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讀書記（二）
《三國志‧關羽傳》
自《春秋》立法﹐中國歷史著作﹐要求真實和簡練。史家為了史實而犧牲生命﹐傳為美談。微言大義的寫法﹐也一直被沿用。但是﹐讀者是不厭其詳的﹐願意多知道一些。
於是《春秋》之外﹐有三家之傳﹐而以左氏為勝。司馬遷參考《國語》、《戰國策》等書﹐並加實地考察﹐成為一家之言的《史記》﹐對於人物和環境的描寫﹐更詳盡更廣闊了。它適應了讀者的需要﹐而使歷史與文學﹐異途同歸﹐樹立了史學的典型﹐並開辟了文學的現實主義道路。
歷史強調真實﹐但很難真實。幾十年之間的歷史﹐便常常出現矛盾﹐眾說紛紜﹐更何況幾百年前﹐幾千年之前﹖歷史但存其大要﹐存其大體而已。
我國的歷史﹐在過去多為官書﹐成書多在異代。這種作法﹐利弊參半﹐一直相沿﹐至於《清史稿》。
《三國志》在史、漢的經驗基礎上完成﹐號為良史﹐裴鬆之的注﹐實際起了很大作用。但歷代研究者﹐仍以志為主據﹐注為參考。後來﹐歷史演變為文學作品﹐則多采用裴注﹐因為這些材料﹐對塑造的人物﹐編演故事﹐提供了比較具體生動的材料。
史書一變而為演義﹐當然不隻《三國演義》一書。此外還有《封神演義》﹐以及雖不用演義標題﹐實際上也是演義的作品。
演者延也﹐即引申演變之意。但所演變也必須是義之所含﹐即情理之所容。完全出乎情理之外﹐則雖是文學創作﹐亦不可取。就是說﹐演義小說﹐當不背於歷史環境﹐也不背於人物的基本性格。
當然﹐這一點有時很難做到。文學的特點之一是夸張﹐而夸張有時是漫天過海﹐無止無休的。文學作品的讀者﹐也是喜歡夸張的﹐常常是愛者欲其永生﹐憎者恨其不死。
在這種形勢的推動下﹐一部演義小說﹐能適當掌握尺寸﹐就很困難了。
《三國演義》一書﹐是逐漸形成的﹐它以前有《三國志平話》﹐還有多種戲曲。這部書的故事幾乎是家喻戶曉的﹐流傳之廣﹐也是首屈一指的。過去﹐在農村的一家小藥舖﹐在城市的一家大錢莊﹐案首都有這一部“聖嘆外書”。
在舊社會﹐這部書的社會影響甚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謀士以其為知囊﹐將帥視之為戰策。據說﹐滿清未入關之前﹐就是先把這部書翻譯過去﹐遍賜王公大臣﹐使他們作為必讀之書來學習的﹐其重要性顯然在四書五經之上。
在陳壽的《三國志‧蜀志》中﹐《關羽傳》是很簡要的﹕
關於他的為人﹐在道義方面﹐寫到他原是亡命奔涿郡﹐與劉、張恩若兄弟﹐“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終不負先主。
關於他的戰績﹐寫到在“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寫到他誅顏良﹐水淹於禁七軍。
關於他的性格﹐寫到諸葛亮來信說馬超“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大悅﹐以示賓客。
關於他與同僚的關系﹐寫到他與糜芳、傅士仁不和﹐困難時﹐眾叛親離。
關於他對女人的態度﹐本傳無文字﹐斐注卻引《蜀記》說﹕
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啟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啟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關於他的應變能力﹐寫到他因為激怒孫權﹐遂使腹背受敵﹐終於大敗。他這一敗﹐關系大局﹐迅速動搖了鼎足的平衡﹐使蜀漢一蹶不振﹐諸葛亮嘆為“關羽毀敗﹐秭死蹉跌”者也。
陳壽寫的是歷史﹐他是把關羽作為一個具體的人來寫的。
這樣寫來﹐使我們見到的是一個既有缺點﹐又有長處﹔既有成功﹐又有失敗的活生生的人。我們看到的是真正的關羽﹐而不是其他的人﹐他同別的人﹐明顯地分別開來了。
我們既然準確認識了這樣一個人﹐就能從他那裡得到啟發﹐吸取經驗﹐對他發生真正的感情﹕有幾分愛敬﹐有幾分惡感。
