹐以求放心為要。而最為關鍵的
一點則是如何持敬的問題。他說﹕"聖賢功夫雖多﹐莫切要如敬字。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
有肅然白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敬為存養之道﹐貫
徹始終"。在心與理的問題上﹐胡居仁提出"心與理一"的觀點﹐以為心理不相離﹐心存則理
自在﹐心放則理也失﹔理明則心必明﹐心明則理也著。故而主張"存心窮理﹐交致其功"。
至於窮理的方法﹐在他看來則不止一端﹐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
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
統觀明初的理學﹐這些理學家雖然屬守程朱的遺規﹐但也同時繼續了元朝儒家學者已
開啟的朱陸合流的傾向﹐自覺或不自覺地采納了一些陸學的觀點﹐以完善程朱理學之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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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夫﹗古書之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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