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儒的演變
按照胡適的分析﹐以治喪相禮為主要事務的儒者階層至少在殷代已逐步脫離直接勞動
者而相對獨立。也由於他們脫離直接勞動﹐故久而久之就成為"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非
體力勞動階層。 他們的職業相對低賤﹐收入也相對菲薄。但是由於他們有了相當的余暇時
間﹐從而使他們有條件、有可能且也需要那些禮儀形式與禮儀理論。而正是這種職業性的
需要﹐使得那些原本並不復雜的禮儀形式變得越來越繁瑣﹐越來越需要一個專門的智者階
層才能掌握。《淮南子‧要略》說﹐"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儒﹐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
﹐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這裡所說雖為周代之後的事﹐但我
們由此也不難想見儒者素來所重視的禮﹐在儒學成立之前實際上存在一個由簡而繁的演變
過程。這個過程大體應該發生在殷代﹐否則便無法說明西周初年周公制禮作樂時何來那麼
多的資源憑借。
殷代的詳細情況﹐我們現在知道的還不算太多。但殷人極端重視宗教禮儀﹐則不僅有
古文獻的記載﹐而且有殷墟出土的大量卜辭可以証明。根據《禮記‧表記》的記載﹐孔子
在比較夏商用三代的一般情況時說過﹕"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
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僕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
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盪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
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用巧
﹐文而不慚﹐賊而蔽。"孔子接著評價道﹐"夏道末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
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末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正是殷人的這種宗
教情懷與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氛圍﹐不僅為儒者提供了一個恰當的職業選擇﹐而且為儒者將
殷代的神學文化由簡而繁創造了或者說提供了相當的歷史機遇與時代條件。
正是在這批儒者的不懈努力下﹐殷代神學文化經過一個漫長時期的發展﹐到殷代晚期
與早期相比確乎有了較大的變化。然而﹐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儒者的地位發生了演變﹕
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已由原來隻會治喪作揖的賤民階層而上升為智者階層﹐既掌握了社
會文化的主導地位﹐又演變成為與殷商貴族的利益休戚相關的一個特殊階層。正是從這個
意義上說﹐我們可以不讚成郭沫若在《駁說儒》中的那些論証與較難﹐但我們不能不承認
他對儒者必柔的分析還是獨具慧眼的。他說﹐"儒之本意誠然是柔﹐但不是由於他們本是奴
隸而習於服從的精神的柔﹐而是由於本是貴族而不事生產的筋骨的柔。古人之稱儒﹐大約
猶今之人稱文縐縐、酸溜溜﹐起初當是俗語而兼有輕蔑的稱呼﹐故而在孔子以前的典籍中
竟一無所見。"他在《論儒家的發生》一文中還分析道﹐在過去奴隸制的時代﹐詩書禮樂為
貴族階級的專有品﹐下層人是沒有資格讀書習禮樂的﹐所謂"禮不下庶人"。社會轉變之後
﹐上層階級降落下來﹐代表過去上層階級地位的即"禮不下庶人"的庶人。這一批升上來的
下層階級的庶人﹐過去沒有讀過書﹐習過禮﹐當然不懂這一套﹐現在則覺得禮不可少﹐便
拼命學禮樂。過去的上層階級﹐其生產能力沒有﹐但卻曉得禮樂﹐開始墮落後﹐新興的上
層階級罵他文縐縐的。沒有生產能力﹐後因新興的上層階級要學禮樂﹐故墮落的上層階級
的人﹐又被重視了。這就是儒之所以產生。儒被重視之後﹐儒家便成了一種職業﹐於是便
和農工商一樣﹐成為人們選擇職業的一種對象。
毫無疑問﹐郭沫若基於階級分析方法的這些推論是對的﹐但他在演繹儒者演變的過程
時似乎搞錯了時代。我們在郭氏的研究基礎上繼續分析﹐比較可信的描述似乎應該是﹕儒
在殷商時代的早期﹐或儒發生之初的時代﹐可能還是從直接勞動者中分化出來的一個賤民
階層﹐他們最初的職業性質不外是為人們辦理喪葬等事務﹐由於沒有固定的收入和豐厚的
財產﹐他們隻能仰人鼻息﹐苟且生活﹐從而養成一種柔弱的性格。但是﹐盡管他們沒有固
定的收入和豐厚的財產﹐然而他們久已脫離直接生產勞動﹐他們有的是余暇時間﹐於是他
們利用這些余暇時間鑽研業務﹐將原本並不復雜的禮儀形式復雜化、理論化﹐無意中創造
了一種新的文化。他們也由於這種文化的緣故而逐漸改變生存環境和社會地位﹐他們的職
業性質也由原來單純地為人們治理喪葬事務而擴大范圍﹐舉凡軍國典禮、重大儀式﹐以至
民間的各種帶有文化意味的活動﹐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和參與。久而久之﹐他們便因這
種文化的提升而改變其社會地位﹐由原來的賤民階層提升為平民階層。同時﹐由於他們是
當時社會群體中擁有文化的一部分人﹐他們的地位便極為特殊。一方面﹐由於他們文縐縐
、酸溜溜的職業習慣﹐不僅不被真正的統治階級、貴族階層瞧得起﹐而且在相當多的場合
也為那些直接勞動者所輕視﹐從而使他們的柔弱性格並沒有因為他們地位的改變而改變﹔
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已經躋身為平民階層﹐他們雖然沒有直接成為統治階層、貴族階級中
的當然成員﹐但是由於他們的利益與統治階層、貴族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因而在他們
身上便也存在著貴族式的柔弱性格。這一復雜的演變過程應該在殷商滅亡之前完成﹐否則
便無法解釋胡適所提出的問題﹐即何以儒者在殷周易代之際主要是殷的遺民﹐並且繼續保
留著殷人的生活習慣、文化傳統﹐乃至繼續穿著殷人的衣冠﹔也無法解釋郭沫若的分析﹐
即在時代大變動之際﹐那些儒者何以不代表著新興的上層階級﹐而是具有沒落貴族精神上
和筋骨上的柔性。 殷周之際的更姓易代﹐對於儒者階層來說是一個痛苦的選擇和考驗。鑒
於他們在殷代的發展和演變﹐他們雖然還沒有真正上升為貴族階層﹐但具有相當文化水準
的殷商貴族和具有良好文化氛圍的殷商社會﹐畢竟已為他們留存了相當優越的生存空間。
而他們將要面對的周代統治者﹐雖然生機勃勃、新興向上﹐但畢竟缺少足夠的文化素養﹐
因而時常對這些殷商遺民不夠尊重﹐從根本上瞧不起這些沒落貴族階層。於是在西周建立
的最初階段﹐包括這些儒者在內的殷代遺民便不時與西周統治者發生各種形式的沖突。所
謂周公克殷、踐奄以及東征三年等等﹐都是這些沖突的具體表現形式。
殷代遺民對西周的反抗當然不能成功。到了周公東征勝利後﹐尤其是周公"建侯衛"﹐
即封宋、封衛、封魯、封齊、封燕之後﹐包括儒者在內的殷代遺民實際上已經被遷出西周
統治的政治中心地區﹐而集中在宋、衛、魯、齊、燕等地。於此我們便不難理解這些地區
何以在後來差不多都成為儒學發生的中心地區。他們實際上是把殷商的先進文化帶到這些
地區﹐並在這些地區持續發展﹐於是這些地區既成為儒學的中心地區﹐也即形成使後來人
感到困惑的問題﹐即﹕儒學的最初發生何以基本上都是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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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夫﹗古書之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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