《三國志平話》﹐關羽個人的回目有六。《三國演義》﹐關羽個人的回目有十﹐其中二十五回至二十七回﹐七十三回至七十七回﹐回目相連﹐故事趨於完整。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裡談及此書時﹐說﹕“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於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
中國舊的傳統道德﹐包含忠孝節義﹔在歷史觀念上﹐是尊重正統。《三國演義》的作者﹐以人心思漢和忠義雙全這兩個概念﹐來塑造關羽這個英雄人物﹐使他在這一部小說中﹐佔有特別突出的地位。
於是﹐在文學和民俗學上﹐就產生了一個奇特現象﹕關羽從一個平常的人﹐變為一個理想化的人﹐進而變為一尊神。
這一尊神還是非同小可的﹐是家家供奉的。舊時民間﹐一般人家﹐年前要請三幅神像﹕一幅是灶王﹐是貼在鍋台旁邊的﹐整天煙薰火燎﹔一幅就是關老爺﹐他的神龕在房正中的北牆上﹐地勢很好﹔一幅是全神﹐是供在庭院中的。這幅全神像﹐包括天地三界的神﹐有釋、道、俗各家﹐神像分數行﹐各如塔狀。排在中間和各行下面的神像品位最高﹐而這位關羽﹐則身居中間最下﹐守護著那刻著一行大字的神牌﹐神態倨傲﹐顯然是首席。
在各縣縣城﹐都有文廟和武廟。文廟是孔子﹐那裡冷冷清清﹐很少有群眾進去﹐因為那裡沒有什麼可觀賞的﹐隻有一個孤零零的至聖先師的牌位。武廟就是關羽﹐這裡香火很盛﹐遊人很多﹐因為又有塑像﹐又有連環壁畫﹐大事宣揚關公的神威。
關羽廟遍及京城、大鎮、名山、險要﹐各廟都有牌匾楹聯﹐成為歷代文士賣弄才華的場所。清朝樑章巨所輯《楹聯叢話》中﹐關廟對聯﹐數量最多﹐有些對聯竟到了頭昏腦熱﹐胡說八道的田地。
當然﹐有人說﹐關羽之所以成為神﹐是因為清朝的政治需要。這可能是對的。神雖然都是人造出來的﹐但不經政治措施的推動﹐也是行之不遠的。
幸好﹐我現在查閱的《三國志》﹐是中華書局的四部備要本﹐這個本子是據武英殿本校刊﹐所以《蜀志》的開卷﹐就有乾隆皇帝的一道上諭﹐現原文抄錄﹕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內閣奉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謚﹐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為之論定﹐豈得謂公﹖
從前曾奉
世祖章皇帝
諭旨﹐封為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聖烈。朕復於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謚﹐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抄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謚﹐應改為忠義。第本傳相沿日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久遠。其官版及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此旨﹐一體增入。欽此﹗
這就不僅是胡說八道﹐而是用行政方式強加於人了。
至於在戲劇上的表現﹐關羽也是很特殊的。他有專用的服裝、道具﹔他出場之前﹐要放燄火﹔出場後﹐他那種莊嚴的神態﹐都使這一個角色神秘化了。
但這都是文學以外的事了。它是一種轉化現象﹐小說起了一定作用。老實說﹐《三國演義》一書﹐雖如此□赫﹐如單從文學價值來說﹐它是不及《水滸》﹐甚至也不及《西遊記》的。《水滸》、《西遊記》雖也有所本﹐但基本上是文學創作﹐是真正文學的人物形象。而《三國演義》﹐則是前人所譏評的“太實則近腐”﹐“七實三虛惑亂觀者”的一部小說。
把真人真事﹐變為文學作品﹐是很困難的。我主張﹐真人真事﹐最好用歷史的手法來寫。真真假假﹐真假參半﹐都是不好的。真人真事﹐如認真考察探索﹐自有很多材料﹐可寫得生動。有些作者﹐既缺少識見﹐又不肯用功﹐常常借助描寫﹐加上很多想當然﹐而美其名曰報告文學。這其實是避重就輕﹐圖省力氣的一種寫法﹐不足為訓。
《三國志‧諸葛亮傳》
本傳與小說﹐出入較大的﹐還有諸葛亮。小說和戲劇上的諸葛亮﹐幾百年來在群眾中﹐形成了一個固定的形象﹐即所謂搖羽毛扇的人物。還影響了其他歷史小說﹐幾乎各朝各代﹐在爭戰交替之時﹐都有這樣一個軍師﹕《封神演義》的姜子牙﹐《水滸傳》的吳用﹐瓦崗寨起義的徐茂功﹐明朝開國的劉伯溫等等。
諸葛亮在本傳裡﹐是一個非常求實的人﹐是一個實幹家。
陳壽奉晉朝之命修《三國志》﹐蜀漢為晉之敵﹐但他對諸葛亮的評價﹐我以為還是很客觀﹐實事求是的。他說﹕
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
綜覽陳壽所記﹐諸葛亮的一生﹐功勞固然很大﹐失敗和無能為力之處也不少。最後的失敗主要是客觀條件所致。諸葛亮的隆中對策﹐說孫權﹐前後出師表﹐高瞻遠矚﹐文詞質樸﹐情真意誠﹐叮嚀周至﹐感動百代﹐成為名文。他死以後﹐人民哀其處境艱難﹐大功未竟﹐敬仰他鞠躬盡瘁的精神。追思懷念﹐千古不衰。人民願意看到他在文學藝術上的形象。但《三國演義》和一些戲劇﹐把這一人物歪曲了。
最失敗的是把諸葛亮寫成了一個非凡的人。把他寫成了一個未卜先知﹐甚至能呼風喚雨﹐嘴裡不斷念念有詞的老道﹐即魯迅所說近於妖了。
諸葛亮在《後出師表》中﹐曾對後主反復說明﹐世事難以逆料﹐舉出當時很多事例﹐完全是科學態度。
出現如此大的差距﹐原因是作者有意識把這樣一個人物﹐塑造得更高大﹐不知不覺走到反面去了。作者對這一人物性格﹐並沒有認真調查研究﹐作者的學識見解﹐都不足以創造這樣一個人物形象。正如在《水滸傳》裡﹐他寫在鄆城縣當一名書吏的宋江﹐寫得很真實生動﹐到寫當了水滸首領的宋江﹐他就無能為力了。因為他熟悉一個書吏﹐著實沒有體驗過一個水泊首領的生活﹐甚至見都沒有見過。於是隻能以主觀想象出之。宋江和劉備﹐如出一轍。和他相反﹐《西遊記》的作者寫了猴、豬等怪﹐完全以寫人的筆法出之﹐因此﹐猴、豬都具備了完整的性格。寫唐僧亦如此﹐所以唐僧頗具人性。
《聊齋志異》寫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點。凡是小說﹐起步於人生﹐遂成典型﹐起步於天上﹐人物反如紙紮泥塑﹐生氣全無。
群眾是喜愛英雄的﹐群眾可以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一個神﹐但這個神對他們來說﹐隻能起到安慰的作用。群眾有高級的心理、情操﹐也可能有低級的心理、趣味。人可以有作為人的本能﹐也可以有來自動物的本能。文學藝術﹐應該發揚其高級﹐擯棄其低級﹐文以載道﹐給人以高尚的熏陶。
創造英雄人物﹐揚厲高尚情操﹐是文學藝術的理所當然的職責。
其基礎是現實的人和生活。
再現歷史英雄人物﹐不是輕而易舉的。作者除去學的修養﹐還要有識的修養﹐學識淺薄﹐如何創造英雄人物﹖在創作準備上﹐識力不高﹐則應輔之以學。如研究歷史﹐考察地理民俗﹐采集口碑遺跡﹐像司馬遷所做的那樣﹐司馬遷寫了劉、項那樣的英雄人物﹐全從周密的調查研究入手﹐然後以白描手法﹐自然出之。
如果不這樣做﹐那麼﹐創造英雄人物﹐反倒成了很容易的事。今天﹐在文學藝術中﹐假諸葛亮的形象﹐還是不少的。
雖不羽扇綸巾﹐坐四輪車﹐但也多是口中念念有詞﹐不斷發誓賭咒﹐一言而天下定的。
一個作者﹐有幾分見識﹐有多少閱歷﹐就去寫同等的生活﹐同類的人物﹐雖不成功﹐離題還不會太遠。自己識見很低﹐又不肯用功學習﹐努力體驗﹐而熱衷於創造出一個為萬世師、為天下法的英雄豪傑﹐就很可能成為俗話說的﹕“畫虎不成﹐反類其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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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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